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劲松:不是一切否定都有意义

一次去逛书城，于偶然间，我见到了《冯至传》这本书。翻阅之中，发现其中有冯至先生于1991年以诗歌形式写就的一首“自传”，这首“自传”给我的心灵带来的震撼是前所未有的，它不仅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冯至一生命运的坎坷不平，也因其思想的深刻性，而在某种意义上成了中国20世纪知识分子命运的真实写照。细细读来，个中真味，恐怕我等年轻一辈难以感同身受。诗歌曰：

三十年代我否定过我二十年代的诗歌，

五十年代我否定过我四十年代的创作，

六十年代、七十年代把过去的一切都说成错，

八十年代又悔恨否定的事物怎么那么多，

于是又否定了过去的那些否定。

我这一生都像是在“否定”里生活，

纵使否定的否定里也有肯定，

到底应该肯定什么，否定什么？

进入了九十年代，要有些清醒，

才明白，人生最难得到的是“自知之明”。

冯至先生生于1905年，逝于1993年，原名冯承植，河北涿县人。他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抒情诗人，其诗歌曾以独特的艺术魅力被鲁迅赞誉为“中国最为杰出的抒情诗人”，诗集《昨日之歌》、《十四行集》奠定了冯至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他的一生几乎贯穿了整个20世纪，作为一位著作等身的诗人、作家、学者，冯至先生无疑能够以其切身经历和世纪身份，充当中国20世纪知识分子命运的见证者与评判者。值得我们深思的是，就是这样一位学贯中西、践行自由的现代知识分子，在20世纪的中国文学大舞台上，却“一生都像是在‘否定’里生活”。直到世纪末的1991年，也就是已到80多岁高龄的时候，冯至先生才终于对自己充满戏剧性的一生，有了一个人生最难得到的“自知”，有了一个不受任何外在意识形态影响的合乎事实的评价与认识；才终于“有些清醒”，不再像过去那样轻易地否定自己的得失功过了。对于一位历经无数政治运动与历史沧桑的老者来说，这需要何等的勇气与胸襟，又蕴藉着诗人何等的悲怆与辛酸，隐藏着诗人何等的无奈与痛楚！

事实上，身处于20世纪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因时代的风云际会和形而上的意识形态影响，在自己的学识、写作生涯中不断地否定自己，“一生都像是在‘否定’里生活”的，又远远岂止冯至先生一人？曾经深受大众喜爱的“人民艺术家”老舍先生，建国后就否定了自己那些在现代文学史上早已形成定论的作品，并十分匆忙地按照新时代的要求对其进行修改。尽管如此，文革开始时，老舍还是没有逃脱命运的悲剧，1966年8月24日，他含冤自沉于太平湖，从此不用再站在时代和政治的立场上全盘否定自己；一代哲学宗师冯友兰先生，回顾自己40年代的哲学生涯时曾留下一诗：“不堪往事重回顾，四十年间作逆流”，只是在一瞬间就否定了自己曾取得的所有哲学成就；而最具有代表性、最具有震撼力、最发人深省的例子，当数一代文学巨匠郭沫若了。他曾在1966年的一次会议上说过一句名言：“拿今天的标准来讲，我以前所写的东西，严格地说，应该全部把它烧掉，没有一点价值。”一句话，就将自己否定得多么的彻底干净。对自己的过去感到不满并予以否定，从而使自己的思想、视野、学识、人生经验获得新生，这本来是我们人类作为有智慧善思考的高级动物，在物质和精神领域里的一种积极的追求，正如鲁迅所说，不满是向上的车轮。但不分正确与否，则是不可取的。为什么要轻易地否定自己？

说到底，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这种反省和否定自我，并非是真正意义上的追求真理、独立思考、实现自我的人生跨越，而是因一时的政治气候、意识形态、社会环境逼迫与诱导的结果；并非是他们发自肺腑的内心剖析、自我认识与真情告白。从某种意义上说，在20世纪历次的运动中，批评与自我批评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一种常态生活，又有着多少知识分子曾在监狱、牛棚的油灯下，写着否定自己过去、否定自己现在的所谓检讨材料呢？索尔仁尼琴有一句名言说：“一句真话能比整个世界的分量还重。”他在写作《古拉格群岛》之初，面对一些人的劝诫曾说过：“忘记过去，你将失去两只眼睛！”不分青红皂白，过分的否定和反省，一味的认罪与忏悔，则成了自我否定、自我批判的奴隶。

早在两千多年前，孔子就说过：“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孙。”从历史上可以清楚地看到，政治清明时，可直言行正，若天下失道，言论则变得圆滑。然而，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长河里，由“焚书坑儒”、文字狱等组成的政治、文化专制统治，使得士不敢治史，儒不敢言事，“著书都为稻粮谋”，读书人的话语空间被迫与政治紧紧联系在一起。在这样一种历史背景下，诚如批评家谢有顺所说：“中国的知识者若不懂政治，不懂得如何迎合统治者，不懂得玩弄权术，只凭着一股文人特有的激情、天真、孤冷，是断难以为人为文的。”不是一切否定都有意义的，因政治气候的逼迫而失却了自信力、一味反省和忏悔、轻易否定自我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在时代的风云变幻中大多数成了一棵历史的墙头草。

1926年，鲁迅曾在自己的杂文集《坟》的后面，写下了这样一句话：“我的确时时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无情面地解剖我自己。”鲁迅先生这里所谓的“解剖我自己”，断然不同于冯至等知识分子在六七十年代的否定自我。两者不同的关键之处就在于，前者的“解剖”是对自身所处境遇的客观而又真实的自知与自醒，其中满含鲁迅的独立思考；而后者的自我否定，则是一种失却其本真意义的反省与忏悔。因此，冯至先生如此诘问：“到底应该肯定什么，否定什么？”这恐怕是每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所应必须承担的责任。那些曾用“彻底的批判的激情”轻易否定自己过去一切的行为，应该随着时代的前进和文明的进步而永远沉淀在历史的角落里，成为后来者的“前车之鉴”，而不要再一次活在否定中。

（原载《文苑春秋》2012年第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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