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鞍钢:反腐败核心是要解决权力不对称和信息不对称问题

时间:2007-05-29 00:34　作者:　新闻来源:检察日报

著名国情问题研究专家，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胡鞍钢，今天（5月月29日）在《检察日报·廉政周刊》刊发文章《反腐败必须构建中国特色国家廉政体系》。文章指出，反腐败的根本措施是制度建设，核心是要解决权力不对称和信息不对称问题。

中国不仅出现了持续２０多年的高速经济增长，而且也引起广泛而迅速的结构变化和社会变化，正在经历四个相互关联、相互影响的转型过程：一是经济体制转型，即从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二是社会转型，即从以农业为基础的传统农村经济社会向以工业和服务业为主导的现代城市社会逐步转变，同时还正在向以知识为基础的知识社会加速转变；三是政治体制转型，即从传统中央集权政治体制向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制转变；四是开放转型，即从封闭、半封闭经济社会向建立开放经济和全面开放社会转变。四大转型要求也推动着政府转型，即政府职权范围、行为方式、工作重点的转型，即从“缺位”到“到位”，从“越位”到“归位”，从发展型政府到监管型政府，从经济增长型政府到公共服务型政府。

四大转型的核心是党的转型和政府的转型，这是确保中国成功地实现“社会转型”、“市场转型”和“政府转型”的关键。从共产党内部发展模式看，共产党需要“自我改革、自我创新、自我转型、自我建设”；从共产党面对外部挑战看，需要“锐意进取、不断创新、主动转型、从严建设”。在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重新界定政府的作用和干预内容。现在的问题是政治转型滞后于其他转型，因此加速政府转型是解决腐败问题的根本措施，建设监管型政府、公共服务型政府、能够使社会有效监督的政府、有限的政府、负责任的政府、与民为善的政府。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核心是加强党的制度建设。

由于共产党领导国家，国家掌握和控制大量国家财富和国家资源，各级党政干部掌握和拥有各种行政权力，为此就会出现两种可能性：一种是国家或党政干部可能是“服务之手”，利用这些资源和权力为社会大众提供公共服务，服务人民；另一种是国家或党政干部可能沦为“掠夺之手”，利用这些资源和权力为自己或集体谋取私利，走向人民的对立面。在信息不对称和权力不对称情况下（既缺乏对公共信息的披露和透明度，又缺乏对公共权力的制衡和监督），后一种可能性更大，而前一种可能性更小。这就可以理解为什么１９５６年毛泽东会担忧党内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群众的“贵族阶层”。毛泽东的做法是不断地发动政治运动和阶级斗争来周期性地整肃党内和政府内的“当权派”，不断地公开揭露共产党内部的“阴暗面”，直至１９６６年都没有解决“掠夺之手”的问题，从而决定亲自发动和领导“文化大革命”。显然，晚年的毛泽东失败了。而今日我们所看到的“掠夺之手”的阴暗面远超过当年毛泽东所看到的“阴暗面”。

国家财富迅速扩大，使“掠夺之手”的掠夺性的机会空前扩大。从国际比较来看，中国是世界上公共财政增长最快的国家，在“十五”时期财政收入年平均增长率为１８．７％这还不包括预算外收入、社会保障基金收入和非制度收入，财政支出年平均增长率１６．２％，也不包括预算外支出和非制度支出；中国是世界上政府行政开支增长最快的国家，在“十五”时期年平均增长率为２１．７％；中国是世界上中央政府对地方转移支付增长最快的国家，２０００年至２００４年平均增长率２１．６％；中国也是世界上公共投资增长最快也是规模最大的国家之一，“十五”时期中央项目投资２９．５万亿元，相当于３．６万亿美元，是“九五”时期的２．１倍，占同期ＧＤＰ比重的４．９％，这还不包括地方政府的公共投资。如果计入国有金融机构掌握和控制的信贷资金，大中型国有企业的国有资产，各级地方政府掌握和控制的国有土地等，那么中国国家财富的规模是世界最大的国家之一。

腐败的结构性根源是什么？我们认为这集中体现为两个不对称性：一是权力不对称性，指的是公共权力和制约、监督公共权力的力量的不对称性；二是信息不对称性，指的是由于腐败隐秘、敏感特性而造成的腐败者和反腐败机构所掌握的信息的不对称性。权力不对称、信息不对称最大化的结果必然是导致腐败。因此，反腐败机构的工作可以总结归纳为要解决这两个不对称性问题。反腐败工作的本质是降低社会交易成本和国家治理成本。

中国政治国情条件下两个不对称有什么自身的特性？权力不对称性和信息不对称性在各国都普遍存在，但是在我国五级半政府的政治国情下，这两个不对称性问题更加突显。中国内地有３１个省份，３３３个地级市或者地区，２８００多个县或县级市或者市辖区，还有４万多个乡镇，加上５个计划单列市，这就有五级半政府！世界大国都是三级政府，只有中国是五级政府。这就使得所有信息都传递到中央也不大可能，而中央的政策到了各级地方，也会因地方利益而打折扣。同时，中央还遇到了如何监督各级政府的问题，越是基层，越是难以监督，同时政府与公民的权力不对称性越明显，监督比较难，对违纪违法惩治也很难。解决第一个不对称性问题需要“透明革命”，即涉及公共信息必须全部披露；解决第二个不对称性问题需要“监督革命”，即涉及公共权力必须受到各种制衡（水平制衡和纵向制衡）和监督。所以，中国要成功地崛起，要解决自己的崛起问题，挑战不是来自外部，而是更多来自内部，主要是来自党和国家内部的官僚主义、低效率和腐败的挑战，从“劣治”走向“良治”。这就是我多年研究中国国情一个最主要的体会，只有经济学是不够的，还需要政治经济学的办法。

当前我国仍然处于腐败易发期和多发期，与腐败作斗争是一个复杂的博弈过程。反腐败的根本措施是制度建设，核心是要解决两个不对称性问题。要解决权力不对称性问题，就要进一步完善我国的权力监督体制和机制，规范权力运行的制度环境，加强体制内的监督力量，充分利用信息技术工具建立有效的监督手段，同时加大外部监督的力度，鼓励人民群众和新闻媒体对地方政府、政府部门以及各级领导干部的监督。提高公共部门的透明度是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