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学说的历史浮沉与当代总结

　　[摘要]产生于春秋末期社会急剧变革环境中的孔子学说，其基本学理，一是为治理社会而开出“仁、礼、德、中、和”的方案；二是为培育治理者而提供“修身正心”的指导。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是社会大变动和社会求治理相交替的历史。因而孔子学说必定随之而沉浮。在1978年之后，我国人民走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大治之路，因而孔子学说又一次浮起，成为“显学”。现在，中国需要一次从孔夫子到毛泽东、邓小平的科学总结，承续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良文化传统，借以推进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的中国化，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成长，构建社会基本道德规范体系。 　　[关键词]作为社会治理学说的孔子学说；治乱交替与孔子学说浮沉；马克思主义的批判 　　[中图分类号]B2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801(2007)06－0035－07 　　 　　本文的写作是由学习许全兴教授所作《毛泽东与孔夫子》(以下简称“许著”)一书引发的。在今天兴起的“国学热”中。“尊孔”思潮强烈涌动，如何评价和对待孔子学说再次成为学术界的热点问题，在这一新条件下，许全兴教授这部科学分析孔子学说的著作的价值就凸现出来了。本文想就“孔子学说的历史浮沉与当代总结”问题。谈一些心得与感想，并把这部书推荐给学术界的朋友们。 　　 　　一、孔子学说产生的社会基础与浮沉的历史缘由 　　 　　讨论孔子学说的当代评价问题，或者用时髦的话叫“当代性”问题，我们不能不回到这一学说的发生时、发生地，研究孔子学说产生的社会基础问题。第一，从生产力的状况来看，孔子所生活的春秋晚期，铁器工具取青铜工具而代之，生产力发生质变，这一材质革命是当时发生的一切社会变革的根本原因。第二，从生产关系的状况来看，公元前594年，鲁国实行“初税亩”，即按土地面积征税，承认“私田”的合法性，标志着封建主义土地关系的产生。“许著”引了郭沫若和毛泽东的观点，二人均认同此说。第三，从社会政治上层建筑的状况来看，孔子之时发生着极为激烈的政权下移、领地争夺的斗争。从公元前722年到前481年期间，共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旧制度、旧秩序被打翻，于是天下大乱。孔子站在维护“周礼”的政治立场上，对社会变革和动乱发出了痛心疾首的批判与谴责。 　　孔子的这种批判立场是极为鲜明的。作为批判标准的“周礼”，是西周社会维护“人有十等”格局的规章制度。孔子批判的矛头是指向对旧秩序的破坏的。他对“礼崩乐坏”局面的愤恨与批判，虽很难说是自觉维护奴隶制、抵抗生产力发展、生产关系变革的，然而，他持保守思想、希望维护旧规，这是很明显的。 　　孔子为了稳定社会秩序、恢复管治结构，提出了一整套学术性主张。它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社会治理的学说，二是对“君子”加强修养以承担其治理责任的学说。这两方面合起来。也就是庄子所说的“内圣外王之道”。(《庄子・天下篇》)就它的前一方面说，夫子之论可以概括成下面几个字：第一个字是“仁”，这是孔子思想体系的核心。他对“仁”做了许多的界定，我以为最简辟的应是这样一段话：“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论语・颜渊》)我为什么这样说?因为孔子对“仁”的其他界定：“仁者爱人”(《论语・颜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这些“界定”来源于日常生活，着重于家族内亲情的提倡，进而“取譬”以泛化为社会规范。正如2002年出版的一部中国哲学史所说：孔子的“仁”有情感性、家族本位性、普适性。但它的所谓“普适性”是孔子推己及人，把“仁”推广到统治阶级的全体，甚至推广到全民，这就有了脱离社会实践具体关系的抽象性。我认为，在孔子对“仁”的界定中，“克己复礼为仁”却是具有时空规定和历史内涵的论断。“克己”是克制个人的种种利欲、权欲冲动，加强修身养性；“复礼”则是针对“礼崩乐坏”社会大变革所开出的政治方案，就是恢复周礼，即恢复西周等级制的人际架构。第二个字是“礼”。孔子的“仁”有抽象的形式。但“礼”却是具体的和历史的，仅指“周礼”。第三个字是“德”。“礼”是制度性的，“德”则是规范性的。孔子主张“道之以德，齐之以礼”，又讲“为政以德”(《论语・为政》)，通过为政者“德”的示范和社会上“德”的规范来实现“礼”和“仁”的宗旨。第四个字是“中”。作为治理社会的方法的“中”，是反对“过”的激进的，孔子说：“过犹不及”，重点是反对“过”。第五个字是“和”。下面这段话是值得注意的：“有子日：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论语・学而》)这里，“和”是被作为“礼”的功能来看的。离开“礼”只讲“和”而不以礼来节制，则“和”也做不到。由于“礼”是具体的，因此，“和”也是适用“周礼”所要达到的社会局面。同“仁”一样。“和”也只是治理社会的“君子”们需要懂得的道理。君子是“和而不同”的，“小人”则“同而不和”(《论语・子路》)，是要破坏社会的“和”的，必须由“君子”去管理才行。对于这一整套治理学说，鲁迅有过这样的评价：“孔夫子曾经计划过出色的治国方法，但那都是为了治民众者，即权势者设想的方法。为民众本身的，却一点也没有，这就是‘礼不下庶人’”。历史限制着孔子，在他的当时，说“治理”，也只能“为治民众者设想”；此后历代封建统治者引孔子，就更是如此。 　　孔子学说的另一方面是“君子”的“修身正心”(《大学》)。上面说过的“五字真经”，既是治理原则，亦是修身标准。例如：孔子的“仁”在“外王”的意义上是处理人际关系的基本原则，在“内圣”的意义上则是一种精神境界。其余四个字亦复如此。在孔子看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四项活动，“修身为本”(《大学》)。孔子说：“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论语・宪问》)没有“修己”的前提，就没有“安人”、“安百姓”的条件。孔子的“修身正心”有两大问题：第一，它的方法主要是自省自律，没有在社会实践中改变思想的观念。孔子也讲“躬行”，但那只是道德实践，还不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社会实践”。第二，它的要求是理想化的，真实的社会生活中可能只有“圣者”能做到，所以，“仁义道德”在封建社会中常常成为虚伪的东西。但我们也要公正地说，孔子“修身正心”学说，也不完全是为了“治人”，还要求人的自我之善。孟子后来说：“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孟子・尽心》)意谓即使不能为治理天下出力，也要求人自身的完善。所以，后人才认为：孔孟学说是塑造理想人格的学说。 　　懂得了孔子的修身正心和治理社会的“内圣外王之道”，就可以解释孔子学说的命运。当时正值社会大变革的时代，周礼被破坏，新的“礼”或典章制度

尚未形成，因此，孔子的治术在当时是某些知识者的呼吁和期盼，并没有得到正在从“周礼”破坏中获得权势和利益的诸侯、大夫们的重用，以至如《史记・孔子世家》中所说，孔子曾“累累若丧家之狗”，剩下的就只有“无道则隐”、“独善其身”的德行了。孔子学说的首度浮起是在行法家之道的秦“二世而亡”，刘邦以武力统一天下，受儒生陆贾提示“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的启发(《史记・�生陆贾列传》)，开始制札作乐，以儒治国；到汉武帝则“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把孔子学说当作国家治理的指导方针。此后历朝历代的统治者，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权，均把孔子学说抬到至高无上的地位，起来反抗的下层人民则取相反立场。 　　说清楚孔子学说的实质，我们就能理解：孔子学说的浮沉来源于社会治乱的交替，或者说，来源于社会稳定时期同大规模社会变革时期的交替。前者是整体质稳定条件下的量变过程；后者则是事物的稳定难以保持时的质变过程。由此可见，孔子学说作为依靠礼制进行社会治理、从而维护社会稳定的学说，它适应社会需要稳定也能够稳定条件下的社会存在与运动状态，却不适应以致阻碍社会大变革的展开。 　　 　　二、近现代中国社会的深刻变革与孔子学说的急剧浮沉 　　 　　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现在的167年，是中国近现代社会深刻演变、在民族历史上具有特别重大意义的时期。按照我在第一节中提出的观点，它也是孔子学说的地位急剧浮沉、尊孔与批孔矛盾十分尖锐的时期。这种浮沉、尊批当然包括各个时期、各种力量的学者们和政治领袖们的主观因素，然而就总过程来说，它是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上合规律现象的展开。为了说明孔子学说在近现代中国的急剧起伏浮沉，我们需要分阶段来观察其演变。 　　1840年鸦片战争－1898年戊戌变法为第一阶段。在这一阶段中，生产力的近现代化逐步展开，扫除生产力发展障碍的社会变革势在必行。要不要进行这种变革，以及如何进行这种变革，成为社会矛盾的焦点。这期间发生过激进的革命斗争，特别是1843年－1860年的太平天国运动造成了巨大的影响。太平天国发动了大规模的反孔群众运动，但其目的是很有限的，就是为“天国”所崇拜的“上帝”争取至高的地位。太平天国之后，中国的社会矛盾集中在保守派和改良派的斗争上。保守派以清王朝的实际掌权人西太后等人为代表。他们信奉不变的哲学，强调“祖宗之法不可变”，辟“邪说”以正人心，诋变法为“影附西方，潜移圣教”，坚持“君臣父子之纲”必不可变。清代末期改良主义思潮兴盛。开始时的改良派，多是封建官僚中较能与时俱进的人士，具有更多的尊孔读经的色彩。后来由于资本主义经济在中国发展，催生出一部分知识分子的改良主张。比起旧官僚们来，他们的主张要激进些。其代表人物为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康有为作《孔子改制考》，打孔子的旗号，论维新的思想，穿凿附会，鼓吹选举民主。到了这时，“尊孔”是有名无实的了。 　　1898年－1949年为第二阶段。在这个阶段中，中国现代化的脚步十分艰难，社会革命成为人民实践的主题，改良让位于革命，旧民主主义革命让位于新民主主义革命。辛亥革命的发动者和领导者，开始之时并没有批判孔子学说的举动，然而，他们举起的民族主义、民主主义、民权主义的旗帜，他们发动的武装革命，他们取得的推翻满清、建立共和的胜利，同孔子学说的“仁”、“礼”、“德”、“中”、“和”的复礼方案是背道而驰的。1912年3月，南京临时政府发布的《临时约法》规定，“人民有信仰之自由”，实际上否定了“定于一尊”的孔子学说的无上权威：临时政府教育部更规定学校不准读经，不准祀孔，从而把“大成至圣先师孔子”逐出了学校。与此成鲜明对比的是，在袁世凯周围聚合起来的保守力量则仍举“尊孔”的旗帜。1914年，袁世凯称帝复辟，大祭孔子，试图以此为思想基础，建立他的政权的合法性。辛亥革命推翻了几千年的封建帝制。开辟了中国民主主义革命的广阔道路，其意义极为重大。但辛亥革命没有解决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独立问题和推翻封建经济制度的社会革命问题，它的“遗嘱”要靠新的革命力量来完成了。 　　辛亥革命的结果表明：中国需要有一场文化批判运动或启蒙运动，以文化的转型来带动社会的转型。新文化运动对于孔子学说的批判在广度与深度上都是空前的。学者们特别指明两点：一是孔子学说同专制主义的内在联系，如吴虞指出：“孔氏主尊卑贵贱的阶级制度，由天尊地卑演而为君尊臣卑，父尊子卑，官尊民卑”。陈独秀则进一步批判孔子学说提倡的是“以己属人之奴隶道德”、“推己及人的主人道德”。二是孔子学说对个性自由的根本上不可能有的尊重。李大钊写道：“看那二千余年来支配中国人精神的孔门伦理，……那一样不是损卑下以奉尊长?那一样不是牺牲被治者的个性以事治者?……孔子的政治哲学，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以贯之’全是‘以修身为本’；又是孔子所谓的修身，不是使人完成他的个性，乃是使人牺牲他的个性”。这种根本的历史局限性非孔子能负其责，但孔子学说在这一方面同民主主义革命的时代要求背道而驰，是不能不受批判的。如果“尊孔”连“不理会‘个性解放’”也要“尊”，那只能是对时代潮流的反动。 　　1949年至今为第三阶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共产党执政之后，按照治乱交替、孔学浮沉、“尊”“批”易位的历史定势，执政党应当全面总结中国思想史，科学批判孔子学说，吸取孔子治政理国育人的一系列合理思想，实现中国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的新发展。但是，在社会革命任务于1956年前后基本完成，国家理应进入稳定、和谐地建设与发展的新阶段时，由于各种复杂的原因，党的主要领导人很快又逐步陷入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泥潭。因为还要搞“社会革命”，而孔子学说是治理学说。它对。“社会革命”的开展是个绊脚石，“批孔”就是不可避免地要发生的。在社会主义中国再搞社会革命是大错误，所以“文革”式的批孔也是大错误。1978年以后，中国步入以社会稳定为政治保证的改革、发展的崭新年代。在这种条件下，以孔子学说为主体的“国学”复兴也就必然发生。 　　 　　三、毛泽东对待孔子态度的演变与他对研究孔子学说、创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所作的卓越贡献 　　 　　说到“孔子学说的历史浮沉与当代总结”这个题目。不能不说毛泽东在对待孔子态度上的起伏以及他在盛年时作为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对孔子学说的总结。 　　少年时代即在1911年离开家乡到长沙求学之前，毛泽东的思想倾向虽有变化。但总的态度是“尊孔”的。1910年入东方高等小学，接触西方思想，崇拜力图变法的康有为、梁启超，但是，就学识来说，这时的毛泽东的思想基础仍是孔子学说。否则，我们就不能理解为什么他在1917年写的《体育之研究》、《致黎锦熙的信》中，大量引用并阐述孔子学

说的原理。如在这封信中，毛泽东写道：“圣人，既得大本者也；贤人，略得大本者也；愚人，不得大本者也。圣人通达天地，明贯过去现在未来，洞悉三界现象，如孔子之‘存世可知’，孟子之‘圣人复起，不易吾言。’”。 　　青年时代的毛泽东从“尊孔”转向“批孔”。既“尊”又“批”，逐渐以“批”为主。大体上说：1914年到1918年就读于长沙第一师范时，毛泽东在学识上仍然推崇孔子学说，推崇儒、道、墨、法等“国学”，逐渐把国学中的思想同西方社会伦理学说衔接起来。毛泽东在宇宙观上倾向于传统的心学，又在读泡尔生的《伦理学原理》等著作时把它同西方唯心主义与个人主义的学说联系起来：于是写出“个人有无上的价值”，“故凡有压抑个人、违背个性者，罪莫大焉”等语。1919年以后。则更多重视西方思想的学习，遵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而又逐步突破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局限性，面向大众。 　　中年时代的毛泽东，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总结了五四以来对待孔子学说取片面态度的教训。致力于孔子学说的系统的科学批判。所谓科学批判，简单地说是又有肯定又有否定，肯定中有否定，否定中有肯定。“许著”中举了毛泽东从1930年到1949年正面肯定孔子学说并加以分析、引用的15次讲话的内容。我要指出的是，毛泽东在革命时期在孔子学说问题上的主要功绩是在系统分析、批判、改造的基础上将其引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理体系。“许著”用“哲学篇”、“道德篇”、“教育篇”三篇的篇幅详尽地论述了毛泽东所做的科学工作，此项分析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我想从下面四个方面说一说我从中体会到的毛泽东的这项学术功绩。 　　――肯定其“片面真理”，将其转变为“全面真理”。 　　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看来，孔子学说的许多论断都有片面性。毛泽东的创新理念在于：他认为思想的“片面”是真理的一个方面、一个要素、一个成分、一个阶段；人把握真理，常常从一个侧面进入，然后，过渡到另一个侧面，从而达到全面真理。他提出了“片面真理”的概念，用以评价和改造孔子学说。从这个角度说，孔子学说中诸多的片面性都需要也都可以改造。但毛泽东最重视的是改造其“正名”思想的片面性，指出：在“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之前，加上“实不明则名不正”就是全面的了。毛泽东曾崇尚心学，提倡“心之力”；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他肯定唯心主义哲学中意识能动性思想的合理性，进一步要求在马克思主义实践论的框架中达到尊重实践条件客观性同高扬主体自觉能动性的统一。这是马克思“新唯物主义”的核心原理。 　　――肯定其“中和”哲学的意义，将其转变为相对与绝对相统一的辩证学说。 　　毛泽东对孔子的“中庸”思想做过许多评论。在上引致张闻天的信中，毛泽东以《中庸》一书中所说的舜从政“执其两端用中于民”，以及朱熹为此所加“注”中所说的“于善之中又执其两端而度量以取中，然后用之为据”，深刻指出，这一思想的合理性在于指明：一切哲学，一切思想，一切日常生活，都要作两条战线斗争，去肯定事物与概念的相对安定的质。毛泽东认为。这样意义上的“中庸”“是孔子在中国哲学史上一个很大的功绩”。而在《读艾思奇(哲学选辑)一书的批判》一文中则说到问题的另一方面，即批判孔子中庸思想中的绝对主义与折中主义的偏向。把“中庸”绝对化。那就是为反对革命、反对质变提供了论据。孔子的“中庸”与他的“和”的价值观是紧密联系的。一为“中”、二为“和”，合说为“中和”。一般人认为毛泽东在革命时期的哲学是“斗争哲学”；毛泽东在“七大”固然谈论过“斗争哲学”，但是，他也很重视革命队伍内部的“和”。“许著”对毛泽东革命辩证法既讲“对敌斗”、又讲“对己和”的全面性做了很好的分析。 　　――肯定其伦理学说的“义者宜也”的构想。将抽象继承转化为现实道德。 　　孔子学说是哲学、伦理学、政治学的混合体。它在整体上不能单纯化为“哲学”。但确有坚定的哲学内涵；作为治理社会的学说，它属于政治学，作为修身正心的说教。它属于伦理学。毛泽东重视孔子的伦理学说。他提出：“关于孔子的道德论。应给予唯物论的观察，加以更多的批判，以便与国民党的道德观(国民党在这方面最喜引孔子)有区别”。 　　冯友兰先生曾提出对孔子学说的“抽象继承法”，意在扬弃孔子学说的当时社会政治含义，而继承其对问题的提法与解答中的兼顾构想。对孔子的“仁”。“许著”解释为“对人的重视”是正确的。它本身含有正确处理人际关系、兼顾各方的含义。孔子伦理学说中有义利兼顾、以义为先的规定。《中庸》首次提出“义者。宜也”。当时适宜的东西，今天未必适宜；然而，要求道德规范规定得适宜，这一点是有继承价值的。“利”者，既可以是私利，亦可以是公利；能把公利与私利的关系加以正确处理，即是“宜”也，也即实现了“义”。毛泽东在革命战争时期倡导“毫不利己、专门利人”，这是战争特殊环境对人提出的道德要求：但他也在许多场合要求顾及个人利益。尤其是在1945年党的七大上强调“个性解放”，指出：“在封建制度下。人民是没有人格、没有自由、没有独立性、没有个性的”；“财产所有权”是人格、自由、独立性和个性的实质：新民主主义革命就是要解决这个“财产所有权”问题。这是深刻的道德认知。科学的道德原则。 　　――肯定其学说中的人民性层面。将其转化为体现全面人民性的价值观。 　　毛泽东肯定孔子学说的某些部分具有人民性。他特别重视孔子教育思想的此种性质。由孔子教育思想的人民性。我们也可以进一步指出孔子的认识论原理并不具有特定的阶级性质，各阶级都可以用，同样具有人民性。毛泽东许多次地引孔子来说明正确的认识路线。孔子不但在认识论上有许多非阶级性的论述，而且在为人的基本道德方面，也有许多永闪光辉的教导。例如，强调立大志，务坚定，“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提倡诚信，“民无信不立”(《论语・颜渊》)；“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论语・宪问》)；要求闻过则喜，“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论语・子张》)等等，均是为人的基本道德。这样说，孔子学说就有两部分：一部分是有人民性的：另一部分是带有为当时统治阶级谋划的阶级性的。人民性部分固然可以倡导，有阶级性的部分也可以转化，为人民所用。 　　建国以后，毛泽东在1966年发动“文化大革命”之前对孔子学说延续了革命时期的基本态度，即：尊重孔夫子的历史地位，肯定其学说的多方面价值，同时，继续予以批判改造。“许著”在“纵论篇”第三节“建设时期的毛泽东论孔子”中做了有说服力的分析。“文革”期间，由于政治需要，毛泽东对孔子的态度走向了非批判的极端。毛泽东从“左”的方面离开了他在革命时期对孔子学说的科学态度，全面否定孔子学说的价值。正如他在思想路线、正确

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诸方面离开了他原来的正确思想一样。 　　 　　四、孔子学说在21世纪中国的再度浮起与为此需要的全面总结 　　 　　进入21世纪的中国，应当对孔子学说的是非与浮沉有一个全面的总结。改变“尊孔”、“批孔”反复交替的局面。其原因在于：中国已经基本上结束了阶级对抗，送走了动乱年月，进入了长治久安的历史时期，具备了结束孔子学说浮沉交替、尊批对立的社会基础；中华民族也已迈进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全面建设、全面创新的时代，中国需要也能够总结全部中国文化史，以历史与现实的全部文化成果而实现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作为文化批判与建设的主体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又积淀了相当充分的文化经验。形成了前所未有的科学整合的能力。在这一个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应当对孔子学说进行全面的学术研究、阐发，形成孔学新解，将它融入中华民族新文化；同时，要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创造中华民族新文明的战略盛举中发挥孔子学说的“治国育人”的积极作用，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服务。有一种观点认为：在当代，研究孔子学说应当“去政治化”。但我以为，即使到了今天，儒学与政治还是难以割裂的，其原因仍在孔子学说本质上是治理国家、培育治国之才的学说。中国共产党在提出执政理念与治国方针时，吸收了儒家的合理思想，这是孔子学说在当代的正面政治价值。但是，有另外一些学者，主张建立儒教，使之成为国教。实行新的政教合一，这是要实行另一种政治，将儒学的政治价值负面化。但是，在今天的中国，对孔子学说不同政治态度的矛盾不具有全局性，真正具有全局性和久远性的是应当开展对孔子学说的学术研究；分别论明其本有意义、衍生意义和当代意义，在中国民族文化复兴的大事业中张扬孔子学说的价值。 　　为了正确对待孔子学说，我们必须着力进行从孔夫子到毛泽东、邓小平的全面总结。毛泽东在1938年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就已经提出了此项文化总结的历史任务。历史已经证明：总结到孙中山还不行，因为还没有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总结到毛泽东也不行。因为还没有形成执政自觉，也还没有找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道路；总结到今天。总结到“以人为本”原则、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三大战略思想的提出与实践。才较为完整，因为孔子学说以及其他古今中外学说，经历了从社会变革到社会和谐，从封闭社会到开放社会，从解放生产力到经济政治文化全面建设的较为完整的过程，受到较为系统的检验，其真正的文化价值才足以全面展现。 　　在做了上述全面总结之后，我们应从以下三个方面来寻找和确立孔子学说的当代价值。 　　――以社会治理和社会建设为主题，推进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的中国化。 　　孔子学说以及整个“国学”在当代的复兴，其进路是具有多元性的。大体说来，一条进路是“现代新儒学”的进路。用现代西方哲学作为分析工具，把孔子学说同现代生活联系起来，使之这样地或那样地现代化：另一条进路是用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为分析工具，把孔子学说作为中国文化基本元素融入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以促进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的进一步中国化。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有两大源泉，一是来自西方的原创的马克思主义，二是中国古代以来优良的学术积累。按照这种“两源泉”说，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的进一步中国化，必须既注重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原理的当代阐释，又注重包括孔子学说在内的中国文化的沿用、开发。在当代，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的中国化事业。是围绕社会治理、社会发展这一新主题来展开的。对于正确回答这一主题，以社会治理见长的孔子学说是大有助益的。实际上。我们党已经这样去做并且获得了显著成就。我们党提出的“以人为本”的原则。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的方法论，整理与吸收包括孔子学说在内的古代文化中的人学理念而形成的；我们党提出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方针，更是继承、发挥孔子学说的“中和”思想。为实现社会和谐的价值理想而确立的。 　　――以个性解放为基础。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成长。 　　西方“新古典综合派”的经济学家对市场经济的价值早已做了较为辩证的分析。对于在发挥市场经济积极作用的同时，扼制与克服它的负面性。孔子学说具有很好的思想调节作用。东方各国实行的所谓“儒家资本主义”已经提供了这样的经验。“中庸”的思想可以引导各个市场主体适度地而不是过分地追求利润：“和谐”的价值取向可以指导人们对市场经济实行调控。缓解社会矛盾：“仁”的观念可以帮助人们摆脱“经济人”的狭隘性，重视人际关系的协调和人性化管理的推行。这些经验对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如何解决市场机制和宏观调控的结合问题有重要的启示。应该指出，对于现代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的建立和发展而言，中国最重要的是实现“个性解放”的新启蒙。这正好是孔子学说的局限性之所在。但是。对于个性解放历程中发生的新矛盾，孔子学说是有调节作用的。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指导。构建社会基本道德规范体系。 　　如前所述。孔子学说中的“范畴”有三类，第一类是提出问题的范畴。例如“道”，这是一个哲学问题，既然是一个问题，其解答就可以是多样的，孔子自己就说，“道不同，不相为谋。”(《论语・卫灵公》)第二类是具有时代烙印的范畴。孔子的“仁”，是和顺当时的人际关系的“仁”，君子有之，小人不知“仁”为何物；孔子的“礼”，是反映等级关系的“礼”，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类，不适用于当代。第三类是具有普适意义的范畴。例如“己”与“人”，“知”与“行”，“诚”与“信”，“孝”与“悌”。到今天，第一类范畴依然是放在我们面前的基本哲学问题，需要不断去研究与解答；第二类范畴可以通过新释。超越当时的局限性，化作今天的社会原则；第三类范畴则今天完全可用。它们都是从“个人”到“家庭”再推及于社会的基本社会行为原则。今天，孝悌、忠实、诚信、和谐、推己及人等等，赋之于新时代内容，仍是构建社会基本道德规范时必用的范畴。我们要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引导下，为建立和完善当代社会的基本道德规范体系而不懈努力。 　　 　　(责任编辑　刘　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