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松江府服饰风尚初探

作者：王熹

中国地方志 2007年10期

　　明代松江府，史称“东南雄郡四而松居一”①，自然地理条件优越，物产丰富，素有“川原沃衍，有海陆之饶，珍异所聚”，“民素饶渔盐之利”② 的美誉。这里市镇林立，商贾辐辏，经济发达，在明代经济发展中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表现在社会生活方面，由于受传统文化的熏陶和影响，其服饰风尚具有鲜明的地域和时代特点。尤其是明代中后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法治的松弛，松江府服饰风尚的特点更为突出，对周边乃至全国的服饰风尚都产生了不可忽略的影响。因此，探讨松江府服饰风尚的变化，很有价值和必要。本文拟就松江府衣料的生产与织造、服饰从俭朴到奢靡的变化和影响等，略述管见，以就教方家。

　　一 衣料的生产与织造

　　松江府是江南经济发展重镇之一，也是服饰衣料生产和织造的中心。从宋代开始，松江府就种植木棉，到元代元贞年间，黄道婆改进纺织技术，使棉纺织品的质量有所提高，数量有所增加，激发了棉农种植棉花和生产棉布的积极性。朱元璋深谙发展农桑对治理国家的重要性，早在至正二十六年（1366）就对中书省大臣说：“年谷丰登，衣食足给，则国富而民安”，强调此是为治之先务，立国之根本③。建国后他又将督民耕桑作为安邦理民的当务之急，要求各级官员身体力行，落到实处。洪武二十七年（1394），朱元璋对工部大臣说：“朕深知民艰，百计以劝督之，俾其咸得饱暖。比年以来，时岁颇丰，民庶给足，田里皆安，若可以无忧也。然预防之计，不可一日而忘”，诏命天下普遍种植桑枣，明确要求工部谕令民间“但有隙地，皆令种植桑枣。或遇凶歉，可为衣食之助”④。于是工部移文天下有司，督民种植桑枣，选派专业人员讲授种植的方法，并增加棉花的种植面积，实行免除税收的优惠政策，鼓励各地开荒垦田，多种植攸关庶民百姓饱暖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桑枣。在朱元璋的积极倡导与推动下，经过各级地方官员的竭力奉行，明朝政府发展农桑的政策取得了显著的成效。明代的棉纺织业和丝织业也随之迅速恢复和发展起来，尤其是松江府在江南乃至全国始终保持优势产业地位，为社会生活提供了制作服饰所需的各种棉布和丝绸衣料。

　　明代松江府棉布衣料的生产情况，正德《松江府志》记载：“木棉本出闽广，可为布。宋时乡人始传其种于乌泥泾镇，今沿海高乡多植之。”其纺织技术很高，可与苏杭相媲美，“百工众技与苏杭等。要之吾乡所出，皆切于实用，如绫、布二物，衣被天下，虽苏杭不及也”。从事纺织的“不止乡落，虽城中亦然，里媪晨抱纱入市，易木棉以归，明旦复抱纱以出，无顷刻闲，织者率日成一匹，有通宵不寐者”。纺织棉布是当地的支柱产业，也是生活的主要经济来源，“田家收获，输官偿息外，未卒岁室庐已空，其衣食全赖此”⑤。崇祯《松江府志》载：“其绫莫如布帛，松之布，衣被海内。吴绫上贡天府亦云重矣。顾布取之吉贝，而北种为盛，帛取之蚕桑，而浙产为多。播植不足，机杼为劳，取名盛而食实，微技巧工而淫靡甚，载笔者睹物有隐思焉。”⑥ 万历以后，松江生产的土布闻名于全国，范濂说：“绫布乃松郡中土产，昔年绫尚厚重，今皆用轻且薄者，而王江泾绫始乱真矣。云布松人久不用，近年有精美如花绒者，价与绫等，士人间服之。余布无奇，独憎兰花色、桃红色，又尚紫花布。紫花原出真如地方，今东土遂为佳种。”⑦ 明末清初人叶梦珠描述松江府木棉的种植规模和重要性时说：“吾邑地产木棉，行于浙西诸郡，纺绩成布，衣被天下，而民间赋税，公私之费，亦赖以济，故种植之广与粳稻等。”⑧ 棉花布“吾邑所产已有三等，而松城之飞花、尤墩、眉织不与焉。上阔尖细者，日标布，出于三林塘者为最精，周浦次之，邑城为下，俱走秦、晋、京边诸路，每疋约值银一钱五六分，最精不过一钱七八分至二钱而止……其较标布稍狭而长者，日中机，走湖广、江西、两广诸路，价与标布等。前朝（即明代）标布盛行，富商巨贾，操重资而来市者，白银动以数万计，多或数十万两，少亦以万计，以故牙行奉布商如王侯，而争布商如对垒，牙行非藉势要之家不能立也。中机客少，资本亦微，而所出之布亦无几……更有最狭短者，日小布，阔不过尺余，长不过十六尺，单行于江西之饶州等处，每疋在前值银止六七分……又忆前朝更有一种如标布色，稀松而软者，俗名浆纱布，络纬之法，亦与标布异，邑城人往往为之，今亦不复见矣”⑨。生产棉布所需的原料还有马蓝、黄麻和苎麻。马蓝即蓝靛，“出青龙南北，刈其叶沤为淀，可以染青，俗谓青秧。岁凡三四刈，别种出崇明，如蒿而红，发甚早，作淀且多，一刈便了，谓之斮青”。黄麻茎高八九尺，取皮后可以作篱。苎麻也是生产棉布的原料，“种麻人家间种之”⑩。棉布品种很多，正德有三纱木棉布、丁娘子布、红纱官布、番布、云布、缣丝布、苎布、荒草布、麻布、药斑布、金山布等名目。崇祯有茵墩布、丁娘子布、三梭、放阔、新改、标寸、飞花、赛锦绸、刷纱布、缣丝布、黄草布等品种。这些名称不同的棉布，其质地、尺寸、价格、用途各异，生产织造的工艺也有繁简精粗之别。

　　松江生产的三纱木棉布，古名吉贝，纺织的主要基地在沙冈镇和车墩之间。特点是“幅阔三尺余，紧细若绸。其后织者竞利，狭幅促度，复殊于前。今所在有之，幅度不一，而细布出东门，盖车墩去东门不远也。昔有丁氏者，所织尤精，号丁娘子布，远近有名”。宣德年间，巡抚侍郎周忱奏请以布折税，朝廷“匹准二石，以便耕者”。当时还有在两端织红纱为识的布匹，称之为红纱官布，非常畅销，很受使用者喜爱。但到崇祯年间却是价格越来越贱，质地越来越次，已非昔比。番布，又称松江布，以元代元贞间出产乌泥泾镇而著名。“初，镇人效闽广种木棉为布，而无踏车、推弓之制，剖子成剂，厥功甚艰。元元贞间，有黄道婆者，自压州来，始教制捍弹纺织之具，至于错纱配色，综线挈花，各有其法，织成被褥带悦，其上折枝团凤棋局字样，粲然若写，贩鬻傍郡，镇人赖之”。其后，番布的制作工艺日益精进，布匹的花色品种有所增加，“三纱布滋为象眼、绫纹、云朵、膝襴、胸背等样，盖出于此”。到了成化年间，番布的名气很大，价格昂贵，乡人将它作为馈赠达官贵人的礼品，松江府作为进贡的贡品。弘治时此布一匹的造价抵其他的十匹。正德时，武宗将番布钦定为祭祀天地的用品，诏令“禁庭下府司织造赭黄、大红、真紫等色，龙凤、斗牛、麒麟等纹样”，竟然有胆大妄为的工匠与负责织造的胥吏狼狈为奸，营私舞弊，致使番布一匹的造价费用，有至白金百两者。缣丝布，以白苎或黄草兼丝为之，“苎宜采色，为暑服之冠。又有以丝作经而纬以绵纱日丝布，染色尤宜”。苎布，以苎皮纺织而成，质地细者如罗縠；黄草布，“如苎布而脆”。这两种布俱产于松江的北乡，正德时其产量已不多。药斑布，出产于青龙镇，府城和乡村多有纺织的。其制作方法是“以皮纸积背如板，以布幅广狭为度，镞花样于其上，将染，以板覆布，用豆麦等调和如糊刷之候干，入淀缸浸染成色，暴干拂去药，斑纹烂然”(11)。松江府在棉布的制作工艺方面，还适应南方潮湿的气候特点和纺纱的技术要求，发明了刷纱的方法。南方刷纱用糊的常用方法有两种，一是先将“绵繀作绞糊盆度过，复于拨车转轮作繀，次用经车萦回成红，土语谓之浆纱”。二是先将“绵繀入经车成紝，次入糊盆度过，竹木作架，两端用维急繀，竹帚痛刷候干上机，土语谓之刷纱。今布之佳者，皆刷纱也”(12)。由于松江府棉布纺织技术的不断改进，在正德年间他们就在棉布生产领域创造了许多奇迹，享誉海内外，故有方志记载“俗务纺织，他技不多，而精线绫、三梭布、漆纱、方巾、翦绒毯，皆为天下第一，梅花、灯笼、拨罗绒纹绣亦他方所无”(13)。

　　在绫纱绸缎的织造和应用方面，松江府也利用本地的资源和技术水平，不仅织造宫廷帝后制作袍服所需的缎匹，而且岁造朝廷额派或不定期临时加派专供用于喜庆、祭祀、校尉执仗卫士穿的只孙衣，以及名目繁多的用于颁赏边疆少数民族的各种绫罗缎匹。生产织造的缎匹主要有纻丝绫、药绫、官绫、糊窗、绫绸、绢锦、只孙驾衣、大红织金云鹤、狮子胸背、织衲、拨罗绒纹绣等珍贵的品种。其中，有的缎匹织造历史悠久，如纻丝绫，又名线绫，其历史可以追溯到唐代天宝年间（742～756），吴郡曾将方纹绫作为贡品，俗称吴绫。吴绫花色品种较多，因为织有龙凤、麒麟、天马、辟邪等违禁纹样，到大历六年（771）时，朝廷禁止吴郡织造带有这些纹样的线绫。宋代吴绫更为朝廷的达官贵人所喜爱，史料记载夏竦对策时，“宦者以吴绫手巾乞题诗，时贵重如此”。至明代松江府织造的绫纱魅力依旧，仍是纻丝绫的佼佼者。记载说泖湾织造的绫纱，尤其受消费者欢迎，其突出的特点是“服旧可澣，差胜纻丝。后因当道求索者众，间为药绫”。但药绫的质地和工艺水平不如绫纱，“其质傅药以紧厚”。正德时，松江绫纱多产于府城，而东门地方的生产规模很盛，其“制作之精，为天下第一，虽吴门不及也”。每年上供朝廷幅广而长的，称作官绫；又有一种缜密而轻如縠的绫纱，叫做糊窗，均由松江府的织染局造办(14)。

　　松江府织造局生产朝廷所需缎匹的由来和具体情况，崇祯《松江府志》有较为详尽的记述。明代的江南织造，只是在“浙直杭、嘉、湖、苏、松五府”设有专门的织造局。用于帝后制作袍服使用的缎匹，称作“内号”，常年分春秋两次解送京师织染局收贮。岁造的缎匹，又称“外号”，从朝廷到松江织造局都有专门的官员和机构管理，明代额派松江织造的缎匹，每年是1167匹，遇有闰月时，加派浅色素缎97匹，其中有大红织金云鹤、狮子胸背缎50匹，每匹长3丈2尺；矾红青黑绿织金犀牛、海马、熊罴胸背缎410匹，每匹长3丈2尺；矾红青黑绿光素缎607匹，每匹长3丈2尺。到万历年间，奉文将素缎100匹改织大红织金虎豹胸背缎83匹，每匹长4丈2尺；矾红17匹。天启四年（1624）又奉文将素缎117匹改织大红织金斗牛、飞鱼、麒麟等项胸背缎匹，其丈尺与先前织造的虎豹缎相同。专供朝廷喜庆颁赏使用的缎匹，每五年一坐派，有纻丝纱罗、绫绸、绢锦等，花色有大红和浅色，花样有彩妆织金、闪色蟒龙、飞鱼、斗牛缠身胸背，工艺复杂，织造烦琐，负担很重。进贡朝廷的绫纱，规定每十年一派，其体式、料价与浙江、江宁织造相同，每匹长8丈，宽3尺2寸。素者，因白丝的经纬既长又宽，其织造工艺复杂，技术要求高而费时。其用途主要供宫殿裱刷窗槅使用。宽与绫相同，长4丈的纱，主要供朝廷举行郊社、祭祀、焚帛礼仪时使用。到崇祯时，由于丝的价格“今倍于昔，工食物价又倍于昔”，而让远隔异地的松江府，到浙江丝产地收购织造所需的丝，生产与浙江一样的绫纱，既多出盘缠费用，又有运输之虞，即使负责司礼监为松江织造的每匹绫纱提供1两的补贴，但是对松江来说，这仍是一个不小的负担。只孙为元代贵臣侍宴的服饰，洪武六年（1373），诏令校尉衣只孙服。每年朝廷坐派织造的此缎有750副，五彩妆花和红浅花色各为一半，每副又有里绸一匹，因为织造工艺复杂，虽然仿照苏州的造价支付费用，但往往不能如数如期接送京师。再加上当时内外织造均为宦官所控制，经他们的层层盘剥之后，承担织造的工匠更是困乏至极，到了难以为继的境地。鉴于这种情形，即位的明思宗出于巩固统治的需要，于崇祯元年（1628）不得不作出恤民的姿态，诏令不急的织造暂行停止。(15)

　　二 服饰风尚从俭朴到奢靡

　　洪武元年（1368）二月，明太祖朱元璋建国伊始，就诏令明朝“复衣冠如唐制”(16)，通过国家干预，极力消除元蒙影响，重构明朝服制，鉴于“元世祖起自朔漠以有天下，悉以胡俗变易中国之制，士庶咸辫发椎髻，深檐，胡俗衣服则为裤褶窄袖及辫线腰褶，妇女衣窄袖短衣，下服裙裳，无复中国衣冠之旧。甚者易其姓氏代为胡名，习胡语，俗化既久，恬不知怪”(17) 的风俗习尚，要求士庶“不得服两截胡衣”，禁止辫发椎髻、胡服、胡语和胡姓。为了确立明朝的封建仪礼、纲纪法度，朱元璋还对全国官民百姓衣冠服饰的形制、质地、颜色、发式等都作了严格要求和规定，他说：“士民皆束发髻顶，官则乌纱帽、圆领袍束带，黑靴；士庶则服四带巾、杂色盘领衣不得用黄玄；乐工冠青卍字顶巾，系红绿帛带；士庶妻首饰许用银镀金，耳环用金珠，钏镯用银，服浅色，团衫用纻丝、绫罗、绸绢；其乐妓则戴明角冠、皂褙子，不许与庶民妻同。”(18)此后，朱元璋为了构筑其“辨贵贱、明等威”的理想社会秩序，先后用30余年的时间进行服饰制度的制订和完善，继其后者也为维护明代开创者确立的服饰制度作出了不懈努力。史载：“国朝士女服饰，皆有定制。洪武时律令严明，人遵画一之法。”(19) “大明国有其制，不独农工商不敢混淆；虽官为郡丞郡倅，非正途出身亦不敢服。”(20) “其便服自职官大僚而下至于生员，俱戴四角方巾，服各色花素绸纱绕缎道袍。其华而雅重者，冬用大绒茧绸，夏用细葛，庶民莫敢效也。其朴素者，冬用紫花细布或自布为袍，隶人不敢拟也。”“其后能文而未人泮雍者，不屑与庶人伍，故亦间为假借，士流亦优容之……其市井富民，亦有服纱绸绫罗者，然色必青黑，不敢从新艳也。”(21) 此其一。其二，中国自周公、孔子以来所倡导的礼乐文化传统中心“礼”或曰“礼制”，就是以别贵贱、分等差作为它的核心内涵和精神实质的。统治者要维护封建社会统治正常的社会秩序，就必须在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中分出等级，别出贵贱。封建社会礼乐文化的等级观念和等级制度的某些积极和进步的一面，也正在这里(22)。由此可见，在明代许多的服饰规定中，确实有许多提倡俭约，反对奢侈，恢复淳朴之风的礼教内容。

　　明代中后期，随着工商业的发展和商品经济的活跃，社会上拜金主义风气的盛行和人们价值观、伦理道德观念的变化，人们开始不断地违反服饰的禁令。虽然朝廷一再重申或颁布新的规定，但是由于朝政的日益腐败，社会上各种新兴思潮的出现，金钱已日益成为主宰社会的主要力量和衡量人的价值砝码，有关服饰的禁令逐渐松弛。社会各个阶层开始追求物质上的丰腴，服饰上的艳美。通过对这种风尚作一历史的考察，其当滥觞于成化（1465～1487）、弘治（1488～1505）年间。对松江地区社会风俗及服饰方面发生的变化，尤其是其侈靡，正德《松江府志》多有记载：“大率指宋元时。入国朝来一变而为俭朴。天顺、景泰以前，男子窄袖、短躬衫，裾幅甚狭，虽士人亦然。妇女平髻，宽衫，制甚朴古，婚会以大衣（俗谓长袄子），领袖缘以圈金或挑线为上饰，其彩绣织金之类，非仕宦家绝不敢用……成化来，渐侈靡，近岁益甚，然其殷盛非前日比矣。”(23) 万历时松江府在服饰风尚方面的变化，即具典型意义。史载：“冠髻之变：国初所用巾帽，帽以六瓣合缝，下缀以檐，亦圣朝所制，若曰六合一统云。杨廉夫见圣祖，以方巾谓四方平定巾，商文毅召用，自编民亦以此巾见。今士人已陋，唐巾诸制，少年俱纯，阳巾为横折，两幅前后覆之，为披巾，止披巾后一幅。又如将巾，以蓝线作小云朵缀其旁，复缘其所披者，以蓝为云巾，前系以玉，作小如意为玉结，制各不一。女子髻亦时变。近小而矮，如发髦有云，而覆后者为纯阳髻，有梁者为官髻，有缀以珠或垂络于后，亦有翠饰为龙凤者。古人虽卿相致政人里门，用肩舆平巾，贤妇人椎髻力作，有不弃蓍簪者，此何可多见？”“服饰之变：男子广袖，垂大带与身等，组织花纹，新异如雪梅、水田凡数十种。女子衫袖如男子衣领，缘用绣帊，如莲叶之半覆于肩曰围肩，间缀以金珠。裙用彩绣，志称挑线织金，争丑之，以为拙陋。然贫家男女，形鹄云鹑，田苍相望，得求败勰，亦为奇温，使人悯恻。”“履袜之变：旧制民间多用布履，有镶履，为二镶三镶之制，色用青蓝或红绿为朝鞋。今履用纯红，及各色镶者少用。又有道鞋、毯鞋、靴头鞋，其面浅而稍阔者曰董鞋；有彩线组为花者，为网绣鞋，亦有纱制，衬以皮金者；有裂布而组之，为布条鞋。袜制：初窄，后宽，大短面，称其履多有以纱罗绸绫为之。市中造袜，客为收买，曰尤墩布袜。”“组绣之变：旧有绒线有刻丝。今用劈线为之，写生如画。间有用孔雀毛为草虫者。近绣素绫装池作屏，其值甚贵。又有堆纱作折枝，极生动，尤珍。顾绣斗方作花鸟香囊，作人物刻画，精巧为他郡所未有。”“布缕之变：志称三棱布，后用云布。今有七寸、九寸为标布。官布又有飞花布、丁娘子布、织花绒布为眉织。今京标染青，皆新改放长，各色旧贵。尤墩布以其厚且重，不便穿制，织者亦稀。惟真紫花布，道俗成用之。”“染色之变：初有大红、桃红、出炉银红、藕色红。今为水红、金红、荔枝红、橘皮红、东方色红。初有沉绿、柏绿、油绿，今为水绿、豆绿、兰色绿。初有竹根青、翠蓝，今为天蓝、玉色、月色、浅蓝。初有丁香、茶褐色、酱色、分为墨色、米色、鹰色、沉香色、莲子色。初有缁皂色，今为铁色、玄色。初有姜黄，今为鹅子黄、松花黄。初有大紫，今为葡萄紫。”(24) 可见其变化是较为全面和彻底的，与明初封建统治者所要求和规定的大相径庭。

　　时人范濂以自己的亲历所见，对当时松江服饰风尚发生的变化作了详细描述。

　　首先，头巾、帽子，在短短四五十年中，几经变化。“余始为诸生，见朋友辈戴桥梁绒线巾，春元戴金线巾，缙绅戴忠靖巾，自后以为烦，俗易高士巾、素方巾，复变为唐巾、晋巾、汉巾、褊巾。丙戌（万历十四年，1586）以来，皆用不唐不晋之巾……今又有马尾罗巾、高淳罗巾。”(25) 嘉靖初年，书生冬天戴“桥梁绒线巾”，春天戴“金线巾”；士大夫戴“忠靖巾”。此后，因繁琐而改戴“高士巾”、“素方巾”，又变为“唐巾”、“晋巾”、“褊巾”。嘉靖二十五年（1546）后，用“不晋不唐之巾，两边插玉屏花一对。年少美貌者，再加犀玉奇簪”以贯发髻。夏天从隆庆初年起流行用“骔巾”，巾的高度逐年增加，至万历中期，改用松江本地出产的“盈沙巾”，或用“马尾罗巾”、“高淳罗巾”，像骔巾一样凉爽透气。童生用“方包巾”。自陈继儒采用两根飘带束发的办法后，人多仿效，到万历中才逐渐不用，而改用苏州一带的“直罗头法”。未成年的男儿作此装束，更添童趣。嘉靖初，秀才又有戴“瓦楞骠帽”的，后来富人也用，使这种帽子的价格逐渐昂贵。万历以后，不论贫富，都用骠巾，其价格在银四五钱或七八钱之间。

　　其次，男人服装。范濂描述说：“男人衣服，予弱冠时，皆用细练褶。老者上长下短，少者上短下长，自后渐易两平。其式即皂隶所穿冬暖夏凉之服，盖胡制也。后改阳明衣，十八学士衣、二十四气衣，皆以练为度，亦不多见。隆、万以来，皆用道袍，而古者皆用阳明衣，乃其心好异，非好古也。绫绢花样，初尚宋锦，后尚唐汉锦、晋锦，今皆用千种粟倭锦、芙蓉锦大花样，名四朵头，视汉唐诸锦，皆称厌物矣。罗，初尚暖罗、水围罗，今皆用湖罗、马尾罗、绮罗，而水围罗又下矣。其他纱绸，更易不可胜计。”(26) 从中不难看出，追求奇异已成为一种时尚，而且服装的变化周期也越来越短。嘉靖初，老人着装上长下短，小孩则为上短下长，衣服上均打有细褶。其后稍有变化，上下装无明显长短，再后有穿“阳明衣”、“十八学士衣”、“二十四气衣”等。万历以后，穿道袍的人越来越多，并非因为“好古”，而是为了“好异”。衣服的材料，起初崇尚宋锦，后好汉、晋、唐锦，至万历中，已将汉、唐锦视为“厌物”，而崇尚千种粟倭锦、芙蓉锦，用大花头各四朵。罗是江南人主要的日常衣料之一，起初多用普通的湖罗、马尾罗、绮罗等，水围罗则很少有人用了。布袍是儒生的常服，但在万历中期，已经被人视为寒酸之物了，贫者必用绸绢色衣，此谓“薄华丽”。新春时节，文士必穿“大红履”，渎书少年必穿“浅红道袍”。上海的生员秀才，冬天必穿绒布道袍，夏天必用骔巾绿伞，即使家境贫寒者，也是如此。

　　第三，妇女服饰。妇女发型及头上饰物名目繁多：“妇人头髻，在隆庆初年，皆尚圆褊，顶用宝花，谓之挑心，两边用捧鬓，后用满冠倒插，两耳用宝嵌大环，年少者用头箍，缀以团花方块。身穿裙袄，袄用大袖圆领，裙销金拖。自后翻出排尖顶髻、鹅胆心髻，渐见长圆，并去前饰，皆尚雅装。梳头如男人直罗，不用分发，蝶鬓髻皆后垂，又名坠马髻，旁插金玉梅花一二对，前用金绞丝灯笼簪，两边西番莲俏簪，插二三对，发股中用犀玉大簪，横贯一二支，后用点翠卷荷一朵，旁加翠花一朵，大如手掌，装缀明珠数颗，谓之鬓边花，插两鬓边，又谓之飘枝花。”(27) 可见发型、头饰变化之快，名目之繁多，风度之翩翩。其服饰“衣用三领窄袖，长三尺余，如男人穿褶，仅露裙二三寸。梅条裙拖、膝裤拖，初尚刻丝，又尚本色，尚画，尚插绣，尚推纱。近又尚大红绿绣，如藉莲裙之类。而披风、便服，并其梅条去之矣。包头，不问老幼皆用。万历十年内，暑天犹尚骠头箍。今皆易纱包头。春秋用熟湖罗，初尚阔，今又渐窄。自吴卖婆出，白昼与壮夫恣前后淫，以包头不能束发，内加细黑骠网巾，此又梳装之一幻，而闻风效尤者，皆称便矣”(28)。妇女服饰的男性化，反映了明中晚期男女服饰没有多少区别的社会现象和时尚。

　　第四，鞋袜。松江原本没有鞋店，人们所着之鞋，均流行南京轿夫营鞋店白勺式样。万历以后，开始有男人制鞋，式样也渐趋“轻巧精美”，不久便在郡治东面出现了许多鞋店。而南京轿夫营鞋在松江便非常少见了。当时富家大户的奴仆都穿三镶官履，与文人士夫官员几乎没有区别，其主人也大都喜欢家奴穿这样的鞋，以此炫耀。松江人喜着宕口蒲鞋，产自陈桥的宕口蒲鞋尤为“珍异”，后有宜兴史姓者寓居松江，所制蒲鞋工艺甚精，“贵公子争以重价购之”，数量达“几百家余”，鞋价因此而贱。袜子，松江本来也没有专门制作夏天所着袜子的店铺。万历后，有用当地所产的布制成单袜，“极轻美，远方争来购之”，一时在郡治西郊广开专做这种袜子的店铺，多达“百余家”，“合郡男妇皆以做袜为生，从店中给酬取值”，成为松江普通百姓的一大副业。嘉靖时，冬天松江人所穿的多是产于镇江的毡袜，万历中改穿绒袜，袜子皆尚白，轻巧保暖，家境贫穷的则穿山羊绒袜，价格不高，稍粗笨，但质量好的也能与绒布袜相比，这也是属于前述“薄华丽”陋习中的一种现象。

　　三 服饰风尚变化的原因及其影响

　　明代松江府服饰风尚由俭朴到奢靡的变化过程，不仅具有复杂而深刻的原因，而且对周边及全国服饰风尚奢靡之风的盛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从全国而言，如果将这一变化与明代经济、思想、文化等其他领域的变化轨迹作比较，那么就可以发现服饰制度受到冲击而出现全社会奢靡之风，正是宋元以来程朱理学的僧侣主义与禁欲主义开始受到怀疑与批判，王学逐渐勃兴，小说、戏曲的创作经历了长时期的停滞与萧条，直到正德、嘉靖年间开始复苏并逐渐走向繁荣的过程的真实反映。在价值观念方面，随着商品经济的繁荣，晚明人竟然提出了“有千万人之奢华，即有千万人之生理”的理念，坚信“若欲变千万人之奢华而返于淳，必将使千万人之生理亦几于绝，此天地间损益流通，不可转移之局”(29)，是发展必然趋势。经济实力在这时正日益成为主宰社会的重要力量和衡量人价值的标尺。因此，在明代中后期服饰制度遭到冲击，各地盛行奢靡之风，并不是偶然孤立的现象，而是当时经济、文化、思想等领域发生大变动的一种客观反映，也是社会转型的一个组成部分(30)。从松江府的具体情况看，其服饰风尚之所以在明代中后期日趋奢靡，成为发展的主流意识，并能产生辐射效应，与固有的文化与风俗传统以及农业、手工业、商业发展的经济实力有着密切的关系，同时也是财富拥有者和豪门贵室推波助澜的结果。具体探讨松江府服饰风尚变化的原因和影响，大约有4个方面。

　　首先，传统文化理念的蕴育和奢靡风俗的兴起。正德《松江府志》记载，松江的风俗几经变化，尤其是六朝以后，随着中国政治中心的逐渐南移，江南经济的发展，其地位日益提高。在地理上，尽管僻处吴之裔壤，但“负海枕江，水环山拱，自成一都会。民生其间，多秀而敏，其习尚亦各有所宗，盖自东都以后，陆氏居之，续、康以行谊闻，逊、抗以功业显，而机、云之词学尤著，国人化之。梁有顾希冯，唐有陆敬舆，至宋而科名盛矣！故其俗文”；昔称“文贤人物之盛，前后想望，虞魏之昆，顾陆之裔，虽通言吴郡，而居华亭者为尤著”，“士奋文学，民兴于仁”。又由于“原泽沃衍，有鱼稻海盐之富，商贾辐辏，故其俗侈”，“有三甲五甲之风，故或号难理，其所由来远矣”。“夫衣食足而则礼义兴，文华胜则淳朴散。今日之俗，识者未尝不喜其盛而忧其弊也”。明代，与松江临近的“诸州外县多朴质，附郭多繁华”。而松江的风俗却正好相反，“盖东北五乡故为海商驰骛之地，而其南纯事耕织，故所习不同如此。大率府城之俗，谨绳墨，畏清议，而其流也失之隘；上海之俗喜事功，尚意气，而其流也失之夸”(31)。其服饰风尚在明代后期日趋奢靡，与其奢侈风俗不无必然的内在联系。

　　其次，松江府市镇商品经济的蓬勃发展。明代松江府的经济发展水平仅次于苏州府，正德时期，松江府有市镇44处，但许多较大市镇的经济已相当繁荣，如乌泥泾镇、枫泾镇、朱泾镇、北七宝镇、三林镇都有发达的棉纺织业，共同构成了松江府“绫布二物，衣被天下”(32) 的盛况。而依靠盐场发展起来的新场镇、下沙镇、周浦镇，在盐场衰退后，依然保持工商业兴旺的态势，尤其是新场镇，歌楼酒肆鳞次栉比，其繁华程度超过了上海县城，享有“赛苏州”的美誉。崇祯年间，松江府的市镇增加到61个，其中华亭县增加了3个，而万历元年（1573）有华亭、上海二县析置的青浦县，又新增了朱家角镇、双塔镇等14镇。而在万历年间新兴的朱家角镇，发展为青浦县最繁华、最重要的市镇，“商贾辏聚，贸易花、布，为今巨镇”；双塔镇（商榻镇）是“商人往来苏松适中之地，至夕驻此停榻”的交通枢纽；跨越吴淞江两岸的黄渡镇，江北老街属于嘉定县，江南新街则属于青浦县，也是在这一时期兴起的，形成为“近来商贩颇盛”的市镇；华亭的金泽镇日趋兴旺发达，发展为“市盛佛庐，穷极壮丽”，“舆梁飞亭，列肆又他镇所无”的规模；青浦县所属的北七宝镇与上海县所属的南七宝镇，隔蒲汇塘为界，共同发展为“商贾猬集，文儒辈出”的“邑之巨镇”(33)。嘉靖、万历年间兴起的莘庄镇，北邻七宝镇，南近乌泥泾镇，“其地产（棉）花少稻”，是棉布的生产与集散中心；以龙华寺、龙华塔而得名寺龙华镇，这时也是著名的稀布（号称“龙华稀”）的集散中心(34)。当时流行的“买不尽松江布，收不尽魏塘纱”的谚语，正是该地区丝、棉织业发达的生动写照，因此说松江府发达的市镇经济和织造业，为其服装业和服饰风尚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使其具有展示新花样的物质条件，从而也使江南一带成为晚明全国新服饰花样不断推陈出新的最前沿地带。

　　再次，富商大贾和豪门贵室的极力引导。李梦阳说：“今商贾之家，策肥而乘坚，衣文绣绮縠，其屋庐器用，金银文画。其富与王侯埒也”。(35) 此后商贾们的崇尚美衣之俗很快就蔓延到了整个社会：“中外臣僚士庶之家，靡丽奢华，彼此相尚，而借贷费用，习以为常……首饰则滥用金宝，娼优下贱以绫缎为绔，市井光棍以锦绣缘袜，工匠技艺之人任意制造，殊不畏惮。虽蒙朝廷禁止之诏屡下，而民间僭用之俗自如。”(36) 使得原本民风纯朴地区的百姓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与此同时，那些具有特殊身份的士大夫阶层的相互攀比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如弘治《上海志》说：“上海僻处海奥，风气淳朴，民多畏法耻犯，力田远贾，罕闻巧伪。数十年来，人文宣朗，名士辈出，博古慕礼，斐然成风，然颇崇华黜素，虽名家右族，亦以侈靡争雄长，往往逾越其分而恬然安之，其凶黠者，甘刑如饴，告讦相高。至于沿沙薄海，则古之所谓三甲五甲者也。尤好崇饰其外，以耸观视而肆，然无所惮焉。故文贤人物之盛，虽日倍蓰于昔，而浑厚之风衰矣。”(37) 时人范濂感慨说：“风俗自淳而趋于薄也，犹江河之走下而不可返也。自古慨之矣。吾松素称奢淫黠傲之俗，已无还淳挽朴之机。兼以嘉、隆以来，豪门贵室，导奢导淫，博带儒冠，长奸长傲，日有奇闻叠出，岁多新事百端。牧竖村翁，竞为硕鼠；田姑野媪，悉恋妖狐，伦教荡然，纲常已矣。”(38) 奢侈成为一种时尚，猛烈地撞击着明代的礼法道德，使得原先服饰制度所包含的政治内涵随之淡化，代之而兴的是“人情以放荡为快，世风以侈靡相高，虽逾制犯禁，不知忌”的社会风尚(39)。

　　最后，对清代的服饰风尚产生了深远影响。亲历明末服饰风尚变化过程，见证清初松江服饰制度确立的叶梦珠对此作了详细纪录和比较，并总结其发展的基本规律，他说：“一代之兴，必有一代冠服之制，其间随时变更，不无小有异同，要不过与世迁流，以新一时耳目，其大端大体，终莫敢易也。”到清顺治二年（1645）五月，清军平定江南时，郡邑长吏的服饰风俗“犹循前朝之旧，仍服纱帽圆领，升堂视事，士子公服、便服，皆如旧式”，惟有的区别是“营兵则服满装，武弁临戎亦然”，平常接待客人则穿着明代服饰。清代厉行“薤发易服”民族歧视政策之初，各级官吏虽然凛凛奉法，在式样上“一如满洲之制”，但在使用衣料风尚方面，却依然保持着明代崇尚豪华奢靡的习尚，“细缎织锦，僭及龙衮，遍身刺绣，或施鸾凤，夸多斗靡，竞为华丽，上下无章，公私无别，草昧之初，莫知禁令”。举人、贡生、监生的命服则即满袍加以前后绣补，一如前代之式。当时服饰风尚的实际状况是，文武百官、公侯伯的命服有严格的制式，不得僭越，但在便服裘帽方面，各级官吏唯取华丽；民间的服饰“或娼优而僭拟帝后，或隶仆而上同职官”，仍然是“贵贱混淆，上下无别”。官员服饰在禁令初颁时，“一时翕然儆畏，恪守凛遵；但旧服尚存，新不及制，好事之徒，或挟仇举首，或借端索诈，或恣肆抢夺，狱讼纷起，京师尤甚，当事患之，不逾年而遂弛其禁。于是服饰之华丽，又复惟力是视，而守礼谨饬者，或自知循分焉”。此外，命妇及民间在服装、裳服、首饰、内装领饰、环佩等方面，也都继承了明代的服饰风尚的传统并有所发展(40)。这一记载充分说明，尽管改朝换代了，但松江服饰的风尚不仅保持了自己的发展轨迹，而且对后世服饰的发展和风尚产生了不可忽视的重要影响。

　　注释：

　　① 明方岳贡修、陈继儒纂：崇祯《松江府志序》，明崇祯三年（1630）刻本，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书目文献出版社1991年10月第1版。下同。

　　② 方岳贡修、陈继儒纂：崇祯《松江府志》卷之二《形势》。

　　③ 《明太祖实录》卷一九，丙午正月辛卯，台湾省“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下同。

　　④ 《明太祖实录》卷二三二，洪武二十七年三月庚戌。

　　⑤⑩ 明陈威、喻时修，顾清纂：正德《松江府志》卷之五《土产》，明正德七年（1512）刻本，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5），上海书店影印本。下同。

　　⑥ 方岳贡修、陈继儒纂：崇祯《松江府志》卷之六《物产》。

　　⑦ 明范濂撰：《云间据目抄》卷二《记风俗》，申报馆排印本。下同。

　　⑧ 清叶梦珠撰：《阅世编》卷七《食货四》，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6月第1版。下同。

　　⑨ 叶梦珠撰：《阅世编》卷七《食货六》。

　　(11)(13)(14) 正德《松江府志》卷之五《土产》，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5）。

　　(12) 方岳贡修、陈继儒纂：崇祯《松江府志》卷之六《物产》。

　　(15) 见方岳贡修、陈继儒纂：崇祯《松江府志》卷之十五《织造》。

　　(16) 清谈迁著：《国榷》卷三，洪武元年二月壬子，中华书局1958年12月版。

　　(17) 《明太祖实录》卷三○，洪武元年二月壬子。

　　(18) 《明太祖实录》卷三○，洪武元年二月壬子。

　　(19) 明张瀚撰：《松窗梦语》卷之七《风俗纪》，《元明史料笔记丛刊》，中华书局1988年5月第1版。

　　(20) 明朱舜水著，朱谦之整理：《朱舜水集》卷十一《问答四》，中华书局1981年8月版。

　　(21) 叶梦珠撰：《阅世编》卷八《冠服》。

　　(22) 蔡子谔著：《中国服饰美学史》，第732页，河北美术出版社2001年10月第1版。

　　(23) 正德《松江府志》卷之四《风俗》。

　　(24) 方岳贡修、陈继儒纂：崇祯《松江府志》卷之七《风俗》。

　　(25)(26) 范濂撰：《云间据目抄》卷二《记风俗》。

　　(27) 范濂撰《云间据目抄》卷二《记风俗》。

　　(28) 范濂撰《云间据目抄》卷二《记风俗》。

　　(29) 清顾公燮撰：《消夏闲记摘抄》上，收入《涵芬楼秘笈》第9册，台北市台流省商务印书馆版。

　　(30) 参见陈大康著：《明代商贾与世风》，第178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96年5月第1版。

　　(31) 正德《松江府志》卷之四《风俗》，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5）。

　　(32) 正德《松江府志》卷之五《土产》，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5）。

　　(33) 明卓钿修、王圻纂：万历《青浦县志》卷二《镇市》，明万历二十五年（1597）刻本。

　　(34) 方岳贡修、陈继儒纂：崇祯《松江府志》卷之三《镇市》；参见樊树志著《江南市镇传统的变革》，第112～113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6月第1版。

　　(35) 明陈子龙等辑：《明经世文编》卷一三八，李梦阳：《拟处置盐法事宜状》，中华书局1962年版。

　　(36) 明周玺撰：《垂光集》卷上《论治化疏》，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7) 明郭经修，唐锦纂：弘治《上海志》卷之一《疆域志·风俗》，明弘治十七年（1504）刻本，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7），上海书店影印本。

　　(38) 范濂撰：《云间据目抄》卷二《记风俗》。

　　(39) 张瀚撰：《松窗梦语》卷之七《风俗纪》。

　　(40) 叶梦珠撰：《阅世编》卷八《冠服》。

作者介绍：王熹，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天津 3000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