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绪与决策的关系

心理科学进展 2003，11（4）：423~431 Advance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情绪与决策的关系

庄锦英

（华东师范大学心理学系，上海 200062）

摘 要 该文对情绪与决策关系的研究进行了较为全面的阐述：早期的决策理论完全排斥情绪的影响作用，

研究者们热衷于建立理性决策的数学模型；自Kahneman 和Tversky 提出前景理论后，产生了以预期情绪为主的后悔和失望理论，以及主观预期愉悦理论；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神经科学和社会心理学家们对情绪与认知关系研究的深入，一些学者意识到决策过程中不仅存在作为效用的预期情绪，还存在“即时”情绪，它们可以在没有认知评估参与的情况下产生，可以反过来影响认知评估，可以直接影响决策行为。

关键词 情绪，决策，主观预期效用理论，主观预期愉悦理论。

分类号 B842

从古希腊时代起，理性主义者们就假定情绪这个不期而至的“强盗”常常会“劫持”判断、推理和决策等高级的人类认知活动，这种视情绪如洪水猛兽的观点直接影响了决策领域的研究。多少年来研究决策问题的心理学家们一直在设法回避研究情绪和其他主观因素对决策行为的影响。然而，Berntson [1]等人指出这种将情绪视为理性思维和适当行为破坏力量的观念过于简单了。近年来情绪对人类理性认知活动的建设性作用正逐渐受到人们的重视，随之成为决策领域研究的热点。本文试图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勾勒一条情绪在决策研究领域中所经历的由被排斥到被接纳，由单纯被当作一种受认知评估影响的效用到被作为既可以影响认知评估又可以直接影响决策行为的重要成分的发展主线。

1 情绪在决策研究中的尴尬处境

早期的决策理论始于“博弈”（games of chance)[2]。如，在一场赌博活动中，有1%的机会赢得100法郎，应该付多少钱来玩这种游戏？18世纪法国的贵族们请宫廷数学家们解决此类问题，得到的答案是公平的投入应该是概率和预期结果之积的和，即预期值。在上面的游戏中，一次投入的钱不应该超过1法郎。这种规则看起来似乎是合理的，但它难以解释人们何以要参加诸如购买彩票和参加保险之类具有负预期值的活动。

基于这种观察，Daniel Bernouli[3]指出人们的判断和估计不依赖于获益本身，而依赖于获益后的心理满足或愉悦程度。例如，对一个穷人来说，赢得100法郎所带来的满足和愉悦是巨大的，而对一个百万富翁来说，赢得100法郎带来的满足或愉悦程度就低得多。Bernouli 将这种心理上的满足或愉悦称为效用（utility ），提出了效用理论：效用是收益的对数函数，决策者在决策中追求效用最大化。Bentham [4]发展了Bernouli 的效用概念，认为效用是愉悦与痛苦之差。在这些奠定古典效用理论基础的简单概念里已包含了对情绪的关注。⋅

20世纪中叶，数学上的重大突破催发了现代效用理论的产生，V on Neumann 和Morgenstern （1947）提出“预期效用理论”（expected utility theory）[5]，该理论假设决策者按自己的偏好对选项排序，且偏好遵循少数几个规则，决策者按最大预期效用进行选择。这里效用不再是一种主观的心理状态，而成为可测量的客观指标。由此，预期效用理论具有了逻辑连贯性和内部一致性，但却缺少了情感色彩和内容。7年以收稿日期：2002-09-25

-424- 心理科学进展 2003年 后，Savage 提出“主观预期效用理论”(subjective expected utility theory)[6]。根据这一理论，效用不以事物的客观概率而以主观概率来计算。主观预期效用理论迅速成为标准化决策的主导方法[7]。无论是预期效用理论还是主观预期效用理论，在追求客观性和量化指标的过程中均抛弃了古典效用理论所包含的心理内容，尤其排除了情感因素，从而使得这些理论在增强了客观性的同时丧失了对许多现象的解释能力。如，在有100%的把握稳拿3 000元和有80%的机会得到4 000元之间进行选择时，多数人选择稳拿3000元；而在有100%的机会损失3 000元和80%的机会损失4 000元之间进行选择时，多数人选择后者，出现了所谓的“偏好反转”。对于这种现象，上述两种理论解释起来都显得无能为力。

几十年以后，Kahneman 和Tversky [8]对偏好反转等“反常”现象做了描述性说明。在最大期望效用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前景理论”(prospect theory)。根据该理论，效用受决策现状（参照点）和未来效益变化的影响，在小风险条件下，值函数曲线在赢区呈凸型，在输区呈凹型，即人们在获益领域表现出“风险规避”，在损失领域表现出“风险寻求”偏向[8]。之所以如此，Kahneman 和Tversky 认为是“一个人在损失一定数量的金钱时所体验到的恶劣心情远远大于得到相同数量金钱所带来的愉悦心情”的缘故。对决策过程中的反常现象作出解释的还有另外一些理论，总称为“等级和信号依赖理论”（rank- and sign-dependent theories ）[9~13]。这些理论假设决策权重随结果出现的概率、信号以及等级发生变化。例如，如果一个决策者特别在乎微不足道的收益，他就会给较小的收益以较大的权重，以避免一无所获。同样，这个决策者也会给较小的损失以较大的权重，以避免损失过大。在这些理论中，已然出现了一些富有感情色彩的词语，如希望和恐惧、乐观和悲观等。但无论是前景理论还是等级和信号依赖理论，它们在将参照点和决策权重等概念引入决策时，虽然不得不提及某些情绪因素，遗憾的是它们并没有将情绪作为影响决策的一个参数加以考虑，由此仍将情绪排斥于决策的大门之外。

2 将情绪作为效用的预期情绪理论

前景理论将决策现状作为参照点引入值函数，但是决策现状并不是对结果作出预测的唯一参照点。Loomes 等人认为预期情绪可以作为参照点改变效用函数，由此提出后悔理论以及失望理论。

2.1 后悔理论和失望理论

Loomes 、Sugden [14]和Bell [15]首先提出后悔理论，用以说明预期情绪在决策中的作用。该理论假设：如果决策者意识到自己选择的结果可能不如另外一种选择的结果时，就会产生后悔情绪；反之，就会产生愉悦情绪。这些预期情绪将改变效用函数，决策者在决策中会力争将后悔降至最低。许多研究证明了后悔理论。例如，Ritov 和Baron [16]发现，当母亲预期到自己的孩子将死于接种疫苗的后悔心情时，就不愿意给孩子接种此种疫苗，即便死于疾病的机会远远大于死于接种疫苗的机会。Simonson [17]发现，如果顾客预先想象到购买某种陌生产品发生故障时的后悔心情时，就更愿意购买熟悉的产品。Parker [18]等人表明，如果人们因违规驾驶而导致生命和财产损失的后悔心情事先得到提醒，他们关于安全驾驶的态度和信念就会发生极大的变化。Josephs [19]等人研究表明，对后悔的预期存在个体差异，由此决策中力避后悔的情况也因人而异。如高自尊的决策者不易受结果反馈的影响，而低自尊的决策者倾向于避免带来后悔的选择。几年后，Loomes 、Sugden [20]和Bell [21]又提出失望理论。该理论假设失望是当同时有几个结果，而自己的结果较差时所体验到的一种情绪。与后悔理论一样，预期到的失望情绪通过改变效用函数影响决策，决策者在决策中会力避失望情绪的产生。后悔和失望理论均通过比较将预期情绪引入决策过程：后悔理论强调不同选择间的比较，失望理论强调同一选择内不同结果间的比较。这种基于各选项间的比较而形成的参照点是十分重要的，它强调决策中各选项间价值的相互依赖和影响。遗憾的是，这两种理论对所假定的预期情绪均缺乏直接的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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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主观预期愉悦理论

1999年Mellers 等人在情感判定理论（Decision Affect Theory）[22]和主观预期效用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基于情绪选择的模型，即主观预期愉悦理论(Subjective Expected Pleasure Theory)[23]。该理论的模型如下：假设某人需要在具有结果A 、B 和具有结果C 、D 的两个赌博间作出选择，首先要对两个赌博的总体情绪进行评估。评估第一个赌博总体情绪的公式如下：s A R A +sB R B ，在这里s A 、s B 分别是决策者对结果A 、B 的主观概率，R A 、R B 是根据情感判定理论计算出的决策者对A 、B 两种结果的情绪预测值。同理，评估第二个赌博总体情绪的公式如下：s C R C +sD R D ，这里s C 、s D 分别是对结果C 、D 的主观概率，R C 、R D 是对结果C 、D 的情绪预测值。根据效用理论，决策者在决策过程中会追求愉悦情绪的最大化，因此根据公式计算出两个赌博的总体情绪后，如果前者大于后者，决策者就选择赌博一，反之，就选择赌博二。

如何计算R A 、R B 、R C 和R D 的值？根据Mellers 的情感判定理论[22]，个体对决策结果的预期情绪受结果、比较和对结果出现的信心的影响。有两种计算方法，一种适用于在同一赌博内的几个结果间进行选择时，例如，要确定第一个赌博中对A 的预期情绪，公式如下：R A =J[uA + d(uA ,u B )(1-s A )]，这里J 代表一线性函数，u A 是A 的效用；d(uA ,u B ) 表示对两种结果的比较，称为失望函数，等于u A 、u B 之差，1-s A 代表对结果A 出现的惊讶程度。同理可以计算出R B 、R C 和R D 的值。另一种计算方法适用于在几个赌博间进行选择时，例如，如果在上面两个赌博间进行选择时，假设决策者选择了赌博一，得到了结果A ，并且知道第二个赌博的结果是C ，那么对A 的情绪反应可用下列算式表示：R A(C)=J[uA + d(uA ,u B )(1-s A ) + r(uA ,u C ) (1-s A ) (1-s C )]，在这里J ，u A ， d(uA ,u B ) 和(1-s A ) 的含义与上式相同，r(uA ,u C ) 为后悔函数，等于u A 和u C 之差。后悔的作用依赖于A 、C 带来的惊讶程度。当事件相互独立时，对A 、C 的惊讶程度等于(1-s A )(1-s C ) 。

主观预期愉悦理论的思想来源于主观预期效用理论，将情绪作为一种效用，这与主观预期效用理论相类似，但又有所区别，最大的区别在于预期的情绪不同于效用。首先，效用一般被认为伴随收益的增加而增加，而预期的情绪则依赖于比较、惊讶等因素。令人惊讶的微小收获带来的愉悦甚至大于平淡无奇的巨额收益带来的愉悦。其次，效用是比较稳定的，而预期情绪则随信念和比较而变化。事实上，主观预期效用理论是主观预期愉悦理论在比较函数关于零点对称时的一个特例，但来自经验的事实表明比较函数几乎总是不对称的。

评价主观预期愉悦理论的最具说服力的方法是看它能否对选择作出比主观预期效用理论更好的预测。Mellers [23]等人用主观预期愉悦理论对5种赌博游戏的选择倾向作了预测，结果是预测和实际选择比率之间的相关在0.66和0.86之间，在排除了主观预期效用理论的作用之后，主观预期愉悦理论的预测和实际选择比率之间的相关仍在0.64和0.03之间。可见，当对选择进行预测时，主观预期愉悦理论比主观预期效用理论要好得多。

主观预期愉悦理论比主观预期效用理论能更好地预测个体间的差异。如有的个体对好的结果抱有较大的愉悦预期，对坏的结果具有较小的痛苦预期，他们总是高估理想结果出现的概率而低估不理想结果出现的概率，从而表现出较强的风险寻求偏好。另一类个体对坏的结果产生较强的不良情绪预期，而对好的结果产生较弱的愉悦情绪预期，总是高估痛苦结果的概率和低估愉悦结果的概率，从而表现出较强的风险规避偏好。

主观预期愉悦理论用预期情绪代替效用，并将多个参照点引入决策过程，增强了理论本身的预测功能和解释能力，向描述真实决策情形逼近了一大步。但是该种理论自身也存在困难，关键在于人们对情绪的主观预期是否准确。Mellers [23]等人设计实验对人们的预期情绪和真实情绪进行了比较，结果发现预期的和真实的情绪具有非常高的相关，情感判定理论既可以描述预期情绪，也可以描述真实情绪。但也有一些研

-426- 心理科学进展 2003年 究者指出人们对情绪作出准确预测是困难的。Gilbert 等人[24]曾作过如下研究，他们询问正在寻求终身教授之职的大学教授：如果获知自己得到或没有得到终身教授之职时会有什么样的情绪反应，多数人回答如果得到将非常高兴，如果得不到将非常失望。一段时间之后，Gilbert 等人再次询问这些教授的情况以及真实的感受，结果，那些未得到终身教授之职的教授实际上远不像他们预期的那样失望。Gilbert 等人称这种现象为“甜柠檬效应”或“忽视免疫效应”，意思是人们常常低估自己的力量和弹性。

总之，无论是后悔理论、失望理论还是主观预期愉悦理论都是在预期效用（Expected Utility,EU）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它们均为EU 类模型的变式（如图1）。这类模型有一个不言而喻、因此也很少受到质疑的理论定位，即都采用了基于结果和认知的理论视角。在情绪、认知与决策三者之间，情绪的作用是通过认知评估这一中介来实现的。

图1 EU类模型

3 深入理解决策过程中的情绪作用

EU 类情绪模型虽然已经考虑了情绪在决策中的作用，并且给予这类情绪以充分的重视，但是模型仅涉及了与决策结果紧密相连或作为决策结果的那部分情绪。近年来随着对情绪与认知关系研究的深入，对情绪影响决策过程的认识也逐渐全面与深刻，Loewenstein 等人[25]提出的风险即情绪模型（如图2）在目前是有代表性的：它表明决策过程中不仅存在受认知评估影响的预期情绪，还存在不受认知评估影响的即时情绪（Loewenstein 等人[25]认为即时情绪就是立刻的内脏反应）。这些情绪可以直接影响决策行为，影响认知评估。

图2 风险即情绪模型 当决策研究者们还在倾力关注预期情绪之时，神经科学家和社会心理学家们就已经开始强调情绪在决策过程中的信息输入作用及当其受阻时导致的消极后果了。Clore 和Schwarz 提出“情绪信息等价说”（Feeling as information）[26]，该假设认为情绪可以作为一种信息线索直接影响判断。Slovic 及其合作者们提出“情

第11卷第4期 情绪与决策的关系 -427- 绪启发式”(Affect heuristic)[27]，强调情绪对风险知觉和行为的重要作用。Damasio [28]提出躯体标志（Somatic Mark ）假说，该假说认为考虑某一选项时的躯体反应提供了对这一选项需求程度的信息，无损于认知过程但却有损于这种躯体反应的神经障碍对风险决策造成了极大伤害[28]。Wilson [29]等发现，允许决策者仔细考虑决策的各个方面而抑制情感输入时，决策的质量受到了极大影响。在这里情绪成为决策过程中与认知并驾齐驱，甚至超过认知作用的一种重要成分。与作为预期的情绪相比，它有自己独特的特点和作用。

3.1 情绪的产生不需要以认知为中介

Zajonc [30],Bargh [31],LeDoux [32]发现：对刺激物的情绪反应常常比认知评估来得既快又及时，这种即时的情绪反应为生物体的行为选择提供了线索和依据，使得生物体的快速行动成为可能。最近的研究认为，这些迅即的情绪反应的作用在于中断现有的认知加工并将其重新引向最需要优先关注的问题，如迫在眉睫的危险源。Armony [33]等人指出：“超出注意范围的危险刺激也许得不到皮层系统的加工，但是直接的路径并不受这类过滤系统的制约，它们将有关危险刺激的信息直接传递至杏仁核，而不管这类刺激是否出现在注意的范围之内。”

Ledoux [32]及其同事们的研究为情绪的这种直接作用提供了神经解剖方面的证据。他们发现大脑中存在着从感觉输入到杏仁核的直接神经投射。Servan-Schreiber 和Perlstein [34]发现静脉注射普鲁卡因可以激活杏仁核，接受注射的个体会体验到恐慌以及其他强烈的不安情绪。另一些研究者发现：当杏仁核和其他恐惧区域受到电刺激时，人们会报告强烈的恐惧情绪，如“某人正在追我”，“好像进入了一个又长又黑的通道”或“波浪从所有的方向袭来”，皮质好像试图对这些不具体的恐惧给出某种解释。不管这些粗糙的、迅即的情绪反应的原因何在，所有这些证据都表明：强烈的情绪反应可以在几乎没有高水平认知参与的情况下产生。

近年来社会认知领域对阈下情绪启动效应的研究为上述观点提供了进一步的证据。如Murphy 和Zajonc [35]给完全不懂汉语的被试呈现一个汉字，请被试猜测该字在汉语中表示“褒义”还是“贬义”。在汉字出现之前，以4ms 的时间呈现一幅表现积极情绪（如愉悦）或消极情绪（如愤怒）的面部表情照片。结果，被试更有可能将一个跟随愉悦表情的文字猜测为“褒义”，而将一个跟随愤怒表情的文字猜测为“贬义”。如果将面部表情照片的呈现时间延长到1000ms ，使被试能有意识地清晰知觉到人脸时，他们对文字的判断便很少受人物面部表情的影响。

3.2 情绪反应与认知评估的分离及情绪对认知评估的影响作用

通常情况下，情绪与认知相互协调，共同指导决策行为，但某些情况下情绪却与认知相冲突，使决策和行为产生异常。例如，有关焦虑的研究发现，人们对危险情境的情绪反应经常偏离认知评估，且此种情况下情绪反应的作用往往处于主导地位，从而使得行为表现偏离常规。例如，恐惧会使驾驶员猛踩刹车，在急需力量时让他们无所适从；恐惧还使我们失眠、得溃疡病，在需要清楚、流利地表达思想时变得口唇发干、结结巴巴。Rolls [36]写到：“令我们困惑的不是情绪的力量何以如此强大，而是虽然人们有健全的理性，但仍然不能阻止上述现象的发生，并且很难找到一种合理而有效的解决办法”。LeDoux [33]指出：“情绪可以淹没意识……，因为在我们的进化史上大脑从情绪系统到认知系统的联结强于从认知系统到情绪系统的联结”。Rolls 进一步指出情绪反应和认知评估之间之所以产生分离，是因为“人类奖励和惩罚系统的内部运作方式与其他动物相类似，但人还有一个外显系统（与意识关系密切），它使我们能够提前进行有意识的观察和预测”。情绪与认知产生分离以及情绪反应处于主导地位的现象在恐惧和焦虑症患者那里表现得尤为明显，他们“清楚地知道周围环境中很少或根本没有什么可怕的东西，但让自己不害怕是不可能的。” [37]甚至有些患者在他们认为极不可能（如，飞机失事）或客观上并不可怕（如，在公众前演讲）的情况下仍

-428- 心理科学进展 2003年 会体验到强烈的恐惧情绪。

情绪反应不仅可以偏离认知，还可以影响认知。研究表明情绪可以使人的注意、知觉和记忆等认知过程变得有选择性。大量的研究发现人们有选择地提取与加工和当前情绪一致的信息，如处于愉悦情绪状态下的个体会记起更多令自己愉悦的事情，对事物作出乐观的判断和选择；而处于消极情绪状态下的个体容易回忆更多令自己伤心的事情，作出悲观的判断和选择。Johnson 和Tversky [38]发现，人们阅读具有悲伤内容的报纸会高估各种原因导致死亡的风险（如，洪水、疾病）。Eysenck [39]发现高焦虑个体倾向于注意威胁性刺激，并将一些模棱两可的刺激和情景解释为具有威胁性的。Raghunathan 和Pham [40]发现诱发焦虑增加了个体对低风险、低回报选项的偏好，而诱发悲伤具有相反的结果。Lerner 和Keltner 发现恐惧使个体高估风险并回避风险[41]。

情绪不仅影响对信息的选择和加工，还影响认知策略与风格。大量实验表明愉悦的情绪状态倾向于使个体采用启发式加工策略，即采用自上而下的加工方式、依赖已形成的知识结构、较少注意加工对象的细节以及付出较少的认知努力；而消极的情绪状态倾向于使个体采用系统加工策略，即采用自下而上的加工方式、较少依赖原有的知识结构而将注意力集中在当前刺激物的细节上。社会认知领域的许多研究也证明了上述现象的存在。例如，处于积极情绪状态下的被试在印象形成中更容易受刻板印象的影响，行动上依赖于常规。Hertel [42]等人运用胆小鬼难题游戏（Chicken dilemma game）研究了情绪对个体决策行为的影响，发现情绪是通过改变认知风格而改变合作水平的。游戏中具有愉悦情绪的被试倾向于直觉模仿他人的行为，而悲伤的个体倾向于在行动之前系统地分析游戏的结构，由此，不同的认知风格使得人们在不同情境中表现出合作或不合作的行为。

3.3 情绪可以直接决定行为

在心理学文献中可以找到大量的证据证明情绪对决策行为的直接影响作用。Barlow [37]指出“体验焦虑的能力和计划的能力是同一枚硬币的两个面”。Damasio [28]及其合作者最近完成的一项研究证明了情绪的这种直接作用。他们的被试是前额皮质受损的病人和正常人，实验要求被试共同玩一个赌钱游戏。游戏有4套卡片，每张卡片上标明输赢的数量，玩家只需决定翻看哪张卡片即可。其中两套卡片属于高回报、高风险组，因为它们既包含有高额赢钱（$100）的卡片，也有高额输钱的卡片；另两套卡片属于低回报、低风险组，它们赢钱的数额低（$50），输钱的数额也低。每一轮游戏，被试可在任一套卡片中选取一张卡片。Bechara [28]等发现无论是病人组还是正常组的被试，当抽到高额输钱的卡片后都避免立即再从此套卡片中抽取卡片。但是与正常组相比，病人会更快的回到高风险组。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前额受损病人与正常人的不同之处在于翻开卡片之前体验到的唤醒水平不同。当正常被试考虑从高风险组选择卡片时就会产生皮肤电反应，而病人却没有这种反应。对这种现象的一种解释是虽然他们“知道”高回报组的卡片是有风险的，但是由于缺少对恐惧的体验，导致他们更快的回到高风险组。在相关的后继研究中，把相同的任务施测于正常人，结果发现对消极事件有强烈情绪反应的被试更愿意从低回报、低风险组抽取卡片。Damasio 从上述研究得出结论：即时情绪在决策中发挥着关键作用，作为躯体标志的情绪代表了对某一行为总体结果的编码，并借助于一种可感知的方式影响人们的决策过程。缺少此种躯体标志，前额受损的病人就不考虑自己选择的未来结果，从而作出糟糕的决策。

Damasio [43]对心理变态犯罪人群的研究也得到了类似的结果。像前额受损病人一样，心理变态犯罪者的特征是不考虑自己行为的后果。尽管此类心理异常的神经基础尚不清楚，但可以推测它和某种具体情绪障碍有关。Lykken [44]发现，与控制组相比，反社会个体对先前与痛苦电击相联系的条件刺激物的生理反应较弱。Hare [45]发现反社会个体对即将出现的痛苦电击表现出了不太强烈的生理反应。Patrick [46]表明，与控制

第11卷第4期 情绪与决策的关系 -429- 组相比，当反社会个体暴露在令人厌恶的刺激物面前时表现出了较少的消极情绪的生理症状。总之，虽然这些研究尚未找到确凿证据证明在情绪缺陷和决策“近视”之间存在稳定的因果关系，但是来自另外一些研究的结果进一步支持了这种因果关系。Eisenberg,Baron 和Seligman [47] 要求特质焦虑和抑郁的个体在一系列对偶选项间作出选择。每对选项均由高风险和低风险两个选项构成。在一些任务上，高风险选项不需要行动，而低风险选项需要行动；在另外一些任务上，情况恰恰相反。结果发现：特质焦虑和风险规避具有强烈的正相关，而抑郁个体喜欢不需要行动的选项。在另外一个实验中，要求被试不仅为自己作决定，还要为假想的其他人作决定，结果发现特质焦虑者为他人作决策时不存在风险规避倾向。Loewenstein 、Weber 等人[48]研究发现，在风险偏好上之所以存在自我、他人的差异，是由于自我、他人对风险情绪反应的差异造成的。他们请115名大学生想象下列情景：他们坐在出租车上并发现司机喝醉了，附近没有另外的出租车，也没有其他交通工具。他们可以从下述两种选择中任选其一：（1）继续坐出租车（风险选项）；（2）从出租车上下来，步行5公里到达目的地（低风险选项）。要求被试回答：若他们继续留在出租车上感觉如何？若其他同学留在车上会有怎样的感觉？此外，还要求被试回答：他们是否会决定下车？其他同学会怎么做？结果发现：被试对自己的担心程度远远大于所预测的其他学生的担心程度，决定下车的被试多于对其他同学下车的预测。也就是说，行为选择上表现出的自我、他人之间的差异与对自我、他人情绪体验预测上的差异具有很高的相关。

4 小结

美国著名决策研究专家R.Hastie [49]在2001年《心理学年鉴》上发表文章，提出了决策领域未来需要解决的16个问题，情绪是其中的问题之一，也是目前正在日益受到重视的问题。情绪与人相生相伴，自然渗透于人们决策的方方面面。探讨情绪在决策中的影响机制，无疑对决策研究的发展是一个极大的贡献。未来研究应在以下几个方面作出进一步的努力：情绪和自动加工与控制加工的关系问题，Hastie 认为决策中存在着两种加工过程，一种是直觉的，一种是分析的。他认为直觉是一种内隐的、联想的、自动的加工过程；而分析是一种外显的、受规则制约的、控制的加工过程。他同意Hammond 提出的“准理性”观点，即决策中的认知加工是纯直觉和纯理性的混合物。他反对将直觉与分析割裂开来、对立起来，认为直觉与分析是同一连续体上的两极，我们应该进一步弄清楚情绪在何时、以什么方式使直觉和分析的成分在连续体上的比例发生变化；另外，我们还需要继续弄清楚具有相同效价的不同情绪对决策的影响问题；阈下情绪启动效应与决策的关系问题；情绪与生态理性的问题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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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ionship of Emotion and Decision Making

Zhuang Jinying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62)

Abstract: This article is a review on the relationship of emotion and decision making. Early researches on decision making didn’t give any room to emotions. They were mostly the Mathematical models. Later, Kahneman and Tversky proposed a model called prospect theory, since then several models were proposed, all of them began to give emotion some roles to play in decision making. By the late nineties,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neural science and social psychology, deep concern was given to emotions in several aspects of decision making.

Key words: Emotion, Decision making, Subjective expected utility theory, Subjective expected pleasure theo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