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李贽的民主启蒙思想

・117・

假繁荣, 而且进一步成为商品经济发展的桎梏。

〔作者唐群, 陕西省咸阳师范专科学校历

史系副教授。咸阳, 712000〕

【责任编辑　殷　铭】

略论李贽的民主启蒙思想

许俊峰

　　李贽(1527—1602) , 字宏甫, 号卓吾, 又号温陵居士, 福建泉州府晋江人, 明代后期杰出的进步思想家、文学家、史学家。李贽一生颠沛流离, 然而却依然“倔”性不改, 至死仍不肯向权贵弯腰折眉。他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 反对封建道学, 揭露传统礼教, 倡导个性自由、人性平等的民主思想。在思想、政治及文化等方面都有着深刻的启蒙作用。同时, 其民主思想对于后世也具有较大的影响、启迪和教益。

非”。正如他自己所说:“凡昔人之所忻艳以为贤者, 余多以为假, 多以为迂腐不才而不切于用; 其所鄙者、弃者、唾且骂者, 余皆以为可托国托家而托身也, 其是非大戾昔人如此。”(《焚书・读书乐并引》) 《藏书》就是他“颠倒千万世之是非”的重要代表作之一。在这部巨著中, 被孔孟之徒称为“暴君”的秦始皇, 在李贽的眼里, 竟成了“千古一帝”; 被道学家斥为“残臣”的李斯, 也被他推为“才力名臣”。他敢于触动历史的权威, 表明他已突破了封建传统思想的体系, 具有了思想解放和个性解放的民主思想。

李贽因“不肯受人管束”而削发为僧, 并不表明李贽是个虔诚的佛教徒, 而恰恰表现了他与假道学及其拘守的伦理道德规范的背离。这种“背离”正反映了李贽追求人格自由独立、个性解放的民主意识。在《续焚书・书小修手卷后》中有这么一段对白:“小修劝我勿吃荤。余问之曰:‘尔欲我不用荤何故? ’曰:‘恐阎王怪怒, 别有差委, 不得经生净土耳。’余谓:‘阎王吃荤者, 安敢问李卓吾耶! 我但禁杀不禁嘴, 亦足以免矣。孟子不云七十非肉不饱? 我老, 又信佛教, 复留须, 是宜吃。’”李贽这种“削发蓄须”, 不禁荤腥的行为, 突出了其对于宗教禁欲主义和其他戒律的不肯认可, 表现出“离经叛道”的亵渎态度。所有这些, 对于促进人们的思想觉醒起到了积极的推动和启蒙作用。

李贽“人性平等”的观点, 特别难能可贵的是主张男女平等。他针对“妇人见短, 不堪学道”的谬论, 提出“谓人有男女则可, 谓见有男女岂可乎? 谓见有长短则可, 谓男子之见长, 女子之见短, 又岂可乎? ”

(《焚书・答以女人学道为见短书》) 在他看来, 男与女的才智没有天赋的差别, 一般认为女子见短是因为“妇人不阃城”, 即与外界接触不广之故, 并非因为女子才智不及男子, 以男女性别划分见知高低, 实是不经, 一

李贽的进步思想集中表现在敢于打破千百年来人们对于孔子的迷信。首先他破除了圣人“生知说”。他认为“生知”是人所具有的天赋的自然禀性, “天下无一人不生知, 无一物不生知, 亦无一刻不生知者”

(《焚书・答周西岩》) 。即个体在智力上是平等的。他公

开提出不能以孔子的是非为是非, 认为几千年来“咸以孔子是非为是非, 故未尝有是非耳”。他驳斥了所谓“天生圣人”的说法, 在《明灯道古录》中, 他论述了自己的“尧舜与途人一, 圣人与凡人一”的观点, 指出:“致一之理, 庶人非下, 王侯非上, 在庶人可言贵, 在王侯可言贱。”他认为天子和庶人都是平等的, 不应有贵贱之分。李贽大力倡导人性的平等, 推崇个性的自由与解放。他说:“人各有心, 不能皆合, 喜者自喜, 不喜者自然不喜, 欲览者览, 欲毁者毁, 各不相碍, 此学之所以为妙也。”(《焚书》卷一) 又说:“愿作圣者师圣, 愿为佛者宗佛, 不问在家出家, 人知与否, 随其资性, 一任进道。”(同上) 李贽把“个性自由”作为反封建等级和名教束缚的武器。针对当时扼杀个性自由的“人伦之至”, 李贽提出了“未发之中”的个性解放思想, 试图挣脱名教伦理的束缚。

李贽不但在理论上驳斥了“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的错误观点, 而且在他一生的言行中, 敢于以自己

・118・

等古代女中豪杰以说明见解的长短、学道的深浅主要取决于人身的自我奋斗, 而非男女性别之分。因此, 他“居黄安, 日引士人讲学, 杂以妇女”(《明史》卷221) , 以自己的身体力行, 倡导男女平等。对于寡妇, 李贽寄予了高度的同情, 赞扬她们再嫁。他在《藏书・司马相如传论》中热情歌颂了寡妇卓文君与司马相如的结合, 肯定了卓文君不待“父母之命, 媒妁之言”的行为, 他说:“斗筲小人, 何足计事, 徒失佳偶, 空负良缘, 不如早自决择, 忍小耻而就大计。”这实际上是对“饿死事极小, 失节事极大”的封建伦理观念的有力批判。

封建统治者压抑商人所表现的愤慨, 不能说与此毫无关联。为此, 他提出了“商贾亦何鄙之有”(《焚书・

又与焦弱侯》) 的鲜明观点, 主张农、工、商一律平等, 反对“重农轻商”的封建传统思想。不仅如此, 他还主张“各从所好, 各骋所长”, 以充分发挥个人的才能和个性。这些正是资本主义萌芽状态下其个性自由、人性平等民主意识的表露。

李贽的思想是时代的产物。他的敏锐、勇气和力量, 来自世界历史潮流, 来自新的经济因素, 他那些新的思想因素, 那些主张思想解放, 宣传个性解放、人性平等的言论, 都是别的儒者所不可能具备的。这正是李贽思想高出于前人、垂青于后人的原因。

二

李贽是个个性异常突出的思想家。“余自幼倔强难化, 不信学, 不信道, 不信仙、释, 故见道人则恶, 见僧则恶, 见道学先生则尤恶。”(《阳明先生年谱后语》) 这种“倔强”而突出的个性, 充分表明了他崇尚个性自由与个性解放。李贽认为, 世俗的伦理道德规范, 像无形的枷锁, 束缚着人的整个一生, 使人不得半点自由。正如他在《感概平生》中所言:“缘我平生不爱受人管”, “管束的更矣, 我是以宁飘流海外, 不归家矣”。“不受管束”的叛逆性格使得李贽落发为僧, 这是他对封建伦理道德规范的勇敢挑战, 表现了他强烈追求个性自由、独立、解放的个体价值取向。

李贽所处的时代, 正是西方资本主义潮流猛烈冲击中世纪黑暗社会的时代, 也是中国沿海一些地区资本主义萌芽因素迅速增长的年代。与这种状况相适应, 在思想意识领域, 封建正统思想加紧控制, 但是“离经叛道”的“异端”思想已经破土而出。就这一点而言, 李贽是最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之一。

李贽从小生活在泉州。从唐宋时开始, 泉州就是我国对外通商贸易的重要港口, 有着“世界唯一之最大港”之称。明朝中期以后, 到中国沿海经商的外国商人越来越多, 随着大批阿拉伯商人的涌入, 欧洲文化先后传到了中国。李贽的家族与回教、伊斯兰教有着密切的血缘关系。其二世祖就是一个虔诚的回教徒, 并娶色目女子为妻。在其家族中, 有不少人都与伊斯兰教徒通婚。这种复杂的宗教信仰和婚姻关系, 对李贽的思想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另外, 李贽的祖辈曾以经商为业, 而且祖宗几代都是泉州的巨商。尽管到了李贽父辈时并不曾经商, 但李氏族人中仍有许多经商的。这种特殊时代和环境的潜移默化, 也必然三

李贽的个性自由独立、人性平等的民主思想, 严重地冲击了传统儒学以伦理道德为本位的单一价值取向。其反传统的叛逆精神, 不仅对当时传统儒学占统治地位的思想界起了振聋发聩的作用, 而且对近现代资产阶级思想家鼓吹和宣扬的自由平等学说也具有重要的启蒙作用, 并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在中国思想史上, 有不少进步的思想家对孔子及孔教提出过怀疑和非议, 但敢于明确提出不以孔子的是非为是非, 并对儒学经典及其以后的儒学代表人物都进行无情揭露和严厉批判, 敢于那样强烈要求个性自由和人性平等, 李贽堪称“开历史之先河”。李贽的反封建进步思想, 是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时代产物, 是封建社会意识形态中追求自由、平等、解放等民主意识的市民思想, 是具有民主启蒙性质的思想萌芽, 对后来进步的思想家具有重要的启蒙作用。受其思想的影响, 黄宗羲提出了“天子之所是未必是, 天子之所非未必非”的观点(《明夷待访录・原君》) 。这正是李贽反传统思想, 反对以孔子是非为是非的进一步发展。戊戌变法时期的谭嗣同提出了“废君统, 倡民主, 变不平为平等”的口号, 更是把李贽的自由、平等、个性解放思想作了进一步发展。汪本钶在《续刻李氏书序》中对李贽这种民主启蒙思想寄予了高度评价。他称李贽的著述“言语真切至到, 文辞惊天动地, 能令聋者聪, 聩者明, 梦者觉, 醒者醒, 病者起, 死者活, 躁者静, 聒者结, 肠冰者热, 心炎者冷, 柴栅其中者自拔, 倔强不降者亦无不意俯而心折焉”。就是在“五四”时期, 人们还介绍李贽的著作, 把它作为打倒孔家店的武器。所有这些, 无不说明李

・119・

启蒙思想影响之巨大、深远。

〔作者许俊峰, 1963年生, 河南大学历史

文化学院讲师。开封, 475001〕

【责任编辑　殷　铭】

加拉罕的对华外交活动

赵文亮

一　发表三次对华宣言

1919年夏, 苏俄人民正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 如何粉碎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 摆脱外交上的孤立局面, 成为苏俄外交的第一要务。而此时中国人民轰轰烈烈的反帝“五四”爱国运动之火正越烧越旺, 这使苏俄认识到与长期遭受帝国主义奴役的中国改善关系“并借以为自己获得一个盟友”的时机成熟了。

1919年7月25日, 加拉罕以苏俄“代理外交总长”的名义发表了《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对中国人民和中国南北政府的宣言》, 即通常所说的苏联第一次对华宣言。宣言“宣布废除与日本、中国和以前各协约国所缔结的秘密条约”, 把沙皇政府“从中国人民那里……掠夺的一切交还中国人民”, 废弃一切在华特权, 并明确宣布放弃中东铁路的一切要求。宣言发表后, 由于帝国主义的封锁, 因此没有很快在中国引起很大反应。但随着帝国主义武装干涉的瓦解, 以此为契机, 俄中两国从1920年年中开始互派使团进行接触。

1920年9月27日, 加拉罕代表苏俄政府发表了包括八项具体主张的内容广泛的第二次对华宣言, 其内容是第一次对华宣言的重申和具体化。1923年9月4日, 加拉罕向报界发表了苏联政府第三次对华宣言, 声明前两次对华“宣言的原则和精神仍然是我们对华关系的指导基础”。

三次对华宣言的发表, 为俄中建交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俄交涉事宜督办王正廷进行谈判。鉴于此前的越飞等使团陷于具体纠纷而使谈判先后失败的教训, 加拉罕在谈判伊始, 根据苏联政府“非俟中俄两国邦交正式恢复之后不得遽与北京政府开议”的指令, 提出先解决恢复外交关系, 后会商具体悬案。而北京政府代表王正廷则提出, “应先开始协商谈判, 后恢复邦交”, 坚持以谈判重大悬案作为正式承认和恢复邦交的前提。由于双方在这一问题上各持已见, 加之在中东铁路、外蒙古等问题上都有重大分歧, 谈判陷入僵局。

1924年2月, 随着英、意等国的先后承认, 苏联在国际上已打破了孤立状态, 加拉罕在同中国代表的谈判中处于更为有利的地位, 先行取得外交承认已不显得十分必要了; 而对中国来说, 由于担心落在西方其他列强后面形成被动, 加之国内问题成堆, 各界人士要求迅速与苏复交的呼声日益强烈, 因此重开谈判后, 中方仅提出应援引中日青岛交涉的先例, 先议定悬案大纲协定, 然后正式承认。在此情况下, 双方代表经过几轮重大磋商于1924年3月14日草签了几易其稿的《解决中俄悬案大纲协定草案》及《暂行管理中东铁路协定草案》。由于北京政府就协定草案存有争议, 未被批准。后由外交总长顾维钧代表北京政府与加拉罕重开谈判, 经过前后两个月的交涉与秘密谈判, 双方终于在1924年5月31日达成协议, 由加拉罕和顾维钧分别代表苏、中两国政府正式签署了《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简称《中俄协定》) 及其附件。中苏两国据约互派大使, 恢复了外交关系。

《中俄协定》是中俄两国关系史上的一个重要条约。在其所附的未公布的秘密议定书中, 苏联政府声明, 中苏会商废止旧约之前, “所有以前公约、条约、协定书、合同等项, 概不施行”。在协定第四条中, 苏二　签订《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

1923年8月, 苏联政府鉴于优林使团、裴克斯使团和越飞使团均未能完成与中国建交的任务, 便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