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地缘看中国](周分封地缘与江汉平原及陇右地缘)札记(3)

第十四章 烽火戏诸侯与王室的东迁

14.1周脱离戎的历史与关陇地缘

周人也并非一开始就定居于“泾渭”相交的镐京王城的。最初他们所生存的区域是在泾水的中游，一个被称作“豳”的地方，现在则属于陕西彬县境内。

和其他的水系一样，东西向的渭水也有很多的支流，其中最大的两条就是南北向的泾水和洛水。这两条河流又和他们的众多支流在渭河北部的高地上形成了各自的水系。并因此而形成了两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其中的分水岭叫作“子午岭”。

叫什么名字并不重要，我们需要关注的是它所分割开的两个地理单元。如果依他们的方位来命名的话，我们可以称陇山——子午岭中间的高地，也就是泾水流域为“陇东高原”；而子午岭——黄河之间的区域为“陕北高原”。

单从这两个名字你也可以看出，前者和陇右高原一样被划归为甘肃的一部分（甘肃亦可简称为陇）；而后者则好渭河平原一起成为陕西的一部分。

附：关陇位置示意图

看过地图之后，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如果要从西、北两侧威胁渭河平原的安全，那就有三种地缘上的选择。

一是从陇右出“关陇古道”，沿千河河谷南行进入渭河平原；

二是从陇东高原沿泾河河谷南行，进入渭河腹地；

三是从陕北高原南行沿洛河河谷南行，同样可以进入渭河腹地（北洛河，与河洛地区的不是一条）。

这三条路线是主要的路线。当然你也可以在周边的支流上变换一下行走的轨迹，但大的方向不会有太多变换。

对于周人来说，最大的威协无疑是来自于陇东高原上的犬戎部落。与农耕民族不同，已经进入游牧阶段的“犬戎”部落喜欢在高原上自由驰骋。这也是游牧民族的共同爱好。并不是没有游牧民族进入平原地区，秦人和周人最初很可能也是各游牧部落一支，在进入平原地区之后，基本都会将职业转变为更有前途的农耕一族了。

因此和农耕民族习惯于把边缘民族往山上赶不同，周人的祖先被从泾河上游而来犬戎部落赶下了山，进入了渭河平原地区。这一赶反倒成全了周人，因为种植业显然比游牧更容易获得足够的食物，也能够养活更多的人口。因此周人很快在渭河平原的北部崛起，成为了关中地区的主人。需要注意的是，刚从山上下来的周人仍然保留着对山的依恋。因此他们先选择了在陇东高原的南缘扎根，由于所靠之山有两个岐角伸出，因此也就被称作岐山了。而岐山南面的平原就被称之为“周原”了。

选择靠山是一个不错战略选择，只是无论是从风水或者军事的角度来说，将聚落之地建于山南水北都不是一个好的选择。尤其是当你的地缘压力来自于北方时。正确的选择应该是居住在水的南面，背后靠山。这样一方面可以据河以缓冲敌方的进攻压力，另一方面可以依靠背后高山提供预警。于是周人决定再一次搬家，这一次他们把根据地搬到了渭河平原的中心，也就是泾水、洛水与渭水相交处。准确的说是在渭水以南，秦岭以北。除了符合上述条件之外。周人决定建都之处（镐京）还有一个地理上的优势，那就是在它的东面，秦岭伸出了一个南北向的小分支——骊山。尽管体量不大，但足以保卫王都东侧的安全了。

14.2犬戎侵入与虢、郑拱卫阶段

关于犬戎的来历，我们需要先交待一下。在将周人赶下山之后，犬戎占据了泾河的中上游地区，也就成为了陇东高原的主人。而在此之前，他们应该是从陇山以西而来的。如果按照方位来说，也可以称之为陇右地区。不过这与以天水为中心的陇右核心地区是有所区别的。

犬戎部落跨越陇山的通道应该是泾河通道。可以提供佐证的是在泾河通道的西侧，也就是陇山以西有一个叫“威戎镇”（甘肃静宁县）的地方，据考证有可以是犬戎之都。泾河在靠近陇山处被分为两支。这两支都有通向陇西的道路。因此戎人走哪支都有可能。而这两条道路最终为华夏族所充分利用则要等到汉朝开通丝绸之路的时候了。

有一点需要解释一下，即六盘山、陇山、关山之间的关系。这三者实际上指的是同一条山脉，但所包含的范围有所不同。在古代，这条南北向，跨越宁夏、甘肃、陕西三省的山脉整体被称之为“陇山”，而他的北部，也就是径河那两个源头中间的山峰则被叫作“六盘山”。这主要是因为通过这个山峰的道路要盘山六次方能通过。在后世的公路建设中，盘山公路也被经常使用。这种方法虽然有些绕，但坡度相对较缓，反利于大部队通行。陇山的古称被抹去了，取而代之的是六盘山成为了整条山脉的代名词。如提到六盘山，则指的是泾河通道处的六盘山主峰。而在古代，关陇古道段的陇山又被称作“关山”。其名则取自山上有关口。此外在泾河开始分为两支时（或者说两源合一处）有一个地方叫“平凉”，崆峒山就在那里，泾河就是从山下流过。也许是因为崆峒山自古常为北方游牧民族所占据吧。

介绍完陇东高原的基本情况后，我们回到犬戎身上。对于这个天敌，周人一直是当做最大的隐患的。犬戎部之所以强大，很有可能是因为他们掌握了更为先进的技术。也就是制造马车的技术，有资料记载，当年姜子牙就曾经就这项技术去身犬戎部取经。

由于这个“戎”部对周人造成过太多伤害，因此周人毫不客气的在他们前面加了个“犬”字。而对于其他与周人友好的“戎”部，取名则要中性的多，如将其姓冠在前面的“姜戎”。

为了预防犬戎部从陇东高原上杀下来，周人可以说是做足了准备。

一方面他们将王都从岐山脚下迁至渭水南面，秦岭北面。为犬戎部的进攻留足的预警时间和缓冲的空间；

另一方面则将亲近的姬姓贵族分封在左近，以护卫镐京的安全。最为典型和主要的国家有两个，就是扼守在渭河平原两头的“虢”国和“郑”国。前者就在千河的东侧，渭水的北岸（西侧就是秦非子的马场了），据守千河河谷。目前的大致位置是在宝鸡市的陈仓区；后者则在华县和华阴市相交之处。扼守的是通往中原的“崤函通道”。

附：犬戎破周.主要诸侯地缘关系图

14.3东迁洛阳的地缘得失

首先，在周人的封建制度中，并不是每一个国家都有护卫王城的义务的。比如山东半岛的齐国，他的主要任务就是征伐“东夷”。对于周人来说，拱卫京师的任务是由那些在王城周边，同属于一个地缘区域的封国来完成的。我们可以测量出镐京距离东西两侧最远的“虢”国和“郑”国之间的距离。前者是１４９公里，后者则是１１３公里。如果以马车的速度来看，加上中间休息的时间，一天一夜应当是足够了。这样周幽王在前一天点燃烽火，在第二天算好时间，带着美人登高阅兵也就有可能了。关于峰火最初的点燃地点，无疑是在王城东面的骊山之上。传递的路线有可能是南面秦岭边缘上的那些小的突出部上。１００多公里的距离，对于有马车代步的诸侯们来说，应该也不算太远。只是有一支队伍，却总是会及时赶到，那就是秦人。因为犬戎做的和他们的大多数后来者一样，抢完了就走，决不留念平原的生活。因此秦人的忠勇更多的表现在护送周幽王的儿子周平王东迁。

事实上即使没有犬戎的这次的全面入侵，周人也已经准备将政治中心转移到河洛地区了，他们已经将洛邑定为了东都（也就是后来的洛阳）。可以提供佐证的是“虢”“郑”两国已经先期在河洛地区选好新的国址了。

周人之所以这样做，

一是因为犬戎所造成的地缘压力过大，必须有个更安全的地方做备选方案；

二是周人已经成为了中原之主，必须将政治中心（最起码是一部分）移至河洛地区，方能统治天下。不过在周人的规划当中，两京制度应当是首选的（包括那些拱卫王城的封国也是一分为二的），毕竟渭河平原做为祖地是很难割舍的。在后世的汉唐时期，这种模式也被袭下来了。不过犬戎的这次入侵改变了贵族们的想法。遂将政治中心完整的迁入河洛地区。

当周平王和他们姬姓贵族们决定迁都至洛邑时，意味着一个新的时代——东周被开启了。不过他所带来的地缘政治后果，远不止表面上那么简单。周人决定东迁至河洛地区从战略上来看是正确的，因为作为天下的共主，只有将政治中心设在中原核心区，才能够将影响力更为有效的幅射至各边缘地区。从这一点上看，周人似乎是吸取了商人的教训。对于商人来说，放弃河洛地区的据点，将政治重心放回到黄河以北是一个错误。

不过周平王决定放弃渭河平原却犯了一个更大的错误。因为缺乏战略纵深的周王室，即使占据了中原核心区，也只是让自己处在一个“四战之地”。而这一恶果不久就显现出来了。

在后世的很多朝代，作出周平王那样的决定并不一定会造成这样的后果。这其中的原因与政治制度有关。先秦的“封建”制使得周只能控制王畿。是间接管理的模式，只是需要王室能够拥有最为强大的力量，以威慑那些被封建的诸侯。然而没有实力时则四危。

东迁之后，渭河平原作为对秦人忠勇护主的奖赏。岐山以西的土地被正式的封建给了秦人。当然，这些土地大部分已经被犬戎所占据了，要想得到就得靠实力去夺取。而秦非子的继承人也正式的由“附庸”晋升为“伯”的爵位。

有一种说法是秦人在之前已经将活动中心从陇山以西搬至陇山以东了。也就是从关陇古道西侧的秦邑搬至东侧的陇县了。这种说法有一定的道理，因为周人在犬戎入侵之前，实际上已经有了东迁的计划。对于秦人来说，这是一个向渭河平原渗入的好机会。相比于陇右地区，渭河平原显然要更具有吸引力。

由于千河与渭河之间的土地，是周王让秦人为之牧马的地方，也就是说属于王室牧场的性质。因此秦人在此之前，虽然能够在渭河平原的西头活动，但始终更象是一个打工者的身份。周王原先给他许下的土地仍是在陇山以西。这次之所以将秦人的封地，划定在岐山以西，主要是因为岐山是周人的发家之地。而且也很有可能是周人历代先人的埋葬之地（可参考周公庙考古的新闻）。因此即使周人已经无力西顾，在名义上也不能放弃。最后的事实证明，周人的这种想法只是一厢情愿。如果秦人不能够战胜犬戎，那么孤军奋战的他们也不可能得到岐山以东的所谓“封地”；而如果秦人能够最终战胜犬戎，那么将整个渭河平原纳为所有就是很自然的事情了。

秦人对周人尽臣子之礼的举动表现在建都地点的选择之上。不得不说周人定都的镐京之地是块风水宝地。无论是从地理位置，还是战略防御、物资运输的角度看，被后世称之为“八水绕长安”的这块土地都是最适合建都的地点。而秦人的选择是一个特例，与周人和之后的汉唐王朝不同。他们将都城建在了渭河有北岸，这主要是因为南岸是镐京的旧址所在。尽管犬戎已经将王城掠夺一空，甚至纵火烧城。但占据王城所带来的政治风险，仍然是秦人所不能承担的。

对于渭河平原的新主人——秦人来说，犬戎仍然是一个需要面对的问题。双方更多的时候还是象西周时期那样达成平衡，即犬戎满足于在陇东高原一带游牧，而秦人则在渭河平原上发展力量。

14.4渭河平原的五大威胁分析

在古典时期，渭河平原还是一个相对比较封闭的地理单元，也就是说是比较安全的。由于南面秦岭的阻隔，在先秦时期，渭河平原的主要沟通方向是来自于另外三个方向。这三个方向又可以再分为五个地理单元。即：西面的“陇右”地区；西北的“陇东”地区（陇东高原）；北面的“渭北”地区（陕北高原）；东北的汾河平原（山西南部）；东面的河洛地区。

对于西周时期的周人来说，威协主要是来自于西北的陇东高原之上，也就是犬戎所占据的泾河中上游地区。陇右本来也是另一个危险之地，不过通过收伏秦人，周人在那一个方向已经安全了。而河洛地区已经被周人确立为新的政汉中心了，更多的是作为一个退路而存在的。汾河平原是我们下一节所要分析的地方，占据那里的诸侯是春秋的最强者之一——晋国。在周王室决定东迁至洛邑之时，晋人也是护卫的主要力量之一。最后没有分析到的区域是渭北地区，也就是位于镐京正上方的陕北高原。这一区域的情况比较特殊，因为它也是被戎人所占据的。只不过占据陕北高原北部的戎人在周人看来，是可以联合的对象。因此他们也免于在名字前面冠以一个侮辱性的动物名称，而是被称作“申戎”。如果“申戎”愿意，他们其实也可以给予渭河平原强大的地缘压力。不过周人的做法最终打消了他们的这种想法。周人的这种做法在古典时期非常常见，就是将选取王后的权力交给“申戎”，以婚姻为纽带促成双方的融合。这也从侧面反映了，所谓华夏与西戎之间的差别，其实更多的是在文明程度上的。包括秦人和周人本身，在没有取得更高一级的文明之时，生活和思维方式和“戎”人并没有多大区别。

申戎对于周人来说，是一支非常重要的力量。周人甚至将他们分封至中原各地，以帮助其征服抵御其他不臣服于周人的地缘力量。典型的例子就是在信阳通道的东北侧封建了一个“申国”，以配合南阳盆地的“汉阳诸姬”拑制江汉平原上的楚人。

在将申戎分封到中原各地为周人扫清障碍之后，陕北高原还是留下部分申戎，以护卫渭河平原的安全，被称之为“西申”。不过可以确定的是，在犬戎破周时他们没有起到积极的作用。事实上就是他们这次的联盟对象是犬戎。因为这件事情的起因就是周幽王为了那位褒姓的美人，而废掉了申戎族的王后及她所生的太子。在这种情况下，等于是陇东高原与陕北高原同时向渭河平原发动攻势。旧有的平衡被打破了，西周王城的覆灭也就不可避免了。

周幽王之所以敢废掉申戎族的王后，深层次的原因是他自认为已经成为了天下的共主。或者已经通过封建手段，将姬姓的贵族渗入王朝的各个角落了。因此申戎对于周王室的重要性也随之降低了。不过事实证明了，轻视任何一股地缘力量都是不可取的。特别是当之前的盟友倒向对方时，力量对比的转换可能会是双倍的。

第十五章 周人在山西高原的布局及晋国初封地

即使在春秋末期，晋国被拆分成“赵”“魏”“韩”三国，大家也仍然习惯性的称之为“三晋”。当然那时候的“三晋”已经将势力范围扩充到华北平原以及河洛地区了。不过一个“晋”国所拆分出来的国家，就在战国七雄中占了3席。晋国当年的地缘实力之强，就可想而知了。

在西周初年，周成王（武王之子）将他的弟弟分封在山西境内时，太原盆地还在那些被称之为“戎”“狄”的边缘民族的控制之下。

周成王的这位弟弟名叫“叔虞”，他最初的封地叫作“唐”（今山西翼城西），所处的位置是在“临汾盆地”的东侧。这个唐国并非周人所创，在周人代商之前就已经存在了。周人只不过在征服临汾盆地之后，将原有的“唐”国人迁走，代之于姬姓子弟罢了。对于周人来说，这是用来维系王朝稳定的重要手段，也是“封建”的实质所在。

应该说周成王为他弟弟选的这块封地位置不错，三面环山，一面靠水（泌水），颇具王者之气，和镐京的地理结构有些类似。唯一不让人满意的是“唐”这个名字，新国应该有新气象。因此“晋”取代“唐”成为了这个封国的新名字。

对于晋国的兴起，从根本上我们可以归结于山西的地理位置。作为黄土高原的一部分，又拥有如此众多的盆地，山西的确有资格成为乱世中的一极。不过晋国并不是唯一有这个机会的。最起码我们知道，从临汾盆地至黄河北岸一共有七个封国（包括晋国），而且这七个封国都是“姬”姓的封国。对于这片与渭河平原关系最为密切的土地，周人显然不放心交给外人来打理。

附：晋地缘结构图（西周）

从上面这张〈晋地缘结构图（西周）〉中我们可以看出，在西周时期，周人在山西境内主要控制了两大盆地，即运城盆地和临汾盆地。除晋国以外，有据可查的有运城盆地的郇国（现临猗县境内）；临汾盆地的耿国（现河津市境内）；杨国（现洪洞县境内）；霍国（现霍州市境内）。另外在中条山与黄河之间的狭长地带，还建有魏国（山西芮城境内）和虞国（山西平陆——夏县一带）。需要注意的是，这个魏国并非后面战国七雄的魏国，但也存在莫大的关系。简单点说就是晋人将之灭国之后，封给了战国时魏国国君的先祖。另一个在黄河北岸的国家是虞国，这个国家尽管地域不算广阔，发展间也不大。但位置却十分重要，是通往黄河以南的河洛之地的重要通道。这最终也为它带来了杀身之祸，“假虞灭虢”（也称“假道伐虢）的典故就是出于此。在秦晋争霸时期我们会有详细的分析。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周人在建国之初，在山西境内所能控制的地理单元以临汾盆地——运城盆地为主。而与之相邻的两个盆地，即北面的太原盆地，东面的长治盆地暂时为“戎狄”所占据。周人对于这些化外之族的描述总是粗线条的。活动在太原盆地的“戎”被称之为“山戎”，言外之意就是从山上下来的；而长治盆地的“狄”被称作“赤狄”，红色应该是他们的幸运色。

这些国家，在春秋（公元前770—前476年）中期基本上都被晋国所灭。随后又成为了赵、魏、韩三国的国土。不过这些西周早期的封国也并非没有在后世留下些影子。这些封国被灭之后，他们的后人往往以国名为姓氏，以为纪念。

第十六章 曲沃代翼（晋国的统一战争）及晋国的扩张（从临汾盆地到运城盆地）

在分析晋国的初封地之前，我们来来观察一下山西境内的主要河流——汾河的流向问题。汾河在流至临汾盆地与运城盆地的分水岭时，顺着山势向西而不是向南流入了黄河。这也使得位于汾河下游整体呈现一个“J”字型。

不过位于汾河下游的临汾盆地，却并非完全的按照汾河的流向来塑造自己的轮廓。在这个“J”字型的底部拐角处，又向东延伸出了一个突出部。这使得整个盆地的外形呈现为一个不太标准的倒“T”字型。就目前所掌握的情况来看，晋国最初的封地位于汾河以东，临汾盆地中间那个向东的突出部内。应该说这是个非常好的位置，三面环山，一面临水。可以让晋国处于最佳的防守状态。当晋国希望向外扩张的话，向北可以进入临汾盆地的北部，并进而渗透入太原盆地；向西可以沿汾河直至黄河，将临汾盆地的西部收囊中，并跨越黄河进入关中盆地；向南则可以渗透入运城盆地。即使是向东，在跨越中条山脉之后，长治盆地也可以成为另一个目标。

当然要做到这一切，晋国的自身实力要足够强。否则这个可以四面出击的位置，也有可能让他成为四战之地。不过，对于晋国人来说，最强的对手是盘聚在长治盆地野蛮人——“赤狄”，而这个方向恰恰有足够的山地作为保护。其他那些分封在临汾平原以及运城平原的封国，并不会给晋人带来太大的威胁。

附：晋扩张路线图

由于汾河谷地与渭河平原是以黄河为界的，晋国主要活动的地区也被称之为河东，相应的渭河平原也可称之为河西。不过在当时，河东、河西还有更特定的指向，在秦晋争霸的时期我们会分析到。

之前我们曾经分析到，山西高原的这些盆地平原基本是沿桑干河——汾河，呈一个珍珠链状的线性排列（长治平原除外）。这种地理结构，使得各盆地

一方面处在一个半封闭的状态；另一方面却又由于河流的作用，而存在着相对畅通的通道。这种地理结构，造就了以汾河谷地为主的山西高原有别于渭河平原的地缘结构。即如果有一个强有力的地缘中心出现，这些半封闭的盆地可以积聚起强大的地缘力量，并籍此与渭河平原对抗。即使是处于劣势时，也可以依托这些盆地，逐级抵抗。

另一方面由于山西高原与华北平原地理上的接近，更容易扩大自己的战略纵深。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晋国的实力都要强于秦国。

不过凡事有一利必有一弊，这种条块分割、若即若离的地理条件，固然使得山西高原具有防守的优势，但也很容易造成内部的分裂。

曲沃代翼

春秋末期那次著名的“三家分晋”事件只是其中的一个典型案例罢了，事实上在这以前，晋国就已经发生过一次类似的政治事件。只不过由于这次事件并没有造成晋国的分裂，也没有改变晋国的血缘属性（后世的田氏代齐就不同了），因此很多时候不为后人所知罢了。这就是“曲沃代翼”事件。

根据史书记载，晋国最初的国都叫作“翼城”，这个名称一直沿用到现在。由于这个位置背后的山地呈两翼齐飞的状态，因此山下的都城为命名为“翼城”。这多少与“岐山”的得名有些类似，岐山得名是因为有两个形同犄角的突出部（岐有双头之意）。——根据周人封建的习惯，一般都会将宗亲分封至附近，以作护卫。晋国国君也不例外。既然他已经选择了背山面水的最佳位置，那么很自然的需要将最值得信赖的宗亲，分封至这个环形突出部的缺口处，用以抵挡外部力量的威胁。这种思路并没有错误，问题是这也造成了尾大不掉的可能性。因为如果晋国需要承受来自外部的军事压力，那么被分封至这个缺口处国家当然会替国都承受最大的压力。但反之，则最有机会向外扩张自己的势力。

在整个西周时期，整体的地缘结构应该说还是处于一个比较稳定的状态，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王室拥有最强的实力。据有渭河平原和河洛地区的周王室，有能力维护王朝的稳定。

不过这一切都在周平王放弃渭河平原，东迁至洛邑（洛阳）后得到改变。无论王室有着何种理由作出这种决定，最终的结果都是，王室从此将自己放在一个四战之地，并且没有足够的战略纵深来支撑自己的地位，春秋之乱也就此开始。就在平王东迁（公元前771年）后不久，即公元前745年，晋国当时的国君——晋昭侯将他的叔父“成师”封在了汾河以东的那个缺口之处。这块封地名叫“曲沃”，这位国君的叔父也因此被称之为“曲沃桓叔”。

经过西周时期的经营，晋国实际上已经成为了山西境内最强的诸侯国。在平王东迁时，晋国与秦国一样都是主要的护卫力量。凭借那次勤王行动，晋国也积累了足够的政治资本，更为主要的，他也因此而获得了周王室的支持。而在地缘实力上，“周”已经将自己视为与诸侯国平级了。

既然周王室已经无力控制局面，并且可以以自己在河洛平原的地缘力量给“晋”国以支撑。那么晋国横扫河东诸国也就在情理之中了。在这个时候，“曲沃恒叔”就可以发挥自己的地理优势了。比之安居在翼城山下的国君来说，他们更有机会向外扩张。当然，如果国君也想有所作为，向东进入长治平原与狄人争地也是一个选择。不过那样做的难度显然要大很多。因此晋国就出现了这样一个局面，占据地缘优势的曲沃与占据政治优势的翼城进行了长达67年，历经三代的争斗。由于翼城的晋侯是正统的国君，因此也被称作“大宗”，而他身在曲活的同宗挑战者则被称作“小宗”。

曲沃代翼

之前我们分析过，山西境内一共有六个主要盆地，由北至南分别是大同盆地——忻定盆地——太原盆地——临汾盆地——运城盆地。另外加上东南角的“长治盆地”之所以晋国最早的封地在临汾盆地，或者说周初的那些封国北不过临汾盆地，主要还是地缘结构的原因。

我们从地形图上可以看到，渭河平原向东过黄河与山西境内的所对接的平原地区，就是位于西南角的临汾盆地和运城盆地。因此在周人最初的扩张当中，这两个盆地无疑应该是最先进入的地区。而分封在这两个盆地之中的姬姓封国，无疑可以拱卫渭河平原的东北方向。这并不代表周人就不会再让外扩张了，只是剩下的事就要封国们自己去做了。

就以晋的例子来说，他在临汾盆地的地理位置固然是不错的，但也并非占有进攻性的地缘优势。理论上而言，每一个封闭的盆地都有机会一统江湖。更何况最初的临汾盆地也并非只有“晋”一个封国。

如果说周王朝所主导的“华夏”因为在文化上占有优势，并且已经通过农业活动在物资及人口上取得了对边缘民族的优势。那么也仅仅能够证明，与渭河平原在地理上相邻上临汾盆地和运城盆地，诞生出最强的政治力量（山西境内）是地缘的选择。身在其中的众姬姓封国应当都有机会。也就是说，山西南部乃至整个山西诞生出春秋中最强的诸侯国是有地缘上的必然性的。而是否一定是晋国，亦或哪一个晋国的国君能够成为霸主则是存在一定的偶然性了。

晋国的国都，或者说初封地在临汾盆地东侧那个反“C”型的突出部内。而公元前745年，晋昭侯继位时，封其叔父“成师”于曲沃。

从晋的角度来看，如果要想统一山西高原诸盆地，首要的任务就是先整合西周分封在临汾盆地和运城盆地的各封国。如果将这两个盆地视为一个整体，我们会发现晋国的位置正好处在中心，可以向三个方面进行扩张。而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曲沃的小宗得以崛起的基地是在运城盆地的北部，也就是晋国向运城盆地扩张的领土。在我们根据历史记载所描绘出的临汾——运城盆地的封国地图上会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即除了晋国处在中心位置外，其他有史可查的封国都在边缘地区。而晋国与这些封国之间的大片土地似乎是一片空白。如果这些土地都是山地，那么我们可以理解，毕竟对于西周初年的贵族来说，尚有足够的平原以供选择，并不需要向这些难以耕种的高地拓展空间。只是这些土地性质都是冲积平原，并没有理由被放弃掉。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这些土地都是晋国的一部分。这种理解放在春秋中后期无疑是对的，但在西周初期诸候国的封地并不会有那些大。即使是按照史书的记载，晋国的封地在“河汾之东，方百里”，将汾河以东的临汾盆地都认定为晋国的初封地，仍然无法将这两个盆地填满。对于这种现象，唯一的解释就是，中国的史家无疑还是比较忠于历史的，但很难作到完全的记录。也就是说有部分不太重要的封国被遗漏掉了。

在运河盆地的西北部，也就是和晋国隔山相望的地区，“倗国”墓地的发现，则为晋国的地缘扩张提供了证据。这表明，晋国最初的封国领地并没有涉足运城盆地。尽管他们就处在那条分水岭的北面。需要说明的是，“倗国”并非姬姓的封国，而是殷商遗民，当然，他们在政治上已经归附了周人。周人甚至与其联姻，以加强双方的联系。对于周人来说，这是一种很正常的政治手段。与西方的贵族，为了保持血统的纯正，近亲繁殖不同。周人是严禁同姓通婚的。周人当初作出这种规定，可能并非出于优生优育的目的，因为理论上异姓的表兄妹结亲所承担的生育风险，并不会低于同姓的堂兄妹结亲。更有可能的是，周人希望通过这种方法迅速扩大他的影响力，并壮大自己的族群。

考古学家们还证明了，在倗国的南侧还有一个“董国”。这两个国家分别位于运城盆地东北部的绛县——闻喜境内。而汉朝所认定的“曲沃”恰恰就在这一地区。由此看来，似乎那个“谋反”的小宗曲沃似乎还应当是在临汾盆地。而不是在史家所认定的运城盆地北部。

其实这并不会是最有可能的选项。因为晋国的大小宗之争持续了60余年，如果双方的基地都在同一片平原，又相隔那么近的话，持久战是很难进行下去的。也就是说双方之间需要有一条明显的地理特征作为分界线，以达成地缘上的平衡。这条平衡线就是临汾盆地与运城盆地之间的那条分水岭的东段。由于山上的石头是红色的，所以这段山也被称作“绛山”，旁边的县也就被命名为“绛县”了。

现在唯一不能确定的是，晋候给这个未来的对手所封之地，最初是在现在的“曲沃”，还是在绛山以南地区。如果是在前者，则可能性就是这位曲沃恒叔跨越“绛山”，向南征服倗国、董国等小封国，并随后将自己的“封地”搬至运城盆地，以获得独立的发展空间。

如果是后者，则有可能是以晋候为主导，灭掉了倗国等小封国，将势力范围拓展至运河盆地，并封自己的叔父在此以巩固新的国土。而在“曲沃代翼”，小宗代大宗成为晋国的新国君之后，小宗将政治中心搬至现在的曲沃，以标示自己取得了正统的地位。这两种可能性都存在，其中的共性就是“小宗”的根据地是在运城盆地，我们很容易在〈晋.地缘结构图>上看到今"曲沃"西南部有一个山口可以直通运城盆地，即使是在现在，这仍然是沟通两大盆地的主要交通路线（大运高速）。

根据史书的记载，晋候所犯的最大错误，就是赐封给曲沃的土地竟然比自己的还大，这无疑让小宗的地缘力量得以压过自己，并最终丢失了君位。实际上，晋候是否真的犯了这种原则性的错误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小宗有这个心，而历史又给了他这个机会。在西周时期，由于有王室的力量约束，各封国只要是经过王室正式策封的，无论大小，还是将主要精力放在精耕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上，战争的对象也更多的是那些“戎狄”“蛮夷”。而曲沃恒叔上位时（公元前745年），周王室刚刚东迁不久（公元前770年）。王室已经无力约束各封国了，各大国开始兼并周边的小国，以壮大自己的力量。曲沃恒叔所做的无非是抓住机会，扩张了自己的封地，并最终取得对翼城的大宗压倒性的优势。

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失败者因为已经退出了历史的舞台，因此也无法证明自己是否能够做得更好。不过那位曲沃恒叔的孙子，号称“曲沃武公”的小宗领袖，在将自己的的称号改为“晋武公”后，晋国的确开始崛起，并最终走向称霸的道路。

既然在晋国的这场内乱当中，晋人已经分别在临汾盆地和运城盆地建立了据点，那么他们接下来将两大盆地收入囊中也就没有大的障碍了。只有当他们向西扩张到黄河，向南扩张在中条山的时候，真正的障碍才会出现。之所以要花较大篇幅解读晋国的这场内乱，主要是因为晋国的地缘位置，决定了他在春秋历史中占据重要的历史地位。另一方面，这场内部斗争也开创了春秋无义战的序幕。在此之前，尽管平王东迁，王室衰弱使得已经有小的封国被兼并，并且不时的的政变发生。但象曲沃代翼这样大规模，长达数十年的的以下犯上的举动，是开了历史之先河的（期间光大宗的晋国国君就被杀了五个）。

第十七章 谁是真正的霸主——春秋诸强的地缘分布

17.1边缘国家的崛起

在那个等级森严的年代，能够成为春秋时期的顶级英雄，无疑是要具备国君的身份。于是“春秋五霸”便成为了这个英雄群体的历史标签。之所用用“五”这个数字，很大程度是因为中国人用“五行”来描述这个世界的物资观。而东、南、西、北、中这五个方向，更是构成“华夷五方”的基本架构。“春秋五霸”的评定也有不能达成一个统一的标准。比较没有争议的有三个，即齐桓公、晋文公和楚庄王。而宋襄公、 秦穆公、郑庄公、吴王阖闾和越王勾践则需要竞争另两个名额。

在宗周被放弃之后，也就意味着周王室放弃了宗主的地位，从地理位置来看，河洛地区也的确具有王者之气。东周王室甚至将他们在宗周用来拱卫京都安全的亲信封国一并搬迁了过来。这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虢”国和“郑”国。

现在让我们还是把视线抬高些，从全局的角度观察一下各主要诸候国的地理位置。应该说经过西周时代的磨合，除却一直处于地缘博弈中心的黄河中下游地区以外，长江流域也已经正式的登上了这个地缘政治舞台。其中典型的代表就是位于长河中游的“楚”以及位于长江下游的“吴”。

从这些边缘国家最终的结果来看，无疑都在春秋战国时期具有重要的地位。其中只有燕国的情况比较特殊，在战国中后期才开始发力，而其他的秦、晋、齐、吴、楚连接起来则可以圈出一个“春秋霸主”圈，从地理结构的角度看，就是渭河平原——汾河谷地（包括山西高原中的其他盆地）——山东丘陵——环太湖平原——江汉平原所构成的边缘地区。而这五大边缘地区中间的黄淮——江淮平原则成为各方势力争夺的重点。——边缘地区之所以能够具有地缘优势，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他们能够进入更边缘的地区拓展战略空间，并最终借助这种力量进入中原争霸。

14.2中原强国圈

对于地处中原的那些封国来说，他们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地缘劣势，相反这些处于核心地区的封国很可能还在为自己能够成为中原的主人而沾沾自喜。在那些边缘地区还没有整合好各自所属的地理单元，并全面对中原地区构成地缘压力的时候。那些地处中原的诸候国无疑还是有些机会的，最起码他们自己是这样认为的。这些地处中原，实力较强的国家，以黄河北岸的卫国、河洛地区的郑国、泰山西侧的鲁国、以及黄淮流域的宋国为代表，将之连接起来，可以构成一个“中原强国圈”。而这其中明确有称霸想法的就是郑国和宋国。

第十八章 形胜甲天下——洛阳盆地

洛阳是中国历史上最为著名的古都之一，特别是当统治中国的政权来源于渭河平原时，他们一定会在东出“崤函通道”之后，选择洛阳作为新的政治中心，以便控制中原地区。当然，更多的时候，后世的帝王们也不会放弃渭河平原的长安。东西两都的结构更加有利于帝国的稳定。不过对于周王室来说，他们已经别无选择了。——最终的结果当然是王室只能在洛邑保留他们仅有的尊严，而渭河平原则成为了秦人的兴盛之地。

然而秦人并不是王室衰败的直接促成者，如果一定要为这个结果找一个罪魁祸首的话，那么那个曾经备受王室信赖的“郑”国就是始作俑者。这个时候的郑国已经不是渭河平原东部那个郑国了，在随王室正式东迁后，他们被安排在了河洛之地的东部，也就是黄帝兴盛之地的“轩辕之后”东侧建立新的国家。这和他们渭河平原的方位一样，都是为王室把守东大国。为了和以前的郑国相区别，后世也称之为“新郑”，这个名称一直留存至今，目前为河南的省会郑州所辖。

历史无数次告诉我们，堡垒最易从内部攻破。周王室的悲剧也正是从他的核心圈——“河洛地区”开始的。让我们先将这一地区放大，仔细观察一下东周核心圈的地缘结构。

附：河洛及其周边地区地缘结构图（春秋）

18.1陕县函谷关与南北虢守卫

让我们先来解释一下河洛地区的范围。这一中国历史上最为重要的文化发源地之一，西界就在“崤函通道”的东侧。这里有一个在历史上非常重要的县，叫作“陕县”，在很长一段时间，他都是一个具有分水岭标志的地区。在它两侧开始筑关（函谷关）之后，陕县的两侧被分割为“关内”“关外”地区（主要是汉朝)。换句话说，由于以长安为政治中心的王朝将渭河平原以及崤函通道一并视为中央之属之地。

在春秋以前，函谷关还未筑，但以“陕”地作为地缘分割点的做法在周初年已经定型了。当年武王在灭商之后第三年就驾崩，成王在周公、召公的辅佐之下开始成为中央之国新的共主。为了整合新归属过来的土地，周、召二公以陕县为界，分而治之。召公负责陕县以西的周人故地，而周公则负责陕县以东那些新征服的土地。从困难的角度而言，周公所担负的责任无疑更为加艰巨，事实上他也是在又经历了一系列的战争之后，方才将周王国的基础打牢。

洛邑也正是在周公的建议来主导之下建成了。只是依他当时的想法是要将洛邑作为统治东方的政治中心，而绝没有想到会成为王室最后的避难所。周召二公以“陕”地为界作地理分割的做法，其影响延续至今。虽然后世的政治中心转移至中原，而崤函通道也随之成为中原的属地。但“陕西”还是成为了以渭河平原为中心地区的省名。而“陕”现在则成为了县一级的行政单位，归属了“三门峡市”管辖，成为了河南省的一部分。

对于东迁的王室来说，将在渭河平原为之把守西大门的“虢”国安排在“陕”地，为河洛地区把守西大门是在正常不过的了。这个新的“虢”国并非仅仅限于黄河以南，事实上他的国土横跨了黄河两岸。因此也被后世称之为“南虢”“北虢”，事实上是同一个国家。

“虢”这个封国来说，对于周王室来说非常重要，属于最亲近的封臣，经常带领王室的军队出征以平定叛乱。因此在东迁之前，在洛邑初建之时就已经建立了一个新的虢国，被称之为“东虢”。由此就有了所谓“东、南、西、北”四个虢国。事实上王室东迁之后，仍然在西虢故地留下了一小部分“虢”人，以为王室保留最后的希望（应该也有监视秦人的意思）。但最终还是被日益强大的秦国所吞并。河洛地区的西界就是在现在的郑州以东到开封一线。东虢和郑国是王室在东线的屏障。北有黄河天险，南有伏牛山作为依靠（秦岭余脉）加上河洛地区的一些小的封国（如滑国），位于中心位置的王室应该感觉到安全了。前提是这些与王室关系最为密切的姬姓封国要保持足够的忠诚。

附：新郑控制区域示意图

我们知道，关于建造城市的地方，如果条件允许，古人和今天都会选择地势平坦的区域。这一方面有利于扩大城市规模，减少工程量；另一方面平原地区往往都有大的河流通过，土地肥沃，水量充足，无论是用之来耕作，还是运输，都可得地利之功。

18.2洛阳盆地地缘

而河洛地区的核心，也就是黄河以南，洛水附近的区域。这一片被群山包围的区域又被称之为洛阳盆地，东西约100多公里，南北约十余公里，总面积在1000——1200平方公里。而洛邑及后世的洛阳就建立在洛阳盆地的西侧。之所以没有选择在盆地的中心建都，主要是出于战略防御方面的考虑。背面靠山的地理位置，可以让自己的防御面大大减少，特别是在另一个方向还有河流的时候。从这个角度看，后世的开封可以说是最不适合建都的地方，不过如果有得选择，宋人是更愿意将防线推至燕山一线的。 周人在选择洛邑位置的时候，无疑还有更深的战略考虑。对于他们来说，危险更多的来自新征服的东方，因此选择在洛阳盆地的西侧，将东面的开阔地留给可能入侵的敌人，相当于为自己又增加了一道防线。而同样曾经选择在洛阳盆地建都的“商人”，则选择了将自己的都城建在了盆地的东北部，背靠邙山和黄河。这也是出于同样的战略思想，因为商人的根据地在黄河以北。

洛阳盆地既然被称之为盆地，那么它也就必然被一系列的山脉所包围着了。这些山脉从西至东分别被命名为崤山、熊耳山、伏牛山、箕山、嵩山。实际上它们都是秦岭东端的支脉和余脉，箕山和嵩山甚至还可以被视为伏牛山的余脉。这些呈半圆形将洛阳盆地包括起来的山脉，的确呈现出一种八方来朝的王者之气。当然，他们也是非常有利于防御的。

既然洛阳盆地的西、南、东三侧都有高山环绕，那么他北面的黄河就可以成为天然防线了。不过既然称之为盆地，三面环山，一面环水，似乎有些不够。好在沿黄河南岸还有一条纵贯东西的丘陵，被称之为邙山。（商人迁都的次数非常多。在洛阳盆地内的都城，现在没有异议的是偃师商城。大至位置就是在“孟津”以东，图上“邙山”的“山”字的位置。）这条丘陵的海拔只有300多米，虽然与其他几条山脉相比要低了许多，不过还是能够为洛阳盆地提供保护的。

说完了山，我们要说说河了，我们常说山水总相连。那些从山脉分水岭上流下来的雨水总是要找个去处的。对于洛阳盆地来说，与渭河平原一样，有两条最为重要的河流从中流过。它们都发源于盆地的西南部，东北方向在洛阳盆地汇集后流入黄河。这两条河流一条叫洛水，一条叫伊水。现在这个“水”字也都依惯例改成“河”字了。这两条河流与黄河共同造就了河洛文明，由于伊水在其中也起到了重要作用，因此也被称作“伊洛文明”。

如此可见，能够一出崤函通道，就找到这样一个风水宝地，对于出自渭河平原的地缘力量来说，无疑是入主中原绝佳的的跳板。

18.3孟津、函谷、虎牢、龙门，是洛阳盆地的四个战略通道。

我们现在可以看看，洛阳盆地都有哪些通道可以用来沟通四方，对于一个新的政治中心来说，能够拥有与四方沟通，并且容易控制的通道是必须的。

在盆地的西侧，崤函通道无疑是最具有战略价值的。对于这条渭河平原东出中原的通道，周王室将从渭河平原一同迁过来的“西虢”国安置在通道的西侧，也就是那个具有地标性质的“陕”地。尽管在春秋初年，这一带还没有筑关（函谷关），但通道还是现实存在的。因此布置一个最为亲信的诸侯镇守于此是必须的。“陕”地的战略重要性并不仅仅在于通过它可以进入崤函通道，最终进入渭河平原。能够平稳的渡过黄河，进入山西高原是它的另一个战略价值。为此，虢国甚至在黄河以北控制了一块地方，为的就是将黄河两岸的渡口控制在自己手中。当然，这也是为了保证王室的安全。因此东迁过来的“西虢”也被称之为“南虢”和“北虢”，实际上是一国。尽管由于“唇亡齿寒”这个成语，让我们觉得“虢”这个国家只是人龙套角色。但在王室眼中，他们确是最值得信赖的一族人。如果你仔细看图，就会发现，早在洛邑建造之时就已经立国的“东虢”国，位置同样至关重要。这个目前行政划归荥阳境内的（荥阳目前为郑州所辖）小国，据守的是黄河南岸的另一条战略通道。与西面的崤函通道相对应的是，它是洛阳盆地通往中原地区的主要通道。

而“东虢”据“虎牢关”，三英战吕布的地方就是在那。如果关东诸侯想进入洛阳乃至长安，虎牢关是必经之路。如果虎牢关具体位置在汜水镇，因此又被叫作“汜水关”。

对于选择洛阳盆地作为东都的周公来说，他很可能早就作好了这个打算了。因为在武王正式伐纣之前，曾经与“八百诸侯”在洛阳盆地的北部，黄河的南岸会过一次盟，史称“孟津观兵”。对于这个“津”字，古意就是渡口的意思，以后大家看到有地名里有“津”字的，基本就可以认定它在古时候是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渡口了。

对于周武王的那次阅兵来说，更多的是试探商人的反应和自己的支持度，结果当然是让他满意的，两年以后，正式的进攻开始了。商人甚至没有想过在黄河南岸建立防线，而只是在周人所带领的联军逼近至朝歌时方才组织力量抵抗。也许对于他们来说，废弃洛阳盆地的王城并退回黄河北岸，就意味着王室和贵族们已经希望能够划河而治了。问题是历史不会给他们偏安的机会。

应该说，周灭商的战役充分体现了孟津的战略地位，作为洛阳盆地北出河北地区（黄河以北）的必经之路，控制了它就可以进逼洛阳（洛邑），进而透过崤函通道进入渭河平原。而反过来说，如果要想控制孟津，就需要控制洛阳盆地。对于周王室来说，最初的孟津应该是在他们自己的掌控之中的，不过在王室衰弱之后，他们已经不能控制任何战略要点了。

在《新〈郑〉控制区示意图》上，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到洛邑的下方有两条分别来自于“熊耳山”“嵩山”（又称外方山）的龙脉在此交汇。它们的距离如此之近，以至于相汇之处被称之为“龙门”，伊河水也正是通过龙门进入洛阳盆地与洛水相汇的。让龙门得以名扬天下的是“龙门石窟”，但实际上早在4000多年前，龙门就已经有了人工开凿的痕迹了。只是那一次，不是为了佛，而是为了人。

孟津、函谷、虎牢、龙门，是洛阳盆地的四个战略通道。如果东迁尚不足以让王室认识到衰弱已是必然，那么丧失对这四个通道的控制权，则毫无疑问的告诉王室，这个时代已经不属于你了。

第十九章 东周王室与勤王四国的地缘关系

率先发难的是那个王室信任有加的“郑”国，王室对于“郑”的信任并不低于“虢”。

说到郑国，可以说是春秋中最早称霸的，不过受限于他的地理位置，郑国更多的是被评为一“小霸”。在昙花一现的成为中原霸主之后，不可避免的苦苦挣扎在边缘强国的夹缝之中。即使是在战国时取代了他位置的“韩国”也属于战国七雄中最为弱小的一国。

如果不是依仗在山西高原尚有一定战略纵深，以及同属三韩的燕赵两国牢记“唇亡齿寒”的教训，韩国很可能坚持不到最后。关于韩国的问题，我们在战国时会分析，现在还是让我们看看郑国的地理位置。请注意，这次我们说的是东迁后的“新郑”

在东迁当中，郑、晋、秦、卫四国也是出力最多的国家。在东迁之后，上述四国也是拱卫王室外围的主要力量。阴谋论者可以为郑晋秦卫四国护卫王室的行为找到很多利己的理由，比如秦人就成为了王室东迁的最大获益者。不过如果要从现有的证据来看，郑国在这次东迁当中，无疑是早有布局的，这也让他们在春秋争霸中抢得了先机。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已经了解了洛邑所处的洛阳盆地的地理结构，以及为其扼守东西两大门户的“虢”国的地理位置。

对于王室来说，洛阳盆地的体量使得它本身并不能象渭河平原那样容纳更多的封国。也就是说仅仅依靠洛阳平原的力量难以保证王室的安全。作为东迁的王室来说，他需要在洛阳盆地四周的地理单元中，选择出能够信任的封国，加以扶植，以帮助王室抵御那些边缘民族的威协。由于洛阳盆地的南部有秦岭的那些余脉作为屏障，龙门天险足以自保。因此东、西、北三个方向是需要重点关注的。具体的说就是虎牢（东虢）所对应的中原地区；崤函（南虢）所对应的渭河平原；孟津所对应的河北平原。还有一个地区就是山西上的临汾——运城盆地。他所对应的就是北虢所据守的黄河北岸的渡口，具体的名称是叫“太阳渡”。换句话说就是渭河平原——山西高原——河北平原——中原地区，是与洛阳平原相邻的四个地理单元。除却在四个关口上布置自己的亲信力量以外，这四个单元也要有诸侯能够独挡一面，彻底清除那些野蛮民族的威协。在王室东迁的过程中，有四个国家成为了主要力量，分别是秦、晋、卫、郑。如果仔细研究他们的地理位置，会发现他们正好对应着洛阳盆地所邻近的四个地理单元。即秦对应渭河平原，晋对应山西高原，卫对就河北平原，新郑对应中原地区。

从结果来看，秦人得到了在渭河平原自由行动的权力，并由此而正式进入诸候的行列。而晋人在消除山西高原上那些戎人的威协之前，首先将临汾盆地和运城盆地的诸侯国尽收囊中。而这些都是在王室的默许之下。对于本来就倍受王室信赖，尽收河北商人旧都之地的卫国来说，他们得以巩固河北平原第一大国的地位。尽管卫国在后世的争霸过程中并不十分出采，但他们得以保持一个记录，即唯一没有被秦始皇灭掉的诸侯国。卫国实际上是被秦二世彻底消灭的（当然，那时的卫国已经仅仅是象征性的了，封地也已经不在河北了。）

附：东周王室与勤王四国的地缘关系图

第二十章 郑国东迁与崛起

20.1郑恒公东迁与郑武公称霸

如果说晋、卫两国本来就是在自己的地理单元进行扩张，而秦人也已经先期进入渭河平原的边缘活动，最终被授权在渭河平原上征战戎人也就其必然性的话，那么“郑”人最终得以在中原地区发展，并过上一把小“霸”瘾，就可以称得上是处心积虑了。对于原来身处渭河平原东侧，为王室把守“崤函通道”西大门的郑人来说，他们最终选择在洛阳盆地的东侧重新立国，并非缘于犬戎的那次入侵。事实上他们在公元前774年，郑人就已经开始将人口及财物向中原地区转移，而犬戎入侵镐京则是在前771年，平王开始东迁则是在公元前770年。

我们不得不为郑人的未卜先知感到惊讶，尽管当时作出东迁决定的郑恒公在犬戎的那次入侵当中，和周幽王一起被杀。但他的这项决定无疑最大程度的为郑国保留了实力，也为他的儿子“郑武公”称霸中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应该说，郑恒公是很有战略眼光的，但这并不代表他真的能够未卜先知。事实上让他作出东迁决定的原因，和后来王室东迁的根本原因是一致的。那就是渭、泾、洛三河的水断流了。这件事情发生在公元前780年，也就是那个败家亡国的周幽王继承王位第二年。发生的原因据信是一场强烈的地震。对于严重依靠水资源的农耕民族来说，三条大河同时断流不得不说是致命的打击。

20.2郑人迁徙虢、郐之间定案与对江汉与南阳两地迁移之否定

就我们所要观察的角度来看，水源的断绝是造成周人放弃渭河平原的根本原因。也许他们还寄希望于河流可以复流（后来也确实又复流了），但犬戎的到来成了压倒骆驼的最后一要稻草。关于郑国东迁这件事，史书上是有明确记载的。当郑人感觉到渭河平原已经不适合作长居之地以后，郑人是最先决定搬迁的。搬迁本身不是问题，问题是搬到哪里去。北方是正是犬戎所在之地，南方有秦岭阻隔，西方郑人仍然是戎人的地盘，秦人在那里征战了多年也没有平定。因此对于郑人来说只有可能向东方迁移了。

问题是环顾洛邑四周，经过历代周王的分封，已经没有空间了。而太史伯为郑桓公提出的建议是在“虢——郐”之间建国，虢指的就是东虢，而郐的封地就是后世的“新郑”周围。这一地区地处嵩——箕山的东侧，如果将东迁的郑国建在这里，一可以背靠高山，减少自己的防御面；二可以以王室为依靠，或者缓冲，以使自己全力向中原腹地扩张。

问题是这种建议在王室权威尚未消失时显然有些超前，毕竟这两个国家是经过正式封建的，特别是“东虢”还是属于王室最为亲信的诸侯国之一。因此郑桓公希望将东迁的地点设定在王朝的南部边缘。江汉平原是郑桓公最先想到的，毕竟江汉平原的农业潜力已经体现出来了，而从那些自视为蛮夷的“楚”人身边夺取土地，比从“虢、郐”两国身上下手，要更能占据道德的制高点。——然而由于楚国实力已积，故被太史伯否定。

既然向江汉平原迁移的第一方案已经被太史伯否定了，那么移居南阳盆地则成了郑桓公的第二方案。在此之前，陕北高原上的申人已经领王命在南阳盆地的北部立国，诚如我们之前所说的，这里原先也并非无主地。郑桓公的第二方案在历史上被称之为“谢西九州”。“谢”指的是古谢国，地点就在现在的南阳市（古亦称宛城）目前被认为是谢姓的发源地，申国的新封地就在那里。至于“九州”的意思，并非完全是后世代指“中国”的意思。周人的制度是2500家为一“州”，而“九”则是一个泛指的大数，在这里可以理解为已经臣服于周人的地区。也就是说郑桓公的第二方案是在南阳盆地西侧的，那些新近征服的土地上立国。——然而在太史伯看来，申国西面的那些子民并非那么训服，他很怀疑郑人是否有力量在那里立足。将勇武而又与周人有亲缘关系的申戎放在南阳盆地，为以夷制夷，这就意味着南阳盆地的情况并没有完全安定下来。

而对于虢、郐之地，——太史伯认为王室失于戎人之手是迟早的事，而“东虢”和“郐”两国的国君私心已重，必不会来勤王。而这时候，忠勇护主的郑人就可以代天子以清理门户，以儆效尤。当然，洛阳盆地的东大门不能没有人看守，在这个时候王室将这两个不忠之国的封地分封给东迁的郑国也就在情理之间了。——最终的结果也正是按照太史伯所预测的那样。在东迁之后的第三年，郑人就借着视查“虎牢”防务的机会，将东虢从地图上抹去。（作为郑人来说，灭掉“东虢”还是要承担很大风险的，毕竟“虢”国人是深受王室信赖的。不过对于志存高远的郑国人来说，既然已经选择了将嵩山——箕山作为靠山，那么留下这么一个战略通道在王室手中，并不能让郑人感觉到安全。）而王室对此则是持默许的态度。对于王室来说，在犬戎之祸中忠通护主郑人，比之贪生怕死的“东虢”要更可信的多。（另，郐国甚至在王室东迁之后就立即被郑人所灭）。

灭掉了“东虢”和“郐”国之后，郑人的核心区也就建立了。他们在郐国国都的南侧又建起了新都，这个国都也就是“新郑”。最终郑人正是依托虎牢——京城——新郑三地所构成的核心区开始了他们的复兴之路。而最初引领郑人的就是郑桓公的儿子——郑武公。

20.3郑武公之扩张——谢郏之间—南阳盆地

关于郑人扩张的方向，太史伯实际上也为郑人指出来了，用他的话说就是在“谢郏之间”。“谢”我们已经知道了是指南阳盆地的“申”国；而“郏”则位于指箕山以南，伏牛山的东侧。今“郏县”。位于河南省平顶山市的北部，行政上归平顶山所辖。

如果我们观察那张《郑国扩张路线》图，会发现，太史伯所指的这一地区实际是在箕山与南阳盆地之间，也就是伏牛山的东部边缘地区。如果王室能够依靠余威而保持洛阳盆地的稳定的话，这种沿着山地边缘的扩张路线，显然可以让郑国获得边缘地区的身份。

这一地区显然还没有归于王化。不过与南阳盆地的谨慎相比，太史伯似乎对郑人消化掉这里更为有信心。——农耕的生产方式所造就的人口基数以及技术的优势是他们信心的来源。因此太史伯不建议郑人进入南阳盆地的原因更有可能是希望他们能够避开楚人的攻击。正如他所预料的那样，在王室衰弱之后，楚人很有可能崛起，而他们最先进攻并谋求消化的地区就会是南阳盆地。有申国和汉阳诸姬作为缓冲，郑人也许有足够的时间拓展自己的战略空间。

如果要想向南发展，那么位于黄淮平原西侧的一系列封国显然并不会感到高兴。这些封国主要包括许国（今许昌）、胡国（今漯河）、蔡国（今蔡国）、息国（今息县），对于这些“地主”来说，尽管郑人属于王室近臣，但他们所表现出来的扩张欲以及虢、郐两国的下场让每一个国家都感到不安。与他们有同样感受的，还有之前被划入中原强国圈的卫、宋、鲁三国。如果说卫国与郑国之间有黄河和济水作为缓冲；位于泰山西侧的鲁国又距离尚远；那么同样处在中原核心区的宋国是最容易感受到郑人的威协了。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郑、宋两国成为了中原争夺战的主角，双方也分别用不同的方式来证明过自己有号令诸侯的能力。对于东迁的郑人来说，他们无疑是王室最为信任的诸侯国，这也从王室对他灭掉东虢的态度上可以看出。在很多时候，郑人甚至已经可以成为王室的代言人了。

这不得不说是太史伯为郑人选了一块在洛阳盆地左近的风水宝地之功。相比于勤王四国中的其他三国，郑人的位置显然是与王室最为亲近了。特别是在东迁时的周平王只有12岁的时候，离他最近的人显然有办法将自己的权力放大。本来那个一直在王室左近，而且一直倍受王室信赖的“西虢”也是有机会重振雄风的，不过总得有人为渭河平原的这次战乱承担责任。而西虢之主（虢石父）据说就是献计点燃烽火以搏美人一笑的奸臣，而郑桓公则是那扮演的是一个忠臣的角色，不仅劝阻周幽王不要这样做，最后还以身殉职。因此向东面进军，并不是最明智的选择。早已在中原周边立国的卫、鲁、宋三国并不愿意看到这个外来户从他们碗里分肉。而郑国也需要时间消化这些新得来的土地。不过这并不代表郑人就不会有所行动了，基于之前所定立的战略，南方直至南阳盆地的土地是扩张的主要方向。

最先是被拿来祭旗的是一个叫“胡”的国家，这个位置基本上位于郑国核心区（也就是之前“虢”、“郐”两国的土地）与南阳盆地中间，中心地区在目前的河南省漯河市。关于郑国灭胡国，经典之处在于郑武公先把女儿嫁给了胡国的国君，然后又杀了一个力主灭胡的大臣（名叫关其思）。这种做法显然让胡国人倍为感动，而这一切显然都是经过精心设计的，胡国的覆灭也就在所难免了。我们并不能怪胡国人没有防人之心，事实上这并不是东周之前的战争手段。甚至在不久以前，郑人在攻灭虢、郐两国时，还要有个冠冕堂皇的理由（未去勤王）。

不过对于处在春秋乱世的各诸侯国来说，他们很快就会适应这种危机四伏的生活了。也并不是每一次联姻都代表着危险，这更多的是取决于你的实力。对于意在中原的郑人来说，南阳盆地的“申”国就是郑国的另一个联姻对象。也许郑人将虎牢至方城夏道的土地都消化掉以后，申国会成为下一个胡国。但在此之前，这个实力颇强的国家还是郑人联合的对象。

不过郑人的这种非常规做法，在春秋初始还有显得有些异类。因此明显的引起了周边国家的不安，甚至于连王室也开始觉得郑人有些尾大不掉了。——具体的方法就是分权，让那个为王室镇守东大门的“西虢”重新受到了王室的器重。虢国公（西虢）重新回到权力的项峰，成为了“右卿士”，而郑庄公为“左卿士。在春秋战国时期，中国还是以“右”为尊的。这种行政上的调整喻视着郑人对王室的影响力正在下降，他们需要有手段恢复自己的政治地位。不过在此之前，郑人需要先解决内部的矛盾。对于家国一体的中国人来说，郑国国君家的事就是国家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