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化社会语境下的舆论表达_张涛甫

张涛甫:媒介化社会语境下的舆论表达　传播文化媒介化社会语境下的舆论表达

□　张涛甫

【内容摘要】　本文从“媒介化社会”角度,分析社会转型过程中的中国社会舆论表达所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并从社会语境、传/受者结构、媒介技术三个变量考察中国当下社会舆论表达特点,认为中国社会转型的特殊社会语境、传/受者结构的多元化、多维传播网络之间的博弈及互动,规约了社会舆论的表现形态和演变机制。

【关键词】　媒介社会;社会舆论;社会语境;传/受结构;媒介技术

　　媒体与现实之间的关系如何?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人们。媒体=现实,

是假设,还是一种真实?同答这个问题

面临的新挑战。

社会舆论是社会的负载物,是社会问题、社会现象的反映,社会公共舆论涉及的是一个群体的意见。人们就某一类社会问题进行讨论,形成一个相对一致性的态度和看法,这就形成了社会舆论。舆论是社会主体在社会语境中形成的一个集体性态度。离开社会语境,舆论没有社会和主体性,舆论无法产生。而在不同的社会语境中,由于面对的社会主题和问题不同,处于舆论主体位置的言说者和评判者的观点和意见也存在差异。特别是在一个变革的社会环境里,社会公共舆论的变化会更加复杂、多变。舆论受到社会语境的规约,但是舆论又不是任由社会这一外力拿捏的非自主力量,它有其自身的生成、演变法则。社会公共舆论作为社会发展、变革中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

越

的时候往往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根据意识形态理论解释,由于意识形态因素的介入,媒介所反映的现实社会的信息可能是扭曲的,充满了意识形态陷阱。“我们社会在一个`奇观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媒体预先构造了我们对实在的感知,将实在变成为与它的`审美化'

的形象难分

①

彼此”。媒体往往根据把关人的意图来建构现实,很难真

正做到客观公正。比如说西方媒体关于波黑战争的报道,就是一个被媒介建构起来的媒介“现实”,它与真实之间存在很大的偏差,受众只有排除意识形态干扰,才能真正弄清楚事实的真相。另一种观念则坚持媒体的现实性,

认为

“把媒体和现实生活等同起来并非有悖逻辑”。“媒体等同———把媒体等同于现实生活———经常出现,非常合乎情理,并且适用于任何人”。②在不在两种观点之间进行价值判断或者是非判断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二者背后所包含的媒体与现实社会之间的关系。

从媒体发生史不难发现,媒体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始终充满张力,这是耐人寻味的。尤其在现代社会和后现代社会里,随着媒介技术的发展升级,媒体与社会的关系更加复杂微妙。我们在此运用“媒介化社会”这个概念,

对媒

来越受到现代社会的重视。作为中国当代社会转型进程中不可缺少的“软实力”(softpower),社会公共舆论所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它会成为影响中国社会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变量。笔者认为,社会语境、舆论主体、媒介三大变量之间的互动或博弈,最终塑造了当代中国的舆论表达形态,规定了当下社会舆论表达的演变规律和机制。

中国当代社会转型:特殊的社会语境

中国当代社会转型是上个世纪80年代起步,这种转型是以改革开放的名义破题的。有研究者认为,这一转型源自改革者的世俗理性的觉醒,

改革设计者世俗理性的觉醒

介与社会之间的密切关系进行描述。主要是基于这样的判断:媒体媒介已经深刻地介入社会的多个层面,媒介与社会的关系越来越深入,二者之间的互动造成了很多值得关注的问题。“媒介化社会”包含两个层面的含义:一是作为历史概念,主要是指,从现代媒体问世以来,媒体己经深深地影响着社会,社会也在不断地塑造媒体,两者之间已经形成了微妙的张力关系。二是作为一个现实概念,

主要

③

是中国社会转型的重要里程碑。所谓世俗理性就是人们在

日常生活中,为解决社会现实中所面对的问题,运用功效最大化原则作为行为取舍标准的理性态度。这种世俗理性也可以称之为经验理性,它与那种以意识形态教条原则为推论大前提的“先验理性”存在根本性的区别,它使人们的行动摆脱了教义、信仰与迷信对于人们行为选择的干预。这种世俗理性表现为邓小平“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就是要发展生产力”、“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些朴素而又务实的论断。世俗理

针对当下社会语境下的媒体与社会之间的更加复杂、微妙的关系,因为当下语境下的媒介对现实社会的影响要远远超过历史上任何时期,

无论是在影响的深度、广度,

还是

在影响的形式和频度上都是如此。本文试图从媒体与当下社会的关系角度,考察当下中国社会舆论表达特点以及所　双月刊5(总第

张涛甫:媒介化社会语境下的舆论表达　传播文化　

性首先要解决的是中国的经济问题,认为社会发展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着力发展社会生产力。这个社会转型并不是理性设计的结果。中国政治家在针对中国出现的具体问题、矛盾与困境,通过不断地“试错反弹”来修正决策,并在试错中进行制度创设,以解决面对的各种问题,

在这

一过程逐渐自然地演化出一种新的体制④。这一改革思路后来被描述为渐进式改革路径,它与激进式改革路径存在很大差异。渐进式改革实行经济改革优先、适时稳妥地进行政治、文化改革的策略。在具体操作过程中,优先考虑那些改革成本低、见效快的领域或步骤,先进行增量改革,后进行存量改革,边缘突破,然后向深水区推进。这种由世俗理性主导的改革路径反映了中国改革者独特的改革智慧,实践证明这是比较成功的。

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发展方向的中国当代改革,渐渐释放了巨大的经济、社会、文化能量。在经济方面,原先被严重压抑的生产力要素被解放了。中国社会的各种资源要素,在市场机制的有效配置之下,释放了巨大的经济能量。中国经济出现了持续的高位增长,

创造了中国改革

舆论的传/受主体结构多元化

处于社会转型中的舆论主体不再是单一化的结构。社会主体身份、利益诉求、价值诉求出现了多元化的趋向。改革开放告别了全能主义体制,民主法治化进程稳步推进及经济与文化自主性日渐增强造成社会舆论的主体结构走向多元化。

传者:与封闭语境不同的是:当代中国面对的媒介化社会是一个开放的社会舆论语境。在这个社会语境下,

影

益欲望不再是一种禁忌,各个社会阶层都可以自由合理地追求利益,人们长期被全能体制压抑了的经济自主性也被调动起来。经济领域的多元化,

进一步导致经济以外领域

的多元化的出现。社会领域作为经济领域的补充与服务组织,获得了合法性,同时也获得了自主性。⑨

文化领域也出现了多元化趋向。开放社会允许不同文化的发展,只要不对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构成直接的冒犯和抵触,非主流的民间文化和外来文化,也获得了自主性和合法存在的空间。人们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也不一定规定整齐划一,每个人都可以比较自由地选择自己的活法和思考方式。社会转型导致各个群体或个人利益诉求和表达诉求的多元化。这是20多年社会转型所产生的深刻变化。

的历史奇迹。人民生活水平得到了显著改善,改革者的世俗理性预期得以实现。

中国改革推动的中国社会结构的深刻转型,主要表现为由原先的“全能型社会”结构向多元化的社会结构转型。在全能型社会中,政治上的国家对社会进行全面支配与控制,社会并没有自主的细胞。所有的个人与机构都是国家

⑤社会结构高度单一,自主性和流动性很机器上的零部件。

响舆论的传者群体结构、身份、诉求表达都发生了深刻变化。传者的单一结构模式已经被打破了,它在规模和结构等方面发生了深刻变化。传者结构由原先单一的宣传者角色开始向宣传、监测、沟通、娱乐等多种角色转变。在传统媒介语境中,传者被组织到社会的不同体制层次。根据传者在舆论场域中的不同地位及影响力的大小,将传者群体分成核心传者和边缘传者。核心传者掌控舆论话语权,掌握着强势舆论资源;而边缘传者在舆论场中的影响力则相对微弱,控制的舆论资源比较少。但是,

在媒介化社会

差,社会结构是高度板结了的。社会阶层和社会身份结构单一。改革开放松动了中国社会结构,实现了劳动力资源的自由流动,社会再分配造成了中国当代社会结构的调整。在改革过程中,各种社会群体的利益收获是不尽相同的。陆学艺在他主持的《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中,以职业分类为基础,以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的占

⑥从中不难有情况为标准,把中国社会群体分为十大阶层。

中,这种核心/边缘、强势/弱势的对比可能只是暂时性的,特别是处在特殊的舆论场域里,所谓强势和弱势都不是一成不变的,特殊语境下的人们的态度和观点往往充满不确定性。

受者:社会转型松动了原先板结的社会结构,渐渐形成了日益多元化的社会结构。人们脱离了原先的刚性约束,比如说脱离阶级、单位、身份约束,被释放到社会里,

形

发现当代中国存在不同程度的利益分化以及阶层分化。李强根据改革以来人们利益获得和利益受损状况,将中国人分成四个利益群体:特殊获益者群体、普通获益者群体、

⑦

利益相对受损群体和社会底层群体。所谓的特殊获益群

体,是在改革20余年中获益最大的人群,比如民营企业家,各种老板、公司董事长、高级经理、工程承包人员、经纪人、歌星、影星、球星、外企高管、技术人员等;所谓普通获益群体,是在改革中在各种社会资源方面获得了明显利益的群体,其中包括知识分子、干部、普通经营管理者、办事员、店员、职员、工人、农民等;所谓利益相对受损群体指的是在改革过程中利益受到相对损失的群体,所谓底层群体是指绝对贫困人口。在当今中国,利益格局变迁非常迅速,各个社会利益群体正在分化、解组(diso

⑧,因此,社会结构还ganization)、重新组合(reintegration)

成了多种多样的利益主体与价值主体。这些受众自主性都很强,属于一个个活跃的自由电子,他们在不同的时间与空间里,会形成不同的舆论群体。围绕不同的舆论焦点,进行新的分解和聚合。在传统媒体掌控舆论时代,受众是被动的接受者。但是在多媒体的媒介化社会里,受众的主体性地位得以提高,

他们有更多的机会参与公共舆论,

成

为舆论合力中的一个分力,也可以参与舆论角力,成为影响舆论的一个变量,小觑。

哪怕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变量,也不可

没有最后定型,处于不稳定状态。

社会结构的多元化给当代中国社会注入了巨大活力。这得益于改革释放了人们心中的世俗利益欲求。人们的利

媒介技术:多维传播网络格局的形成

每个传播时代所采取的符号交换形式都包含着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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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涛甫:媒介化社会语境下的舆论表达　传播文化内部结构和外部结构,以及意义的手段和关系。有研究者把传播媒介发展历史划分成三个阶段。在第一阶段,

即口

长期的社会化过程中,渐渐被纳入可控制的体制性传播管道,其中流通的信息基本被控制在“把关人”所允许的范围内;但是因特网以其特有的技术优势,传播内容和形式不容易被把关人所掌控,或者说即便要控制的话,其控制成本也非常高。正如尼葛洛庞蒂所说:“在互联网时代,每一个拥有互联网的人都有可能成为一个没有执照的电视

71

台”。 由那些成千上万的互联网用户编织成的信息网络,

头传播阶段,自我由于被镶嵌在面对面的关系的总体性之中,因而被构成为语音交流中的一个位置;在第二阶段,即印刷传播阶段,自我被建构成为一个代理者(agent),处于理性和想象的自律性的中心;在第三阶段,即电子传播阶段,持续的不稳定性使自我去中心化、分散化和多元

⑩

化。在当代中国社会语境下,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信息

很难在信息端口实行信息控制。因此说,在互联网时代,媒介不再成为由少数人垄断的稀缺资源,而成为一个平民化的大众媒介。媒介的多层次结构形成了多层次、多元化的舆论流通管道。这种多元化舆论管道的存在,就为社会舆论的多样性表达提供了物质基础。从媒介管道中流通的内容进行分析,可以将媒介管道中的舆论信息分为主流声音与民间声音。在新媒体时代,主流声音在传统媒体之外,有了一个新的表达空间,在传统媒体时代,

舆论被控制在

技术改变了媒介的表现形式和内容。在封闭社会语境下,信息的流通范围、速度、方式变化很小,

但是在新技术革

命背景下,媒介技术日新月异。媒介技术的进步深刻地改变了人们感受信息的方式。“信息和传播技术革命已经改变了我们接近信息的方式乃至更多”。“信息和传播技术界定了我们怎样接近他人、接近服务和技术本身”,“信息和传播技术的进步不仅决定人们怎样得到接近权,

也建构

(shape)和重构(reshape)这个过程的结果:人们接近什么信息?何时、何处获得接近权———这影响你所知道的事、

1 你认识的人、你所消费的物品和你所拥有的技能”。媒介

体制性框架内,社会上的其他声音没有表达管道,处于压抑或者沉默状态,这些声音没有常规管道可能会自生自灭,形成不了大的舆论冲击波。在当下的媒介化社会,媒介所有者不再是社会中的强势角色,媒介平民化使得普通民众也能分享舆论表达自由。而且新技术的使用可以使得舆论声音得到最大限度地复制与放大。旨在急速扩展的对网络工具的接近权开始创造公共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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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的新形式功能得以散播。

技术的深刻影响在于它直接关涉信息主体的信息接近权的问题。媒介技术实际上规定了我们接近什么样的信息,如何接近,效果如何等等。在当下媒介化社会里,报纸、广播、电视、互联网、手机等媒介交叉覆盖,

形成了一个立

在那里,信息和建立关

体的媒介传播网络。而这些媒介“并不是历时存在的,而是同界面(coterminous)地存在于现时”

2,1

也就是说传统

媒介化社会的舆论表达面临新的挑战

由上面三个变量的分析即可看出,影响社会舆论的任何一个变量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三者之间的互动、博弈往往会加大社会舆论的变数。这就给当下媒介化社会舆论环境带来了许多新的问题与挑战。主要表现在:

1.社会阶层、身份的广泛流动导致利益诉求的多元化随着社会结构性的变化,

社会身份的流动性加大,

农

媒介并不因为新媒介的出现而从传播舞台上退出,他们往往并存于同一个传播平台,这就形成了多种媒介形式并存、多种媒介力量角力的局面。各种形式的传播媒介都在一个不断扩大的、复杂的适应系统内共同相处和共同演进。每当一种新形式出现和发展起来,它就会长年累月和程度不同地影响其他每一个现存形式的发展。当比较新的形式出现时,比较旧的形式就会去适应并且继续进化而不是死亡。

31新出现的传播媒介形式会增加原先各种形式的主要特点。

村向城市流动,城市与城市之间的流动,组织之间的流动,群体之间的流动等等。社会提供了大量的流动机会,劳动力要素在市场机制下得到迅速流动和转移。网络、生物、文化等新型产业的快速发展也给新兴阶层的流动提供了大量机会。外资企业的大量涌现提供了许多就业岗位,产生了一大批新兴社会身份和就业机遇。当下社会告别了“单位社会”,松动了过去那板结的社会结构。身份依附关系被打破,传统权威、阶层等级和阶级关系弱化。同时,市场风险和生活不确定性的增加,

使生活阶层变动的可能性增

值得特别关注的是:第四媒体因特网的出现,深刻地改变了媒介传播格局,形成了新的传播形态和特征。先前的传播技术以一对一(one-to-one)或者一对多(one-to-many)主宰的组织结构为中心,因特网提供了多对多

41(many-to-many)的传播的工作范式。 在因特网世界里,

距离的意义越来越小。在网络社会中,空间可以区分为流动空间(SpaceofFlow)和地方空间(SpaceofPlace),流动空间已经取代传统的地方空间成为支配性的空间逻辑。社会组织越是建立在非历史性流动的基础上,就越能摆脱任何地方的逻辑。卡斯特利指出,网络传播以两种不同的形式促成了我们社会时间观念的转化,

即同时性(simul-

大。而生活格调和社会态度的个体化,也在消解公共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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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私人领域的传统分野。人们日常生活理性的觉醒促成了

人们利益意识的觉醒,个体主义文化渐渐取代过去“全能社会”的阶级文化。人们的利益诉求已日益多元化。

2.社会焦点引起人们观念和意识的“碎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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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neity)与无时间性(timelessness)。其中多媒体超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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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ypertext)的无时间性构成了当今时代文化的主要特色。

后信息时代将消除了地理的限制,就像超文本挣脱了印刷篇幅的限制一样。数字化的生活越来越不需要依赖特定的

61 时间和地点。

“碎片化”是指人们在经济、政治、文化、生活等各领域的行为策略和生活态度,不再按照传统的阶级模式分野,而是根据具体的焦点问题产生不同的分野。作为一个迅速发展的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人们的政治、经济、

在这些媒介门类中,报纸、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介在　双月刊5(总第

张涛甫:媒介化社会语境下的舆论表达　传播文化　

社会、文化、观念的差异都会不同程度地在社会焦点上表现出来。问题的复杂性在于,人们对于某些社会焦点问题的态度并不一定判然分明地与他们的阶级、阶层、社会身份对应。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态度,即便同样的人面对同样类型的问题,在不同的语境和时间区间里,也会存在差异。社会风险不确定性加大,很多矛盾和冲突很难预料,

社会

更大,流速更快。但是由于信息超载,会产生比较严重的信息噪音。这给舆论引导带来了诸多困难。如果仍然利用传统的舆论管制的办法,其效果就要大打折扣,而新的办法也供给不足,或者说,效果不甚显著。

5.全球化语境打破了社会舆论的时空约束

全球化语境下的社会舆论更是充满不确定性。大西洋彼岸的蝴蝶翅膀的振动可能会在太平洋兴起一场海啸。新媒体技术可能使某一区域性舆论热点波及到世界各地,

因

危机的偶然性加大,政府危机管理的成本很高。这些无疑增加了舆论表达的变数,也加大了舆论引导的难度。

3.中国目前正处在社会矛盾和冲突的多发时期按照发展中国家的历史经验,当社会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的时候,往往处于社会矛盾多发时期。中国正处在这样一个特殊阶段,我们的改革开始从“增量”改革阶段向“存量”改革阶段推进,改革进入了深水区。因此,面临的困难特别大。改革意味着利益的调整和再分配,在这个过程中,必然有些人获益,

有的人利益会受损,

有人

为因特网传播已经突破了地缘传播壁垒和地缘政治壁垒,造成舆论影响的世界化、跨国化。比如说,SARS危机,成为世界性舆论热点论题,固然与舆论主题的重大性有关,但在这背后,离不开便捷、高速的媒介传播技术的作用。

结　论

在当下中国媒介化社会语境中,社会舆论环境出现了大量新情况、新问题,这些增加了舆论演变的不确定性。因此,我们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如何应对这些挑战?这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非常紧迫的问题。我们认为,在处理这些问题的过程中,需要把握好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在发展中解决矛盾的方向不能变,

渐进式的改革

加

得的多,有人得的少,有的甚至不但没有得,还受损。这是不可避免的。在“存量”改革时期,社会中的大多数人都能够从改革中获益,但是到了“增量”改革时期,

并不

是大多数人普遍收益,改革成本越来越大,社会矛盾也越来越多。由利益变动而产生的不公正感、生活满意度在下降。贫富分化会进一步加剧社会矛盾,产生社会冲突。如何化解不断出现的各种社会矛盾,消弭各种社会危机,成为考验改革者的智慧的大课题。

4.媒介汇流形成媒介“立交桥”

传统媒体与新媒体同时出现在当下社会语境里,

形成

思路不能变;二是在充分把握舆论引导规律的前提下,

强制度创新和机制创新,把政策、制度稳定性与措施、技术灵活性结合起来;三是充分发挥大众传播媒介的议程设置功能,实现公共舆论的健康、稳定运行;四是发挥文化的“软实力”作用,培育具有公共凝聚力的文化资源,

强

了多维度的媒介汇流“立交桥”。媒介汇流打破了传统媒体垄断的舆论格局,媒体表达管道多元化,

这为人们的诉求

化人们的集体认同;五是加强政府的危机管理能力建设,增强公共部门的抗震能力及处理复杂矛盾的能力。

表达提供了更畅达的管道。各种传播管道流通的信息流量

注释:

①　斯拉沃热·齐泽克、泰奥德·阿多尔诺等:《图绘意识形态》,南京大学出版社,第20页。②　巴伦·李维斯、克利夫·纳斯:《媒体等同》,复旦大学出版社,第4页。

③④⑤⑨　萧功秦:《从发展政治学看中国转型体制》,《浙江学刊》,2005年第5期。⑥　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

⑦⑧　李培林、李强、孙立平等:《中国社会分层》,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30、31页,第33页。⑩ 2　马克·波斯特:1《信息方式》,商务印书馆,第14页。

1 4　史蒂文·拉克斯编:1《尴尬的接近权》,新华出版社,第3页、第32、33页。3　罗杰·菲德勒:1 《媒介形态变化》,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第24页。5　梁刚:1 《当代两方网络传播研究概观》,《国外理论动态》,2004年第9期。6 1 7　尼葛洛庞蒂:1《数字化生存》,海南出版社,第194页、第205页。

8　Friedland(1 1996):ElectronicDemocracyandtheNewCitizenshipMedia,CultureandSociety,18(2)1879 1 0　李培林:2《社会冲突与阶级意识》,载《社会》,2005年第1期。

(作者系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新闻传播学博士后)

【责任编辑:张国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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