肝胆相照共解国难

作者：范硕高屹

党的文献 1995年03期

　　叶剑英和邓小平两位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中国漫长的革命岁月中建立起的深厚情谊，用一句古诗“持正相倚，嶷如秋山”来比喻，最为恰切。

　　邓小平多年以来钦佩叶剑英，在党和国家的危难时刻，更觉得需要倚重这位对党忠诚、智谋双全的老帅。叶剑英也深知邓小平的为人和才干，非常尊重这位几起几落的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他们建立在共产主义信念基础之上的友情是真挚的，崇高的，堪为世人楷模。

　　这里侧重记述这两位患难与共、肝胆相照的老革命家在“文化大革命”中以及结束这场灾难后的一段日子里的交往片断。

　　一、患难不相忘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邓小平很快就被打倒。“党内第二号走资派”，“带枪的刘邓路线”，罪名越来越多。批斗逐步升级。叶剑英虽自身难保，但竭尽全力保护邓小平。尽管他们都遭受到林彪、江青一伙的迫害和监视，但仍然通过各种渠道，保持联系，采取各种巧妙的形式和方法，坚持不懈地进行斗争。

　　1969年10月至1970年初，一大批老革命家被“疏散”到外地。邓小平被遣送到江西，软禁在原南昌步兵学校院内。后来王震也到了南昌。叶剑英被“下放”到长沙，受尽林彪及其追随者的刁难和折磨。他们尽管各在一方，却心心相印。邓小平、王震很想念叶剑英。王震可以走动，便借故从南昌来到长沙。

　　王震带来邓小平的问候。叶剑英一见王震的面，首先就询问邓小平的情况。“小平同志的身体怎么样？”“他生活起居情况如何？”“是不是天天要去劳动？”“家里的子女都到身边了吗？”……

　　当叶帅得知邓小平生活很苦时，忙说：“你赶快回去照顾他，中国可以没有叶剑英，不可以没有小平同志！”

　　好心的“胡子”将军，陪老帅吃了一顿饭，找来在长沙的老部下，交代要改善叶帅的生活后，就匆匆返回了江西。

　　邓小平见到王震，知道叶剑英的处境，甚为忧虑。

　　二、请回“军师”

　　1971年“九·一三”林彪叛逃事件发生后，中共中央决定由军委副主席叶剑英主持军委日常工作。

　　如何肃清林彪流毒，加强对军队的领导，重振军威？叶剑英首先想到了邓小平。他多次向周恩来、毛泽东建议，迅速解除邓小平的“流放”，恢复他的工作。1973年春，邓小平从江西回到北京，叶剑英特别高兴，当即亲自去看望，帮助解决工作、生活各方面的问题。同时，向他介绍军队的情况，征求他对军委扩大会议筹备工作的意见。为了加强中央军委的领导，叶剑英写信给毛泽东，并当面向毛泽东建议说：“小平同志回来了，我提一个要求，让他来参加和主持军委工作。”毛泽东同周恩来商议，决定恢复邓小平的国务院副总理职务，并参加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军委工作。

　　这年12月12日，毛泽东亲自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在会上提出了大军区司令员相互对调的建议。他说：“我和剑英同志请邓小平同志参加军委，当委员。是不是当政治局委员，以后开二中全会报告追认。”然后指着叶剑英说：“你是赞成的，我赞成你的意见，我代表你讲话。”毛泽东让叶剑英召集各大军区司令员、政委来参加议军，负责具体组织这项工作。

　　12月15日，毛泽东又一次同政治局有关同志和几个大军区负责人谈话。他介绍邓小平说：“我们现在请了一位总参谋长。他呢，……你们的老上司，我请回来了，政治局请回来了，不是我一个人请回来的……”

　　12月22日，中央军委发布命令，令几个大军区司令员对调。在召集这些司令员开会宣布中央和军委的决定时，毛泽东指着邓小平说：“现在，我请来了一个军师，叫邓小平。发个通知，当政治局委员、军委委员。政治局管全部的，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我想政治局添个秘书长吧，你不要这个名义，那就当参谋长吧。”在座的老同志听了毛泽东的话，都为请回邓小平这位总参谋长欢欣鼓舞。

　　叶剑英更是高兴。他深深知道，“得贤则昌，失贤则亡”。在张春桥等人觊觎总参谋长要职已久，迫不及待的关键时刻，这个任命的意义有多么重大！他立即表态，在会上讲话，要求大家认真贯彻党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指示。他到邓小平住处，商议军机大事，研究加强军队革命化、现代化建设的措施，并组织总部领导和机关人员向他汇报军委工作和部队的情况。

　　从此，两位军队的领导人又开始在一起战斗了。

　　三、共同指挥西沙之战

　　邓小平的复出并重任要职，逐步接管了党政军的实际一线指挥权力，这对“四人帮”来说是个晴天霹雳。他们又怕又恨，阴谋再次打倒他。

　　1974年1月上旬，南越当局突然向我西沙群岛发起进攻。

　　叶剑英受命于毛泽东、周恩来，同邓小平一起负责组织指挥西沙自卫反击战。这时邓小平虽然尚未正式任军委总参谋长职务，但叶剑英对他非常尊重。在紧张的几天几夜作战过程中，他和邓小平亲自守候在军委总参谋部作战值班室里，肩并肩地坐在一起，认真听取参谋人员的汇报，审阅和批复前线发来的请示报告，周密分析研究敌情，根据战局的发展变化，及时下达作战命令。并随时向毛主席、周总理汇报。每当参谋人员汇报前线战况或传达毛、周的指示时，叶剑英怕邓小平听不清，便凑到他的耳朵跟前讲给他听；每当下达作战命令时，叶剑英都事先听取邓小平的意见，然后签署。

　　他们排除王洪文、张春桥、江青等人“批林批孔”的干扰，共商对策，共同指挥，迅速击退了南越入侵军。为了固守祖国海疆，叶剑英和邓小平经过研究，并请示周恩来总理同意，派出一支舰队南下，以应付可能发生的意外情况。1月20日，经报告毛泽东主席批准，叶剑英向前线部队发出了最后一道命令：坚决收复甘泉、珊瑚、金银三岛。经过激战，全部收回了敌占岛屿，西沙自卫反击作战取得了重大胜利。

　　四、支持邓小平开“钢铁公司”

　　“树欲静而风不止”。“四人帮”插手西沙之战，捞取政治资本，变本加厉地掀起批“宰相”，批“周公”，批“党内大儒”的恶浪，极其露骨地影射攻击周恩来。江青点名批评叶剑英，要军队进一步开展“批林批孔”，要“放火烧荒”，“整整军队”。

　　叶剑英不动声色，于1月30日直接给毛泽东写信，表示“检讨”，采取巧妙的方法，反击江青。周恩来也亲笔致信毛泽东，阐明自己的观点。2月15日，毛泽东在叶剑英的信上批复，对江青一伙提出了尖锐批评，制止他们的错误作法。毛泽东写道：“剑英同志：此事甚大，从支部到北京牵涉几百万人，开后门来的也有好人，从前门来的也有坏人。现在，形而上学猖獗，片面性。批林批孔，又夹着走后门，有可能冲淡批林批孔。小谢、迟群讲话有缺点，不宜向下发。我的意见如此。”

　　邓小平得知周恩来、叶剑英上书毛泽东以及毛泽东痛斥江青一伙“形而上学猖獗”后，非常高兴。而江青、张春桥等却对此怀恨在心。张春桥攻击说：“用检讨办法来告状，这也是一大发明。”

　　叶剑英和邓小平一方面领导军队建设、指挥作战、巩固国防，一方面坚持同“四人帮”进行各种形式的斗争。1974年7月在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批评江青不要开两个工厂，一个是钢铁工厂，一个是帽子工厂，动不动就给人戴大帽子。江青当着众人的面，表示工厂“不开”了，她故意把矛头引向邓小平，说：“钢铁工厂送给小平同志吧！”众人没有搭理她。毛泽东继续批评江青一伙说：“她算上海帮呢？你们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并当众宣布：“她（指江青）并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叶剑英听了，觉得毛泽东对江青一伙批得非常痛快。散会以后，他一再问邓小平听清楚了没有？回到住处兴奋得睡不着觉。

　　10月4日，毛泽东提议邓小平担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实际上是要他在周恩来生病期间主持中央工作。“四人帮”对此更为不满。他们躲在钓鱼台，经过密议，有计划有准备地对邓小平进行多次挑衅和攻击。最突出的是，无端制造所谓“风庆轮”事件，攻击国务院和交通部“崇洋媚外”、“搞卖国主义”。在10月17日的政治局会议上，江青一伙以此为题，向邓小平发动突然袭击和围攻，逼他表态。邓小平义正词严，据理驳斥。江青、张春桥、王洪文等竟然辱骂他“又跳出来了”。邓小平愤然离开会场。在这场风波中，叶剑英完全站在邓小平一边，支持他同“四人帮”斗争。叶剑英对邓小平的实事求是态度、坚强的党性原则和大无畏的革命精神，敬佩不已。

　　邓小平决不屈服于“四人帮”的压力。11月，在江青阴谋“组阁”失败之后，他陪同外宾，到长沙去看望在那里养病的毛泽东，汇报前一段工作。毛泽东主动提及10月17日政治局会议上的“风波”，对邓小平公开抵制江青一事很欣赏，说：

　　“你开了一个钢铁公司！好，我赞成你！”

　　邓小平坦率地说：“我实在忍不住了，不止一次了，他们在政治局搞了七八次了。”

　　毛泽东说：“我赞成你！他们强加于人，我也是不高兴的。”

　　“我主要是感觉政治局的生活不正常。后来我到江青同志那里去谈了一下。”邓小平风趣地说：“我这是钢铁公司对钢铁公司！”

　　毛泽东露出满意的表情，连声说：“这个好。”

　　这次谈话结束时，邓小平表示，一定挑起重担，把工作做好。

　　叶剑英得知这次谈话内容，欣喜异常，对党和国家的前途充满了信心。

　　五、“政治局风向快要转了”

　　1975年，春回大地。1月5日，邓小平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在党的十届二中全会上又被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四届人大批准了周恩来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选出了以朱德为委员长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和以周恩来、邓小平为核心的国务院组成人员，挫败了“四人帮”的组阁阴谋。会后，周恩来总理病重住院。在毛泽东的支持下，邓小平代总理主持中央的党政日常工作。叶剑英被任命为国防部长，继续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

　　邓小平受命于危难之时，全面担负起党、政、军的领导重任。他根据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的指示，在叶剑英等许多同志的支持和协助下，以非凡的革命胆略和雷厉风行的作风，克服巨大阻力，同“四人帮”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

　　最使叶剑英敬佩的是邓小平敢于“在太岁头上动土”，大胆揭露批判江青。4月间，他就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蓄意制造的以打击老干部为目的的所谓“反经验主义”问题，采取向毛泽东请教的方式，提出自己的看法。毛泽东同意邓小平的观点，认为“反经验主义”干扰了他倡导的学习理论运动，多次批评江青等人的错误。根据毛泽东的意图，邓小平继4月27日中央政治局开会批评江青等人“反经验主义”之后，又于5月27日和6月3日主持政治局会议，集中批评江青等人。叶剑英坚决支持邓小平。

　　5月27日，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召开的会议上，邓小平针对江青等人搞所谓“第十一次路线斗争”、“批林批孔又批走后门”和“反经验主义”等三件事说：倒是要问一问，为什么？……你们批周总理、批叶帅，无限上纲，提到对马列的背叛，当面点了那么多人的名。来势相当猛。别的事不那么雷厉风行，这件事就那么雷厉风行！……

　　江青玩弄故伎，反唇相讥，诬蔑这是搞“围攻”和“突然袭击”。邓小平毫不退让，拍着桌子，据理相争，继续对江青等人进行严厉批评。

　　邓小平反复声明：这次会议是根据毛主席的批示和讲话精神召开的。要安定团结，要“三要三不要”首先政治局的同志要做到。主席多次批评宗派主义、搞“四人帮”。他问我们讨论得怎么样，有没有结果？要我们好好讨论。邓小平针对“四人帮”攻击他“4月27日会上的讲话过了头”，是“突然袭击、围攻”等，激动地说：“我看，连百分之四十也没有讲到。有没有百分之二十，也难讲。谈不上突然袭击、过头了……”

　　6月3日继续开会。一开始就冷场。一向支持邓小平的叶剑英打破僵局，作了长篇发言。

　　他说，政治局讨论主席的批示和指示，是非常正确的。要坚持“三要三不要”。接着，他谈了三点体会：

　　第一点，要学马列。他说，3月1日出现“反经验主义”。全国报纸跟着来了，用“反经”代替“反修”。主席提出批评，不要只提一个（经验主义），放过另一个（教条主义）。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为懂了，其实不大懂，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这也是不懂马列的一种表现。主席批评得很尖锐。这个问题很重要，马列弄通可是难。一定要学习。非常必要。不学好就没有武器。今后中央要带头学。

　　第二点，要团结，不要分裂。他严厉批评借口“对付林彪”搞小宗派，而大搞“四人帮”。他说，团结的方法，一手是批评，一手是团结。过去一个时期不正常。如果保持非法的小组织存在，搞“四人帮”，就有害团结，分裂党。

　　第三点，要请示报告，严守纪律。他指名道姓地说，几乎重大的问题都不请示。主席、小平同志的批评是完全对的。你们搞所谓“十一次路线斗争”，事先未请示；“批走后门”，也是事先未请示；“批经验主义”，又是不请示，要主席来纠正。要正确对待个人和组织的关系问题，严守纪律。以后凡是重大问题，都要提交政治局讨论。过去的错误，要引起严重注意。为什么不请示？使主席有感觉？事先不请示，事后来纠正。不要干扰主席，这是最大的干扰。他最后激动地说：“什么是背叛马列主义，搞得村村点火，处处冒烟！”

　　在叶剑英发言之后，王洪文顶不住邓小平、叶剑英的批评，被迫作了检讨。

　　最后，江青在强大的批评下，摆出“弱者”的姿态，承认自己在4月27日的会议上，“自我批评不够”，表示再作进一步检讨。可是，事后她到处造谣说，邓小平开会斗了她几个月。

　　不久，邓小平向毛泽东汇报政治局开会批评“四人帮”的情况。

　　毛泽东说：“他们过去有功劳，现在就不行了，反总理、反邓小平、反叶帅……在政治局，风向快要转了。”他鼓励邓小平说，“没有大问题。你要把工作干起来。木秀于林，风必摧之。”

　　邓小平感到担子很重，说：工作开始时，主席给我这个工作岗位，我说主席是把我放在刀尖上了。

　　毛泽东再次说：“这是叶帅提议的，我赞成的。”

　　事实的确如此。邓小平的复出，以至再度参加主持党和国家、军队的工作，是同周恩来、叶剑英多次提议，并抓住时机巧于安排分不开的。

　　邓小平复出以后，在毛泽东支持下，在政治局主持开会批评“四人帮”，是“文化大革命”以来中央第一次与“四人帮”交锋。叶剑英在这场斗争中，始终坚定地站在邓小平一边。江青、王洪文等慑于毛泽东和政治局的压力，被迫采取“以守为攻”的策略，交出书面“检讨”。毛泽东虽然没有最后下决心解决“四人帮”问题，但肯定了政治局会议的成绩。

　　六、全面整顿

　　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做法，实行全面整顿，这是邓小平复出后做的一件大事。

　　邓小平坚持党的领导，维护安定团结，批判派性，大刀阔斧地对国民经济、铁路交通和文化教育、科学技术等各条战线进行全面整顿，并狠抓落实政策，解放了一大批革命领导干部。停滞下降的经济得到迅速恢复。全国打破了万马齐喑、严重混乱的局面，开始出现了新的转机和新的气象。

　　叶剑英全力支持邓小平，并同他一起对军队进行切实的整顿。

　　1975年6月24日至7月15日，叶剑英和邓小平主持召开了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中心议题是整顿军队的思想作风和解决组织问题。邓小平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叶剑英作了会议总结讲话。他们从国际国内形势出发，深刻阐明了整军备战的重大意义，提出了军队要整顿的任务和要求。

　　邓小平强调军队要抓编制、抓装备、抓战略，加强组织性、纪律性，加强军政团结、军民团结。他切中时弊地指出，军队建设中要克服“肿、散、骄、奢、惰”，军队领导班子中要解决“软、懒、散”的问题，自上而下调整好领导班子。他语重心长地说：“现在确实有些值得注意的现象，我们担忧啊！”

　　叶剑英在讲话中首先完全赞同邓小平的讲话。他强调发扬我们党的理论联系实际的传统作风，严厉地批判资产阶级派性。他说：“军队要高度集中统一，决不允许资产阶级派性存在。要使广大干部战士认识资产阶级派性的反动性和危害性，警惕阶级敌人混水摸鱼，乘机进行反革命破坏。”他非常气愤地揭露江青等人插手军队、妄图搞乱军队的阴谋诡计。提醒大家注意，有人到处送书、送材料、写信，要抵制。以后不经军委的同意，任何人不得这样做。他还深入到小组听取意见，一个军区一个军区、一个军种一个军种，分别找人谈话，打“预防针”，把毛泽东揭露批评“四人帮”的事透露给他们。他针对当时总部机关、军兵种和各大军区有的高级将领与“四人帮”关系密切，有些人对“四人帮”面目认识不清、若即若离的状况，打招呼说，有个别中央领导人不通过组织，擅自发指示搞运动，这是不正常的。不论是谁，未经军委直接向部队发指示，送材料，下面有权抵制。决不容许任何野心家插手军队，搞阴谋活动。他还十分关切地要求大家谨慎从事，少说话，不“授人以柄”。要注意形势，坚定立场，稳住部队，充分发挥骨干作用。这对到会同志是一付“清凉剂”，使大家心里有了底。

　　中共中央于7月25日发出通知，将邓小平、叶剑英的讲话转发全党。

　　紧接着，经党中央、毛泽东主席批准，征求邓小平同意，以叶剑英、聂荣臻等组成6人领导小组，对各总部、各军兵种、各大军区、北京卫戍区、国防科委等20几个单位的领导班子进行了调整。同时，对北京及附近战略要地的部队部署，也进行了调整。叶剑英根据邓小平的意见，非常强调要建立一个精干的、“敢”字当头的、强有力的领导班子，形成坚强的领导核心，要调整和改组那些“怕”字当头的“软班子”、干劲不足的“懒班子”。对那些搞资产阶级派性的，要限期改正；不改的，要坚决调离。

　　在这次会议之后，又召开了国防工业重点企业会议，进一步研究军工企业的整顿问题。邓小平、叶剑英到会讲话，再次强调建立“敢”字当头的领导班子，保证企业的正常生产秩序，警惕大大小小的野心家，使生产全面好转。

　　邓小平发起的在全国范围内各条战线的全面整顿，是党和人民反对“左”倾错误、同“四人帮”进行的一场重大斗争。

　　七、做最坏的准备

　　从1975年下半年起，“四人帮”在“反经验主义”之后，又利用“评《水浒》”来攻击周恩来和邓小平。他们变换花样玩弄阴谋，又写文章，又派亲信到毛泽东那里告状，说邓小平否定“文化大革命”

　　当时，年老多病的毛泽东未最后下决心采取措施解决“四人帮”。他更不允许有人（包括邓小平在内）否定他亲自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就这样，中央政治局召开紧急会议，对邓小平进行错误的批评。“四人帮”成为批邓的急先锋。

　　按照毛泽东的本意，仍然希望在“文化大革命”问题上能够统一认识，来个“三七开”。毛泽东提出由邓小平主持作一个决议，肯定“文化大革命”的成绩。邓小平说，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何论魏晋”，表示由他来写这个决议是不适当的，婉言拒绝。

　　在“四人帮”攻击下，邓小平已经无法工作。

　　叶剑英毫不畏惧，特意到邓小平住处，气愤地说：“这伙人欺人太甚，步步进逼，他们趁主席有病，越闹越厉害，下一步还不知道搞出什么鬼名堂，我们要赶快采取对策！”

　　“没有什么好怕的！我早就作了思想准备，无非是第二次被打倒，最坏是罗迈下场！遗憾的是还有好多事没有做完，经济没有根本好转，许多老同志还没有解放。”邓小平不无遗憾地说。

　　邓小平告诉叶剑英：实际上已经停止了我的工作，我估计，主席的决心已经下定，就要“换马”了！

　　叶剑英心情变得沉重起来，说：

　　“我估计，‘换马’也不是简单的事，要换的话，无非两个前途：一个是下台，另一个是‘一批二保’，至少还要继续留用一段，因为有些事情，主席不会全交给他们，他不会交的！”

　　邓小平回答：“我做了最坏的准备，但我相信，我们的事业会后继有人。我们的党是有希望的。”他严肃地说，我不在位了，不要紧，只要你老兄在，还有其他老同志在，就不怕那几个跳梁小丑闹事！

　　叶剑英当即表示说：“看形势的发展吧，我也可能保不住了。但是无论如何，只要我们还有一口气，就是斗下去！”

　　这年冬天，寒流袭来，冰封大地。“四人帮”在全国刮起了一股“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邪风，全面整顿被迫中止。邓小平和叶剑英再度被夺权和半夺权。但他们依然继续与“四人帮”周旋、抗争。

　　八、极力支持小平致悼词

　　1976年1月8日上午9时57分，周恩来总理与世长辞。巨星殒落，江河呜咽，大地哀号，整个中国在寒风和哀乐中震颤！

　　在举国悲痛的时刻，“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却得意忘形。他们认为妨碍他们篡党夺权的最大威胁已经消除，但周恩来的巨大影响依然存在，于是极力压制人民的悼念活动。

　　此时此刻，八十高龄的叶剑英元帅在他的后海南沿小翔凤大院里，也为总理佩戴了黑纱，陷入无限悲痛之中。

　　1月15日下午3时，周恩来总理的追悼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会议由王洪文主持，邓小平致悼词。

　　“四人帮”曾举出种种“莫须有”的理由，极力排除邓小平。

　　叶剑英认为，邓小平是党中央副主席，又是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代替总理主持工作，又有国际威望，理应由他来致悼词。

　　叶帅这样做的目的是考虑到邓小平的困难处境，极力主张由邓小平来致悼词，趁这个机会让他和广大人民群众见面。果然，当人们从电视荧光屏上看到邓小平一出场时，为邓小平命运担忧的心又放下来了。

　　“今天，我们怀着极其沉痛的心情，悼念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中国人民久经考验的卓越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周恩来同志。”

　　“周恩来同志的一生，是为共产主义事业光辉战斗的一生，是坚持继续革命的一生。他是我们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好的榜样。”

　　邓小平那严肃的表情，沉痛的声调，感染了会场内外的广大人民群众。叶剑英肃穆伫立在那里，和广大听众一样，止不住泪如雨下。

　　然而，人民群众越是爱戴邓小平，“四人帮”越是怕得要命，下死劲地要把他拉下来。

　　他们按照预谋在粗暴干预人民群众悼念周总理的同时，变本加厉地诬陷迫害邓小平，一天也不能让他再代替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执掌政局。他们在打击邓小平的时候，同样一刻也没有忘记仍在主持军委日常工作、掌握兵权的叶剑英。这两个人是在周恩来逝世后阻挡他们篡党夺权的严重障碍，被他们当作“眼中钉”、“肉中刺”，必欲除之而后快。

　　在“四人帮”的指使下，上海、辽宁等地召开各种会议大肆煽动反击“右倾翻案风”。与此同时，中央积极筹备召开所谓“批邓打招呼会”。王洪文私自准备在会上作“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长篇报告，吹风说：“邓小平是还乡团长，叶剑英等人是还乡团的分队长……”。姚文元在审发的新华社内参稿件中公然点名攻击叶剑英。

　　九、“一号文件”的风波

　　正当中国高层政治风云发生骤变的严峻时刻，在北京某地的一个小院里，叶剑英和邓小平默默地对坐在沙发上。

　　他们时而交谈几句，时而立起身来，走出门外，边走边谈。

　　“你对当前的形势怎么看？”两个人几乎同时提出了同一问题。

　　他们交换了对形势的看法以后，叶剑英坚定地说：“形势不论发生什么变化，我们都要想办法顶住！广大群众是拥护真理、主持正义的。我们要同那伙人周旋到底，这一点，请你放心！”

　　邓小平又提醒说：“不过，要讲究斗争方法，这是总理临终前的嘱咐。”

　　“四人帮”紧锣密鼓地在中央政治局攻击邓小平。

　　不久，经过毛泽东提议，中央确定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并主持党中央日常工作。2月2日，中共中央发出一号文件通知全党，停止了邓小平中央的领导工作，“专管外事”。此后，又连续召开各省、市、自治区的负责人会议，即所谓“批邓打招呼会”，掀起了一场“反击各倾翻案风”运动。

　　在这个一号文件里，还有另外一项重要通知：

　　“在叶剑英同志生病期间，由陈锡联同志负责主持中央军委的工作。”

　　以中央文件形式向全党通报共和国元帅“生病”挂职，这是破天荒第一次。叶剑英早有思想准备，拒绝医生要他去外地休养的建议，继续留在北京。他想到，毛泽东终于没有把大权交给“四人帮”，这无论如何是一件好事。

　　“四人帮”继续加紧迫害邓小平、叶剑英。2月6日，军委常委开会，“四人帮”向毛主席、党中央提出，1975年7月叶剑英、邓小平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两个讲话是有错误的。建议停止学习和贯彻执行”，并且要求：“当前，回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正在深入发展，全军要积极参加这场伟大的斗争。”

　　十、小翔凤“密议”

　　“四人帮”在反“右倾翻案风”中，并没有放弃继续贬抑和反对周恩来。

　　1976年4月4日，清明这一天，首都的天色灰蒙蒙的，乍暖还寒。人民长期蕴藏在心里的愤怒的火山爆发了！没有任何人动员，没有任何人组织，上百万群众从四面八方汇拢天安门广场，排成阵势，庄严沉痛地悼念周恩来总理，愤怒声讨祸国殃民的“四人帮”。

　　这场革命政治风暴成为叶剑英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顺应民意除奸的坚强后盾和力量源泉。

　　江青一伙颠倒黑白，无中生有，造谣说：“到天安门广场闹事的那些牛鬼蛇神、群魔百丑，都是按照邓小平的笛音跳舞的”，邓小平是“右倾翻案风”最大的“风源”，“集中代表了党内新生资产阶级和地富反坏右的利益和要求”，要打倒“天安门反革命政治事件”的“总代表”、“黑后台”邓小平。出人意料的是，中央政治局4月7日竟作出了错误决定，撤销了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四人帮”在疯狂地迫害邓小平的同时，把打击矛头进一步指向了叶剑英。他们制造事端，追查“天安门反革命事件”，一直追查到叶剑英头上，诬蔑他“保护邓小平”，“紧密配合了右倾翻案风”，逼他“靠边站”，妄图完全剥夺他对军队的领导权。

　　在“四人帮”肆虐、邓小平遭难的日子里，叶剑英还让子女们去问候，寄予安慰，沟通联系，并采取措施竭力保护他。

　　这时，担任党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的华国锋难以有效地制止“四人帮”的猖狂活动，而邓小平、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又遭到打击迫害和严密监视。在这种情况下，人们瞩目于叶剑英。叶剑英虽然被宣布“靠边”了，但他仍保留着党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的职务。团结全党全军全国人民，运筹决策，粉碎“四人帮”的历史重任，理所当然地落在了他的肩上。

　　经过长时间的观察和思索，叶剑英意识到，解决“四人帮”这场斗争不是轻而易举的。这需要一个酝酿和决策乃至实施的过程。

　　邓小平再次被打倒，退居在家里，但他仍然时刻关注政局的发展，为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担忧。一位外国评论家在他的书中这样引用了邓小平的一段话：“如果让他们把我们杀光（指党的健康力量和邓小平的支持者），如果我们任其分裂党和国家，那么就会把用革命无产阶级的心血和精神建设起来的国家推进入“四人帮”设计的黑暗的深渊，历史将倒退100年。”

　　据王震回忆，一天吃过早饭，他去看望邓小平。邓小平正在院内散步。主人喜出望外，亲自迎接到门口。他照例恭恭敬敬地鞠上一躬，问候小平同志身体健康状况和生活起居。主人关切地问了问“外边”的情况之后，打听起叶剑英来。

　　“叶帅那里，你最近去过吗？”

　　“常去。”

　　邓小平稍微思索一下，接着提出了一连串的问题：

　　“叶帅现在常住在什么地方？”

　　“他每天的起居活动是怎样安排的？”

　　“身体怎么样？”

　　“什么时间精神头最好？”

　　…………

　　王震一一作答，告诉邓小平，主席逝世前后这一段，叶帅从西山下来，来往于小翔凤和二号楼之间。

　　邓小平点了点头，没有再说什么。王震事后知道，第二天邓小平连电话也没有打，竟单独去看望了叶剑英。他冒着极大风险，悄悄来到叶帅住地。

　　两位老革命家坐在元帅的书房里，悄悄地交谈着。邓小平嘱咐叶剑英，一定要多找老同志谈话，听听群众呼声。

　　他们对斗争形势的发展和如何解决“四人帮”问题，交换了看法。邓小平对叶剑英必能“收拾残局”，抱以极大的期望。

　　叶剑英对邓小平的处境十分关切。这一年，邓小平因患前列腺炎等病，住进解放军三○一医院，叶剑英给医院领导人打招呼要安排好一切。那时虽然报纸和广播每天“批邓”，口诛笔伐不已，但叶剑英不顾一切，给医院做明确指示：“一定要治好，一定要保护好！”

　　十一、“尽快请小平出来工作”

　　叶剑英没有辜负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的期望。他经过较长时间的酝酿和充分的准备，配合华国锋果断地作出决策，于1976年10月6日晚，一举粉碎了“四人帮”。

　　解决“四人帮”之后，当天夜里叶剑英回到玉泉山，出席中央政治局会议，宣布处置“四人帮”的经过和商讨粉碎“四人帮”后党和国家的大计。会议完全赞同对“四人帮”所采取的果断行动。会议刚刚结束，叶剑英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把粉碎“四人帮”的喜讯迅速透露给一直被“软禁”的邓小平和其他老同志。邓小平对这个伟大斗争的胜利，喜悦由衷。

　　随着“十月的胜利”，全党和全国人民渴望着党中央能解决两大问题：一是请邓小平重新出来工作，二是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可谓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

　　粉碎“四人帮”不久，叶剑英立即考虑到请邓小平重新出来工作的问题。他派孩子把邓小平接来，亲自向他传达政治局会议精神。毛毛写道：“为了让父亲第三次复出，叶伯伯让他的小儿子亲自驾车，把还在软禁中的我的父亲偷偷接到他的住处。当时我在场，清清楚楚地记得，他们两人见面之时，万分激动，父亲长叫了一声‘老兄’，俩人的手便紧紧握在了一起。”（《我的父亲邓小平》第641页）

　　叶剑英多次向华国锋提议，赶快让小平同志出来工作，恢复他原来的职务。他说：小平同志具有治党治国的全面经验，是我们党内难得的人才。毛主席、周总理多次赞扬过他。现在，党内、军内的绝大多数同志和全国人民强烈要求让小平同志出来工作。我们应该顺应民心，顺应潮流，尽快把小平同志请出来。

　　紧接着，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叶剑英排除阻力，正式提出这个问题：“我建议让小平出来工作，我们在座的同志总不会害怕他吧？他参加了政治局，恢复了工作，总不会跟我们挑剔吧？”后来，叶剑英干脆派人把正在生病的邓小平请到西山疗养，住在离自己住的15号楼不远的25号楼里。

　　在当时中央还没有作出相应的正式决议的时候，叶剑英就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凡我看的文件，都要送给小平同志，让他看，熟悉情况。”他派自己的办公室主任和机要秘书亲自转送文件，汇报情况。

　　1977年3月中央工作会议前，叶剑英对中央的一份文件的修改稿提了两条意见：一是天安门事件是冤案，要平反；二是对邓小平同志的评价，应把提法改变一下，为小平同志重新出来工作创造有利条件。

　　就在3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叶剑英、聂荣臻、王震等不少老同志针对邓小平出来工作和给天安门事件平反的问题，提出了强烈的要求。这是全国人民的心愿。

　　4月10日，邓小平经过深思熟虑，给中共中央写了封信，针对“两个凡是”的错误，含蓄地写道：“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

　　5月3日，在陈云、叶剑英等一大批老同志的坚持下，中共中央转发了此信，肯定了邓小平的正确意见。从此，一场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运动，在全国逐步开展起来。

　　十二、“满目青山夕照明”

　　1977年春天，大地复苏，万象更新。

　　5月14日，叶剑英迎来了八十寿辰。这一天在京的将帅们，给他祝寿来了。庆赞他在粉碎“四人帮”斗争中为人民立下新功。

　　第一个到来的是王震夫妇。随后到来的是余秋里、杨成武。接着聂帅夫妇来了。徐帅也来了。

　　人们刚刚坐定，聂帅的女儿透露了一个秘密，爸爸手里有一首诗。于是诗篇展现在寿星和众人面前：

　　“揭竿羊城五十年，

　　风雨齐州步履艰。

　　川西传讯忠心耿，

　　京华除害一身胆。

　　行若吕端识大事，

　　功成绛候有愧颜。

　　八秩寿翁犹继志，

　　旗展神州贺新天。”

　　徐帅也补来一首诗：

　　“吕端当愧公一筹，

　　导师评论早有定。

　　当年英，劲倍增，

　　八秩犹似四十前。

　　射虎屠龙宿有志，

　　二三鬼神一扫空。

　　千秋伟业继不坠，

　　辅佐堪作后者镜。”

　　叶帅捧读老战友热情洋溢、满纸褒勉的诗句，连连说：“惭愧、惭愧，不敢当啊！”

　　正谈笑间，邓小平和家人也赶来了，一进门就说：“老帅们都在这里盛会啊！我也来祝贺。”

　　叶帅赶忙迎上前去，高声说道：“你也是老帅嘛，是我们老帅的领班呢！”

　　正说间，粟裕最后一个赶到。

　　邓小平开玩笑说：“别让他进来，坐不下了！”

　　叶帅起身，亲自迎他进来。

　　邓小平和叶剑英并肩坐下以后，人们很自然地围拢过来，和家人孩子们一起来吹寿烛。原来只有八根，邓小平建议再插一根，变成九根，象征“长久”。叶剑英很开心，也和大家一齐吹起来，顿时全室生辉，爆发出一阵阵笑声和掌声。

　　入夜。“寿星”送走了战友、亲朋和同志们，独自坐在写字台前，心潮如涌，回顾走过的人生道路，喜见除害后的大好景象，情不自禁，奋笔疾书，七律一首，跃然纸上：

　　八十毋劳论废兴，

　　长征接力有来人。

　　导师创业垂千古，

　　侪辈跟随愧望尘。

　　亿万愚公齐破立，

　　五洲权霸共沉沦。

　　老夫喜作黄昏颂，

　　满目青山夕照明。

　　这就是豪情满怀、脍炙人口的著名诗篇《八十书怀》。

　　十三、共建四化大业

　　叶剑英寿辰过后两个月，7月16日至21日，中国共产党十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叶剑英和中央其他领导人出席了这次会议。经过广大干部群众长达9个月的斗争，终于在这次全会上一致通过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议》，恢复邓小平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邓小平恢复领导职务以后，在指导和推动全党进行拨乱反正、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做出了卓越贡献。

　　在中央政治局领导下，叶剑英同邓小平一起，为恢复其他老同志的工作，荐引年富力强的同志担任党和国家领导职务，都作了很大的努力。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叶剑英在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全会上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全会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作出了从1979年起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

　　为了推动社会主义四化建设，当选为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的叶剑英，以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身份，不顾年迈体弱，风尘仆仆，奔走于全国各地，深入调查研究，指导经济建设。

　　1979年夏，叶剑英与邓小平在广州，听取广东省委负责人关于广东在对外开放中实行特殊政策问题的汇报。叶剑英极感兴趣，当即与邓小平研究，表示大力支持，并要求他们尽快拟出经济特区条例，呈报国务院和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1980年4月叶剑英到深圳、珠海经济特区视察，在那里召开座谈会，听取汇报。8月，他主持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叶剑英和邓小平为中国开辟经济特区奠基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叶剑英和邓小平还多次共同探讨香港、澳门、台湾问题。

　　1980年底，叶剑英在中央政治局的一次重要会议上，再次对邓小平的功绩作了高度评价。他说：“大家知道，小平同志在历史上对党作出过杰出的贡献。粉碎“四人帮”以后，在每一个重要关头，他都敏锐、果断地提出一些正确的决策和主张。在我看来，小平同志具有安邦治国的卓越才能，他当全党的‘军师’和全军的统帅，是当之无愧的。”

　　为了突出邓小平在党中央的地位，能够发挥他的核心领导作用，1981年2月在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叶剑英特意给政治局常委写信，要求把自己的名字排在邓小平之后。他写道：“我和小平同志谈过，我觉得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主席、副主席的名次排列，还是胡（耀邦）、邓（小平）、叶（剑英）……这样更好些。”

　　邓小平和叶剑英在党和国家的领导岗位上，不仅重视党的干部队伍的新老交替，培养选拨年富力强的革命接班人到中央领导岗位上，而且强调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发挥各种人才的作用。1979年初，他俩和王震交谈，说到荣毅仁等过去的实业人士有丰富的经济工作经验，海外联系又十分广泛，应当积极发挥他们的作用，做到人尽其才，以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邓小平随即找荣毅仁征询意见，希望他在吸收和利用外资，以及企业管理方面发挥作用。荣毅仁很高兴，表示要尽快拿出方案。为了筹办此事，荣毅仁几次到叶剑英那里请教交谈，听取他的意见。叶剑英对荣毅仁比较了解，很器重他，曾提议他出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他对荣毅仁这次筹办国际信托投资事业非常关心和支持，极力促进其早日成功。后来，在荣毅仁等创办的中信公司成立召开第一次董事会时，叶剑英亲自到会表示祝贺，并题写了“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十个大字。

　　叶剑英和邓小平不仅在工作上携手并进，积极配合，互相支持，在生活上也彼此关照，体贴入微，亲密无间。在广东梅县雁洋叶剑英元帅纪念馆里，有这样一张珍贵照片：邓小平和叶剑英两位老人和子女们相聚在一起，他们互相交换抱着刚刚几个月的外孙女，笑容满面，其乐融融，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十四、友谊代代传

　　1986年10月，叶剑英重病卧床，身体健康每况愈下。邓小平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非常关心他的病情，前往探望。此时，正值全国纪念中国红军长征胜利五十周年之际，学术界有人对长征路上党中央与张国焘分裂主义的斗争中，叶剑英及时向毛泽东报告张国焘的阴谋这一重大历史事件提出不同看法。

　　10月22日，叶剑英逝世后，邓小平亲笔修改审定中共中央悼词，并亲自主持叶剑英的追悼会。由总书记胡耀邦宣读的悼词中高度评价了叶剑英一生为中国人民革命事业所建立的丰功伟绩，特别是他在中国革命历史转折关头所作出的正确选择和重大贡献。

　　悼词对叶剑英长征途中与张国焘斗争的功绩，用精炼的语言作了高度概括：“长征中，他坚决维护全党和全军的团结。当张国焘拒绝执行党中央的北上方针，并企图分裂和危害党中央时，任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的叶剑英同志识破了张国焘的阴谋，立即报告毛泽东同志。党中央采取正确措施，保证了红军胜利北上。毛泽东同志后来屡次称赞这是叶剑英同志在关键时刻为党为革命建立的一个大功。”

　　在叶剑英逝世后的第七个年头，毛毛在她所著的《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对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也作了比较翔实和明确具体的描述。书中写道：“过草地后，张国焘一再迟滞，拒绝与中央和右路军会合，同时无视中央的一再劝告，密电在右路军当政委的陈昌浩把右路军拉出来南下，阴谋分裂和危害中央。这封密电，幸被右路军参谋长叶剑英看到，立即报告了毛泽东。”

　　正如毛毛所说，邓小平和叶剑英这两位老革命家和老战友在“文化大革命”中“肝胆相照，共解国难”。他们在粉碎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既解决了“国难”，又加深了友情。然而，这十年的交往和友情，只不过是他们在漫长革命岁月中所结成的战斗友谊的一个延伸。他们之间经过血与火的考验而建立起来并日益凝深的友情是比金子还要宝贵的。它将世代相传，与日月同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