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一个有意思的人

做一个“有意思”的人 与几位好友们有一个共识：大家对一个人最高的评价是：“这是一个很有意思, 很精彩的人”。大家以这个标准，来判断一个人是否值得成为朋友，是否应该长期交往。这里的“有意思”，用英语说就是—Interesting，不过这个词的内涵远远不只是“有意思”。

所谓有意思的人，应该是代表某种思想，某种判断，某种激情的人，这个人应该是聪明的，可爱的，有趣的。他/她可以是老师，学生，商人，政客，军人，出租司机 或任何职业。这个人独特的经历造就着他/她的丰富。每次你和他/她在一起的时候，都能得到一些新的想法和角度。也许是你和他/她截然相反的观点能碰撞出一 些火花，也许是被他/她的幽默启发出了那么一点儿灵感。

在耶鲁读书的时候也注意到，这也是一个在美国，特别是知识阶层很多人都认同的一个标准或说法。反过来的说法你一定听过，批评一个人最恨的一句就是：你这个人真没意思／无聊。(You are so boring！)

不 光朋友之间，男女之间我以为也是这样。当年采访克林顿的时候，觉得他说得很多话都和他那本自传一样，有往自己脸上贴金的嫌疑。但有一句我敢断定是真心话。 当我问及他和希拉里的关系时，他说 “After all these years, we are still very much interested in each other.” （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们对彼此仍然还非常感兴趣）

男女之间，韶华总会溜走，激情总会变淡，最终能维持两个人一路走下去的，还是要看彼此对对方的兴趣。对方人性/智慧/经历使然的魅力，才会让你多少年后面对白发+皱纹的他/她，依然会有怦然心动感觉。

人与人是这样，对事情的判断也许也应该是这样。

耶鲁法学院有几个即将拿到法学博士的学生告诉我，他们准备一毕业就到中国来生活两年，学习中文，了解文化，也许再工作点儿什么挣点儿钱再四处游历一下。以他们的学历在纽约华盛顿找一个年薪十几万美金的工作易如反掌，为什么偏偏要做这样的选择呢？ 他们的回答非常简单：“中国现在这么让世界关注，到中国生活两年，学会中文，会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我说那你不挣那几十万美金的高年薪了？回答是:：“钱，以后有的是机会挣，趁年轻的时候，要让自己高高兴兴的做一些最有意思的事”。

他们的这种想法和做法在他们的同龄人中很普遍。同样是耶鲁法学院毕业的克林顿当年也是选择跑到英国去连读书带玩了一两年。

而 我们中国的年轻人呢？似乎不少是大学一毕业就攒钱找父母要钱借钱买房子，然后把自己变成了一个不敢冒险小心谨慎天天想着供房供车的人，成就了几个富豪榜上 的地产商，却失去了年轻人该有的朝气和勇气和随之而来的各种机会和可能性。在发达国家，几乎没有大学一毕业就买房的情况，一般都是到了三四十岁事业有成之 后才会考虑买房子这事。我们是还不够自信，还是太缺少安全感了？

要不然就是胆子特别大的，被媒体上天天热炒的暴富明星们弄得浑身发热，蠢蠢欲动，一毕业就要“创业”，咬牙切齿要成为下一个比尔盖茨陈天桥。

当然，地产蒸蒸日上，年轻人疯狂创业，中国的GDP也跟着涨几个点。但这几个点的机会成本是：我们少了很多很多有意思的中国人，有意思的事也会变得越来越少。我们本来可以更和谐的社会也就多了很多遗憾。

案例：

（一）

我是20世纪50年代出生在中国大陆的人，我们这样的人对如何活得有意思的思考，远远不及对活得有意义的思考，因为我们是在一个缺少选择的社会环境中长大的。

人活着应该做有意义的事改革开放前，我们相信要做对社会有意义的事—奉献；改革开放后，我们相信要做对自己有意义的事—升官和赚钱；总之，有意义的事都 是功利的。因此，也就不太在意个人是否喜欢，除非实在受不了，或者被人淘汰，否则一定是头悬梁、锥刺股、愚公移山、胯下受辱地坚持下去，最后，或者守得云 开见日，或者郁郁寡欢不得志。

相反，有意思的事应该同有意义的事不一样，首先它应该不是功利的。比如，20世纪90年代山东潍坊一个 农民，迷上了造飞机，把全家的积蓄花光，用了两个北京吉普的发动机，硬把一个飞机送上60米高空飞了一圈。最后，这位农民飞机制造者死于一次试飞中，死后 还给家人欠了一笔债，因为他的飞机掉在邻村一个猪圈里，砸死一口老母猪，人家要他老婆赔。他活着的时候，电视台曾采访他，他面对镜头的笑让我心动，那绝不 是五十多岁中国男人那种局促、不自然、点到为止和皮笑肉不笑的笑，而是顽皮、天真、天马行空、毫无拘束孩子般的笑！我笑不出来他那种笑。

前段时间，在电视上看到四川乐山出了一个“飞人”，那是一个已经六十多岁的，20世纪60年代的大学毕业生。五十多岁时他突发奇想，要玩滑翔伞。没钱 买，自己做，他的滑翔伞被当地人称为“大风筝”。经过几年艰苦卓绝的试验，这个“怪人”居然用他的大风筝从乐山最高的山飞下来。后来同外国爱好者一起比 赛，他的“大风筝”和自学成材的飞伞技术把外国飞伞者吓了一大跳；外国的伞也让他开了天眼！于是，他离了婚，卖掉房子，买了一把外国伞，对着电视机说：他 要把中国大山都飞遍！只不过最后一个镜头，让我感到他有点不太有意思了—他在山顶要飞之前大声喊着：“我要飞！我要让世界的目光集中在东方！”我想他在做 伞和鼻青脸肿学飞时，一定不是要让世界看着他，只不过是着迷于斯罢了；可惜，一上镜头，这代中国人活得有意义的惯性又起作用了。

活得有意思和活得有意义有时也不是泾渭分明人不能完全脱俗，别人的掌声会让有意思的事变得更有意思。但是，上面这两个人为赢得掌声的目的应该是排在自己觉得有意思之后，因此这两个人就属于自己活得有意思，别人也觉得他们有意思的人。

（二）

还有一些人，像我这样，自己没觉得活得有意思，但别人觉着挺有意思。比如，我从小到大没有培养出一样特长，文艺不行、体育不长，此事一直让我 自卑到现在。我曾经多次自问：如果我是另外一个人，我会不会喜欢同我这样乏味的人交往？因为没有爱好，就只能随波逐流，于是当过几年农民、干了几年会计， 做了几年生意，讲过几年课，写过两本

不畅销的书，还跑到澳洲混了个二等公民，总之，干什么都没有登上珠穆朗玛峰！为什么？因为干着干着就觉得没意思了。因 此，自然没有上面那两位的疯狂，也没有老胡的韧劲和王石的胆量。可是这次钟慧和小白让我知道了，我这样的人在一些人眼中也算活得有意思，这让我聊以自慰一 番—让我又感到活得有点意思。看！我的有意思主要是建立在有意义之上—能赢得别人的掌声才算有意思。我估计像我这样的人不在少数。这就是为什么很多父母在 孩子很小的时候，就争着抢着让他们学钢琴、学跳舞、学画画……，我想他们一定是对自己没意思的人生不满意，所以想培养他们的后代不要像自己这样没意思。

还有一些人，可能别人没觉得他们有意思，他们自己却觉得有意思。我在北京天坛北门对面，发现有一大片北京20世纪70年代建的旧城区，快奥运了，来不及 治理，当地政府就建了一圈古色古香的墙把这块不和谐围在里面，外来人只有进去才知道里面的乾坤。这里住着至少几千户最低收入的北京人和最低收入的外地人， 其中很多人是做小生意的、收废品的、扫马路的、当保安的，以及向这些人出租住房的人。与他们一路之隔的广渠门路北，就是一大片以新世界为首的现代建筑群， 这边房子的平均售价是每平方米两万元以上。也就是说旧城区这边的人，假设每年赚2万，一年不吃不喝才能买一平方米的新房。由此推断，不发横财，这些人是不 可能有住上那样新房的奢望。然而，这并不妨碍他们中一些人有意思地活着。7月份北京傍晚炎热，胡同里自然比只能放下床的屋里凉快，于是每家都把矮矮的饭桌 搬出来。不仅如此，谁家有好菜了，几家男人就凑到一桌上喝酒；那个拎着昨天喝剩的半瓶二锅头，这个捧着从旁边小店买的两瓶啤酒，围着一锅白白的萝卜炖羊肉 喝起来。每个人都光着膀子，叼着烟，边吃边搓着身上的泥“犄角”，大声侃着天下奇事。此时在他们桌边走过的外来人都成了贪婪的看客。

他们活得有意思吗？我相信至少那一刻，在羊肉和二锅头酒合成的特殊香味作用下，坐在天子脚下，肆无忌惮地打量着那些形形色色、浑身淌汗也不脱衣服、满世界 奔波的男女们，他们心里感觉挺惬意的：他妈的，穷有穷的自在，黄泉路上无老少，都瞎忙活啥？还不如趁着牙口好，吃两口喝两口！

由此可见，人活得是否有意思，不仅有自己感觉和外人感觉的差别，而且在人生不同阶段和面对不同事情时，同一个人的感受也有不同：有时我们觉得活着挺有意思，有时又挺没劲的。

（三）

我在澳大利亚有一对朋友，去年75岁的丈夫，给71岁妻子的圣诞礼物是一辆二手本地产的敞篷跑车。我们去他们家串门，做了一辈子护士的老太太 迫不及待地打开车房，让我们欣赏她那辆有款有形的黑色大玩具。她兴奋地说：现在孙子们特别愿意来，第一件事就是让奶奶带他们兜风。带着大墨镜、太阳帽的奶 奶就把音响开得震天响，轮番带着孙子们满街跑。我问老头：“怎么想起买这么个礼物？”老头说：“今年圣诞前，我问她想要什么？她说要跑车。我去车行转，正 好有这辆，就给她买来了。”我说：“你先生一定特别爱你，你真幸福!”老太太冲我俏皮地哼了一声，不置可否。她那位做了一辈子银行经理、老实巴交的先生好 像有点内疚似地跟我说：“她从18岁时就想拥有一辆跑车。结婚后我们连生四个孩子，再加上股票投资失败，直到现在才有能力圆她这个梦！”原来老太太年轻时 是个美人，又出生在伦敦一户有钱人家，18岁时被这个曾当过飞行员的小伙子迷住，冒着家庭的反对

跟他跑到非洲，之后又移民到澳大利亚，过了一辈子紧紧巴巴 的中产阶级生活。我问老太太：“你这一辈子是不是特有意思？”老太太眼神愣了一下，然后若有所思地说：“有什么意思？这就是生活。但，现在我觉得很有意 思。”

可不是吗，即使是看惯了特立独行的澳大利亚人，也感到她现在挺有意思的。

其实，活得是否有意思还有文化因素，让一种人感到有意思的人生，在另一种人看来可能稀松平常。

我们家邻居是一个让我感到很有意思的人。他今年68岁，除了爱好板球和澳洲足球外，还能盖房子，木工、电工、水暖管道、室内装修、泥水瓦匠活儿样样精 通。精通到什么水平？他可以一个人独立盖一幢400平米的两层楼，也就是中国人眼中的真正别墅。他35岁之前是个邮局职员，年轻时为了发挥他的业余爱好， 罄尽积蓄买了一块50亩的土地，他用了5年，自己动手盖了他一生中的第一座房子。可是房子盖好后，老婆跟别人跑了，给他留下三个孩子，不仅如此，这个房子 也归前妻了。于是，他辞了邮局的工作，在属于他的另外一半土地上，一边照顾孩子，一边再盖房子。这次用了8年盖了一座400平米的别墅。他靠什么生活？靠 给别人打零工。街坊邻居有活首先就找他，因为他的价钱便宜。为什么便宜？因为虽然他什么都能干，而且干得非常好，可是他什么施工执照都没有，完全是 DIY（自己动手做）成才。当然，他只收现金，因此不需要缴税，收入也不少。我问他：“像你这样那么年轻就没有正式职业的澳洲人多不多？”他说：“我怎么 没有职业？我是一个builder，只不过是一个不被官僚们认可的builder，但是，市场和我自己承认我的职业！要知道大多数澳洲人，一辈子也就挣一 套房子，我可是挣两套房子。为什么，除了我努力之外，我自己给自己盖房子，没有工资也不用缴税，也不用承担那些高昂的学徒成本和监管费用。但是千万不要以 为我占了别人的便宜，我虽不缴税，但也没领过救济金。像我这样的人很多，我们是自己雇用自己！”

写到这里，说了这么多有意思的人，还 没有接触到文章的主题——怎么才能做一个有意思的人。正当我文思不畅时，一个在墨尔本大学学建筑的中国小伙子来我家，他看到了这篇半成品，他说：“叔叔， 我想补充一点，不知对不对？我觉得坏人好像比好人都有意思。比如说年轻人找朋友，都想找那些有点放荡不羁、我行我素、敢于突破道德界限的人。”我说：“你 是说你想找一个跟谁都随便睡觉的女孩？”小伙子说：“当然不是，找朋友的标准和找结婚的标准是不同的！你们这代人，怎么把什么事都混到一起？”这小子毫不 客气地给我上了一堂课。我有点不甘心，我说：坏人无非是人群中的少数，少数自然会吸引眼球，这同他们是否有意思没有关系。他说：“不对，好人也是人群中的 少数，可是为什么大家更注意看那些坏人的事？比如黑社会、盗窃、色情、凶杀、通奸永远比雷锋做好事那类故事吸引人。”

仔细想想，可也是呀？！

文章写到这，更乱了。

我总不能说，做坏人就能成为一个有意思的人吧？

后记

完稿后我又见到了那对澳洲老夫妻。先生前一天查出前列腺癌，次日我去看他，老两口一人手里拿一杯葡萄酒正大喝呢，说：我们这个岁数的人该有事了

当有意思的人

人与人是这样，对事情的判断也许也应该是这样。

耶鲁法学院有几个即将拿到法学博士的学生告诉我，他们准备一毕业就到中国来生活两年，学习中文，了解文化，也许再干点儿什么，挣点儿钱再四处游历一下。以他们的学历，在纽约或华盛顿找一个年薪十几万的工作易如反掌，为什么偏偏要做这样的选择呢？

他们的回答非常简单：“中国现在这么让世界关注，到中国生活两年，学会中文，会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我说那你不挣那几十万美元的高薪了？回答是：“钱，以后有的是机会挣，趁年轻的时候，要让自己高高兴兴地做一些最有意思的事。”

他们的这种想法和做法在同龄人中很普遍。同样是耶鲁法学院毕业的克林顿，当年也是选择跑到英国连读带玩了两年。

而我们中国的年轻人呢？似乎不少是大学一毕业就攒钱或找父母借钱买房子，然后把自己变成了一个不敢冒险、小心谨慎、天天想着供房供车的人。这样的选择，只会帮助成就了几个富豪榜上的地产商，却失去了自己该有的朝气和勇气以及随之而来的各种机会和可能。在发达国家，几乎没有年轻人大学一毕业就买房的情况，一般都是到了三四十岁事业有成之后才会考虑买房子。我们是不够自信，还是太缺少安全感了？

要不然就是胆子特别大的，被媒体上天天热炒的暴富明星们弄得浑身发热，蠢蠢欲动，一毕业就要“创业”，咬牙切齿要成为下一个比尔.盖茨、陈天桥。

当然，地产蒸蒸日上，年轻人疯狂创业，中国的GDP也能跟着涨几个点。但这几个点的机会成本是：我们少了很多有意思的中国人，有意思的事也会变得越来越少。我们本来可以更和谐的社会也就多了很多遗憾。

做有意思的事

我们的年轻人，考不考大学，考什么样的大学，读什么专业，毕业找什么工作，很多都不是自己的选择，而是家人、学校，甚至是社会在替我们选择。搞得自己最后也不知道究竟喜欢什么，究竟对什么真的感兴趣，什么对自己来说是真正有意思的事。

今天，听到的对人的评价也更多的是他是个富人，还是个穷人，是个有背景的人，还是个没背景的人。大家的兴奋点似乎更多地集中在财富和地位上，很少去真正感受一个人的精彩之处。

在国外的时候，国内有些熟人电话问候，常常是没几句话，就主动提起他又在哪里买了什么房子，或是又把自己的“座驾”换成了更豪华的名车。我为他们找不到更有意思的话题而遗憾。不知道是我们在消费这些奢侈品，还是这些奢侈品在消费着我们，消耗着我们，把我们变成无趣的人。

非常反感所谓的富豪榜：把一个人的，你根本不可能知道有多少的个人存款，加上可能明天股市崩盘就被蒸发的股票，还有什么乱七八糟的数字加在一起，就说谁是中国的什么首富。这种对上榜者和受众不负责任的耸人听闻，不知不觉中在误导着这个年轻的、59岁的共和国未来任重道远的建设者们。

于是，财务、地位、名气、逐渐在成为衡量一个人成功的标准。我们变得越来越不浪漫，越来越不解风情，远不如当年去北大荒建设的父辈们那样有激情，那样有理想；远不如在新疆、西藏边境驻守的边防战士那样纯净充实，那样带着微笑入眠。我们变得干涩、易碎，离自己越来越远。

也许是因为我们中国人从未富有过，大家对财富本身有着不切实际的期望和信任。财富和幸福真的不一定成正比。物质没有止境，没有最好，总有更好。总有更舒适的座椅，更精致的晚餐，更大的房子，更炫目的汽车，而你可能已经感觉到了，这些东西一旦拥有，你很快就

会失去对它们原先的兴趣，习以为常以至并没有特殊感觉。你想要的安全感它们也未必能给你，有时还适得其反。

奋斗的目的如果仅仅是为了物质，你总会有上当受骗的感觉。

一位身家30亿美元的美国商人曾经对我感慨：这个世界上真正花钱完全不用去想的人，只有比尔.盖茨那几个。其他像他这样的所谓富豪，也都还要量入为出。因为财富越多，开销也越大，无论你有多少钱，总有办法让你很快花个一干二净，也总会有更多的财富和奢侈诱惑着你，让你望洋兴叹。

在国内的某些场合，如果你的朋友是一位成功人士，你在介绍他的时候如果不添油加醋地夸张一下他的财富、地位和影响，似乎是对他的一种不尊重。而在别的国家，这样做，往往会招致反感。

今天，我们太多的中国人，特别是我们这些媒体人，在我们的节目和文章里张扬财富，炫耀财富，赞美财富，歌颂财富。太多的未必真实的一夜成名和一夜暴富，在躁动刺激着本来属于我们的那份宁静，剥夺着我们未来的选择。

就像如何度假一样，我们可以选择出国旅游过年，可以选择聚在一起游戏，可以选择唱歌„„还可以选择写博客，在因特网上即时与认识或不认识的朋友一起聊天。

人生因为选择而精彩

一个幼儿园的孩子回到家里，看到纸上有一个圆圈，就说那是太阳。母亲问：谁说的。答曰：老师教的。母亲很生气，去找老师评理，理由很简单：圆，可以是太阳，可以是月亮，可以是地球，可以是比萨饼，可以是一杯水„„为什么要让这么小的孩子就把它一定认为是太阳呢？

学了这么多年的英语，发现在英语当中甚至是整个西方文化中，“choice”（选择）是最关键的词之一。凡事要给几个选择，不能强加。认真选择之后，就无怨无悔，为自己的选择负责。从孩子开始，就应该给他们选择，让他们习惯选择，而不是一问就是：不知道，随便。 选择越多，人们的幸福指数也就越高，社会也就越和谐安定。各过各的，各有各的乐趣。当所有的人都有自己不同的选择，自己不同的乐趣时，西格玛Σ之后的总和恰恰是最一致的快乐，中国人追逐了几千年的梦想——安居乐业。

世界因为多元而美丽，人生因为选择而interest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