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盏名叫父亲的灯
父亲在世时，每逢过年我就会得到一盏灯。
那不是寻常的灯。从门外的雪地上捡回一个罐头瓶，然后将一瓢开水倒进瓶里，啪的一声，瓶底均匀地落下来，灯罩便诞生了，再用废棉花将它擦得亮亮的。灯的底座是木制的，有花纹，从底座中心钉透一根钉子，把半截红烛固定在上面，待到夜幕降临时，点燃蜡烛，再小心翼翼地落下灯罩。我提着这盏灯，觉得自己风光无限。
父亲给我做这盏灯总要花上很多工夫。就说做灯罩，总要捡回五六个瓶子才能做成一个。尽管如此，除夕夜父亲总能让我提上一盏称心如意的灯。没有月亮的除夕夜，这盏灯就是月亮了。我提着灯，怀揣一盒火柴东家走西家串，每到一家都将灯吹灭，听人家夸几句这灯有多好，然后再心满意足地点燃蜡烛去另一家。每每转回到家里时，蜡烛烧得只剩下一汪油了。那时父亲会笑吟吟地问：“把那些光全折腾没了吧？”
“全给丢在路上了。”我说，“剩下最亮的光赶紧提回家来了。”“还真顾家啊。”父亲打趣着我，去看那汪蜡烛油上斜着的一束蓬勃芬芳的光。
父亲说过年要里里外外都是光明的，所以不仅我手中有灯，院子里也是有灯的。高高挂起的是红灯，灯笼穗长长的，风一吹，刷刷响。低处的是冰灯，放在大门口的木墩上。无论是高出屋脊的红灯，还是安闲地坐在低处的冰灯，都让人觉得温暖。但不管它们多么动人，也不如父亲送给我的灯美丽。因为有了年，就觉得日子是有盼头的；因为有了父亲，年也就显得有声有色；而如果又有了父亲送我的灯，年则妖娆迷人了。
我一年年地长大了，父亲不再送灯给我，我已经不是那个提着灯串来串去的小孩子了。我开始在灯下想心事。但每逢除夕，院子里照例要在高处挂起红灯，在低处摆上冰灯。
然而，父亲没能走到老年就去世了。父亲去世的当年我们没有点灯，别人家的院子里灯火辉煌，我们家却黑漆漆的。我坐在暗处想：点灯的时候父亲还不回来，看来他是迷路了。我多想提着父亲送我的灯到路上接他回来啊。爸爸，回家的路这么难找吗?从此之后，虽然照例要过年，但是我再也没有提着灯的福气了。
一进腊月，家里就忙年了。姐姐会来信说年忙到什么地步了，比如说被子拆洗完了；年干粮蒸完了；各种吃食也采买得差不多了，然后催我早点儿回家过年。所以，不管我身在哈尔滨、西安，还是北京，总是千里迢迢地冒着严寒往家奔，当然今年也不例外。腊月廿六我赶回家中，母亲知道这个日子我会回去的，因为腊月廿七那天，我们姐弟要请父亲回家过年。
我们去看父亲了。给他献过烟和酒，又烧了些钱，已经成家立业的弟弟叩头对父亲说：“爸爸，我有自己的家了，今年过年去儿子家吧，我家住在……”弟弟把他家的住址门牌号重复了几遍，怕父亲记不住。我又补充说：“离综合商场很近。”父亲生前喜欢到综合商场买皮蛋来下酒，那地方想必他是不会忘的。
父亲的房子上落着雪，有时从树林深处传来几声鸟鸣。我们一边召唤着父亲回家过年，一边离开墓地。因为母亲住在姐姐家，所以我们都到这儿来了。姐姐的孩子小虎刚过周岁，已经会走路了。一进门母亲就抱着小虎从里屋出来了，我点着小虎的脑门说：“把你姥爷领回来过年了。”小虎乐了，他一乐大家也乐了。
可是，当晚小虎哭个不休。该到睡觉的时辰了，他就是不睡。母亲关了灯，千般万般地哄，他却仍然嘹亮地哭着。直到天亮时，他才稍稍老实起来。姐夫说：“可能咱爸跟到这儿来了，夜里稀罕小虎了。”说得跟真事似的，我们都信了。父亲没有看过他的外孙，而他生前又是极喜欢孩子的。我们从墓地回来，纷纷到了姐姐家，他怎么会路过女儿的家门而不入呢?而他一进门就看见了小虎，当然更舍不得离开了。
母亲决定把父亲送到弟弟家去。早饭后，母亲穿戴好，推着自行车，对父亲说：“孩子也稀罕过了，跟我到儿子家去过年吧。”母亲哄孩子似的说：“慢慢跟着走，街上热闹，可别东看西看的，跟丢了，我可就不管了。”母亲把父亲送走的当夜，小虎果然睡得很安稳。第二天早晨起来，他把屋子挨个走了一遍，一双黑莹莹的眼睛滴溜溜地转着，东看西看，仿佛在找什么，小虎是不是在想：姥爷到哪儿去了？
初三过后，父亲要被送回去了。我多希望永远也不送他回去。天那么冷，他又有风湿病，一个人往回走会是什么样的心情呢?
正月十五到了，多年前的这一天，在一个落雪的黄昏，我降临人世。那时天将要黑了，窗外还没有挂灯，父亲便送我一个乳名：迎灯。没想到我迎来了千盏万盏灯，却再也迎不来父亲送给我的那盏灯了。
走在冷寂的大街上，忽然发现一个苍老的卖灯人。那灯是六角形的，用玻璃做成的，玻璃上还贴着“福”字。我立刻想到了父亲，正月十五这一天，父亲的院子该有一盏灯的。我买下了一盏灯。天将黑时，将它送到了父亲的墓地。“嚓”地划根火柴，周围的夜色就颤动了一下，父亲的房子在夜色中显得华丽醒目，凄切动人。
这是我送给父亲的第一盏灯，那灯守着他，虽灭犹燃。
张维摘自《我的世界下雪了》
（山东画报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