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辛亥革命史研究的几个问题
2002年第1期第17卷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JOURNALOFTSINGHUAUNIVERSITY
(PhilosophyandSocialSciences)
No.1 2002Vol.17
关于辛亥革命史研究的几个问题
朱育和
(清华大学 历史系, 北京 100084)
摘 要:“辛亥革命”是一历史的概念,现有的辛亥革命的话语主要源于革命党人关于革命的历史记忆与历史叙述,同时又受到了现代中国革命话语的影响。从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段来看,1911年的辛亥革命是晚清最后十几年间,特别是甲午战争以后维新运动、社会化趋势与民族主义建国思潮相激荡的产物,这三种因素的相互作用又影响了辛亥革命的结局。因此,研究辛亥革命,必须考察辛亥革命话语的形成,同时注重研究辛亥革命年间维新与革命、文化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及民国初年的国民心理。
关键词:辛亥革命; 革命话语; 孙中山
中图分类号:K257 文献标识码:A:)03
辛亥革命已经过去90年了,①也已有90年的历史。
文、,。但是,现,一是受中国现代革命话语的影响较大,把改良与革命对立起来;二是过于关注政治的层面及上层的活动,忽视了社会的层面及下层的反应。我们认为,辛亥革命是晚清最后十几年间,维新运动、社会化趋势与民族主义建国思潮相激荡的产物,这三种因素的相互作用又影响了辛亥革命的结局。有鉴于此,今后的辛亥革命史研究,应注意下述四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要注意研究辛亥话语的形成。武昌起义爆发后,时人即指称此次事件为“革命战争”、“政治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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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民国元年即有人使用“辛亥革命”一词。孙中
②他后山本人自二次革命后始用“辛亥革命”一词。
来对辛亥革命的解释及其对革命史的追述,极大地影响了后人有关辛亥革命史的历史编纂。其中影响较大的有两篇,一是写于1919年的《孙文学说》中的第8章“有志竟成”;二是写于1923年的《中国革命
“有志竟成”篇中自述其著述动机说,
,各国文人学士之对于中国革命之著作,不下千数百种,类多道听途说之辞,鲜能知革命之事实。而于革命之源起,更无从追述,故多本于予之《伦敦被难记》第一章之革命事由。该章所述本甚简略,且于二十余年之前,革命之成否尚为问题,而当时虽在英京,然亦事多忌讳,故尚未敢自承兴中会为予所创设者,又未敢表示兴中会之本旨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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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覆满清者。今于此特修正之,以辅事实也。”在《中国革命史》一文中,他开篇即云:“余自乙酉中法战后,始有志于革命,乙未遂举事于广州,辛亥而民国告成。然至于今日,革命之役犹未竣也。余之从事革命,盖已三十有七年于兹,赅括本末,胪列事实,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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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待于革命史。今挈纲要述之如左。”可见,孙中山是有意要构建一套“革命史”的话语体系。这套话语深深影响了后来有关辛亥革命史的历史编纂,其中关于革命的原起、孙中山与武昌起义之关系、革命之成功与失败的原因等等,均为后来的历史学家所接受③,形成了一种“以孙中山为中心”的辛亥革命史
①1912年出版有渤海寿民编的《辛亥革命始末记》、草莽余生主编的《辛亥革命大事录》两书。
②武昌起义后,孙中山在演讲时用词均为“此次革命”或“光复以来”,1914年夏首次正式使用“辛亥革命”一词,见孙中山:《讨
论中革命党党章时的谈话》,《孙中山集外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224页。
③比如说,孙中山在谈到武昌起义时,总要提到法国驻汉口领事罗氏。据孙中山称,罗氏为孙之旧交,武昌起义爆发后,罗氏在领事团会议上力言革命党之目的在改良政治,决非无意识之暴举,不能以义和团一例看待而加干涉。于是各国赞成之,乃决定不加干涉。武昌起义得以成功。这本来缺乏有效的档案支持,但许多史家却以此立论。关于罗氏生平,可参看李书华:《法国罗氏的原姓名及其经历》,《传记文学》第15卷第1期。收稿日期:2001-11-15
作者简介:朱育和(1938- ),男,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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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或者如有的学者所指称的“正统史观”。许多学者都试图摆脱“正统史观”的影响,但效果并不明显,原因就在于对辛亥话语的形成缺乏应有的了解和检讨。应该承认,自古以来就存在着有意识的对历史编撰的控制和操纵,乃至利用和滥用,学者如不加批判地接受其中的一些观点,就有可能会歪曲历史。辛亥革命史研究要取得新的进展,首先就应该对过去的研究有一个全面的检讨,其中包括对辛亥革命话语的形成进行研究。迄今为止,已有不少学者对以往的辛亥革命史研究作了很好的总结,但极少有学者去探讨辛亥话语形成的原因,并追溯话语的源头。笔者认为不仅孙中山对辛亥革命的解释及其对历史编纂的影响应引起研究者注意,而且苏俄及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不同时期对辛亥革命的解释及其对辛亥革命史研究的影响也是研究者必须注意而且必须认
①真思考的一个问题。
第二,要注意研究辛亥革命时期改良与革命的互动关系。对于改良(立宪)派在辛亥年间的活动,很长一段时间大陆学界是“立足于批”。了另一种极端的倾向,两种倾向都是错误的,的,19世纪末20世国主张,它们在要不要推翻清王朝的统治这一点上是有本质区别的,但两者之间又有许多相通之处,改良中包含着革命的因素,革命又涵盖了改良的内容。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改良是缓进的革命,革命是激进的改良,二者并不是绝对对立的。这是因为,甲午战后,“变”已经成了中国历史发展的主议题,特别是康梁变法活动失败后,人们的变革意识越来越强烈,它推动着统治者沿着变革的轨道向前滑行,一桩桩新事物萌生出来了,它们与旧的社会母体越来越势不两立,于是革命就是不可避免的了。辛亥革命就是在清王朝统治阶层一次次自上而下的变法自强举措中步步逼近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改良派的活动客观上推动了革命的进程。现有的研究成果表明,在最终
②对推翻清王朝的斗争中,立宪派起了很大的作用。
改良派与革命派两种不同的政治主张,也应有一个实事求是的评价。从1906-1907年间两派之间的大论战来看,革命派的论点总的看来是正确的,但也有不足之处;改良派的论点,总的看是行不通的,但也
不乏合理的地方。革命派的反满宣传把一切仇恨集中在满族统治者身上,其结果容易放跑帝国主义列强这个最凶恶的民族敌人。在宣传暴力革命时,他们在骨子里与改良派一样,也害怕广大群众的革命行动,鼓吹“秩序的革命”,当真革命到来时,他们的这种弱点便暴露无遗。孙中山的“平均地权”主张,含有在农村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思想,这在反封建的意义上毫无疑问是正确的,但孙中山更多的是想防止中国像欧美资本主义国家那样,产生大的房地产主,想以土地国有化的办法去限制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这显然是过早了、超前了。当时的中国,不是多了资本主义,而是少了资本主义。在这点上,梁启超鼓励资本主义发展的主张,反而是符合中国国情的。总之,对改良派在辛亥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应有一个实事求是的评价。毫无疑问,讲辛亥革命不讲改良(立宪),事实上,改良与。早在70年代,美国学者周锡瑞就曾指出,社会史,而不是政治传记才是了解辛亥革命的原因和结果的更丰富的媒体。他认为在中国农村乡镇所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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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事情比流亡知识分子的演说和著作重要得多。80年代初,章开沅先生也强调要加强对辛亥革命期间社会环境的研究,并提出了“社会历史文化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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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的构想。如今社会史的研究已成为史学研究中的一大趋势,研究者的眼光逐渐转到“下层”。就辛亥革命史研究而言,笔者认为应该特别注意晚清以来的社会化趋势及其对辛亥革命的影响。晚清时期,一个典型的社会现象就是,进入20世纪后,除传统的公共领域如社仓、祠庙、会馆等外,一些新的公共领域产生了,如商会、学会等。公共领域的功能也发生了变化,从原来的救济和慈善扩展到社会经济、社会教育和社会文化管理等方面。以商会为例,商会于1904年由商部奏请开办,其最初的动机是团结全国商人与外商对抗,随后各省各埠均设立了商会,一些商务发达的地区则设立商务总会。商会的职能也慢慢发生变化。上海总商会的章程中就规定该商会有“维持公益,改正行规,调整分难,代诉讼冤抑”之类,也就是说商会具有了“理案”的职能。1907年,上海
①笔者去年在俄罗斯圣彼得堡访问期间,看到了1928—1929年莫斯科中山大学编写的《十九和二十世纪的中国革命运动史》
教材,其中“1911年革命历史概略”一章反映了大革命失败后,俄共及共产国际对中国社会与中国革命的看法,这方面的材
料尚未引起研究者的注意。
(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1964年),《立宪派与辛亥革命》②这方面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有,张朋园:《梁启超与清季革命》
(台北:1969年),张玉法:《清季的立宪团体》(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1971年)。
关于辛亥革命史研究的几个问题13
总商会向全国各商会发出了拟订商法的号召,并拟订了《商法草案》。商会介入立法和司法领域,表明它已拥有相当程度的独立性,正因为如此,有些学者认为商会已具备市民社会的基本特征,并进而认为20世纪初期中国实际上已经孕育萌生出市民社会的雏
[7]形。关于近代中国是否出现过西方那种典型主义的市民社会,目前仍是学术界争论不休的问题,但不管结论如何,清末公共领域的发展则是不争的事实。20世纪初长江上游地区的公共领域已成为一个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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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独立的、有相当权力和影响的重要社会组成。公共领域的发展激发了人民的参政议政的热情,并进而影响了人们思想观念的变化,动摇了传统社会的根基,为辛亥革命的爆发准备了条件。目前已有许多学者开始了这方面的研究,特别是关于近代官绅商学的研究已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仍有许多问题有待进一步的探索。比如,革命党人的社会动员、革命党人与秘密会社之间的关系、地方士绅与农民对革命的态度、辛亥年间各地区之间社会状况及其比较等等,都是可以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第四,。辛亥革命史著作,的,。但是,现的解释。笔者认为,辛亥革命的结局与民初的国民心理及袁世凯所代表的那种治国思想占优势有关。支持革命派不断奋斗的就是一种民族主义建国的理想和对民主共和的坚定信念,当民主共和制度宣布建立后,一种权威主义、国家主义的治国思想流传开来,国人普遍希望一个强有力的人物出现,迅速结束分裂混乱的局面,以奠定共和国的基础,袁世凯便成了众望所归的人物。袁世凯不仅手握重兵,而且得到列强的支持,更重要的是,袁世凯自晚清以来,就以开明务实著称,他所推崇的是德国式的富国强兵之
①路。
当作一种象征,乃至一种希望来接受。可以说,袁世凯的胜利是德国派治国思想在中国的胜利,袁世凯能取代孙中山当上总统以至于后来他又胆敢称帝,都与民初国民对这种德国式治国思想比较同情有关。黄远庸的《忏悔录》、《反省》诸篇[9],都可以说是民国初年国人心理变迁的一种写照。研究者若能从这一层面来探讨辛亥革命的结局,必定会有一些新的发现,而这正是笔者主张研究民初国民心理的基本原因。
以上四点,只是一点体会。并不是说,这四点就囊括了辛亥革命史研究中的所有问题。笔者认为,历史研究,关键是眼光要远,角度要新。角度转换了,一些原本认为没有问题的地方会出现问题,一些原来看似并不重要的史料会显得重要起来,一些原来认,史料,,历史就会以、丰满的、多层面的面目展现出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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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与孙中山所追求的美、法式的道路大异其
趣。但袁世凯所主张的德国式治国方案极容易博得旧官僚、立宪派及一些声称稳健的革命党人的同情,因此,他不但能获得北方各省的支持,而且也能获得南方一些省份的好感。事实上,当袁世凯宣布赞成共和后,人们不是把他当作一个总统来接受,而是把他
究,1996,(1).
[9]黄远庸.远生遗著:卷一[M].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4.
(下转第32页)
①晚清筹备立宪运动时,袁世凯就曾主张取法德国,他奏请清廷派大臣赴德、日详考两国宪法,并派王公近支赴德学习政治军
事,参见《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中华书局,1979年,2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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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孙中山全集:第5卷[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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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吕芳上.革命之再起:中国国民党改组前对新思潮的
Knowledge,CustomandPolitics
——SunYatsenandYanFu’sReflectionsuponandExplorationsfor
State2buildingduringtheEarlyRepublicanYears
WANGXian2ming
Abstract:Basedonthetextualinterpretation,thispapertriestomakeananalysisofandcomparisonbetweenSunYatsenandYanFu’sideasofknowledge,customaswellastheirrelationshipwithpoliticswithanaimtodeepentheunderstandingofthedevelopmentofmodernChinesepoliticalthought.
KeyWords:SunYatsen;YanFu;ideaofstate2building;knowledge;custom;politics
(上接第13页)
OnetheStudyof(DepartTUniversity,Beijing100084,China)
Abstract:“Rtionisahistoricalconcept.Discoursesabouttherevolutiontodaymainlyoriginatefromremornarrationsoftherevolutionariesabouttherevolutionaryhistory.Discours2esabouttherevolutionarealsoinfluencedbymodernChineserevolutionaryideology.Judgingfromalongertermofhistory,the1911Revolutionistheoutcomeofinteractionbetweenthefollowingthreefac2tors:thereformmovement,thesocializationtrendandthenationalistthoughtthatprevailedfordecadessincetheSino2Japanesewarin1894.Asaresult,researchersshouldpaymoreattentiontotheformationofthediscoursesabouttherevolutionandtheinteractionoftheabove2mentionedthreetrendsaswellasthepopularpsychologyduringthattime.
KeyWords:the1911Revolution;RevolutionaryDiscourses;SunYatse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