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军思想工作的特点

作者：吴志忠

西安政治学院学报 2003年04期

　　美军由于国情、军情、军队建设思想等等与我军有着本质的不同，这就决定了美军的思想工作与我军相比有着自己的特色。

　　重视潜移默化的渗透性教育。美军专门安排时间有组织、有计划单独进行纯粹的思想工作并不多，而是将思想工作内容全方位渗透到军队的各项工作和活动中。渗透于征兵广告、入伍宣誓、部队新闻宣传工作、军官院校培训、士兵基地培训、军队行政管理、军队文体活动、军队宗教仪式等方方面面。如，美军新兵训练中很注重集体协同的内容，很多科目都是集体操作，两三个或四五个一组，互相帮助，互相支援，旨在训练培养团队精神。美军渗透性教育还表现在根据受教育者的利益需要、情感满足和个人发展要求，采用知识性、艺术性、趣味性、愉悦性和暗示性的教育内容，引导官兵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心甘情愿地、毫不在意地接受教育。比如，在美国杰克逊堡陆军训练中心，“军人价值观”的七条内容被制成宣传画、标牌广泛张贴，办公楼走廊里、训练场道路旁、连队宿舍墙柱上、士兵餐厅的房梁上到处挂的是这七条，每个军人随时随地都处在“价值观”教育的氛围中，不断受到熏陶。再比如，美军的国家意识教育，虽然也在条令条例中写了爱国主义的条款，并大张旗鼓地宣传要爱国、要对国家忠诚，但主要是通过各种活动让官兵了解美国政治体制、法律制度和国家决策过程以及比较美国与其它类型国家差别，让官兵在各种活动中，了解美国国情，“自觉”形成爱国意识。不久前我们观看的美国电影《珍珠港》中，执行轰炸东京秘密任务的队长中校与下属有一段思想工作对白，就很难体现美军思想工作的这一特点。下属问：“长官，如果我们飞机油不够怎么办？”中校说：“你可以自己作出选择！如果是我的话，我就冲向敌人机群，与他们同归于尽，绝不作俘虏。”实际上他已经给了下属一个明确而极富感染力的回答。美军之所以青睐渗透性教育有其特殊的原因。首先，这是基于他们对现代社会科学知识的运用。大教育家杜威认为，合理的道德教育必须以“表现个性、培养个性、反对上面的灌输；以自由活动反对外部纪律”为基本原则，以批评性探究作为基本的教育方式。[1](P136)拉思斯的价值澄清理论也认为，人特别是青少年在价值观形成过程中，如果屈从于外界宣传的、权威的、灌输的压力，不但容易造成其言行不一、口是心非，而且容易造成极强的逆反心理，从而教育效益低下。这种理论主张创造活动、营造氛围，让受教育者独立思考。这类理论在西方教育界十分流行，对美军思想工作影响也不小，美军院校教材中都吸收了这类观点。如西点军校《军事领导》教程中就引入了这些理论。其次，这是由美国国情决定的。美国是信息环境十分开放，个人主义盛行的所谓“民主、自由”社会，个人独立意识很强。在美国人看来，任何人包括当局是不能将政治观念强加于人的，即使灌输了人们也总是要根据多种信息源进行自我评价。当代美军官兵主体意识更强，更讲究思维独立、个性解放，对枯燥的思想灌输往往采取玩世不恭的态度。正是基于这一国情，美军大多采用潜移默化的渗透性思想工作方法，将带有思想倾向性观点暗示给对方，使对象相信这些观点是他们自己思想的产物，而不是别人强加的，从而达到教育目的。再次，这也是由美军性质决定的。美军官兵普遍对政治不感兴趣，往往对带政治色彩的正面灌输持反感的逃避态度。

　　重视采用“世俗化”的教育内容。美军思想工作也是很重视高格调的思想工作内容的，如强调国家利益高于一切，保卫民主制度和美国价值观与生活方式教育，特别是麦克阿瑟为西点军校提出的国家、荣誉、责任的校训，现在已经成为美国陆军的核心价值观。[2](P253)但美军的这些高格调的教育，也不是进行长篇大论的理论灌输和政治学习，而是十分重视密切联系社会及生活实际，采用很“世俗化”、生活化的教育内容，把大道理融入小道理中，其内容具体实用、富有人情味。比如，他们的集会教育，一般不会长篇大论。即使是战前动员，大话说得也不多，更多地是告诉你，美军武器先进，打仗安全程度很高，教会你如何注意当地风俗习惯，不要惹事生非，若被俘怎样求生保全生命等。美军思想工作还常常善于把重大的政治话题融入聊天式的气氛中，把严肃的要求从朋友式善意的忠告中提出来，细致诱导，寓教于情，寓教于乐。虽然是要你好好遵守纪律，但总让你有“替你着想”的感觉。比如，海湾战争爆发时，美军不少官兵思想一下子转变不过弯来，核心问题是不想离开家去打仗。这时，美军思想工作在媒体上开展教育：军人打仗，天经地义，家庭暂时分离，在所难免；离别虽然孤独，但通过通信联络，也可以增加感情；经历写成文字，永久保存，回味无穷。媒体还劝告说：在亲人离别之前，应谈谈联络方式和时间，以免挂念；当信件延误时，不要埋怨对方，应埋怨邮局；你若遇到不幸，最好暂不告诉对方，免得使对方焦虑不安，分散精力；应向对方表达爱情等。这些内容人情味很浓，很“世俗化”、生活化。美国是世界公认的实用主义的故乡。实用主义哲学体现在美军军事思想与实践的方方面面，大到全球军事战略和对外扩张政策，小到单个士兵的参战动机。美军的思想工作内容配置也必然受此影响，他们努力使理论原则形象化，抽象概念具体化，一般内容生活化。美军不太注重理论灌输的另一个原因是，由于美国资产阶级统治已经几百年，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理念在美国人心中根深蒂固，美国人在国家政治制度观点上比较一致。军队的思想工作更多着眼于军人生活和军队训练中出现的现实思想问题。因而，美军思想工作不太重视系统理论灌输。

　　依托军政一体化的教育体制。美军没有像我军这样的政治工作系统，而是由不同的部门和机构分管各类思想工作。美军这些部门和机构一般设置在各级军事系统内，与军事指挥、管理体制溶为一体。一是军事指挥官统一领导施行思想工作，各思想工作机构，就像其它军事机构一样，是作为支援部门或参谋部门而开展工作。美军认为，“对人的领导是领导者都应具备的基本技能。”，“政治训练在很大程度上要靠主要军事领导人”，需要由指挥官出面。”[3](P66)美陆军前参谋长麦克斯韦尔·泰勒认为：“仅次于完成其任务，军官的职责就是提高士兵的士气，增强他们的体质，提高他们的智能。”因此，美军部队中各级指挥官都是“一身兼二职”，既负责军事训练，也负责政治训练。二是基层思想工作主要由专业军士及基层指挥官共同负责。美军认为，牧师是做感化工作，而军士是做训导工作。这是从两个不同的角度做教育工作。三是美军思想工作机构虽然融合在军事体制中，但其本身又有脉络清晰的纵向渠道，上下对口，职责明确，实行分类管理。美军相对较为专业的思想工作机构主要有三大系统：宣传教育系统，包括新闻工作，从业人员有六、七千人之多；军史工作系统不仅做战史、战例整理研究，也做军队传统教育工作；牧师工作系统，大约700名军人编配一名牧师。四是军外还有一些辅助教育系统。如退伍军人协会、军中妇女问题咨询委员会等，主要做特殊群体人的工作。

　　重视发挥社会的教育功能。美军重视军队与外部关系，实行的是开放式管理。军人的任务比较单一，就是训练、打仗。军内的大量社会性事务都由社会承担。军内不仅有从地方直雇的大量的文职人员，而且各行各业的服务人员都有。美军允许军官或士兵自己购房或租房住在营区外，军人外出控制也不是太严，这就使得军人与社会联系十分密切。因而，美军更强调军队全面开放性，青睐借助社会力量来做思想工作。一是发挥民间或民间组织的思想工作功能。借助民间的一些历史名胜或博物馆进行教育或设立教育基地。美国的建国历史不长，但国立的、州立的和私人捐建的大大小小的博物馆却是星罗棋布。许多博物馆中陈列着开拓美洲的先驱们用过的铁锚、缆绳、破碗片等器具，记述他们的创业史。有些发生过重大历史事件的地方，还有演员“重视”当年历史事件的过程，描述当年的苦难和激烈战斗的场面，以警示后人。这些地方许多成了美军军人的教育基地。美军还常常邀请总统、议员、地方的专家学者讲授国家的历史、传统、国内外形势，让军人了解社会，增强职能意识；美军还鼓励官兵“走出营区”，参加一些诸如救灾、民事服务等活动，与民间组织联欢等以增强官兵群众意识。二是发挥大众传媒的思想工作功能。美军经常利用地方大众传媒做广告，宣传军队成就和军人的形象，既增强了群众对军队的了解和热爱，又激发了军人服役的荣誉感和责任感，起到一箭双雕的作用。美军为了扩大社会对军人的影响力，还建立了“新闻发布卡”制度。每年军方同地方有关媒体签订合同，当士兵有什么突出成绩或受到表彰奖励时，军方填好“新闻发布卡”寄给有关士兵家乡媒体，用社会舆论工具强化思想工作效果。三是发挥军人家庭的思想工作功能。美军要求连队的军官要与士兵家庭保持不间断的联系。士兵受到各种奖励或提升要发贺信让其家人知道；士兵生病住院要向家里通报情况，让士兵家人放心，并反过来通过家人做士兵的思想工作。美国《陆军军官手册》还专门推荐了两封给士兵亲属的标准信，让军官效仿。[4](P422)邀请士兵家属参加士兵的毕业典礼制度，美军认为它“可以增强士兵的自信心和荣誉感。”仅杰克逊堡一个训练基地，每年就有83000名士兵家属成为毕业典礼的特邀来宾。可以想象，这对新兵是一股多么大的激励力量。创造条件让士兵保持与家人通信联系。美军还认为，战时前线士兵心目中最关心的是自己的家庭、妻子和孩子。家里的一个电话、一封信能使士兵情绪饱满好几天。海湾战争中，美军在前线架设了直拨电话，让士兵随时与家人保持联系。目前，美军还在试验航母与家庭之间的“信息高速公路”通信设施，力争使海外值勤的水兵与家人联系更加快捷方便。

　　军队系统是整个社会大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军人来自于社会，与社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军人的思想状况和军队思想工作的效果无不受社会的影响。耗散结构论认为，开放是一切系统存在和发展的首先条件。一个系统只有在开放中不断与周围的环境进行物质、能量交换，不断从外界吃进新的信息流，才能使系统由无序向有序，旧序向新序发展；反之，倘若一个系统与外界环境隔绝，自我封闭起来，便会逐步到达无序（死亡）状态。美军重视社会性教育是有道理的，特别是随着信息社会到来，信息网络联接千家万户，官兵与社会和家庭的联系更为经常。

　　重视“法规制约”的思想教育作用。美军是以条令条例为基础治军的。他们认为“凡是法律、法规禁止的就是不允许的，凡是法律、法律没有禁止的都是允许的”。因而，他们重视法纪约束的“硬教育”，违反法纪不是着眼于帮教，而是着眼于处置，让官兵由于惧怕惩办而转变思想和态度。美军认为法纪制约的思想导向过程是：全面控制，行为塑造，赋予责任，给予特权。军人逐步完成由“没纪律—受纪律约束—自我约束”的转变；由“自由个体—团体成员—团队战斗”的转变；由“不情愿—服从—献身”的转变。美军思想工作法纪约束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思想工作本身的法制化。思想工作的内容、方式、方法、运行机制都有条令、条例作出明确的规定。这样使得思想工作有章可循、有法可依，思想工作如果落实得不好，必然受到法制的制裁。如，美军新兵基本战斗训练“红、白、蓝”三个阶段训练规范中，都明确规定了“价值观训练”在各阶段所占的比重。在“红段”中叫做“基础价值观训练”，在“白段”中叫做“价值观训练”，在“蓝段”中叫做“价值观教育”，体现出随着新兵的不断成熟，教育内容不断深化，教育要求不断提高。这样的教育比较规范、科学，规定军人有义务接受这样的教育，有义务在言行中体现出来。二是思想灌输内容与军队条令、条例内容高度一致性。美军涉及军事、政治、后勤、装备方面的法规条令多如牛毛，名目繁多，涵盖面广，应有尽有。仅美陆军部制定的法规条令就有900多种，陆军各部队的野战条令也有300多种，美参联会颁发的有关各军种联合作战的条令就多达100多种。美军这些条令条例中或多或少渗透有思想灌输的内容。有关军人职责、权利义务、道德标准、言行举止、处事方式都有专门或专门条令、条例加以规定，内容十分具体、明确，人人皆知。条令条例本身既是美军思想工作的内容，也是军人的行为准则，具有很强的约束作用。思想工作的自觉性和条令条例的强制性结合起来，更能增强思想工作的效果。

　　具有趋利性的思想工作风格。美国搞的是市场经济，追逐利益是他们的基本价值取向，靠金钱调动官兵的积极性是他们的基本途径和方法。美军认为，“单单用爱国心不足以引起以军队为职业的动力”；只有官兵对生活质量满意，他们才愿意在军队服役”；“军人家庭决不能生活在贫困之中”。美国兰德公司曾作过一项调查表明，物质福利是保持部队稳定的“最有效措施”。军人加薪10%，新兵入伍率一般可提高39%，[5](P122)美军还研究发现，军人是否愿意服役主要取决于四个因素：物质报酬多少，即工资、津贴、资金和退休待遇等；对自己从事的专业是否满意，是否感兴趣，是否认为这是自己最好的归宿；是否适应和喜欢军队生活；家庭特别是妻子的态度。因此，美军大多以立法形式明确规定军人的高工资、高补贴和高福利。一是保证军人较高或不低于地方同类人员的正式报酬。美国有《联邦政府工资对比法案》，军人工资与联邦政府雇员工资在与私企雇员工资比较每年都有增长，而事实上，军人由于有多种补贴，实际收入比一般政府雇员要高。二是利用多种津贴对军人实施激励。美军的津贴有：生活基本津贴、房租基本津贴、浮动住房津贴、家属住房津贴、交通津贴、分居补助、海外驻扎补助，此外还有一些诸如海上津贴、飞行津贴、医务津贴、科技军官津贴、外语熟练奖金、军法官津贴等。这些津贴数量也很可观。如1984年国会通过的《蒙哥马利士兵法案》规定服役期没有不良表现的士兵可获得高达3000美元教育补助；再如，从1999年10月1日起精通外语的军官每月可得到奖金300美元，对奖励军官学习和掌握一门外语起了很好的导向作用。三是解决官兵的家庭困难，免除军人后顾之忧。美军有较为完善的军人家庭援助计划。军人家属可在军人服务社购买特价商品，并享受公费医疗。美军是一些大基地都办有专供军人子女就读的小学和中学，军人子女可免费在这里读书。当军营附近没有军人子女学校时，军人子女也去费用昂贵的私立学校，由政府出资。美军的这些物质激励措施对官兵爱军习武意识的树立起了很好的思想导向作用。

　　美军形成趋利性的思想工作特点，具有其特定的原因。一是美军实行全志愿兵役制。美军认为，从军是一种特殊的社会职业，既要失去一定的自由，也面临一定的危险，特别是战时还可能献出生命。因此，从军打仗理所当然地要有较多的工资、较好的福利待遇，得到优于地方的学习、生活和工作条件。二是美国社会奉行“个人为中心”的价值观，人们无休止地追求物质享受和物质利益在整个社会具有合法性和认同性。没有物质利益谁也不会去卖命。三是市场经济普遍适用的“等价交换”的原则，要求“自由劳动力市场”环境。待遇优厚的企业和事业单位无疑具有很强的吸引力，军人没有丰厚的待遇，军队就吸引不了人才，军心就很难稳定。

作者介绍：吴志忠，江苏南通人，国防大学军事学博士，军事科学院军队政治工作研究所研究员，发表各类政工理论文章30多篇。北京　1000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