羞耻心是反思国民性的绝好命题
我们历来是讲集体主义的。比如在对日问题上，我们一方面高调地说慰安妇是日本军国主义的罪恶，但是在日常生活中，慰安妇又常常是被歧视的，足以折射出民族耻辱和个人耻辱的关系。中国人总是讲忠孝节义，舍身取义，对于弱者有很多的要求，当俘虏都不行。很多当年做过俘虏的志愿军回来以后，几十年都抬不起头来。 这样的例子有很多。比如方先觉守衡阳，与日本人苦战那么长时间，最后，抵抗已经失去意义，想自杀也自杀不成，就放下了武器。他尽到了一个将军的职责。方先觉后来脱身，回到了国民政府，蒋介石对他也还不错，但方先觉个人在舆论之下，仍然抬不起头来。这还是传统的观念在起作用。这里有一个族群和个人，或者集体和个人的关系问题，族群、集体对个人的宽容是很少的。 这不单单是一个反思国民性的问题。我们可以从两个层面来分析。从国民性的角度看，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只管自己不管他人；大难临头一盘散沙，不负责任，民族危亡时刻出卖同胞，当汉奸，这些事例史不绝书，这确实是国民性本身的一些弱点。但是另一方面，中国历来是一个礼义之邦，传统当中，不管是儒家，还是佛家、道家，都有很多道德教化的内容，这些内容并不是完全不起作用的。回想我小时候跟一些老年人打交道，甚至是没有文化的老年人，他们还会遵守一些“老理儿”。因为他的父辈、祖辈都会教人一些做人的道理。 但是，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国家经历了各种政治运动，人整人、人斗人，把人伦和道德都颠覆掉了。而传统的伦理道德颠覆之后，又没有建立起新道德。在这种情况下，忽然又开放了，变成一个商贾逐利的社会。所以，除了国民性的问题，还要反思社会体制本身对文化传统的戕害，从这两个层面来考虑这个问题可能会比较到位。 孔夫子讲“知耻近乎勇”，有一套修身的要求。至于这一套怎么做，人跟人是不一样的，很多人确实也是表里不一的。而弄到公开不顾廉耻的程度，是我们近几十年才出现的情况。过去哪怕有人做一些错事、坏事，他也要讲一番大道理，来证明他的做法是对的，或者是符合正义的。现在很多人连这套说教都省了，直接拆你的房，直接黑你的钱，直接打你的人，根本不跟你讲什么道理，也不给你什么交代。这种直截了当的无耻和以前那种需要遮羞布的无耻还是不一样的，这是文化和人性的彻底堕落。 我经常讲文化与制度的关系问题。我既不是一个文化决定论者，也不是一个制度决定论者，我认为这两者是互为因果的。在坏的情况下，它们是互相促进的，一起扯着往下沉。联想到维权的时候下跪的现象，就很能说明问题。但绝不仅仅是个传统文化的问题，而且是教育的结果，百姓习惯于下跪，没能造就公民。 死要面子活受罪，一些国人那么多无耻的事情都能做得出来，而一旦有人批评他的时候，还会有各种各样的辩解。我觉得，从政治家的角度来看，直接认错其实不丢脸，即便是从策略上考虑，事情可能也会很快地了断，公众会接受你的道歉。承认错误比文过饰非的效果要好得多。 现在的信息渠道太丰富了，说假话、文过饰非，后果比立即认错更惨，还不如有一说一，痛快地承认错误，公众一般都还能谅解。 而想扭转一个文化环境，不是一年两年的事情。现在要做的就是，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的教育，去行政化，让教育回归教育。这是一个国家的底层设计。我们讲了好几年的顶层设计，我们不仅要在体制上作出改变，还要彻底改变整个民族的教育。如果官员和人民都是这么一个教育体制的产物，只培养“标准件”，不培养公民，顶层设计也只能是空中楼阁。■ 【王翔宇荐自《新周刊》2013年5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