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苇町:坚决提高腐败"死亡率".降低"出生率"

反贪部门同志都知道，查处领导干部腐败案件，多数可从三方面入手：一是从和他关系密切的私人老板查起，二是从他包养的情妇查起，三是从他的子女亲属利用权力影响经商办企业查起。

中央纪委二次全会提出，要以反腐败的实际成效取信于民。应该说，世界上没有一个执政党像我们党这样高度重视反腐败斗争。从1983年至今，三任总书记连续21次出席了所有中央纪委全会并发表讲话（中道网编辑注：原文数据及表述如此）。仅党的十七大以来的5年，就立案查处违纪违法案件60多万件，涉嫌犯罪被移送司法机关处理2.4万多人，包括坚决查处了薄熙来、刘志军等一批重大违法违纪案件。但一些领域消极腐败现象仍然易发多发，反腐败形势依然严峻。因此，如何更加科学有效地防治腐败，进一步提高腐败“死亡率”、降低“出生率”，无疑是廉洁政治建设的重要任务之一。

一、腐败的“出生率”为何居高不下

三十多年来的反腐败斗争实践证明，一些领域的消极腐败现象之所以易发多发，有多方面原因。

一是“糖弹”的攻击极其猛烈。随着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和市场化转型，一个人数众多的富人阶层已经出现。在很多大中城市，还形成了专为他们服务的高档社区、会员制的交际和消费场所及子女受教育的贵族学校。他们的消费和生活方式，对靠正当收入和积蓄生活的公职人员包括领导干部，都形成强烈诱惑。而随着各种市场主体竞争的日趋激烈，有人便把高价收买公共权力作为主要经营手段，从奉送豪宅、股权直至美女，行贿花样不断翻新，意志不坚定者很容易被拉下水。反贪部门同志都知道，查处领导干部腐败案件，多数可从三方面入手：一是从和他关系密切的私人老板查起，二是从他包养的情妇查起，三是从他的子女亲属利用权力影响经商办企业查起。而有的领导干部之所以堕入腐败泥潭，与其强烈的“羡富”情结分不开，进而导致“一个富豪出了事，上百个干部倒下去”的现象不断重演。

二是经济社会转型中的漏洞导致腐败机会大量存在。如果说，在计划经济时代，掌权者能够支配资源，却不能变现为个人财产，那么转型期不健全的市场与缺乏制约的权力的同时存在，使得有的人不仅可以利用权力占有资源，还可以通过市场变现；不仅能在国内变现，还能洗出境外。国企改制中的经理人自肥现象，市场活动中的官商勾结、权钱交易现象，企业“走出去”过程中的国有资产海外流失现象，都是在这一背景下大量出现的。而制度建设的滞后和党内外民主监督的乏力，使腐败进入易发多发期。

三是基层腐败也有水涨船高之势。过去村干部贪污几万、十几万元就是很大的案件。随着经济总量迅速增长和工业化、城镇化对矿产资源和土地需求的剧增，近些年来村委会“三大员”相互勾结，贪污挪用数千万元甚至数亿征地拆迁补偿费的案子竟接连出现。而辽宁省抚顺市国土资源局顺城分局原副局长罗亚平，更创造了“受贿额最大的最小的官”的纪录。

四是一些地方政治生态恶化导致窝案大案频发。20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生的党员干部现在已成为领导干部队伍的主体。作为改革开放后成长起来的一代人，无论国际眼光、知识层次还是创新精神，都远远超出前几代人。但其中也有少数干部受物欲横流的社会风气的影响较深，“权力”意识、“交换”意识、“关系”意识比较浓厚，而宗旨意识、群众意识淡化，拒腐防变能力下降。尤其在一些政治生态恶化的地方，是与非、罪和非罪的界限都被“从众心理”搞模糊了，甚至形成一种“潜规则”下的“逆淘汰”，黑龙江的“韩马大案”、铁道部的刘志军案都是如此。

五是一些党组织软弱涣散，好人主义盛行，对党员干部管理失之于软、失之于宽。教育不够扎实，制度不够健全，监督不够得力，预防不够有效，应该及时提醒的没有及时提醒，应该坚决制止的没有坚决制止，应该严厉惩处的没有严厉惩处，有的甚至包庇腐败和犯罪。尽管党内纪律处分条例的有关规定中，都清楚地列举数款、十数款必须惩处的事项，执行时却往往“雷声大、雨点小”，甚至“有雷声、无雨点”。一些私欲较重的党员干部视纪律为“稻草人”，抱着“众人闯红灯，犯法不受罚”的侥幸心理违法乱纪。

因此，腐败“出生率”的居高不下，既有体制和制度原因，又有思想和作风原因，需要通过标本兼治来解决。

二、降低腐败“出生率”，必须提高“死亡率”

大量事实证明，腐败的高“出生率”和低“死亡率”是分不开的。从被查处的领导干部来看，很多都有相当长的腐败史，有的甚至是十几年来一直边腐边升。如果有10个领导干部以权谋私，能够被揭露和受到惩治的只有一两个人，甚至比例更低，腐败收益明显大于风险，就会刺激更多人的腐败冲动。某些腐败分子的有恃无恐，就是建筑在“伸手未必被捉”的侥幸心理之上的。而人民群众衡量反腐败工作成效的最主要标准就是腐败分子能否受到惩治。只有坚决惩治腐败，才能取信于民，才能极大地提升腐败犯罪的成本和风险，惩防体系建设中的教育、制度、监督、纠风、改革等措施才能发挥作用。反之，如果反腐败斗争没有结果，必会极大地挫伤广大干部群众与腐败活动斗争的积极性，甚至危及人们对党的信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老虎”、“苍蝇”一起打，更是非常形象地指出了我们惩治腐败的两个重点。

“老虎”主要指个别重要的领导干部的以权谋私活动。有的纵容子女亲属利用权力影响批地拿项目、经商办企业，社会影响非常恶劣。他们以为，只要自己的儿子、孙子完成了原始积累，即使共产党垮了也可以做“人上人”。这其实是大错特错了。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在台上时，家人风光无限。但剧变发生后，不仅齐奥塞斯库夫妇死于非命，其家人也被新执政当局没收全部财产，甚至身上穿的、头上戴的、手上挎的、脚下踩的国际名牌奢侈品也无一漏网。“覆巢之下、安有完卵”。认为自己的命运可以和党的命运分开，本身就是不切实际的幻想。而坚持党纪国法面前没有例外，不管涉及谁，都要一查到底，决不姑息，可以对腐败活动产生最大的威慑力。

“苍蝇”则是指那些发生在群众身边的腐败活动。尽管个案金额未必高，但数量大、涉及面广，由于直接侵害人民群众的利益，所以也会严重破坏党群、干群关系，威胁我们党的执政基础。不久前，习近平同志去河北省阜平县看望困难群众时，就对群众反映的扶贫款项被截流和挪作他用情况，表示非常愤怒。他说，这是犯罪行为。必须坚决杜绝，坚决反对，坚决查处。三个“坚决”的背后，是浓郁的人民情结。因此，强化民生领域反腐败工作非常紧迫。根本措施就是要把民生工程建成阳光工程，依靠透明公开消除暗箱操作；建成民主工程，依靠民主决策消除长官意志；建成法制工程，依靠无处不在的群众监督，对付小额、分散项目的腐败活动。

此外，针对海外同胞反映强烈的有的领导干部一掷千金在海外购置豪宅，家人、赃款都提前转移境外，自己留在国内当“裸官”、一有风吹草动拔腿就走的现象，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作出两项决定，一是明确要求加强对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的国家工作人员的管理和监督。过去我们常说，“跑了和尚跑不了庙”，现在他们把“庙”都提前搬走了，对随时可能开溜的和尚自然要看紧点。深圳市首先规定“裸官”不能当“一把手”，就是不让他们有太大的权力。二是要进一步完善国（境）外办案合作机制，加大防逃、追逃、追赃力度。总之，决不让这些靠盗窃自己的祖国非法暴富的人跑到国外去当寓公，去享受下半辈子。断了腐败分子外逃这个后路，才有利于进一步降低腐败的“出生率”。

习近平同志还提出，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这是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科学有效地防治腐败的重要思路。大量事实证明，从严执纪固然可以有效遏制腐败，但如果管不住权力，仅针对各种具体的以权谋私行为发禁令，必然堵不胜堵、防不胜防，只会使纪律越订越多、越订越琐细，而相比随着形势变化出现的各种花样翻新的以权谋私活动，永远至少慢半拍。因此，管住权力是根本。权力有制约才有平衡，只有适当分权、相互制约，严格程序，划定权力边界，才能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当然，有关的制度建设离不开“顶层设计”，但我们不可能坐在房子里就能搞出一套尽善尽美的方案，而是要从最基础的工作做起，包括通过查一批案子，发现一些漏洞，完善一批制度，出台一些改革，积小胜为大胜，积大胜为完胜。同时还要在增强制度的执行力上下工夫，做到既设“高压线”，又通“高压电”，使心存歪念者不敢越雷池一步。只有这样，才能逐步铲除腐败滋生蔓延的土壤，使腐败的“出生率”大大下降。

三、降低腐败“出生率”，发展民主监督是根本

讨论腐败的“出生率”和“死亡率”都离不开对腐败存量的估计，不同估计会产生不同对策。前一段时间，有同志提出了“有条件地赦免贪官过去的问题来换取他们对政治体制改革的支持”的建议，其立足点就是不同程度上涉足腐败活动的领导干部的数量之多，已经到了不消除这些障碍就无法继续改革的地步，有人甚至根据估算的腐败金额占GDP的比重，推算出贪腐者占领导干部和公职人员的比重。这个判断的依据首先就站不住脚。

腐败的本质是以权谋私，因此必须具备三个条件：一是掌握公共权力，不掌握公共权力就没有腐败的本钱，一般老百姓即使想腐败也腐败不了。二是有腐败机会，例如体制和制度存在漏洞、决策不公开不透明、监督乏力等。三是有腐败动机。一个领导干部能够廉洁奉公、自我约束，他掌握的公共权力再大也不会腐败。只有先产生腐败动机，才后有腐败活动。从第一、二个条件看，我国权力相对集中的领导体制，决定了在一个党政机关或国有企事业单位中，公共权力主要集中在“一把手”和少数实权部门的负责人中，这些年来被查处的腐败案件中，“一把手”比例长期处于40%左右就是证明。随着各种办事公开制度的发展，一些具体经办人员吃拿卡要的不正之风也受到有效遏制。党政干部队伍中的绝大多数人并不具备腐败条件和机会。从第三个条件看，掌握重要公共权力的领导干部才最有腐败的条件和机会。但由于我们党对这个层次的领导干部的选拔更慎重、管理更严格、反腐倡廉教育抓得更紧，所以总体而言，这部分干部的思想政治素质在整个干部队伍中最高，这决定了其中有腐败动机的只是很少数，涉足腐败活动的也是很少数，绝大多数的党政干部对腐败是深恶痛绝的。这是我们的反腐败斗争得民心、得党心、得党员干部之心，必然能够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因此，当前需要的绝不是通过“赦免”贪腐来获得他们对改革的支持，而是要通过严惩腐败来赢得包括领导干部在内的绝大多数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对改革的支持。而首先就是要大力发展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以集体领导取代“一言堂”，使“一把手”的权力不会过大，公共权力受到有力制约；要求施政透明、公开，以权谋私的操作空间小了、代价大了，“位高不擅权、权重不谋私”就可以全面变为现实，就能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和不易腐的保障机制。因此，人民群众的众目睽睽也会成为一个关住权力的“无形的笼子”、一面揭露腐败的镜子、一把防止腐败之癌扩散的“手术刀”。当然，有些问题沉疴已久，不能指望毕其功于一役。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也要充分认识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复杂性和艰巨性，“给希望一点时间”，“给理想一点时间”，既看到党风廉政建设已取得的显著成效，也要做好与消极腐败现象打“持久战”的思想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