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研究中的意义建构问题

作者：郭贵春

中国社会科学 2016年06期

　　 科学研究建构出意义世界，科学哲学对该意义世界的生成与建构进行再反思。迄今为止，科学哲学研究的本质功能之一，就是在科学解释或说明的过程中实现对科学理论意义的建构。①失去了这一点，科学哲学就丧失了它存在的合理性。然而，如何实现科学理论意义建构的途径或方式，并且探讨科学研究中意义建构的过程及其内在结构，则恰恰是当代科学哲学研究所面对的重要难题。在这一点上，我们认为立足于语境基底上的意义建构思想，将是比较有前途的科学哲学研究的方法论之一。为此，本文将探讨意义建构的必然走向、内在结构、语境化特征及其发展的计算化趋势。

　　 一、意义建构的走向

　　 一个多世纪以来，科学哲学研究的方法论演变与整个分析哲学的发展相关，他们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本质联系。而意义建构的思想，恰是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地被提出、深化、完善和逐渐达到成熟的趋势，显现了这一思想发展的历史必然性。

　　 首先，20世纪哲学发展中的“语言学转向”给出了意义建构的分析基础。大多数哲学家认为“语言学转向”的根本目的就在于：第一，哲学的目的一方面是对概念系统的结构和表征进行理解，另一方面是对哲学的难题进行求解。第二，哲学的初始方法就是对语词使用的模糊性等难题进行检验，以拨清概念的混乱。第三，哲学既不是对客观实在的直接认识，也不存在优越于科学知识的认知水平，而是对一种极富特色的人类理解方式的贡献。②由此可见，“语言学转向”的根本目的就是要给出一种富有特色的关于理解的方法论。所以，这既不是要把逻辑的价值推向极端，也不是要把语言的意义抽象到极致，只是要给出一种理解的方法论。

　　 其次，在“语言学转向”的哲学进程中，内在的“分析学转向”预设了未来“语义学转向”的走势，强化了意义建构的分析方法。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产生的分析哲学来看，是要在否弃传统唯心主义的语境中，拓展解构化的概念分析方法，即强化被称作为“解构的分析概念语境”。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语境呢?摩尔、罗素和早期维特根斯坦都走向了一个“缩小”了的逻辑表征形式的语境分析，即逻辑原子论。但这种表征形式的语境分析方法，其本质在于赋予理论对象以可变换的或可解释的概念特征。③正是这个变化，我们把它视为奠定了20世纪“语言学转向”的“分析学转向”。早在“分析学转向”的时代，罗素和弗雷格就意识到了不同语境存在着不同限制，或者说不同概念框架可以给出不同语境趋向。而且，在一个特定语境下，每一个命题都有一个最具优势的表征形式，它由语境的本质价值取向所给定。语义分析的本质就是要给出一个最佳的赋有语境本质价值取向的命题表征形式；把握了它，就把握了给定语境下一个命题的本质意义。

　　 再次，超越“语言学转向”并且回归语义分析，是当代具有分析本性的科学哲学探究意义建构的必然选择之一。因为，我们所要建立的方法论就是语境基底上的语义分析论。在这里，对“语言学转向”的超越和对语义分析的回归，恰恰理性地体现了语境论语义分析方法的本质特征及其历史渊源。这种语义分析使我们对当下语境进行历史的、现行的以及未来发展的理解、评价和预测成为可能。语义分析成为我们解读语境对象的方法论工具。所以，这种起源于分析学派的语义分析方法，需要我们随着历史的演进不断地进行新的提升和重构。因为，就分析学派的起源来讲，达米特曾对其本质的特征或核心观念给过一个较好的说明：只有弗雷格最终建立了哲学的适当对象，即哲学的目标是对思想结构的分析；分析思想的唯一适当的方法存在于对语言的分析之中。④尽管达米特的这个看法仍存在着很多异议，但他给出了分析学派某些最基本的特征则是不言而喻的。我们需要看到的是，汲取分析方法的本质精髓，避免其僵化和绝对的框架，在分析过程中探究意义建构的趋向，则是科学哲学发展的必然。

　　 最后，科学哲学对意义建构的探究，促使其在自身发展的进程中自然地提出了一个基于语境的新的“语义学转向”。这个“语义学转向”较之逻辑实证主义时期的“语言学转向”有着它自身更加清晰的特征：第一，它的分析基底是语境实在论的本体论立场，而不是非实在论的纯演算的方法论基底；它的出发点是语境论的整体性基础，而不是单纯语句真值的考量。因此，语境的建构是具有相关价值取向的意义建构的前提，它实现了科学哲学分析方法的逻辑前提的变换。第二，“语义学转向”不是一种分析方法对另一种方法的单纯排斥或“自我评价”，而是建构一个各种分析立场和价值取向相互交融、相互渗透、相互借鉴以及相互促进的“语境平台”。在这个平台上，任何一种取向都不具有唯一的优越性，而是在科学理性的法庭上平权的。第三，“语义学转向”既面对着科学理论日益远离经验的形式体系更加完备，其对象意义更加鲜明的进步；同时又面向着其相关技术的现实意义更加突出，现实特征又更加确定的发展。在这里，科学的技术化与技术的科学化的统一，形成了意义建构不可忽视的背景要素。第四，“语义学转向”启迪了科学创造和科学发展的选择模型，使科研主体在给定语境下进行语义分析和意义建构的过程中，具有更积极的自主性和能动性，有了更多选择语境创新的权利和机会，从而使科学哲学所研究的意义建构这一难题，具有了更鲜明的模型化的语境重建，形成了意义建构研究的新趋势。

　　 “语义学转向”是当代科学哲学面向21世纪发展的选择之一。“语义学转向”的本质就是要在科学哲学的理论解释中重建意义建构的分析方法，而这一分析方法的内核则是语境基底上的模型分析。模型分析是意义的语境分析的一个类型。在模型的建构和说明中，表征系统指谓了隐含的指称对象的给定特征，从历史和现实、形式和内容、显性和隐性相结合的结构中表达了特定模型的意义。由此，意义建构的分析过程才能在现实世界和可能世界之间架一座桥梁，从而给出特定可能世界的意义或价值取向。⑤所以，我们认为“意义是被建构的”，而不是“被发现的”；建构的过程是形成意义的过程，建构的价值就是意义的价值。因此，科学解释或说明的过程就是意义建构的过程，解释或说明建构就是揭示意义。可见，语义分析是建构或揭示在给定模型中形式表征已被规定的意义。这便是我们对意义建构的理解。

　　 二、意义建构的内在结构

　　 不言而喻，科学理论意义的可建构性建立在它的可分析的内在结构基础之上。从这个角度讲，语境的结构有两种类型：一种是被自然地建构的，比如一个给定的交流场景；一种是被逻辑地建构的，例如一个完备的逻辑表征形式体系。相应地，语义分析也分为两种：一种是定性的自然语言的意义分析，一种是定量的形式语言的意义分析。当然，这两种语境和意义分析并非截然分开，而是相互渗透、相互交融地存在于一个统一的内在结构之中。

　　 从科学理论的一般概念上讲，意义分析必须把握语义学所要求的三个最基本的结构特征：第一，存在于语句中的概念关联可以在事实的基础上进行说明，而这些事实是被断定构成了相关语句的意义。第二，对给定语句的意义进行解释，可以是在理论上已被赋予相关特征的各个部分的意义上，以及这些部分是如何被关联在一起的逻辑基础上，去予以展开。第三，给定语句赋有确定意义的事实，可由某种真值理论的规则予以确证；比如相关语句或者特有的真值，或者给定的真值条件，甚或二者在特定可能世界中的真的一致性。由此可见，这些结构特征就是要求给出如下的具体设定：(1)设定语句的结构；(2)给出语句中合成语词的意义联接，即意义的构成；(3)确立详细说明意义的规则。一句话，意义分析必须理性地给出意义建构的结构性要素或条件。

　　 从对科学理论的理解过程来讲，意义分析总是存在着一个“形式伴随功能”的原则。也正是在这点上，意义分析成了一种对表征对象进行概念化设计的方法论系统。因为通过这种系统功能的展开，人们对科学理论的意义赋予了更本质的理解。换句话说，使科学理论获得更充分的理解恰是意义分析或意义建构的功能。⑥这样我们便可赋予“意义”如下几个新的特征：(1)意义是一种理论结构化的空间，一种可选择主体价值取向的网络，或者说一种把握对象实在给定发展取向的集合。(2)意义是嵌入科学解释或科学说明过程中的理性建构，或者说是科学交流中的思想建构。(3)意义是在科学语言使用中生成的，是在人的头脑与对象实体相互作用的创造性的语境中存在的。(4)意义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是由概念的开放性而赋予确定性的，是在语境的更迭中不断演化的。(5)意义是通过科学认识过程而实现的，所以它蕴含着不可避免的主体认识结构系统所给定的意向性。

　　 从对科学理论的层次构成来讲，意义分析必然是理论表征的形式化建构、理论价值的取向性建构以及理论使用的合理性建构的统一，也即是语形分析、语义分析和语用分析三个层次的意义建构。当然，与此相适应，它们分别依赖于形式语境、语义语境以及语用语境的基底，并在此基底上展现它们层次构成的丰富性。

　　 第一，意义建构的形式规范性。在意义建构的层次结构中，形式规范是意义建构的规范性的前提。离开了形式规范性，意义的建构是无从谈起的。尽管表征意义的语法形式是描述的，但产生意义的科学行为本身是规范的；也就是说，语词的形式意谓是在相关语境下被规定了的。所以，在语法形式的表征上，“意义语法是规范的”。⑦这就从形式规范的要求上，为我们提出了当代科学哲学研究中意义建构理论不可回避的“引导性难题”：(1)必须回应意义的消除论；(2)意义与形而上学的关系；(3)意义与可分析性的关系；(4)意义与怀疑论的界限；(5)意义与逻辑的内在统一性；(6)意义、真理与指称的一致性；(7)意义、认知科学与语言学的整体关联性。⑧对这些“引导性难题”回答的根本目的，是要走向意义建构的语义分析方法本身的规范性，而这种规范性的本质恰是不断完备的形式化系统的结构性重建。

　　 第二，意义建构的语义特性。在意义建构的层次结构中，形式表征的语义特性是意义建构的本质。当我们对意义建构进行哲学追问时，必然会看到对逻辑语言的内在分析是一个充分必要的条件。因为，逻辑语言由语形学和语义学的术语所确定，并且逻辑语言的语义本质确定了相关陈述为真的语形学的规则。所以，在意义建构的过程中，对赋予语义特性的探究与对逻辑语言的把握是统一的和必然的要求。在这里，我们也要至少回答如下几个“引导性难题”：(1)是否存在关于意义的证据?(2)是否存在与意义相关的那些实体?(3)如果存在，那么是哪些种类的实体?(4)如果存在，那么是些什么样的证据?这些证据能否被检验?(5)关于意义的主张如何被分析?(6)根据什么语词和句子存在它们所被赋予的意义?而且如何确定语义证据和非语义证据之间的关联?⑨对这些问题的回答，都必须通过对语义特性的把握才能得到。所以，对所有形式表征的语义特性的把握就是意义建构的本质。

　　 第三，意义建构的语用实现。在意义建构的层次结构中，语用分析方法的具体展开是意义建构的实现。事实上，维特根斯坦很早就在语用分析功能的基础上，提出了“意义就是使用”的论断。这一论断不仅仅体现了语义分析的语用延伸，而且表明了语义分析和语用分析在意义建构的内在结构中的关联性。因为在语用分析中或语用行为中，体现了语义分析的可选择性、结构性及其必然性，使得语词使用展现了意义、揭示了意义，从而使意义获得了更本质的内在实现。进一步讲，“意义就是使用”隐含着“使用就是分析”的基本观念，使得意义建构由语义分析走向语用分析，由形式分析层面走向更具体的行为分析层面，最终实现“意义”建构的意义；同时，它也构成了又一个我们需要求解的意义建构的“引导性难题”。

　　 从对科学理论本质的揭示来讲，意义建构强化了语义分析的内在结构与科学解释之间的统一性。在给定理论系统的情况下，由相关形式体系所表达的对象(如个体、集合及关系等等)之间的任何关联，对于所描述的世界图景来说都是确定的；因为这些对象本身及其关联的确定性是逻辑地可证明的。由此，它构成了科学解释的内在合理性和可接受性。

　　 此外，当下流行的“二维语义分析”实际上就是特定语境下意义建构的一种形式。因为，二维语义学要解决的难题就是在科学解释中给定语境下可能世界与真值条件之间的关联。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语境集合”就是“世界集合”；从表征语言变换的视角看，这个“世界集合”是与一系列相关语境中表征主体所假定或预设的对象描述相一致的。由于在科学的论争和进步中，科学理论的解释语境总是处于不断“再语境化”的过程之中，所以，任一科学论断的意义都奠基于与给定“语境集合”相关的“可能世界的集合”。⑩“二维语义分析”恰恰是在方法论的结构性上保证了科学解释与意义建构的统一性和有效性。

　　 从科学理论的语义分析与解释模型的关系来讲，意义建构的关键在于语义内容的构成与语境条件的逻辑匹配。通过不同的形式系统或叙述域来说明科学解释语境的变化，需要相关解释模型和资料收集程序的“集存库”(arsenal)，实际上就是相关语境集合的“背景知识库”；因为语境虽然是不同的，但解释它们的背景知识却是同一的或可通约的，否则就易于导致知识背景的断裂及理论解释的相对主义。

　　 因而，语义内容的构成与语境条件之间的逻辑关联就显得极其重要。我们必须注意的是：第一，语义内容是构成性地被决定的，同时相关语句语义值中的每一个要素也必然在语形上被关联；在相关语句的语形中，各种要素确立了它们之间的结构性关联。这实际上是关于语义内容的一个逻辑定义。第二，在语句的表面句法形式中，相关语形要素是否都能被清晰地表达，并且这个定义保持了它的中立性。第三，关于语义内容是否是相关命题给出的，并且这个命题仍然保持它的中立性。它们可能是“亚命题的对象”(sub-propositional objects)。第四，意义建构的语义分析方法与科学解释之间的关系，就在于解释模型的不同是相关语境不同的结果。因为语境的价值取向不同，解释模型就不同，也就是说它们的语义值不同。所以，科学哲学家们所概括的各种科学解释的语义模型和语用模型，都是各种不同的语境分析或语境解释的模板。(11)要真正把握科学理论解释的本质意义，就必须在意义建构的过程中，逻辑地将结构性的难题去进行结构性的分析和结构性的理解。

　　 进一步讲，从科学理论解释的语形分析、语义分析及语用分析的一致性上看，意义建构就是在特定语用中给定命题表征与语义转移的结构性统一过程。不言而喻，一个理论求解难题的表征命题的丰富性是展现其理论意义的重要方面；但这种丰富性是在特定语境中，由表征概念的“语义转移”或整个表征语句的“语义转移”所形成的。当然，这种转移是潜在的，它只能在具体的语用过程中才能得以实现。同时，这种“语义转移”也是特定语境整体价值取向和整体功能结构性变化的一种表现形式。因而，命题的丰富性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动态的。由此可以看出，整体的意义建构依赖于相关理论表征命题的语境意义及其相互之间构成的方式，并由此构成了特定语用过程中整体语境的价值取向。这就是意义建构的内在结构的动态展现，也是某种被称之为科学理论解释的“温和的语境论”的核心。(12)

　　 三、意义建构的语境化特征

　　 不言而喻，探索科学理论解释的意义建构问题，不能离开语境意义及其结构性的变化而谈。科学解释的意义建构过程，就是其自身语境化的过程，这是一个问题的不可分割的两方面。那么，究竟意义建构的语境化特征如何产生并展示其内在功能呢?对此，我们必须给予更清晰的回答；否则，“意义”建构的意义就是不完备的。

　　 第一，意义建构的语境化趋向受到当代解释学发展的重要影响。

　　 解释学从另一个视角给出了把握理论意义的途径。首先，解释学的释义方法在现实世界和可能世界之间构建了一个理解和说明的桥梁；通过这个桥梁，我们可以把握所要解释的可能世界的意义以及确定有前途的价值选择。其次，这个桥梁本质上是一个重建的语境分析平台，在这个平台上，语形、语义和语用分析的方法才能得以展开和实现。而且，由于在语境平台的重建中不断地再现理论对象的意义，从而也使得解释学能够作为一个普遍的方法论基础而存在。在此意义上，对影响科学解释的意义建构来说，解释学的传统与分析哲学的传统异曲同工。

　　 在基于语境的意义建构中，分析的本质就是解释，而解释的手段就是分析，二者在语境的重建中获得了意义建构的统一。甚至在伽达默尔自己看来，语义分析与释义理解的一致性就在于：(1)形式化的语言表征形式是它们的共同起点；(2)不同的语言域是它们研究的共同对象；(3)探索普遍的方法论前景是它们的共同目标。而两者之间的区别，仅仅在于前者主要是从外在的意义上，后者主要是从内在的意义上，去求解语言符号的意义或者语言符号与相关世界之间的关联。他之所以欣赏语义分析方法，是因为在他看来语义分析有如下几个优点：(1)对语词符号的意义分析更为精确；(2)更鲜明地体现了逻辑形式体系潜在价值取向的可选择性；(3)更注重了意义的整体性的价值。(13)可见，探索一个语义分析与释义理解能共同展示其方法论价值的语境平台，是远见卓识的。

　　 传统的科学主义虽然并不等于分析哲学，但却更多地渗透了分析哲学的方法，而人文主义则更多地借鉴了解释学的方法。然而，在同一个意义建构的语境平台上，大陆哲学与英美哲学能够相互渗透，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可以彼此对话与交融，这已成为当代哲学研究的一个显著特征。比如，让·格朗丹(Jean Grondin)曾注意到，尼采的视角主义和泛解释学主义对现代解释学和整个人文主义哲学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且预示了当代解释学与实用主义的结合。(14)哈贝马斯、阿佩尔和罗蒂的解释学思想正是这一结合的体现，由此构成了当代大陆哲学与英美哲学对话的一个重要平台。在这一相互结合的过程中，一方面，分析哲学借鉴了解释学方法的定性的本质分析；另一方面，解释学借鉴了分析哲学定量的分析方法。无疑，在科学哲学的解释中，这种在给定语境下的相互借鉴与融合非常必要。

　　 需指出的是，这里在借鉴解释学的理论方法来研究科学理论解释的意义建构问题时，有可能避免解释学常受到的“相对主义”倾向的质疑。因为意义建构的过程基于特定的语境，对于解释学方法的借鉴与运用也受到给定语境集合中各种要素和条件的约束，而相对主义本身并不能满足给定语境下的约束性条件，因此在科学解释的意义建构及其自身的语境化过程中，它会由于其局限性而被排除。另一方面，尽管解释学理论常常受到有关“相对主义”的质疑，但我们应避免仅仅从相对性和多样性的视角来解读这种解释学方法，而要将它置于自身理论传统和演变过程中来整体把握其特征，并将其与意义建构的语境化趋向相关联。由此可知，相对主义立场不能满足语境的特定要求。具体来讲，这一非相对主义特征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首先，作为借鉴对象的当代哲学解释学的理论本身就具有非相对主义的性质。尽管与传统的规范解释学相比，哲学解释学认可单一文本可以获得不同意义的多元论观点，解释学也由对一种意义开放而转变为对多元意义开放，但并不意味着这种多元论就会导致相对主义。伽达默尔曾针对这类质疑而为其观点作出辩护。在他看来，事实上并不存在绝对的相对主义，因为我们不可能对某一主题坚持所有的意见都同样好，总会存在使我们坚持或放弃某一观点的理由。而且，这种相对主义质疑中也包含着对解释学观点的误解，伽达默尔等人力图澄清的是，相对主义问题之所以有意义，是因为它以一种预定的绝对主义观点为前提；也就是说，相对主义问题如若成立，则其中已经内在地蕴含了一种绝对主义标准或绝对真理的尺度。然而，按照解释学的观点，这种绝对主义标准首先就是要摈弃的。结合科学理论解释的意义建构来看，科学理论的意义标准必定是语境化的，它的求解需借助语境化的整体论思想，因此绝对主义的意义标准已经失去了其存在的根基，更不论以这种绝对主义标准为前提的相对主义了。

　　 其次，哲学解释学与科学理论解释的意义建构过程都是基于一种有限性的探讨和研究。(1)一般来讲，哲学解释学主张一种后形而上学的哲学，因为形而上学体现的是否定有限性的存在并走向超越时间的领域，这实质上也是对绝对主义的一种追寻。因此，当解释学将有限性看作其讨论的基础时，也就相当于拒斥了绝对主义，从而也不会面临相对主义的困境。正如伯恩斯坦(R.J.Bernstein)所指出的，一旦我们揭露出这种主客二分思维模式的弊端，“我们也就对相对主义的可理解性产生疑问了”。(15)(2)在科学解释的意义建构中，这种基于有限性的探讨突出地体现为划分语境的边界并确立其意义的过程，对于特定的科学解释语境而言，这主要包括语形边界、语义边界和语用边界的确定。需要强调的是，意义建构对于语境的依赖性以及语境的边界问题确实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一种相对性，但它并不等于相对主义，因为前者是对于有限性的肯定，而后者更多地体现了无边界性。当我们基于某一科学解释语境进行问题求解时，研究的方法和过程只有在有限的边界内才能保证其有效性与可靠性，而不会被无限地或无边界性地扩张。

　　 解释学的释义理解对意义建构的语境化影响，投射到对科学解释的语义建构与语境建构的统一之中。特别是伴随着后现代科学哲学的演进，无论是实在论还是反实在论者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将科学理论的意义标准看作是语境化的，并探索由语境化的整体论的方法论去求解理论难题。总体上讲，有三大类关于“非充分决定论”的主要分析。

　　 第一类是从经验证实或证据证实的角度去理解，认为在观察的意义上，之所以给定测量对象依据“非充分决定性”会表现出不同理论陈述之间的相互冲突，其根源就在于有缺陷的方法论的建构说明；因为从本质上讲，在经验上任何“非充分决定性”的冲突都以对特定证实的理论说明为条件。这也就是意义建构过程中语义确定性的语境化问题。

　　 第二类是从形式表征的意义上去理解，那么语义分析就是建立在这样一种观念基础之上，即基于背景理论的相关测量观察的“非充分决定性”的根源，完全依赖于我们对事实的概念表征。换句话说，对事实的概念表征，就是我们将事实语境化的过程；而且这种语境化的必然性，正是我们表征世界的特定方式。正因为如此，那些相互冲突的理论术语和形式表征才具有了强烈的“非充分决定性”。这也就是意义建构过程中语形确定性的语境化问题。

　　 第三类是从整体化的分析方面去理解，主要强调了科学理论的整体性的价值取向。一方面，它从科学理论价值的心理趋向出发，去说明经验的“非充分决定性”；另一方面，从科学理论对对象世界的整体系统分析中，或者从科学理论对对象世界解释的权威性中，去发现“非充分决定性”对意义建构的影响。这也就是意义建构过程中语用确定性的语境化问题。(16)

　　 从意义建构的语境化趋向看，以传统经验分析的纯粹证据性去理解科学理论，那么“非充分决定性”观念的出现是必然的。因为：(1)任何理论都不存在唯一绝对性的意义标准；(2)任何单纯的经验标准都是狭隘的；(3)任何一种意义标准都需要具有普遍可接受的理论竞争力的有效解释。所以，由传统经验分析所导致的理解矛盾，必须由科学理论解释的语境化的整体论方法来予以解决。也就是说，意义的标准是语境化的，需要语境化的整体论方法来进行求解。事实上，以上三大类关于“非充分决定性”的分析均有其合理的因素，将其放在语境化的整体理解框架中或者语境平台上，是可交流、可相容及可互补的，是在一个确定的整体语境边界内存在一致性的。能否做到这种统一，就是一种有边界的语境化的理论解释与无边界的经验性的理论说明之间的本质区别，就是语境化意义建构的整体性理解与经验性意义表征的形式化分析之间的根本不同。

　　 第二，意义建构的语境化趋向具有鲜明的意向规定性。

　　 在科学理论的进步过程中，任何一种现象都允许多理论的解释。而且很多情况下，对特定现象的测量、检验与解释，都存在着可观察意义上等价的竞争理论。然而，最终何种理论是学术共同体普遍地可接受的，则取决于给定语境系统的价值取向。更本质地讲，对科学理论的语境化的选择就是对相关语境的价值取向的选择，而对价值取向的选择则是相关语境所具有的意向规定性的集中体现。

　　 意义建构语境的意向规定性并不是空洞的，它是语形、语义及语用分析在特定语境理解中有机统一的功能表现；从更高的层次上讲，它又是逻辑的理性规则与认识论的价值取向在给定语境中的统一。一般而言，科学理论的意义建构包含了对现实世界和可能世界的认识以及二者之间逻辑的函项关系，即现实性与可能性之间的关系。逻辑的可能性指向了可能世界，而经验的可能性指向了现实世界。所以，可能性既包含了“经验的层次”(经验指称)，也包含了“逻辑层次”(逻辑指称)。当然，我们只有在给定的语境中来看待可能世界的集合，这两方面的统一才是有意义的。一句话，理论意义的建构是嵌入语境的。由此可以看出，在特定的语境空间中，给定理论的“意义”及其存在的“理由”之间的关系，绝不是纯逻辑的，它包含着认识论的价值取向在内。逻辑的理性分析与认识论的价值判断是互补的；它们在方法论上，既具有相互独立性，又具有相互融合性；而且，它们的统一构成了科学理论理解的一种特有的“认识模态”，并由此确立了相关语境的意向规定性。这种语境的意向规定性体现了科学解释的逻辑性与认识论的统一性，展示了科学理论解释在不同语境下进行理论选择的可能空间。(17)

　　 毋庸置言，意义建构语境的意向规定性不会是单调的，它有着内在的结构复杂性和自身演化的历史性。与给定语境相关的任何理论解释要素的特性，都是相关语境赋予的特性；离开了相关语境特性的意向规定性，理论解释的价值取向就发生相应的变化。所以，任何理论解释要素的特性，都是相关语境结构性地给定的。在这里，“语境”是指具有意向规定性的一个存在对象；“语境性”是指这个存在对象的结构整体性；“语境特性”是指这个结构整体性给定的价值取向，它决定了各个理论解释要素之间的内在关联。因而，语境的变换或不断地“再语境化”的过程，不是不可通约的“格式塔变换”，而是以各种语境要素的变化为前提的、有着强烈“背景关联”的结构性变换。可见，任何语境都是特定背景下的语境，是“背景关联”趋向的集中体现；并且，语境建构的价值取向以既定“背景关联”为基础。

　　 任何科学解释的意义建构都不只是概念、形式、结构或模态的集合，而首先必须是具有特定意向规定性的语境建构。无论是当代计算主义对意义的形式体系的建构，还是自然主义对意义的理解模型的建构，都首先是不同表达结构的语境建构。所以，在意义建构的语境性上，语境的定义对任何人来讲都是逻辑上等价的；但这种语境定义的逻辑等价性，恰恰由语境特性的意向规定性的各异性予以补充，并由此显示了科学理论解释的复杂性和丰富性。从科学实在论的视角看，意义建构首先是对理论对象及其相互关联的“实在特性”的语境建构，否则，理论系统与实在对象之间的关联就不存在了。这也正是当代科学实在论在构建科学解释的语境性时，赋予相关语境特性必有的意向规定性的前提。

　　 其次，科学理论解释的各个要素及其与给定语境意向规定性之间的一致性，具有不可忽视的历史的“背景关联”。从某种角度上讲，历史的“背景关联”是语境关联的基础；语境的结构整体性及其意向规定性的存在，恰是以历史的“背景关联”为前提的；特定语境的建构正是为了求解历史的“背景关联”所引出的理论难题而生成的，是“背景关联”某种趋向性要求的展现形态。因而，在一定条件下，它的趋向性的要求转化成了相关语境意向规定性的内在要素。当然，任何语境的历史的“背景关联”并非都是线性的和确定的，而是非模式化的、多元的，甚或是非理性的；因此，它们的作用就必然要在一个历史地重建的语境中，被给定语境的意向规定性予以约束并确立其理性功能得以实现的边界。所以，科学理论解释的语境建构过程，是偶然性与必然性、自然性与逻辑性、历史性与现实性、理性与非理性高度统一的历史演化过程。由此，我们也会更加明确地理解意义建构的“语境化”和“再语境化”的本质。

　　 第三，意义建构的语境化趋向是一个内在的语义生成过程。

　　 意义建构语境的确立，是要使与该语境给定的所有形式表征的符号、术语或概念获得一致性的语义重建，从而使得相关理论的整体意义能够得以实现。所以，语义的生成过程也就是语义的重建过程；而这个过程之所以能够得以展开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在给定了意向规定性的语境结构中，存在着逻辑的可能世界。也正是可能世界范畴的存在，决定了语义生成空间范畴的存在。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可能世界范畴具有如下几个重要特征：(1)可能世界是为进行特定理论语言的逻辑语义研究而引入的概念范畴，具有给定语境的规定性。(2)可能世界同时又具有鲜明的直观背景，是现实世界的历史过程、可能状态或非真实状态的一种逻辑抽象；因而，现实世界是实现了的可能世界。(3)可能世界的范畴是开放的，在特定的语境或“再语境化”的过程中，它可以被相应地予以拓展，从而有着更为广阔的语义空间。总之，可能世界是语义生成的逻辑演化空间，而语义生成则是可能世界的逻辑演化结果，二者在意义建构的语境化过程中获得了有机的统一。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必须注意如下两个问题：其一，一个理论语句的断言可以还原到相关的语境集合，以消除这个断言所依赖的语义世界。(18)换句话说，任何一个可能世界的存在都是以相关的语境集合为基础的，它直接确定了给定世界的语义空间及其表征意义。从理论上讲，在给定的语境集合中，相关的可能世界是多样的、具体的和可表征的；但真正有意义的世界仅是二者之间广阔语义空间中具有逻辑关联的必然性和可接受性的世界。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我们将其称为“语境还原”思想。其二，从另一方面讲，理论语词指称的给定特性总是与表征形式体系所存在的语境世界及其不断的“再语境化”相关的。这表明，理论语词是通过在语境变换中“语义上升”或“语义下降”的语义空间变化，来逻辑地实现其指称意义的；所以，在语词表征的形式特征与指称对象的空间特征之间存在着必然的逻辑关联。在这种逻辑关联中，生成了最抽象的形式符号与最具体的指称对象之间的语义相关性。

　　 在这种逻辑空间中来把握意义建构中语义生成的过程，我们还必须重视对隐喻问题的探讨。因为，隐喻是为了更精确、更富有创造性地表达对对象实在的表征和理解，所以它成为了语义生成最重要的一种方式；而恰恰又是可能世界的语义生成空间的存在，使隐喻的语义生成方式能够得以实现。隐喻的语义生成方式之所以是一个过程，这就在于：(1)隐喻是在两个逻辑地相互独立的对象域之间相交的。其中一个是作为我们的背景经验或背景知识域而存在的“资源域”，另一个是作为我们理解和重构的对象域而存在的“目标域”。它们之间的相互关联和映射，使隐喻成为可能。(2)隐喻的有效使用预设了这两个域之间具有某种结构性的相似性，因为它们共享了不同对象实体的存在及其之间的相互作用和交流。(3)隐喻传导了相关语境要求的给定语义，这构成了某种特定的理解模型或解释模型，成为意义建构中不可或缺的认识方式。(4)隐喻以一种创造性的模式，一种超越简单逻辑程式的途径，重建了使用者的知识和认识结构，重组了使用者的经验和理性思维的方式，使理论对象的意义得到升华和提高。(5)隐喻在不断的重复使用中会自动地消失，但它所导致的语义认同却会作为特定理论实体或关联的规范性范畴得以存在。因为，隐喻作为一个过程虽然完结了，但隐喻语词的意义却被重建的认识过程自然化了，并获得了新的理论解释或说明。(19)总之，从隐喻的展开到它完结的整个过程，充分体现了意义建构中语义生成的生动魅力，展示了意义建构的创造性功能。

　　 第四，意义建构的语境化趋向，具体地要求了语形语境、语义语境和语用语境的统一性原则。

　　 从意义建构的语境性上来讲，这三者之间的一致性不言而喻；但这种一致性的存在分别以语形语境、语义语境和语用语境各自内在的统一性原则为基础。首先，语形语境要求了形式表征系统中部分与整体的统一性原则。在一个形式表征系统中，单一表征的“语境值”是一个由下而上的语义上升过程，从而生成了更高层次的语境意义；所以，单一表征的语境意义的集合构成了复杂的整体语境意义。当然，这个过程不是一个简单的集合，而是通过形式表征系统中部分与整体的不可分割的统一性的实现，所达到的意义本质的飞跃与升华。

　　 其次，语义语境要求了理论语词的指称对象与表征形式之间经验与理性的统一性原则。从本体论的意义上讲，只有在相应的语境中，理论语词的“所予”才能和对它的表征及理解结合起来。也就是说，在语境化的视域中，解决意义建构本体论性的实在论取向，就是把对指称对象的经验建构与对表征形式的理性建构之间的统一性关联规范化，从而使经验的建构不能脱离理性建构的约束，而理性建构无法失去经验建构的基础。这一点恰是后现代科学实在论的本质特征之一。

　　 再次，语用语境要求了在科学理论解释中“证实的语境”与“发现的语境”的统一性原则。从科学解释的语境性上来看，“证实的语境”与“发现的语境”有着各自不同的特性。所以，在狭义语境的边界内，二者的区分是鲜明的；倘若没有这种区分，它们各自的语境特性也就不存在了。但是在广义语境的边界内，它们又是统一的；因为没有这种语境性的整体统一，它们就不可能建构相关的语境意义。它们各自“特性”的显现是狭义语境的价值取向，而它们共有“意义”的整合则是广义语境的意向规定；前者是后者的“彰显”，后者是前者的“基础”，从而满足了语用语境的统一性；同时又自然地展现了语用语境的魅力。(20)

　　 第五，意义建构的语境化趋向，更有效地提升了语境功能的实现。

　　 意义建构的语境性问题，归根到底就是提升语境功能实现的问题；而这一问题的解决不可避免地又集中到了表征语境与解释语境之间动态的对应关联。正是在这一对应关联中，使语义语境和语用语境得以具体化，从而决定了语境功能的实现。这也是为什么“二维语境论”的核心，就是强调语境的概念包括了表征语境与解释语境两个方面以及二者之间内在关联的本质。(21)

　　 从本质上讲，表征语境是静态的，一旦形成就在形式上脱离了主体的意向性约束；而解释语境是动态的，它始终渗透着主体的意向性及其背景因素的制约。没有表征语境，就没有解释语境；而解释语境使表征语境获得了它在给定时空条件下的特殊意义。所以，相对于不同的解释语境来说，一个形式语句可以表征不同的内容，显示其不同的意义；但一个解释语境则是它整个相关语境集合中的一个要素，只有在这个语境集合中才能展示其与其他要素之间的相互关联及其动态的演化过程，从而获得它自身进步的意义。换句话说，对任何一个表征语境来讲，都有一个由相关解释语境所建构的意义的“分布域”。而由各种背景要素所决定的主体意向性或价值取向，则确定了解释语境相关“分布域”的域宽或域面。这就是解释语境为什么具有可选择性的理由，以及会在语形、语义及语用相统一的基础上建构理论意义的根据。可见，探讨从表征语境到解释语境的对应性，阐释从解释语境到表征语境所展现的意义，就是把握语境功能实现的过程。

　　 我们必须强调的是，在语境功能实现的过程中，语境意义有着两个重要的建构性作用：其一，在任何一个语境中，语境意义总是起着一种趋向性的协调与整合的作用。它协调并整合着关于特定研究对象的主体的意向和行为，同时也规范着它们之间知性与理性的关联和取向。这种语境意义的协调和整合作用的发挥过程，恰是所有的结构要素都在语境意义的协调和整合下构成一个相关系统整体的过程，是语境系统的系统价值及其系统目标功能性地实现的过程。这一点，是语境功能之所以能够存在和得以实现的建构性前提。

　　 其二，在任何一个语境中，语境意义既与特定指称相关联，但又超越于指称之上，形成了“意义大于指称”的作用。如果我们考察了摹状词指称论、因果指称论和意向指称论之后就会发现，只有将语境作为一个理论视域去进行意义建构，才能避免各种单纯指称论的局限性。因为，语境不仅全面地包容了语形、语义和语用的结构形态，包容了话语主体对象所有行为的有序与无序、必然与偶然的各种可能因素，更重要的是语境“将外在的指称关联与内在的意向关联统一了起来”。(22)因此，它的优越性不仅克服了传统指称“直指论”的僵化性，同时也超越了指称“语义相对论”的局限性，从而把指称论与意义整体论统一了起来，实现了“意义大于指称”的语境功能。这一点，是语境功能之所以能够存在和得以实现的建构性方式。

　　 四、意义建构的计算化趋势

　　 在科学理论解释的意义建构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在给定语境下，可以用对可能世界的描述方式将现实世界的表征模型化，因而这些表征方式的形式化命题的真值，便可由二者之间的统一来决定。在这样一种矩阵关系中，从可能世界到命题的函项，或者反过来说从可能世界到真值的函项，是等价的。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三个结论：第一，一个语境是包含多重世界的；也就是说，现实世界以及对它的表征和可能世界以及对它的描述是统一的。第二，语境可以是一个语境集合；在这个集合中，静态的特定语境可以转化成连续动态的系统语境。第三，语境的模型化可以是一个语境集合的模型化，从而使对单个模型的演算转化成对一个语境集合的逻辑演算。总之，语境的意义不是静态地存在的，而是一个生成、变化和发展的逻辑演算过程。在这个逻辑演算的过程中，语境意义的丰富性、多样性及连续性获得了统一。

　　 不言而喻，语境的模型化是有条件的。这其中，语义预设是与语境模型化相关的必要条件。在这一点上，存在着两种不同流派：其一，将语境预设看作是一种关于语境更迭或信息态的预设条件；其二，将语境预设看作是一种命题，它由语形决定并依赖于语用要素的变化。但无论如何，语义预设都存在于特定的语义语境之中，在与它相关的语境集合中，所给定的“语义值”与可能的“语境决定域”逻辑地联系在一起。前者的要求是语句的预设必须符合语境的价值取向，而后者要求的是主体的表征必须是无矛盾的和一致的。当这二者在一个给定的语境中获得统一之时，“语境集合”与“世界集合”的一致性预设才是可接受的，并保持“语义值”的一致性延续。正是这种一致性，决定了对语境模型进行逻辑演算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也就是说，理论意义建构的过程就是对相关模型进行逻辑演算的过程。因而，有学者将这种探究称之为“语境动力学”的研究。(23)

　　 从一定意义上讲，语境的模型化和语境模型的逻辑演算，奠定了科学理论解释的意义建构在某种程度上走向计算化趋势的基础。尽管这是一个充满了挑战和论争的方向，但它不能不受到当代科学哲学家们的极大关注。因为，在当代以“大数据”和“云计算”为背景的技术进步中，与科学理论解释相关的任何特定语境内的所有要素以及语境与语境之间的关联，都具有了可形式化计算的技术支撑；而且这种计算化，会促进科学理论解释创造性的功能发挥。换句话说，“语境的计算化”或“计算化的语境”体现了科学理性思维的进步；因此，科学理论解释的意义建构将迈进“计算语境的时代”。(24)面对这样一个“时代难题”的挑战，科学哲学家必须予以回答、应对和解读，因为这是他们不可回避的历史责任。

　　 狭义地讲，所谓“计算语境”就是指在科学理论解释中，意义建构的语境分析方法的模型化、形式化和可计算化；从而，在一个新的视域下，将科学哲学研究的方法论提升到一个新层次。我们必须意识到：(1)在“计算语境”中，有意义的语境信息均被形式化、规范化和逻辑化，使其被整合并成为语境系统中必不可少的要素，从而发挥它们的信息功能。否则，它们可能是碎片化的、非系统的和缺乏功能的。更重要的是，这会更大限度地避免信息被扭曲和误读，使特定信息的价值意义最大化。(2)主体的心理意向或语境的价值取向，会充分地体现在语境模型前提条件的预设中，以及语境边界的划定上。然而，一旦主体确立了这些条件预设和边界划定，语境内在的演化就将成为一个自然的逻辑演算过程。所以，在特定语境下，给定系统的价值取向的自主选择性与给定边界条件下逻辑演算的确定性之间的统一，就是科学理论解释的意义建构过程中主客观之间的统一。(3)“计算语境”的优势在于，它易于把必然性和偶然性、选择性和可能性以及已知性和未知性的有关要素逻辑地统一起来，促进人们最优化地去寻求理解和分析解释对象的方式与途径。特别是在科学理论的进步过程中，经典的理论结论要面对可能世界的新选择，这一优势就显得尤为珍贵。(4)还必须强调的是，“计算语境”是将“关系的存在”(规则)与“实体的存在”(要素)逻辑地统一起来的可演算的结构系统。这种新的统一的实在性，可以有效地消解传统科学实在论在科学理论解释时，在对本体论说明中逻辑上的无限后退。

　　 我们不能不说，“计算语境”是语境生成、存在及其发挥功能的新形式、新结构和新系统。在当下“科学的技术化”与“技术的科学化”的时代，科学理论解释的意义建构与信息技术进步的一体化及一致性也是必然的。所以，意义建构的计算化趋势不仅强化了原本意义建构的所有内在本质，而且突出了意义建构计算化趋势的新特征：其一，科学理论解释在特定语境下意义建构的计算化，是伴随“大数据”和“云计算”时代的出现而内生的科学哲学研究方法论的提升，是科学理性进步的一个重要表现。其二，意义建构的计算化是形式化的定量分析与理性判断的定性分析不可分割的统一。也就是说，量化分析的定性化与定性分析的定量化是一致的，它们在科学理论解释的“计算语境”中，不存在不可逾越的界限。其三，“计算语境”是价值理性与形式理性的统一。在这里，价值理性的形式化与形式化的价值理性之统一并非是任意的，必然要受到科学理性进步的严格考问。因此，在“计算语境”中，具体的数据计算过程与可选择的价值取向的约束和要求，在给定的形式系统中获得了同一性。其四，“计算语境”不单纯是静态的演算模式或演算模型，而是动态的、有创新需求和创新能力的整体意义建构体系中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所以，通过不断的“再语境化”，它将有力地推动科学理性创新性的进步与发展。意义建构的计算化趋势是科学理论解释的方法论进步和发展中的一个重要方向，而不是全部。

　　 五、结 语

　　 一种新的科学理论解释的趋势，就是“解释(说明)并释放科学”。(25)这就意味着，要把科学的本质从形式体系的表征中，通过意义建构的过程将其“释放”出来，就必须有合理的解释或说明。一旦这种科学的本质被释放出来之后，它与人文精神的本质就是一致的和统一的了，这就是嵌入在科学理性中的形式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所以，到目前为止，科学哲学研究的本质功能，始终是在科学研究中进行着解释或说明，实现对科学理论的意义建构，也即是理性的重建；如果失去了这一点，科学哲学的存在就丧失了它的合理性。然而，如何提升和创新科学理论意义建构的途径或方式，恰恰是当代科学哲学研究所面对的最重要的难题。在这一点上，我们认为立足于语境论基底上的意义建构，是有前途的科学理论解释的方法论之一。这也正是本文所要揭示的“意义”建构的意义。

　　 注释：

　　 ①从广义上讲，科学理论的解释与说明在本质上一致，都是对科学理论的某种阐释，如果没有特别说明，本文中使用的“科学解释或说明”主要就是在这种较宽泛的意义上使用，仅仅在强调形式的逻辑意义或研究对象的本质意义时，才会区别对待。但必须指出的是，这两个概念从狭义角度看的确存在一些重要区别。“解释”侧重原理或规律，是对研究对象本质意义进行分析，在解释学意义上也作“阐释”、“诠释”或“释义”，与“翻译”和“理解”等概念密切相关，其基本含义与主要任务体现为一种语言转换，即从陌生的不可理解与表达的语言世界转换到我们自己可理解的语言世界。(参见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下卷，洪汉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第708、714页)“说明”侧重原因或根据，主要是对科学体系的形式进行逻辑学意义上的阐释，就特定的科学说明而言，“说明”常用来指科学理论研究中的一个基本内容，科学关注的问题不仅存在于那些将要发生的领域，而且需要追问那些已发生事件的原因和理由。如，科学的理论性定律就旨在说明经验现象如何发生及其发生的条件。常见的科学说明有：有关自然定律的说明、因果性说明、心理学说明、精神分析说明和功能说明等。另外，科学说明与科学推理密切相关，因此科学说明的特征也直接影响着科学推理，进而影响着以此为基础的科学知识主张的力度。尽管通常看来科学说明存在着一定的“主观”或“客观”倾向，但为了避免以这种特征描述影响到对科学推理等方面的类似评价，伯德(A.Bird)提出，较之主观性与客观性来说，科学说明的特征最好称之为“认知的”与“非认知的(或形而上学部分)”，前者强调所获得相关信息的种类导致了说明的差异，而后者强调关于自然定律的说明、因果性说明(甚至心理学说明)中存在的一些定律。(参见A.Bird,Philosophy of Science,London:Routledge,1998,pp.41-44)

　　 ②参见P.Hacker,“Analytic Philosophy:Beyond the Linguistic Turn and Back Again,” in M.Beaney,ed.,The Analytic Turn:Analysis in Early Analytic Philosophy and Phenomenology,New York and London:Routledge,2007,p.133.

　　 ③参见M.Beaney,“The Analytic Turn in Early Twentieth-Century Philosophy,” in M.Beaney,ed.,The Analytic Turn:Analysis in Early Analytic Philosophy and Phenomenology,p.2.

　　 ④参见P.Hacker,“Analytic Philosophy:Beyond the Linguistic Turn and Back Again,” p.134.

　　 ⑤Manuel Garcia-Carpintero and Josep Macia,“Introduction,” in Manuel Garcia-Carpintero and Josep Macia,eds.,Two-Dimensional Semantics,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6,p.1.

　　 ⑥参见K.Knippendorff,The Semantic Turn:A New Foundation for Design,Boca Raton:Taylor & Francis Group,2006,p.i.

　　 ⑦参见Mark Norris Lance and John O' leary-Hawthorne,The Grammar of Meaning:Normativity and Semantic Discours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8,p.2.

　　 ⑧参见Mark Norris Lance and John O' leary-Hawthorne,The Grammar of Meaning:Normativity and Semantic Discourse,pp.4-7.

　　 ⑨Mark Norris Lance and John O' leary-Hawthorne,The Grammar of Meaning:Normativity and Semantic Discourse,pp.241-242.

　　 ⑩Manuel Garcia-Carpintero and Josep Macia,“Introduction,” p.16.

　　 (11)Herman Cappelen,“Semantics and Pragmatics:Some Central Issues,” in Gerhard Preyer and G.Peter,eds.,Context-Sensitivity and Semantic Minimalism:New Essays on Semantics and Pragmatics,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7,p.7.

　　 (12)P.Pagin and F.J.Pelletier,“Content,Context,and Composition,” in G.Preyer and G.Peter,eds.,Context-Sensitivity and Semantic Minimalism:Nero Essays on Semantics and Pragmatics,p.57.

　　 (13)Hans-Georg Gadamer,Philosophical Hermeneutics,trans,and ed.David E.Linge,Berkeley and 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7,pp.82-83.

　　 (14)参见让·格朗丹：《哲学解释学导论》，何卫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26-29页。

　　 (15)Richard J.Bernstein,Beyond Objectivism and Relativism:Science,Hermeneutics,and Praxis,Philadelphi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1983,pp.166-167.

　　 (16)Thomas Bonk,Underdetermination:An Essay on Evidence and the Limits of Natural Knowledge,Dordrecht:Springer,2008,pp.38-44.

　　 (17)参见David J.Chalmers,“The Foundations of Two-Dimensional Semantics,” in Manuel Garcia-Carpintero and Josep Macia,eds.,Two-Dimensional Semantics,p.138.

　　 (18)R.Breheny,“Pragmatic Analyses of Anaphoric Pronouns:Do Things Look Better in 2-D?” in Manuel Garcia-Carpintero and Josep Macia,eds.,Two-Dimensional Semantics,p.33.

　　 (19)K.Knippendorff,The Semantic Turn:A New Foundation for Design,pp.166-168.

　　 (20)C.Norris,Philosophy of Language and the Challenge to Scientific Realism,London:Routledge,2004,p.3.

　　 (21)H.Cappelen,“The Creative Interpreter:Content Relativism and Assertion,” in J.Hawthorne,ed.,Philosophical Perspectives,vol.22,Philosophy of Language,Malden and Oxford:Wiley-Blackwell,2008,p.33.

　　 (22)郭贵春：《科学实在论的方法论辩护》，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66页。

　　 (23)Kai von Fintel,“What is Presupposition Accommodation,Again?” in John Hawthorne,ed.,Philosophical Perspectives,vol.22,Philosophy of Language,p.143.

　　 (24)我们在此所讲的“计算语境”是一个基于逻辑语义模型分析的科学理性思维的哲学概念。它既有分析哲学形式化模型分析的传统，又具有当代人工智能、信息应用技术以及认知语言学等等发展成果的启迪和支撑。同时，我们更需敏锐地意识到，目前德国在全世界率先提出的“工业4.0”计划，就是一个可将远距离“人—机”对话和“机—机”对话的全球网络化生产模式推向“计算化语境时代”的标志。因为，它深刻地全面反映了科学技术化和理性思维模型可计算化的新模式。这个标志着“计算化语境时代”即将到来的“工业4.0”计划，从技术进步革命性变革的角度，呼唤着科学哲学家从方法论的理论层面上，将科学理性思维的语境模型计算化，从而推动科学理论“意义建构”的各种要素及其结构系统，在可计算的语境模型中实现人类理性思维进步的新目标。

　　 (25)Roy Bhaskar,Reclaiming Reality:A Critical Introduction to Contemporary Philosophy,Abing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11,p.89.

作者介绍：郭贵春，山西大学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中心教授。太原 030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