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尼尔贝尔的政治思想

丹尼尔贝尔的政治思想

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 1919- ），当代美国社会学家，未来学家，哈佛大学社会学教授，主要著作有：《意识形态的终结》（1960），《今日资本主义》（1970），《后工业社会的来临》（1973），《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1976）等。

一意识形态理论

1960年发表《意识形态的终结》一书，认为西方的传统意识形态正在走向衰落，需要一种新的意识形态。

首先回顾了意识形态的发展史。他认为法国哲学家特拉塞（U. Destutt de Tracy）于1795年首次提出意识形态概念，是指关于观念的一般学科，用以简明和改进公共信念，“但把意识形态作为一种由观念转变为行动的方法的，却是黑格尔左派。哲学家费尔巴哈和马克思给予意识形态非常明确的表述。在他们看来，哲学的作用就是批判，就是体现为从过去中摆脱出来。”近代德国哲学家费尔巴哈把人从宗教中解放出来，以人代替上帝，以人类学代替神学。马克思哲学的目的是改造世界，把意识形态作为一种由观念转变为行动的方法，“以往的哲学的目的是解释世界，今天哲学的目的是改造世界。”

作为观念向社会杠杆的转化，意识形态对社会的作用方式“最重要的、潜在的作用就是去诱发情感”。（此处的理论观点可以用来分析战争中，尤其是太平天国中相关现象。）情感是个人从观念到行动的中介。宗教、民族主义等具有诱发情感的作用。宗教把人情感符号化，然后把人的情感从现实世界引向宗教仪式。意识形态则把人的情感引向政治。像宗教一样，意识形态也可以驱散人们对死亡的惧怕，人们通过献身于一种运动而获得精神上的永生。特别是宗教在近一个多世纪里出现衰落以后，“19世纪的各种意识形态通过对必然性的强调以及向它的信奉者灌输热情，已经完全可以和宗教相匹敌。”意识形态可以造就信仰，信仰可以延长个人的力量。意识形态的赛程为：一是简明扼要且通俗地阐述观念；二是建立一种真理；三是在前两者结合的基础上要求付诸行动。

如今这样的意识形态已经枯竭。1930年到1950年世界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说明了这一点，“从1930年到1950年之间的20年中，整个世界都出现了经济萧条和尖锐的阶级斗争；法西斯主义和种族主义在一个曾经站在人类文化发展前列的国家里兴起；战争的破坏在广度和规模上达到史无前例的程度；官僚主义使千百万人民在集中营和毒气室里遭到危害。”经济大危机打破了资本主义信奉的经济理论——自由市场的神话。曾经产生辉煌的哲学文化的德国却走向法西斯主义和种族主义；再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与意识的对立毫无关系。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社会中都有不幸和困难。对于那些陈旧的意识形态已经丧失了它们的真理和说服力。“意识形态本应是行动的指南，如今是死路一条。”

意识形态的没落表现为传统意识形态无力指导现实，资本主义的发展离西方意识形态已经很远。今天的资本主义私有财产界限不清，政府过于强大，自由贸易不复存在，黩武主义盛行，性道德沦丧，完全背离传统的西方意识形态。建立新的意识形态的一个出路在于不同意识形态的融合，如今古典的自由主义者几乎已经不再坚持国家不应该以经济中起作用。而认真严肃的保守主义者，至少在英国和欧洲大陆的保守主义者，也很少相信福利国家是“通往奴役之路”。西方的知识分子对待下列政治问题上的意见大体上是一致的：承认福利国家，承认权力分散的合理性，承认混合经济制度和多元的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就其性质而言，要么是全能的，要么是无用的，“在那样的意义上也可以说，意识形态的时代已经结束。” 我们认为，意识形态关乎人类的世界观和基本价值体系，只要主观世界存在，就难以排除意识形态。尽管在20世纪60年代前后有过贝尔所指出的“意识形态终结”迹象，但30多年后，政治哲学复兴，社群主义、后现代主义、原教旨主义、女权主义、绿色政治思想等学说已经从书斋和学院走进大众，以到于没有它们就无法理解当代政治。“新思想潮流受到

它们越来越多的影响，充分证明了意识形态还远没有终结。”

二资本主义的文化批判

他在《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一书中，提出资本主义社会在经济、政治、文化三大领域之间存在明显的冲突，其立论的重点是分析现代主义文化对西方社会的冲击。

提出了“轴心原则”和“轴心构造”两个概念，用此来分析西方社会。他认为西方社会由技术——经济、政治、文化三个领域构成。每个领域分别遵循不同的轴心原则，以不同的节律运行，用不同的行为方式，运行的方向相互逆向，有时甚至相互摩擦。随着后工业社会的来临，这种价值观念和构造上的冲突将更加突出。资本主义社会中这三大领域之间是分立和冲突的。

技术——经济领域遵循效率原则，人们的活动目的是获取利润，轴心原则是功能理性，调节方式是节俭。从本质上说，节俭就是效益。技术——经济领域的轴心构造是职业科层系统，其自身已经发育为一个等级严密，分工精细的自律体系。该领域的特性是非人化，表现为只见角色不见人，个人丰满的个性被压榨为分工角色。“其中的个人也必然被当做物，而不是人来对待，成为最大限度谋求利润的工具。一句话，个人已经消失在他的功能之中。”（《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26页）作为补偿，技术和经济的发展为个人提供广泛的就业和择业及社会流动的自由。社会中的技术和经济单线发展，只有一个方向：即不断地出现新产品。这是一种直线型的变革方式，结果之一是导致了人们的享乐倾向。

政治领域奉行平等原则，政治活动的目的是维护个人的权利，政治领域的轴心原则是合法性。这种合法统治的暗含条件是有关平等的思想，结果导致公众永远存在没有满足的平等要求，并且已经发展成内容具体、无所不包的要求。这种对平等的过分要求，反过来导致技术官僚化和政府的不断扩充，加上20世纪里经济危机和政治运动频繁，迫使政府集中权力，干预经济生产及分配，国家逐渐成为经济体制之外的一个庞大机器。政治领域的轴心结构是代表选举制和参与制，其调节方式不可避免地带有技术官僚倾向。“然而，由于政治行为的基本目标及调和冲突和不相容的利益要求，或寻求覆盖性条令及宪法允许的权威立场，政治决策因而主要依靠的是谈判协商和法律仲裁，而不是技术官僚的理性判断。”（第58页）在民众平等意识不断增强的情况下，传统的代议制扩展为直接参与制，政治领域中官僚体制与平等的矛盾不可避免。

文化（文学、艺术、哲学、宗教等狭义上的文化）领域的轴心原则是自我表达和自我满足，文化活动的目的是自我满足，其特性是标榜个性化，因为每个自我都是独特的，谁也代替不了谁。文化领域中盛行反对制度化，结果是反传统，反理性的文化活动和产品不断出现。文化领域的轴心结构是任意组合，不受时空的限制，文化活动者的行动没有边界，是一种“异质合成”（syncretism）。文化领域的变革方式是回跃（ricoso），“即不断转回到人类生存痛苦的老问题上去。”（第59页）但由于人们提出和回答这些问题的方式是因时因人而异的，所以没有清楚无误的变化规则。

贝尔进一步认为，这三个领域在现代社会里分别围绕自己的轴心原则运行，相互摩擦。早期新课时代三大领域是一致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三大领域之间出现矛盾。以平等为原则的政治越来越多地干预社会经济，与经济、技术和文化构成矛盾。以效率为原则的经济活动抵消了政治的平等势力，使文化失去浪漫情调。文化的自我实现（或自我满足）受到机器化和国家机器日益学生的压力，转而追求颓废和发泄不满。文化的自我中心倾向同技术——经济秩序所需的“角色要求”不断发生冲撞。贝尔把技术——经济部门当做资本主义的基本部分，称之为社会结构，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中冲突的根源“存在于官僚等级制的社会结构及郑重要求平等参与的政治体系之间，存在于依据角色和专业分工建立的社会结构与迫切希望提高自我和实现个人完美的文化之间。”（第60页、42页）他在分析后工业社会时，把居于社

会最高地位的专业阶层分为四大阶层，其中“文化阶层——艺术与宗教——是和表现象征主义（造型的或概念的）的各种形式与意义相关的，但是它更关心意义，它可能会发现自己越来越同技术阶层和行政阶层相敌对。”（《后工业社会的来临》，新华出版社，1997年版，408页）

他认为，经济与文化是资本主义的基本成分，“正是这种经济系统与文化、品格构造的交融关系组成了资产阶级文明”。（25页）他重点分析了西方社会文化领域与经济领域的矛盾，他用资本主义精神的裂变的说法来进一步阐述这种领域的分离。他指出，资本主义精神内含两种相互制约的思想：禁欲苦行主义和贪婪攫取性。贝尔把它们分别称为“宗教冲动力”和“经济冲动力”。加尔文教的伦理提倡禁欲苦行，消极地对待原罪，要求个人终生忏悔，把奢华、懒惰视为魔鬼，主张节俭和敬业。贪婪攫取性则鼓励冒险精神、精打细算和兢兢业业，促使人们不断地征服自然，挺进新边疆。

在资本主义早期，这两种冲动纠缠在一起，相互掣肘，力量不分高下，被“锁合在一起”。在经济中，企业家大力进行经济开发，自由贸易是个人主义的发扬。文化领域中，艺术家摆脱了教会和王室，充分进行个性解放和自我表现。“前者代表了资产阶级精打细算的谨慎持家精神，后者是体现在经济是技术领域的那种浮士德式骚动激情，它声称‘边疆没有边际’，以彻底改造自然为己任。这两种原始冲动的交织混合形成了现代理性观念。”（29页）在资本主义开发完成以后，企业家与艺术家发生对立。企业家在经济上激烈进取，贪得无厌，但在道德与文化上倾向保守，反对艺术上的多变趣味。艺术家却走向唯我主义至上，反理性，反传统，一意表现个人、自我，并且专门攻击现代资本主义的功利、制度化和拜金主义，指责资本主义造成了人的异化。艺术家们专门拆资本主义价值体系的台，逐步形成了“文化霸权”（cultural hegemony），与经济体制严重冲突。

贝尔认为，人性中有放纵的倾向，因此发展出了宗教进行约束，宗教的主要功能是约束，基督教制约人的放纵行为，基督教强调严肃的人生态度，强调人的社会责任，认为对人性的放纵极易导致人际争夺，进而产生暴力，宗教以鬼神和来世的方式警告人世，用道德规范来约束欲望。新教伦理和清教精神提倡勤俭，节欲，鼓励工作，让人们投身于创业中，刺激了财富的积累，资本主义得以发展。所以从历史上看，“经济冲动力”一起受到来自道德和宗教的扼制，文化也在这个背景下发展。

但是19世纪中叶以后，宗教的权威衰落，“宗教冲动力”不可避免地耗散，其对经济冲动力的约束也逐渐削弱。“历史的钟摆不免朝着松弛放纵的一端移动，日益远离节制和约束。”（65页）资本主义失去宗教苦行主义的束缚，单方面畸形冒进，经济与文化开始拉开距离，各自向相反的方向发展，逐渐达到相互抵触的程度。工业时代的现实主义文学、实用主义哲学和科技理性，使宗教冲动力的林价节制精神失去了经验基础。20世纪的大众文化、分期付款、信用消费等享乐主义的观念，彻底粉碎了节制和林价的道德基础，新教伦理主张的“先劳后享”没人今春，超支购买和及时行乐鼓动着人们的消费欲望。“宗教冲动力”被科技和经济的发展耗尽能量，现代资本主义只剩下经济冲动力。

资本主义社会中两个相互制约的因子失掉了一个，便失去了平衡。经济冲动成为社会前进的惟一主宰之后，万物都被剥去神圣光彩，发展与变革就是一切，资本主义难以为人们的工作和生活提供所谓的终极意义了，导致信仰危机。现代资本主义需要新的宗教，以约束人的行为，在经济与文化之间重新建立平衡。

由于宗教权威的衰落，资本主义文化也走向放纵，文化中所宣扬的是反秩序、反理性、反传统，即所谓的现代主义。现代主义完全推翻了传统的价值观和审美观，推崇的是个人的体验、任想象自由驰骋。现代主义取消了审美过程中的距离，仅认可即时的感受和本能的冲动。现代主义在艺术中包括象征主义、印象主义、未来主义、表现主义、立体主义、达达主义和超现实主义等，它们“不过是50年代享乐主义扩展的结果，是上层阶级早已实践的放

荡行为的民主化过程。正像60年代的政治激进主义承接了十年前失败的政治自由主义那样，幻觉文化的极端行为——表现在性行为、裸体狂、变态、吸毒和摇滚乐方面——和反文化延续了50年代强装作态的享乐主义。”（122页）

贝尔主张，现代主义文艺过于突出自我表现，抹杀艺术与生活之间的差别，所以贬值了。追求享乐的现代主义已经直到尽头，从节制到讲求享乐，从崇尚俭朴到追求奢华，意味着一种文明走向衰落。更为重要的是现代主义自身已经走向衰亡，它的反叛精神已经大众化和制度化了，现代主义发展到极端，就成为后现代主义。“现代主义的真正问题是信仰问题，用不时兴的语言来说，它就是一种精神危机。”人们面临着一片空白，应该建立新地宗教，以摆脱精神危机。真正的有意义的文化应该超越现实，为人的行为提供终极意义。

在三大领域的分立观中，他首先指出的是各个领域自身的矛盾或弊病。经济的问题是线性发展观的浒和导致人的异化，政治领域的矛盾是平等与官僚体制的对立，文化领域里反传统反理性动摇了已有的价值观。在他的领域分立理论中，政治领域与经济领域的矛盾并不是重点，他的主要注意力在文化与经济和政治的矛盾，尤其是文化与经济的矛盾之上。这反映了他对为什么西方社会科学技术高度发展，物质生活明显改善的情况下，精神文化上出现危机的思考。在对资本主义两大冲动力的失衡观点中，贝尔所反对的是当代西方社会中文化的发展走向了偏颇，失去了维系社会的价值观，所以他主张建立新的意识形态，恢复宗教的约束作用，。这是一种典型的保守主义观点。

能者统治的社会

他把当时的世界（20世纪70年代）分为前工业社会、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广大亚非拉美国家处于前工业社会，北大西洋沿岸国家、苏联和日本处于工业社会，美国处于后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中知识将成为最重要的资源，专业技术人员将成为社会中的主导力量。后工业社会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将比以往包含着更多的政治，政治领域将“变得更加具有决定意义”。

首先，后工业社会是一种全国性社会。二次大战后，在新技术革命的影响下，通讯手段和交通工具发生了飞跃式的变革，美国变成了“全国性社会”。一是出现全国性问题，像教育、运输、福利、城市复兴、空气和水的污染以及医疗等等，再也不能由州和地方一级来对付，而现在要交由全国性社会来解决了。尽管“从宪法上看，教育、福利、地方服务等等有关的问题，都是属于州和市政当局的权力，但是这些实体再也不能完成这类服务。它们的税收基础是不重复的，它们的行政结构是陈旧和无效的。”（《后工业社会的来临》，352页）

二是原来地方层次的大量社会问题变成全国性的。如美国的黑人问题，黑人的反种族歧视斗争一直没有间断，最初都是地方性，局限在城市或州的范围内。到了20世纪60年代以后，由于通讯和交通工具的进步，黑人的权利问题一下子成为了全国性问题。这在大众传播工具出现以前是不可能的。（这里对军队政治工作信息化也有重要的启示，技术发展对政治的影响）1963年黑人民权运动发起的向华盛顿进军，飞机、公共汽车、火车和汽车等各类交通工具都被利用，到达首都的示威者竟达25万人。

全国性问题均由联邦政府来处理，在美国每天都有惊人数量的问题自动地流向政治中心，使得中央政府面临巨大的决策压力。传统的管理机构大部分失灵。地方政府无力解决，市场机制也不能处理。过去沿用的州与权力的划分失去了意义。社会单位的规模和范围问题——政府单位的适当规模、组织机构的最佳规模、职能的分散化等问题出现。

全国性社会的一个结果是平民政治兴起。“现代大规模通讯联络的出现，使我们——很多情况下是强迫我们——直接和立即对社会问题作出反应。”（346页）普通民众无法避开政治问题对自己的影响，平民卷入政治的频率和范围均明显增加。作为民众参政的对象，政府的压力也随之大大增加。

其次，后工业社会是一种公共社会。“什么是公、什么是私，什么是营利、什么是非营利，已经不是很容易区分了。”（354页）与很多保守主义者的方法论个人主义立场不同，贝尔主张社会的单位是社区而不是个人。决策的基本单位不仅仅是个人，而个人必须完成一种社会决策。社会决策不是仅仅把个人的决策集中到一起，而是一种集体决策。在公共社会中，公共机制取代市场机制，决定产品和服务的分配。这种产品和服务的质量和数量取决于公共选择，而不是个人的需要。决策的性质由市场决策转向非市场决策，传统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原则在这种决策中不再适用。社会中的各种集团都要通过政治机制来实现自己的利益，政府成为各种势力角逐的场所。在这一点上，他与社群主义的方法论原则一致，反对原子式的还原主义。

在公共社会中，经济职能从属于政治秩序。由于外部性，社会成本等现象市场不能解决，经济行动的后果超出了经济范围。“经济秩序的独立性（以及经营经济的人们的权力）正走向结束，新的、多种多样的、不同的控制体制正在出现。总之，对社会的控制首先不再是经济的，而是政治的了。”（405页）社会的组织程度和协调能力成为经济增长的先决条件，“技术只是一种潜力，真正的问题在于世界的政治结构。”政治秩序成为支配社会的规则，制度决定经济活动的效率，“首创力来自政治制度”。贝尔的主张与新制度主义一致，都认为制度是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而经济制度以及其他经济活动又是在政治制度的约束下进行的，因而体制创新成为经济发展的前提。

后工业社会的阶级结构发生重大变化，专业阶级上升为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阶级。在后工业社会里，主要的阶级是以知识为基础的专业阶级，而不是原来的那个以财产为基础的阶级。科学家和研究人员成为统治阶级，他们所依赖的资源是知识，主要的活动场所在大学和研究所。而行使权力的方式则由于“科学和政治这两种因素的结合使技术决策所起的作用日益增加。有意识地制定政策，不论外交政策，国防政策或经济政策，都要求重用这样的技术人才，他们可以说明将来行动的限度，详细制定出管理和政策程序，并且估计各种选择的结果。”（346页）由下图我们还可以看出，“在后工业社会里，专门技术是取得权力的基础，教育是取得权力的方式，通过这种方式出现的人们（或是集团中的精英）是科学家。”

尽管专业技术人员成为最高的阶级，但政治权力仍掌握在政治家手里。专业阶级以其内聚力或共同一致性的基础而言，并没有成为一个新的经济利益阶级或者争夺权力的一个新的政治阶级。政治始终是各个集团之间的讨价还价，或者是行使暴力的领域，不是一个“始终遵循理性的领域”。政治主要是一种价值选择，技术阶层和科学阶层不适应政治的行为方式。尽管专业技术人员成为了上层阶级，但他们并不掌握政治权力，从这个意义上讲，专业阶级仍处于从属地位。实际上，贝预计在后工业社会，上层阶级与统治阶级将有所分离，尽管他不曾认为这种分离会带来社会矛盾。

后工业社会是一个能者统治的社会，任何社会的生活质量在很大程度上是由领导质量所决策的，“一个社会如果不能使它的优秀人士担任其领导机构的头头，那它在社会学上和道

德上是荒唐的。”（498页）能者统治建立在一种以技术知识和受教育程度为基础的等级制度上，能者是“依靠才能来获取合理权威的地位。”权力与权威不同，权力是指挥的能力，它是直接或间接地靠武力作为后盾的。权威是一种以技术、学识、天资、技巧或某种类似的属性为基础的能力。重要的是不同的人在这些方面有差别，有的时候还十分明显，使得他们在具有权威的程度上也显出区别。能者统治即由获得权威的人们组成的，因此能者统治是建立在个人之间天赋能力不平等分布和后天技能有差别的前提之上的。

贝尔的社会矛盾观集中在知识精英与民众之间的张力上。他认为工业社会里资本家与工业之间的矛盾是主要矛盾，后工业社会中则变为“技术权贵”与民众之间、精英原则与平等原则之间的对立。专业阶级成为“技术权贵”，他们依靠其掌握了社会上最重要的资源——知识，专业阶级成为特权阶层。另一方面，公共性社会和全国性社会时代是平民参政的时代，平民要求更多的权利，更多地参与决策，以影响控制他们生活的决定。民众的日益增加的参政要求与日益专业化的决策技术是方向相反的发展趋势，民众的政治功效感越来越低，“参政越多反而导致更多的挫折”。因而，以技术知识和受教育程度为基础的等级制度受到民众的怀疑，人们把它看做是社会不平等的根源。

贝尔反对平均主义，主张在承认差别基础之上的公正，认为在大学、企业和政府中均可实行能者统治，能者可以调和专业人员与公民之间的冲突。“训练有素的能者统治可以使社会成为一个公正的社会，即便不是平等的社会。”贝尔的能者统治论属于一种典型的政治精英论，他强调的政治的专职化与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特的精英论主张是一致的，而这一点是政治精英论基础主张。精英统治的合理性建立在政治与其他社会功能的分工之上，在由专业人员从事政治活动的基础上，统治国家的任务从专业政治人员选择出来的精英担当。另一方面，贝尔的全国性社会和公共性社会则指出了当代西方社会中民众政治参与的扩展。在民众政治化程度提高，民众涉入政治大为频繁的背景之下，贝尔这里主张的精英论与熊彼特的有所不同，是一种大众参与的政治精英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