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论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论文
院系:管理科学系
专业:人力资源管理
姓名:史可福
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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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三年困难时期”的原因
青海师范大学管理科学系
2008级人力资源管理专业
史可福
内容摘要:1959年-1961年我国经历了“三年经济困难困难”时期。关于主要原因,1978年前一直错误地完全归咎于三年自然灾害,但近年来国内外又发表了一系列文章,认为这三年“风调雨顺”。根本没有自然灾害,“人祸”即决策错误是唯一的原因。本文就从政府决策方面来解释“三年困难时期”的原因,进一步说明自然灾害只是造成“三年困难时期”的一个直接原因,而政府决策的错误也是导致这次“困难时期”的重要因素,因为天灾不可抗拒,人祸可以避免。
关键字:三年困难时期 自然灾害
在当时的国家领导人和广大民众来说,1958年绝对是一个“凯歌行进”的年代。国外,“东风压倒西风,而且将继续压倒西风”。国内,中国共产党八大二次会议胜利召开,大炼钢铁运动取得预期成效,全国共完成钢产量1108万吨,人民公社运动更是开展的如火如荼,粮食亩产量连放“高产卫星”。“一年等于二十年”、“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等激情洋溢的口号响彻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就是在这样一种形势下,当年出版的《建国以来在灾情和工作史料》一书的序言做出了这样的论断:“灾荒,现在看来已经不是什么大问题了。再过几年、十几年,人们就会不知道什么是灾荒了”。天真的人们正满怀豪情的向着没有自然灾害、灾荒的共产主义迈进的同时,灾难却不期而至了。
1958年12月,粮食部党组向中央反映:与1957年同期相比,1958年7月10日粮食征购减少88亿斤,销售和出口增加了52亿斤。10月底,全国粮食库存减少100多亿斤。许多地区因为粮食库存急剧下降纷纷要求调入粮食。这是个不好的预兆。1959年开始,山东省馆陶县一些公社因粮食短缺,食堂停伙,大量农民开始外逃。随之,全国各地普遍出现春荒,各省市共有8228多万人无米下锅,其中河北省最多,山东、河南其次。全国不少地区都开始出现人口大规模外流和局部的饿死人的现象。到1960年春天青黄不接之时,饥饿更像瘟疫一样在全国各地迅速蔓延。
“1960年春荒期间,全国共有1.2亿人口忍饥挨饿,其中山东省3100万人,河北、四川各有2000万人和1500万人,岂至当年5月,北京市粮食库存仅有7天余量,天津只剩10天的库存,而上海已经见底。辽宁省10个主要城市也只有8天的存粮。12月底国家统计局对市场情况作出了分析报告:1—10月累计,粮食收购量比1959年同期下降34%,石油下降42%,棉花下降23%,到1960年9月,各地凭票供应的商品已达30余种。这年的粮食产量,根据1961年的核实,只有2870亿斤,比1957年的3900亿斤下降了26.4%,基本退回到了1951年的水平”。①
连续两年的减产后,1961年的春荒达到了顶峰,全国约有2.18亿人口缺粮。
缺粮人口在1000万以上的就有四川、河南、河北、山东、湖北、辽宁等8省。人们的生活水平大幅度倒退。饥饿遍布城乡,饿死人在各地都不再是骇人听闻的事件。长期的饥饿,使很多人都得了水肿病。被死神召唤的自然是老弱病残,接着就是年轻力壮的劳力。许多公社大食堂开不了伙,社员不得不在自己家里煮红薯叶、野菜。有大量当时的图片显示人们惨不忍睹的饥饿场面,就连树皮也是人们竞相争夺的美食。
1960年政府开始承认1959-1961年的饥荒,并称之为“三年困难时期”,然后又以“三年自然灾害”来诠释饥荒并一直沿用至今。“三年自然灾害”的提出可以作为政府对三年饥荒的一种解释,指出自然灾害这种不可抗因素导致粮食的大量减产,终于由于粮食供给不足导致饥荒。
但引人注目的是,近几年来,根本否定存在“三年自然灾害”的文章不断出现,很多学者对“三年自然灾害”的提出表示怀疑。有人对这三年的自然灾情资料进行分析得出“随着官方文件、领导人讲话和新闻媒介众口一词的宣传‘自然灾害’,加上强制性的思想‘教育’,‘三年自然灾害’这个被反复重复的谎言,终于变成了民众心目中习惯成自然的关于那个困苦难带的代名词”。“根据《中国水旱灾害》一书中1959-1961年全国各省市干燥度距离平均值图,可以发现:1959年全国各省市干燥度距离平均值在正常变化范围之内;1960年全国干燥度略大于平均值,干旱范围比1959年略大,但干旱的程度减轻;1961年从全国来看属于正常年份。因此,从干燥度距离平均值的分析中无法得出这样的结论:在1959年到1961年期间中国经历了一场非常严重的全国性、持续性干旱”。②
甚至有学者认为“不论与其他任何灾年或常年比较,1959-1961年三年灾难时期全国的气候都可以说是天公作美,或者说是历史上的最好时期,‘左’倾狂热及其指挥下的9000万人去大炼钢铁,大办食堂和‘共产风’使人们无心收割庄稼,‘大兵团作战’和瞎指挥的穷折腾,以及农业劳动力大量死亡和患病等等。正是这些人为因素直接和决定性的造成了三年灾难。他显然不是什么‘自然灾害’。所谓‘三年自然灾害’的神话该结束了”③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场劫难呢?
在要弄明白真正原因之前我们因该先了解一下1959-1961年三年是否真正出现过灾情。根据国家统计局,民政部编订的《1949-1995年的中国灾情报告》,我们可以一下当时的大概情况:
中国经常发生的自然灾害是气候(包括旱灾、雨涝等灾害)灾害、洪水、地震等,1958年以前,自然灾害的程度基本为中等或以下。其中1954年的洪水灾害较大,但以受灾面积看仍属‘中等水平’。1959年全国出现了“受灾范围之大,在五十年代是前所未有的”严重自然灾害,受灾面积达4463万公顷,成灾(收成减产30%以上为成灾)面积万公顷,其中承载占受灾面积的30.8%,与历年年比并不高,但集中在主要产粮区河南、山东、四川、安徽、湖北、湖南等省区的旱灾占全国成灾面积的82.9%,而且各种灾害交替出现,对粮食省长的影响十分严重。
1959年1-4月,河北,黑龙江出现严重春旱,影响300万公顷的农作物的生长,黑龙江受旱达4-5寸深,为历史罕见。4-5月霜冻造成华北、黑龙江等地50万公顷农田受灾,与此相反,从2-6月,南方三次出现洪水灾害,珠江、长江、淮河流域洪水泛滥,造成200多万公顷的农田被淹。
1960年,继1959年大灾害后,全国大陆除西藏外又发生了建国后最严重的灾害,受灾面积达6546万公顷,成灾面积498万公顷,受灾面积居建国五十年
来首位,主要灾害是北方的持续大旱灾和东部沿海省区的严重台风洪水灾害。
1960年1-9月,以1959年秋季开始就缺少雨水的山东、河南、河北、山西、内蒙古、甘肃、陕西等华北、西北地区持续干旱,有些地区甚至300天到400天没有下雨,受灾面积达2319.1万公顷,成灾1420万公顷。其中山东、河南、河北三个主要粮区合计受灾1598.6万公顷,成灾808.5万公顷。分别达整个旱灾地区的68.9%和56.9%。
1961年,全国连续第三年发生特大灾害,受灾面积6175万公顷,仅次1960年,为建国50年来第二位。成灾面积达2883万公顷。1961年4-6月,江南珠江、湘江、闽江流域两次普降暴雨,洪水决口,泛滥成灾,水淹10个县市城。
由此可见1959-1961年确实发生了严重自然灾害,成为出现三年经济困难的一个直接原因,并不像当今学者所说的那样。到底是什么让这些学者对“三年自然灾害”产生怀疑呢?
其实发生“三年困难时期”是有多种原因的,除了气候原因外,还有政治决策的原因。所以现在我想从政治决策方面来谈谈造成“三年自然灾害“的原因。
有没有“三年自然灾害”?这本来不成其为问题,只是在人与灾害的关系上,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说法。1958年8月,中央政治局北戴河扩大会议估计并正式公布1958年粮食量达到3000亿公斤-3500亿公斤,比1959年增加60%-90%。1958年底,有关部门吧预计产量又夸大为4250亿公斤,按照这个产量计算,全国平均每人粮食占有量为650公斤,早已超过需要,1959年8月,八届八中全会公报虽然指出“过去,发表的1958年的农业产量的统计偏高”,认为经过核实后的粮食的实际收获量为2500亿公斤,但仍然严重高估,实际上,经过后来核实的1958年全国粮食产量远低于公布数字,只有2000亿公斤。根据严重实失估计,当时得出了粮食已经多的吃不完的假象,于是出现了错误的决策:
一:大办吃饭不要钱的食堂。取消了粮食定量,实行敞口吃饭,宣传所谓“粮食供给食堂化,肚子再大也不怕。”有的公共食堂半个月就吃掉了三个月的口粮,根据国家统计局1960年旧的统计,全国农村已经办有公共食堂3919万个,参加吃饭的有4亿人,占人民公社总人数的72.6%,其中产粮区的河南、湖南、四川等省市区达90%以上。天灾不可抗拒,人祸可避免。1958年,应该说是建国以来生产发展最好的时期,即使以后遇到灾害也应该有储备粮的。但头脑太热了,先合村再合乡,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县县全部人民公社化。人民公社后的第一件事,是吃食堂,每个农户家里不做饭了,还存粮干什么?还要什么积蓄?不说别的,进一个吃食堂,就把人们的生活秩序打乱了。食堂存在的时间不长,很快解散了,但人民公社没有解散。“一大二公、政社合一、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统购统销”,都是那个时期的政治标语。农民本来不富裕、又不让积攒粮食了,可想,粮荒该有多么严重,该有多少人吃不上饭。
二:农业大放高产“卫星”,政府决策调动农村劳动力来大炼钢铁和参加其他工业劳动。“放卫星”是1958年“大跃进”中出现的浮夸风典型之一,也是造成政府决策出现错误的一个重要原因。1957年,苏联发射了人造地球卫星,举世瞩目。在“大跃进”中,中国人把自己弄虚作假制造出来的所谓高产典型,也叫做“放卫星”,当时成为全国流行的时髦语言。如小麦亩产3660公斤,早稻亩产18450多公斤,玉米亩产17697公斤,高粱亩产11360公斤,芝麻亩产3660公斤„„达到了极为荒妙的程度。由于虚报产量,放“高产卫星”又助长了高指标、瞎指挥,形成了恶性循环。当时鼓吹“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只要我们需要,要生产多少就可以生产除多少粮食来”。竞相放
高产卫星的做法甚至影响到党和国家最高领导层的决策。58年在北戴河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对国民经济的发展形势做了脱离实际的估量,认为58年农业生产的“大跃进”,将使粮食总产量达到3000亿至3500亿公斤,比57年增产60%-90%,全国每人占有粮食平均达到500公斤。基于盲目乐观的错误估计,决定全国把注意力由农业转到工业上来,将大批农村劳动力调出,参加没有计划的水利工程,抽调农村劳动力3000多万人大练钢铁等其他事业,农村只剩下老弱病残来维持。从而造成了经济建设指导工作中的更大失误,致使有一部分粮食不能收到仓库,国家缺少储备粮。
三:实行粮食高征购政策。为了支持工业“大跃进”,要求各地区加大征购指标,在发现农村缺粮难以完成的情况下,又进行了“反瞒产”斗争,强行征购。如1959年1月27日,广东省委书记在向中央的报告中说,目前农村有大量粮食,粮食紧张完全是假象,是生产队和分队进行瞒产造成的。在这种错误认识的支配下,1959年全国粮食征购量、出口量达到建国以来最高的674亿公斤和41.6亿公斤,即使到了严重遭灾的1960年,征购量和出口量仍高达510.5亿公斤和26.5亿公斤,出口量与丰收的1958年相等。当然,继续实行高征购政策还有一个国际方面的原因,1960年7月,中苏关系破裂后,苏联向中国逼债很紧,为了还债,8月10日,中共中央发表《关于全党大搞对外贸易收购和出口运动的紧急指标》。这样,当自然灾害造成粮食大幅度减产甚至绝收的情况来临,国家、集体、家庭都严重亏空。河北省1959年1月全省农村已经普遍出现了饥饿导致的浮肿病。到5月,已有55个村255个食堂断粮停炊。
由此可见,决策错误对1959-1961年农村粮食减少的实际影响,并不仅限于以上所说的。从粮食减产看,自然灾害略大于决策错误;从一个时期的集中缺粮情况看,决策错误影响远大于自然灾害。所以从“三年困难时期”的种种后果中。我们应该吸取教训不能盲目乐观,应该实事求是,让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注释:①国家统计局、民政部编《1949-1995中国灾情报告》 中国统计出版社
1995年版。
②转引自《从灾害经济学角度对“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的考察》 当代中
国史研究 王维洛:《天问—“三年自然灾害”》 美国《当代中国研究》2001年1期(总第72期)。
③转引自《从灾害经济学角度对“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的考察》 当代中
国史研究 金辉:《风调雨顺的三年—1959-1961年气象水文考》 《方法》1998年第三期
参考文献:①廖盖隆 庄浦明 《中华人民共和国编年史》河南人名出版社 2000
年11月第1版
②王珍《新中国最惨痛的灾害-三年大饥荒》(杂志)
③范子英 孟令杰 《有关中国1959-1961年饥荒的研究综述》 《中国农
村观察》2005年
④罗平汉 《“大锅饭”-公共食堂始末》,广西人民出版社 2001年 ⑤ 张静如、李松晨编《图文共和国史记》当代中国出版社
⑥(美)R麦克法夸尔、费正清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革命的中国的兴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