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众舆论读书笔记

第一章

外部世界与我们脑海中的景象

追溯既往就会感觉到，我们在认识我们仍然生活在其中的那个环境时是多么迂回曲折。 《约伯记》：神将大地悬于虚空。

只要记住几乎每一个政党都会深信不疑自己为对手所描绘的图像——它认为那就是真相，但那并不是真相，而是它想象的画像——它认为那就是真相，但那并不是真相，而是它想象中的真相，我们就会完全理解战争与政治的暴烈。

无论他们自身是否相信他们的公共形象，也无论他们是否仅仅允许宫廷内侍对这种公共形象进行幕后安排，他们至少有着两个不同的自我，一个是公共的与王室的自我，一个是私下的与凡人的自我。大人物的传记往往很容易就能变成这两种历史的自我。

在几乎所有时候，甚至是战争僵持阶段，足够扩大的范围内的感情才能被激发起来，以确认冲突、选择、犹豫和妥协。舆论的象征通常带有着这种利益平衡的标志。

我们对虚构和象征的首要关注，是忽略他们对现存社会秩序的价值，只把它们看作人类交流方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当今社会，只要他的利益并非不受外界环境影响，我们就必须依靠观念去应对那些超出视线之外并且难以把握的事件。（想象）

一个人对于并未亲身经历的时间所能产生的唯一感情，就是被他内心对这件事情激发出来的想象。

拟态环境：人在虚拟环境（人们的行动没有参与）中的表现是一种反应。没有参与活动的简称为思想感情，它在虚拟环境中没有出现明显裂痕之前，会经历漫长的过程。一旦虚拟事实的刺激产生了针对事情或他们的行为，矛盾会迅速发展。人对环境的调适是通过“虚拟”这一媒介进行的。

对虚拟的用法加以取舍，等于直接展示感觉的消长。刷新虚构优势就等于用完全天真的眼光看世界，二天真本身并不是智慧，尽管它是对智慧的补充和矫正。

直接面对现实环境实在太庞大，我们不能驾驭它所以只能对它进行重构。

虚拟环境是人性和环境的交杂物。

他人脑海中的图像——关于自身、关于别人、关于他们的需求、意图和人际关系的图像，就是他们的舆论。

如果舆论要发出声音，那就必须利用新闻界加以阻止，而不是像今天的情况那样由新闻界加以组织。组织首先是政治科学任务，应当得到策划者的适当地为，并走在实际决策之前，而不是充当决策作出之后的辩护士、评论人和报告人。

第二章：审查与保密

正在发生的事情的知情人越少，控制人们的行为就越容易。

如果没有任何形式的审查制度，这个世界就不可能存在严格意义的宣传。为了进行某种宣传就必须在公众与事件之间设置某些屏障。在一个人创造出他认为明智而可取的虚拟环境之前，必须限制他接近真实环境。

事件和谈论事件的舆论之间的那种距离叫做保护。

第三章 交往和机会

虽然审查和保密在源头上截住了大量信息，但是更大量的真实本来就不会传到整个公众那里，或者传的很慢。因为观念有着截然不同的传播范围。

一个人的收入情况对于他同外部世界的接触有着重大影响，如果有钱，他就能够客服几乎所有的交流障碍，把世界上几乎任何已知的事实纳入他的视线。

自给自足的社交圈子和群体。同一个圈子的人，交往是没有障碍的。

大多数成员都满足于生活在这个圈子里面，实际上是把他们当作整个世界，社交领袖们除了要熟知自己这个圈子的情况除外，还要不断认识在整个社交界的等级体系所处的位置。

惯例的亮点：上流社会才会有可能被下层社会模仿。模仿是没有止境的。

实际上圈子里的公共事务与私人事务的区别实际上已经消失。这个圈子的私事就是公事，公事就是私事。

（大社会即地方社交圈子曲曲折折地扩散„„）

问：社交圈子在我们与世界的精神联系到底发挥着多大的作用，它是都么倾向于把可以接受 的观点弄得一成不变，然后如何对它进行评价。

进行真正有效的思考时，一个非做不可的事情，就是清理各种判断，重获一种单纯的目光摆脱各种情感，充满好奇并且心怀坦诚。人类历史就是它所表现出来的那个样子，按照“大社会”的尺度进行政治思考需要一种忘我的沉静心态，这可不是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能做到的。我们全部受到了公共事务的影响，但是我们全部沉溺在私人事务之中。我们的时间和精力有限，不愿意费力注意那些还没被视为理所当然的建议，而且我们受到不断的干扰。

第四章：时间和注意力

第五章：速度、词语和清晰度

我们看不见的环境是通过词语报告给我们的。（翻译是有情感的）

语言就是一部暗淡的隐喻组成的辞典。

我们很容易把两个只有部分相同之处的东西看作是一回事。

在每个阶段，部分的成功会刺激其他阶段的发展。

在绝大多数先进民族中，那些比较先进的人们在屡遭失败的试错过程中则必定会创立某种新的原则。

智猪理论。对刺激的疲劳。在现代工业环境中，思想浸泡在噪音之中。它的辨别能力经常变得呆板而愚蠢。当环境使思想成为累赘时，“不可承受的思想负担”就真实一种负担了。公民是在一种大概无以复加的恶劣环境下履行着危险的政治职责的。

只要他像囚徒一样整天甚至整夜拥挤在人群中，他的注意力就会一直飘忽不定的漫游状态。甚至不知道自己是那种骚乱的受害者。

一种“广泛的感召”考虑的是联想的特性，它针对的是那些广泛分布的感情。“狭窄睡晚”或“特殊的”感召力则是针对着那些不同寻常的感情。

与我们的公众舆论有关的环境是通过许多渠道折射出来的：通过源头的检查与保护，通过另一段的物质与社会障碍，通过飘忽不定的注意力，通过贫乏的语言，通过涣散的精神，通过无意识的情感丛，通过损耗、暴力和千篇一律。

第六章：成见

见解=别人的报道+我们的想象

目击者对事后减弱了的现场印象做些添枝加叶的处理

能给这个世界造型的并不仅仅是绘画、雕塑和文学意义上的艺术，还有我们的道德规范、社会哲学以及政治煽动。无论我们观察对象是什么，我们都会根据自己所熟悉的某种艺术手法为其造型。

如果一个艺术家没有完全按照我们的方式描述对象，我们就会感到不快。

如果我们不能充分理解别人的行为，那么在了解到他们的心思和见识之前，为了公平起见，我们不仅要对他们所处理的信息，而且也要对他们据以传播信息的观念做出评价。（eg收到了美国化的熏陶，再按照美国化的标准看待地主和雇主）

成见具有如此自负的性质。

在未经过专业的训练，我们会选择那些很容易辨认的环境标志。这种标志翻涌的是观念，这种观念则会由于我们丰富的想象力而膨胀。

“标签党”与刻板成见

导致我们看到世界之前就被告知它是什么模样。我们在亲身经历之前就可以对绝大多数事物进行想象。除非收到的教育会让我们具有敏锐的意识，否则那些先人之见就会强烈影响到整个感知过程。客体被划分为亲属两类。

人们为了进行观察而接受预先的习性，只会导致错误而不会带来便捷。

审查者一般会对艺术去接，几乎老师愚蠢试图阻止别人发现未经他们认可的事物。

照片、电影对我们的想象力行驶者管辖的权力。

我们的某些方面的确是寄生在我们的社会遗产上。

第七章：作为屏蔽的成见

成见系统也许是我们个人传统的核心，是我们社会地位的保护。

一个世界如果成为我们崇敬的人一钱不值，我们鄙视的人高高再上的世界，那就是一个令人心烦的世界。

成见是对我们自尊心的保护，是投射在这个世界上的我们自身的意识，是我们自身的价值观念，我们自身的立场和我们自身的权利。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缺乏差别会消解制度。有的人天生就被造成了奴隶，适合成为别人的财产。即凡是奴隶的人，天生就想做奴隶。

有些人天生就是自由的，另一些人天生就是奴隶。——先入理性被投入应用。

如果我们看到的完全符合我们的想象，成见就会加深。

如果经验和成见发生矛盾，就有了麻烦。——要么认为这是规律的例外，要么成见被修改，要么被颠覆。

第八章：盲点与价值

我们的一成不变的世界并不是我们喜欢的世界，它只是我们寄予了希望的世界。

一个思辨性的新观念如果未能表现出某种外在的具体形象，或者未能得到显著的有形证据的支持，那就很难打动和渗透进一个共同体的普遍意识。

悲观主义与乐观主义之间，它总是带给热门不断变革的希望，而时间能够看到的变革却表现为对自然的征服。斯宾塞“走向完美的变革”

目标被忽视了，我们限于满足感和劳动以及娱乐当中，却取代了与自然的交流——一种宗教观。

每一个成见都有一个点，在那个点上，全部努力均告停止，事情会按照你喜欢的样子自行发展。那种步步为营的成见会强有力地刺激行为，几乎是人完全忘考虑一下这是什么样的行动以及为什么要这样行动。

第九章：规则及其敌人

任何学科的专门知识都在成倍地增加我们打算发现的东西。

经过改装和润饰，这种被经济学家用来简化他们四位的纯粹的结构便得到普及和传播，最后成为广大民众中间理性的当代经济神话。

成见系统一旦完全固定下来，我们的主意力就会受到支持这一系统的事实的吸引，对于和他相抵触的事实就会视而不见。

无论激发起什么样的成见，都会受到相应的感情的裁断。

人们会抱着谦虚的态度来看待自己的信仰，因为他们知道那是不确定的，不完美的。

一个人一旦接受了一项准则，就会逐渐具备该准则所要求的那种人性。

绝对他们对行为的信仰要素是他们对事实的看法。

一种舆论会针对一组事实进行道德判断。

只有我们习惯于把我们的观点看作是我们通过自己的成见得到的局部经验时，我们才能真正做到对反对者的宽容。

秉持成见的人认为反对派是危险的，我们就会在反对派中去寻找恶棍和阴谋。

第十章：发现成见

任何宪法的修正条款都是一种显著的标志，说明了修正案的作者们对于他们的主张可以连续影响若干代人是多么充满自信。

一种严格的价值尺度有着非常敏锐的相对时间感。

我们对于更行的持续其并没有切近的清晰度，我们能够直接感受到的最长持续期，就是所谓的“虚拟现实”，这种感受只能历时六秒。

你采用什么尺度，一切取决于实际目的。

信仰阶梯：如果未来过于遥远，人就会把仅仅是可以想象到的事情转而想象成完成可能的事情，进而把这种可能的事情想象成确实会发生的事情。

我们总认为发生在后的就是结果。我们总是认为两件事情同时引起了主意，那就说明它们有联系。

激起了同一种情感的记忆会被纳入到一个因果体系。一切令人快乐的的，一切令人讨厌的事情都是这样。

古时的恐惧被比较晚近的恐惧所加强，汇集成一大推乱七八糟的恐惧感。一切可怕的事物都是其他一切可怕事物的原因。

我们不喜欢修饰性的副词：大概，可能等等，在我们无拘无束的时候，我们喜欢把一切结果说的那么绝对。

我们感到很无助，并非不可抗拒。钟摆仍然在全能和无能之间摇摆。

第十一章：兴趣的激发

对于思想来说，名称是一种劣币。

我们会把人的特性归并到我们印象的名称里面。英国的历史就被压缩成了英国。

电影、广告等要想激起一个人的兴趣，首先要对原型进行抽象，然后用抽象来产生刺激。

那些长于直觉的人往往能够比形象加工者更好的领悟事件的特性和行为的深意。他们或许能够更好地驾驭自己的生活。由于空间和触觉的隔阂，理性极少需要进行这种感知。

认知可以来自于共鸣。

图像可以增强认同感。

那些被公认为是现实的、善的、恶的、值得向往的事物，并不会永恒不变。它们得自以往的经验，由成见加以巩固，并被用于后来的事物进行判断。

现实生活几乎从不给予的东西——种种困境彻底消解；行善的痛苦与作恶的成功„„变成了对美德的颂扬和对美德之敌永恒的惩处。

煽动就好耗尽人们对于现实的兴趣。

当流行的虚构吧自己和一切破球需求搅合在一起，到了激战的时候，形成了联合体的本来的自我和本来的成见，可能就彻底消失了。

第十二章：重新思考自我利益

听故事的人各具特色，他们把自己的特性给了故事。

有的貌似幸福的人在他们的圈子以外却处处残忍，还有那些人则越是憎恶家庭、朋友和工作越是洋溢着对人类的爱。——人们处理各自事物的那些特性并非一成不变。

没有任何一个自我会一直不停地起作用。

如果一个人的各种自我互不相干或者前后矛盾，我们就会不信任他。

我们的自我是在所有影响着我们的人的帮助下形成的，它们决定者饥饿中冲突突出出来。

财产不公然人们更愿意相互折磨而不是合作。

不可能使每个人都产生阶级意识，因为社会主义哲学是建立在对命运的预见之上这一骄傲的说法就站不住脚了。它靠的是对人性的假设。

一个人的不同经济交往会限制或扩大其见解的范围。

为什么资本主义的革命在最薄弱的环节发生了呢？人们的阶级地位不可抗拒地产生了一种利益观念但是这种利益观念不可能自动生成。马列的传播业没让它自动生成。人们不仅应该认识不同阶级的利益观念，还应该为每个阶级提供关于经济利益的观点和获得这一利益的一贯政策。但是，人类的所有阶级在自己的经济利益是什么的这一问题都陷入了持续不断的困惑中。

人有恐惧的本能，人恐惧的对象和消除恐惧的途径，不是由出生时决定的，而是经验决定的。

欲望和行为都是学来的，而令一代人可能就会有不同的学法。

他找不到理由放弃自己最高的理想，除非他把它当成不可知的事物。

第十三章：兴趣的转移

人们疲于思考，就只会谈论名称。他会很快陷入这种偏爱词语的状态，开始不顾对象，只谈论名称。到了那个时候，他就没有办法知道，名称什么时候脱离了最初的对象，变成了与其他对象纠缠在一起的混合物。在充满了偶然性的政治中，防止这样的偷梁换柱更加困难。

如果你能找到一的刺激因素来唤起他们同样的感情，你就可以用它来代替那个最初的刺激因素。

第十四章：是或不

象征之所以合我们的意是因为，传递象征的人是和我们意的人。

我们对于真理的追求就在于刺激专家并迫使他们对任何信誓旦旦的异端邪说做出反应，在争论中，我们判断谁会胜出雄辩

一部机器的次要成员并不是根据对领袖智慧的独立判断来决定他们的忠诚。特权式相对的，一体均沾湿不可能的。

对于遥不可及的局势，大众能采取的形式是有限的。所以他们的观念不是单独产生出来的，是不得不选择的选择。

选拔——弄得复杂化而延缓或者模糊了一部机器的需要。

第十五章：领袖与平民

追根问底很容易打断个人意志向公共象征的情感转移。

人们乐意相信某种政策在无法想象的将来，在一个看不见的地方使他们获益。

政策的实施首先需要感情共同体。

我们不会考虑我们的意见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手头的事情。

第十六章：自我中心的人

进行统治最困难的也是最重大的问题就是如何把个人见解的力量传导给公众行动。

如何解决人的现有注意力和他们对个人尊严的无线信仰之间的冲突，前辈民主政治论者并没有掌握什么诀窍。

存在着并不了解注意力限度的芸芸众生，那是政治科学的主要前提。他们的立足之地是沙漠。他们早已经亲身证明了一种非常狭隘地以自我为中心去认识世界所产生的结果。但是政治思想家们，从柏拉图、马基雅威力到民主政治理论家始终就是围绕着自我为中心的人进行思索的，后者不得不始终凭着头脑中聊聊几幅画面来看待整个世界。

第十七章：独立的共同体

英国作家霍布斯的著作，《利维坦》全书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开宗明义宣布了作者的彻底唯物主义自然观和一般的哲学观点，声称宇宙是由物质的微粒构成，物体是独立的客观存在，物质永恒存在，既非人所创造，也非人所能消灭，一切物质都于运动状态中。第二部分是全书的主干 ，主要描述自然状态中人们不幸的生活中都享有“生而平等”的自然权利，又都有渴望和平和安定生活的共同要求，于是出于人的理性，人们相互间同意订立契约，放弃各人的自然权利，把它托付给某一个人或一个由多人组成的集体，这个人或集体能把大家的意志化为一个意志，能把大家的人格统一为一个人格；大家则服从他的意志，服从他的判断。第

三部分《论基督教国家》旨在否认自成一统的教会，抨击教皇掌有超越世俗政权的大权。第四部分《论黑暗的王国》，其主要矛头是针对罗马教会，大量揭发了罗马教会的腐败黑暗、剥削贪婪的种种丑行劣迹，从而神的圣洁尊崇，教会的威严神秘，已经在霍布斯的笔下黯然失色。

利维坦（Leviathan），圣经和合本译为鳄鱼，和合本修订版译为力威亚探，天主教圣经思高译本译为里外雅堂，是《希伯来圣经》的一种怪物，形象原型可能来自鲸及鳄鱼。“利维坦”一词在希伯来语中有着“扭曲”、“漩涡”的含义，而在基督教则是与七宗罪中的“嫉妒”相对应的恶魔。

民主行动的范围是一个限定的空间。在警戒线内，目标就是做到自给自足、避免纠纷。在对外政策上，民主政体通常是光荣孤立和违背理想的外交之间二选一。

人们不得不相信，人们必须依靠自己的良心来释放政治智慧。从绝对原则中演绎出来的法律夺走了他们的大量自由活动。

第十八章：压力、自由授权及特权的作用

麦迪逊：在组织一个人通知人的政府时，最大的困在在于必须先使政府能够管理被统治者，然后再使政府管理自身。

联邦党人是为了联邦而不是为了民主声辩。

宪法大于民主。人们觉得取得了精神的胜利。

我们往往认识不到，我们政府的稳定性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得益于这种自由授权。因为它且惯了那些天生的政治领袖与自我中心的共同体过于密切的联系，削弱了地方精神并且促成了某种和平的合作，正是那些作为地方名流而又缺乏共同体利益意识的人们，曾经分头撕裂了联邦。即相距遥远而又各怀心思的共同体是不可能抱着同样的观点和目的进行长期合作的。

决策制定完毕，官员的焦虑才刚刚开始。

第十九章：旧物新装：基尔特社会主义

——公社化的并不是国家的国家

任何社会行为方式的自治，真正的民主在于提高人们的尊严，能过表达社会意志。 一个国家的功能是一种概念，不是经验，必须经过想象、虚拟、教育和信仰。

功能性民主的实质就在于，一个人要许多次计算有多少与他有关的功能。

如果每个选民头脑中没有这样一个稳定的功能系统，那么他在基尔特社会中并不比在正统民主体制下能够更好地把一种自我中心的见解转化为一种社会判断。

第二十章：新形象

基尔特社会主义只关心自治，但是脱离了人的实际利益因为人关系的远远不止于自治。人们渴望自治是为了得到自治带来的结果。

文明质量的决定因素是权力的使用方式，而使用方式是无法从源头控制的。

第二十八章：诉诸理性

在理性与政治的第一次大邂逅中，理性的策略是愤而退场。

《公众舆论》读书笔记

1．《》内容回顾整理

沃尔特·李普曼的《公众舆论》是传播学的奠基之作，它第一次对公众舆论作了全景式的描述，卓有成效地梳理了舆论研究中一系列难以回避的问题，如：“公众舆论从何而来，它是如何形成的？它能造成什么样的结果？”等等。但是不可否认的，对于其他的一些关键问题，如：“公民个人是否是理性的（是否具有理性的做出判断的能力）？精英治国所掌握的制造同意和共同情感的技艺是如何掌握的？同处于虚拟环境中，领导者是遵循着何种途径脱颖而出成为意见领袖的？等等问题”，李普曼仍然处于一种怀疑和思考的态度，并没有给出确切的定义和描述。因此，本篇读书笔记就要在对于《公众舆论》这本书的内容整理的基础上，找出一些书中并未给出答案的问题，并且做下一步讨论。

1．1《公众舆论》的写作背景

从李普曼的《公众舆论》中时时出现的有关时政和时局的案例，我们不难发现：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政府宣传机器为了战争胜利在国内国际大造舆论的种种做法给李普曼思考的“虚拟环境”问题留下了深刻的影响。虚假的、偏见的战争报道，以及战前战后参战和分赃中出现的一系列有悖于传统道德约束的很多问题，被媒体和当局巧妙的遮蔽了。在整个媒体参与营造虚拟环境的过程中，普通公众在资源和信息匮乏的情况下表现出的认识事实真相的“无力”和精英阶层对于整个局势的控制，在这个历史阶段突出的表现了出来。

1．2《公众舆论》的章节安排

李普曼在《公众舆论》中主要提出了这样的一个观点：因为种种因素的影响，公众舆论是非理性的。本书的前四部分分别就影响公众不能作出理性判断的三个因素分别加以阐释：

第二部分 对外部世界的研究

由于信息流通的不通常、不完全，信息资源的有限，由于人类作为交流工具的语言的不确定性和不统一性（相似于皮特斯在《交流的无奈》中提出的观点），还有社会中存在的种种把关和筛选信息的制度之存在，公众处于一个虚拟环境之中，无法直接、真切的得知与自己所处环境相隔甚远（时间上、空间上）的事情的真实情景，因此，通常会作出非理性的判断。 第三部分 成见

由于固有的成见、偏见、固有的价值观念的存在，公众对一件事物的认识很难达到准确。 第四部分 兴趣

由于兴趣、自我利益等因素的不同，公众作出的判断往往是主观的、非理性的。

在第五、第六部分，李普曼详细的阐述了公众舆论是如何被左右的。

在公众意见庞杂、非理性的情况下，作为领导者的人通过制造同意、制造模糊概念、寻找共同情感等一系列手段，将公众的情绪和意见整合起来，形成了所谓的公众舆论，因此公众舆论是可以被操纵、可以被疏导、可以被利用的。而在公众之中走出来的领导者，并非是民主制度的坚定执行者。很多看似民主的、顺应民意的决定和决策，很多时候是通过暗地操纵、疏导公众舆论造成的。

2．读书线索一：公众舆论和公众是非理性的吗？

李普曼在《公众舆论》中肯定了公众舆论的非理性，认为公众是否能够真的形成一股势力强大的、内容一致的舆论还是未知数。但是李普曼似乎没有涉及到一个更本质的问题，即：公众的非理性并不代表个人的非理性（群体动力学的影响），个人的非理性是否是由于缺乏理性能力，抑或是因为被群体的力量所左右（沉默的螺旋），作为公民的个人是否具有足够作出理性判断的能力？

2．1 文献综述

在美国20世纪初期，李普曼对于公众舆论非理性的见解与杜威的“参与式民主”的思想似乎是针锋相对的，但是其实两者之间也并非绝对的对立。德国的批判学派社会思想家哈贝马斯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一书中也涉及到了公众领域形成的问题。

2．1．1杜威《The Public and Its Problem》

杜威认为，民主的基础是对人性之能量（能力）的信赖，是对人的理智、对集中的合作性经验之力量的信赖。这并不是相信所有这些都是完美的，而是相信，只要给他们机会，它们就能够成长，并不断创造用以指导集体行动所必需的知识与智慧。

对于公民是否具备理性的智慧，杜威则认为，公民虽然不具有为政的技艺，但是“鞋子在什么地方挤脚，他们还是能够感觉出来的”。智慧的分布虽然并不平均，但是只要相信个人的能力，组合起来形成集中智慧，就能作出贡献。

对于李普曼的“技术精英治理国家”的思想，杜威坚决反对。他认为所谓技术精英，他们的智慧其实与普通的大众没有实质性的区别，因此两者还是可以沟通的。

2．1．2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

哈贝马斯对于社会结构有自己一套独立完整的体系。在其《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中，他总结归纳了欧洲多个国家公共领域形成的历史脉络，并且强调了：公民财产私有、公民真正可以以一个“私人”的身份独立于旧有的国王封建辖制之外，是形成公与私对立、随之产生一个沟通两者的公共领域的基本条件。公权和私权、公利和私利之间存在冲突，公共领域开始的存在是作为一个抒发、宣泄，最终能够实质性的影响到国家决策和法律制定过程的这样一种力量。公众舆论在其中有两种不同的作用：作为批判的作用和作为交流的作用。作为批判的公众舆论是建立在保护私人领域的基础上的，而作为交流的公众舆论是建立在诸如道德的基础上的。

2．2 公众舆论的非理性、公众的非理性

公众舆论是非理性的，李普曼从公众本身的认识局限和意见领袖的强势两个方面阐述了这个问题。公众认识的局限源于虚拟环境，而意见领袖对公众舆论的控制和操纵则源于其能够在不同的意见中制造同意。公众在虚拟环境中受到刺激，却在现实环境中作出反应；意见领袖通过对于不同意见的整合，让公众认为最终作出的决定确实是延续了自己原有的想法和意见，自己的利益最终得到了实现和保留。

因此，在以上这样一个“弱势”一个“强势”，一个“有能力”一个“无能力”的对比中，意见领袖的地位无形中占据了上风，所谓技术精英通过自己所具有的技术和智慧，能做出比普通公众更加理性和科学的决策，因此将公众的地位踩在了脚下，建构出了一幅“精英引导群氓”的图景。从这种程度上说，公众的确不能独立思考、思辨，其着眼点的局限性也就决定了其落脚点不可能顾全整个局面，最终必然被一种统一的、影响力巨大、包容性极强的公众舆论所吸收。而少数人一旦具有了够操纵公众舆论的技艺（甚至构成了事实），就更加不能说公众舆论是理性的了。

2．3 个人的非理性：能力问题还是环境问题？公众舆论的非理性：主动还是被动？

信息的不畅通、不完备，虚拟环境的产生，对公众做出理性的判断带来了巨大的障碍。因为身处于这个环境之中而无法做出判断，那么是否能以此断定作为个人的公民就不具备独立理性判断的能力呢？显然不能。视野的局限可以是主动的，也可以是被动的。虚拟环境可以由主观因此产生，也可以由外部力量建构，如一战二战期间的宣传工具。因此，身处于其中的个人是由于个人智慧能力的缺乏还是被虚拟环境所蒙蔽、被限制其看到事实，是有待考察的。个人会做出非理性的决策，是因为其本身能力的缺乏还是环境造成的障碍？李普曼似乎没有特别提及到这个问题。即时个人真的具有这种理性和智慧，而始终无法看到现实环境中发生的事件，那么这种情况就不仅仅是操纵舆论这么简单了。作为精英的阶层是站在“普渡众生”的高尚角度来引导“群氓”还是通过“焚书坑儒”的愚民洗脑以维护自己作为精英的地位和统治呢？公众舆论是否可以“理性起来”？是它自身不可以做到“理性起来”还是社会精英不希望它有能力“理性起来”呢？公众舆论的非理性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这个问题，李普曼在《公众舆论》一书中似乎没有展开讨论。

3．读书线索二：精英治国

作为技术专家的精英治理国家，李普曼认为，具有统治和领导技艺、具有制造同意的技艺的精英群体，可以整合公众庞杂多样的舆论，使之最终合为一股。通过这种技艺，能够掌控舆论，稳定形势，取得优势地位。明为民主，实为寡头。

3．1 文献综述

西方文化中的精英主义理论是怎样一种思想呢？笔者一斑窥豹，通过几部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来简单了解一下。

3．1．1 亚里士多德《》

在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当中提出了一套整体的模型，按照统治人数的多寡，分别是：君主政体、贵族政体、共和政体。这三种政体又有三种变体，分别是僭主政体、寡头政体、暴

民政体。第一类政体类似主人与奴仆，第二类政体类似家长于子女，第三类整体类似于老师与学生。

技术精英治理国家，在李普曼看来，应该就是属于贵族政体的类型；而在杜威看来，就应该属于共和政体的类型。亦即：精英对于公众应该是家长还是老师？他们进行统治和决策还是提供知识和意见？

3．1．2 柏拉图《理想国》、马基雅维利《君主论》

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提出用“哲人王”这种精英人士来担任国家的主人，但是却没有提供制度上的保障。他希望由精英运用其精英的方法和思想来治理国家，但是最终却也不得不面对现实，希望能够有开明的政体能够启用哲人，用他的智慧来领导国家，类似于舵手为航行指引方向。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当中则开始公开讨论作为统治者所需要具备的压服众议的技艺，他强调统治者所要具备的种种技艺，也使一种间接涉及到精英治政的想法。

3．1．3 精英主义

系统而有影响的精英主义形成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20世纪70年代达到其发展的顶峰。早期的精英主义发源于意大利。莫斯卡、帕累托、米歇尔斯、奥尔特加、勒庞等人在批判大众民主的基础上发展了早期的精英主义理论，韦伯、熊彼特等人则从民主政治出发，论证了精英民主的政治合理性。当代的精英主义者，如伯纳姆、米尔斯等人则从经济和制度的角度论证了精英主义。精英主义的兴起反映了西方思想界对大众民主兴起的保守态度，人们试图以精英主义来对抗大众民主的潮流。受到来自多元主义、社会主义等思潮的批判和挑战,精英主义在当代日趋衰落。

3．1．4 柏拉图的“洞寓”，放映假人假兽虚像的精英

能够从洞中的束缚中挣脱出手脚，柏拉图认为那个囚徒是偶然做到的。挣脱出之后能够完成第一次的灵魂转向，走出洞穴看到了这个世界的本真，就仿佛从虚拟环境中成功地突围，最终看到了现实世界的太阳。

柏拉图的“洞寓”始终还是一个比较简陋的故事。我很好奇的是这个囚徒在两次灵魂转向（出洞和进洞）的过程中，是否看到了那个一直在土墙后面负责放映假人假兽的投影的那个人？如果说一定要把柏拉图的“洞寓”中的情节拖进现实世界中一一对号入座的话，那么我想这个负责抬着假人假兽放映虚像、往洞中的火堆里不断添加木柴的人，就是精英。

而那个最终命丧于“背离主流意识形态”的先知囚徒则不过是一个很普通的、从虚拟环境中遁形了的个人。他没有受到主流的公众舆论的影响，强行脱出，而后又强行突入试图劝服公众、妄图改变公众舆论的主流方向，最终不会被精英亲手抹杀，只会被精英培养出来的公众所抹杀。

3．2 精英能够完全控制公众舆论？

在李普曼的《公众舆论》一书中所提出的技术精英治理国家的思想其实也是精英主义在现当代的一种延续，即：不相信公众能够做出理性的判断、具有治理国家的智慧，实际上也不能自发的形成对于一个公众问题的共同认识。这种精英主义的思想，配合以大众传媒的迅猛发

展，似乎是更加如虎添翼：运用大众传媒的宣传手段能够更加顺利的建构出社会事实，或掩盖社会事实，从而人为的建构起一片虚拟环境。而公众舆论在这样的环境下，似乎就更加缺乏独立判断的信息和技术支持，随着虚拟环境的不断变化而不断地调整自己凌乱的步伐。 在我看来，这种想法更类似于传播效果论里的魔弹论：经历了世界大战宣传机器的狂轰滥炸，很多学者倾向于相信公众就是应声而倒的子弹靶子，公众舆论其本身的公共性和合理性也愈加的岌岌可危。

这种强效果论的观点，可以说是李普曼在考虑公众舆论问题时的一个突破点（在20世纪２０年代左右的世界），但是也有着一定的历史局限性。公众是否真的会“那么顺利”的沦落为虚拟环境任意可以摆布的奴隶呢？公民作为个人的智慧和理性是否会因为环境的强势而彻底泯灭呢？李普曼其实在《公众舆论》中并没有回答公民作为个人是否具有智慧和理性，只是认为即使他们具有理性，面对这样一个普遍非理性的环境，个人或者多个人的理性也是无济于事的，“以理性的方式对付非理性思维的世界，原本就是困难的”［李普曼，《公众舆论》，P292］。并且，“当理性与政治的第一次大邂逅中，理性的策略是愤然退场”[李普曼，《公众舆论》，P292]。

因此，公民作为个人是否具有理性根本就不在李普曼的考虑问题之列，他如此的相信，当理性的个体面对非理性的群体、非理性的政治（规则）甚至是整个非理性的公众舆论时，被影响、被同化、被划归到一个大的群体中消去棱角和特殊性，最后形成一种共性的模糊，是必然的结果。只要具有这种模糊界限和利益，利用现代通讯手段在全世界范围内恢复“共同意识”的尝试也未尝不会取得成功。

3．3 精英是如何从虚拟环境的边缘产生的？

那么，问题是，在基本上涵盖了全部人口的公众（偏离世界的舆论而孤独的囚禁在诸如与世隔绝的小岛上的士兵之类的人除外）当中，是哪些人能够超然置身于混浊的世外，透过亦真亦幻的虚拟环境俯瞰到整个现实世界的全貌并且从中斡旋、制造同意从而操纵引导公众舆论的呢？他们，也就是所谓的技术精英，是如何从公众中产生的呢？是原本就世袭着精英身份的人始终站在整个现实世界的观景台上、站在洞穴中负责放映投影的虚像，还是真的有一些智慧超乎寻常的平民能够从假人假兽的交替渐变中看透了世界的本真、从而爬出了洞穴呢？ 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中所提及的作为君主所必需要具备的一些技艺，似乎是在说，作为精英也需要从头学起、从最本真的社会运行规律学起。这点在《理想国》里就比较虚无缥缈，因为哲人王的智慧到底是怎么来的呢？柏拉图认为是“天赋”的，是上天用金子把他们做出来的。现代的观点认为，精英产生于教育。良好的家庭教育、超前的深度的学校教育和进入上流主流社会的社会交往中所得到的教育和熏陶对培养一个精英是非常重要的。因此能够让人成为精英的教育始终与出身的高贵相挂钩。但是，这种“精英是教育出来”的说法其实和柏拉图的“天赋”观点没有什么两样——只有出生在高贵的家庭才能享受到精英的教育，那么作为一个新生命，他能否生在富人家呢？这完全又是一个“命定”的东西。

李普曼在这点上，也没有对旧有的精英主义的观点有任何突破，用“个人的理性敌不过世界的非理性”来回避了个人理性的产生问题。

4．结论：“以理性的方式对付非理性思维的世界，原本就是困难的。”

在李普曼先生《公众舆论》一书的最后，我发现了这样一句话，似乎从某种意义上解答了我在阅读这本书的过程中所遇到的一些问题。其实，李普曼先生认为，去探讨公民做为个体本身是否具有能够理性的做出判断的能力，这个问题本身就是没有必要的，也是徒劳的。即使个人是理性的，但是面对着价值观、偏见和虚拟环境的影响，用理性的方式来对付这样一个非理性思维德世界，原本就是困难的。

与这种观点相类似的还有勒庞在《乌合之众》之众对于集体无意识的非理性的阐述。勒庞认为，群体心理是一种低劣的、无理性的、极具破坏性的力量。来自于法不责众的侥幸心理、来自于强大的同盟的力量、来自于瞬间爆发出来的炽烈的情感，即使是理性的个人也无法逃脱这一轮非理性的巨大漩涡之中，一同做出完全违背日常行为规范和情感标准的暴力事件来。 那么由此看来，不论是李普曼还是勒庞，在面对所谓的“公众的声音”这个问题上，都是有些悲观的。他们看到的是一个满目疮痍的世界和在这样一个时间中随波逐流的民众以及他们发出的令人匪夷所思的声音。这与他们生活的时代、生活的国家的历史有着紧密地关系——法国大革命的暴民政治、雅各宾派的血腥屠戮，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宣传机器、凡尔登绞肉机的猛烈冲击……所有的无论是事实还是意见的诸多画面都融合在了一起，而在这样的发生巨大变动的社会中的人们，无不以一个弱势的、无力的同时又容易被人操纵的形象出现。看到了这样的“社会现实”的如李普曼和勒庞这样的社会学者，自然会萌生出群体的非理性、公众舆论的非理性这样的观点。

但是我想说的是，即使他们能够用如此细腻、思辨的笔触把这样的一个宏大的社会场景和人们的心理动态呈现在我们面前，也不能够忽视的是——这仅仅是社会的一个层面、一个角度。如果真的如同李普曼所讲述的虚拟环境发挥着作用那样，他们也许还有很多其他的方面没有看到，这些方面就是我相信的：仍然有理性的人能够抗拒虚拟环境的影响，发出理性的、思辨的、高亢的声音——不论这些人是精英还是草莽。（完）

5．参考文献

《公众舆论》，沃尔特·李普曼，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交流的无奈》，皮特斯，华夏出版社；

《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哈贝马斯，学林出版社；

《美国精神的象征：杜威社会思想研究》，孙有中，上海人民出版社；

《君主论》，马基雅维利，商务印书馆；

《政治学》，亚里士多德，商务印书馆；

《理想国》，柏拉图，商务印书馆；

《乌合之众》，勒庞，中央编译出版社。

李普曼与“拟态环境”

关键词：李普曼 拟态环境 意义

自从世界有了人类，就有了交流，自从有了交流，人们就生活在了一种有着各种舆论的环境中，人们的到的各种信息即使是亲耳听见也不一定是真实的，人们生活在一中由人们自导自演的“拟态环境”。

沃尔特·李普曼是美国着名的专栏作家、政论家，新闻传播学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的学者之一，也是“拟态坏境”的提出者。沃尔特·李普曼是20世纪美国最负盛名的新闻学者、社会哲

学家与专栏作家，以其深邃的洞察力、独特的视域和犀利的笔触影响了几代美国新闻人，成为美国乃至世界新闻传播理论的重要开创者。

李普曼的《舆论学》（1922年）一书则是在新闻史上最早对舆论传播现象做出系统梳理、总结与探讨的著作。李普曼以其非凡的睿智揭示了美国社会新闻事业繁荣及“民主盛宴”背后社会公众非理性的狂热与盲信，以令人信服理论论证打破了笼罩在社会舆论之上的代表真理与正确的虚假光环，深刻改变了后世对于新闻传播与社会舆论的看法。然而，时过境迁，我们当今的境况已不再是李普曼所处的那种禁锢初解、新闻事业肇兴的时代了，在资讯日益发达、科技深刻改变人类的传播与交流方式的今天，我们是否还应对新闻传播及社会舆论保持李普曼式的悲观与怀疑？在作为制度环境的民主自由观念深入人心以及早已被网络覆盖的当今社会，我们是否应当修正和改变对于我们每个人都关涉其中的社会舆论的看法？或许，我们应该重读李普曼，重读《舆论学》，在理解其洞见的同时，重新反思它对于我们当今时代的意义与启示。

“拟态环境”的前世

1921年李普曼在其名著《舆论学》中，针对大众传播可能会“歪曲环境”的负功能，提出过警世之言，这就是颇有名的“两个环境”理论。按他的见解，我们人类生活在两个环境里：一是现实环境，一是虚拟环境。而后者，是被人意识或体验的主观世界。李普曼在其著名的“拟态环境”理论中指出，我们所知会的这个现实世界在很大程度上包含了我们的想象，在大众传播尚不发达的前现代社会，人们的活动范围十分有限，大部分的知识与信息来自于自己的直接经验，所以我们对外部世界的认识是直接的。但是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我们每天接收到的信息越来越多，收集信息的方式也越来越多，而且大多数与我们的生活并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我们却是根据这些信息形成关于这个世界的看法。与过去相比，我们的这些看法并不来自于直接经验，而是来自于大众传播媒介给我们营造的拟态环境，进而我们按照从这一拟态环境中获得的信息，去理解与想象一个“现实”的世界。

“拟态环境”并不是现实环境的“镜子”式的再现，而是传播媒介通过对象征性事件或信息进行选择和加工、重新加以结构化之后向人们提示的环境。然而，由于这种加工、选择和结构化活动是在一般人看不见的地方(媒介内部)进行的，所以，通常人们意识不到这一点，而往往把“拟态环境”作为客观环境本身来看待。

在我看来这一理论一针见血的指出信息传媒时代信息传播中三个最具影响的的问题： 第一、 信息源完整性、全面性、真实性。在李普曼看来受众获得的信息只是作为传播者的新闻媒介以他们所理解的方式精心编织与绘制了一个关于这个世界的图景；

第二、 信息传播过程中的稳定性和自由性。或许我们不应当指责乃至谴责作为传播者的新闻媒介的不诚实，因为这一过程甚至也是大多数的传播者所未意识的。而李普曼的伟大与深刻之处正是他犀利地洞见到了这一过程及其性质，并且敏锐地看到了与此过程紧密相关的更大的问题：一旦作为传播者的新闻媒介为某些阶层或社会集团所俘虏，成为他们的代言人，甚至通常直接依附于统治者，成为统治者的造势工具，；

第三、受众的理解方式和角度。广大的受众大多在不曾意识这一过程的情况下欣然接受和认可这幅世界图景以及（更重要的）附着于这幅图景背后的关于这个世界的理解、意义与想象。可以想见，随之而来的舆论宣传为广大民众编织出来的“世界”会是一个怎样的世界。显然很不幸的是，历史与现实中的道德说教、美化宣传与愚民政策却是无处不在的，这正是舆论的强大所在。

“拟态环境”的今生

在现代社会里，受众已不是曾经那么简单的受众，受众本身已有先于前人的辨别能力。我们当然不能以当下的社会现实条件与思想观念去苛求前人，但是我们可以以当下的情境去审视与反思前人的睿智，从而建立新的思考。李普曼基于其理论预设得出了一种关于社会舆论的令人可悲的宿命——受众无法摆脱的被宰制与被歪曲的关于这个世界的意义与想象。然而，这真的是普通民众无法摆脱的宿命吗？我们的社会舆论真的是如李普曼所描述的那么可疑与不真实吗？笔者认为，在勾勒出李普曼据以得出其结论的那些理论预设及其现实依据之后，我们可以据此来对比与检视当下的社会现实情境，来给予这些问题不同的答案。

首先，现代社会民主与自由作为观念形态已经普遍深入人心，作为制度设置已经相当成熟和完善。新闻传播之根本前提的言论自由与表达自由不仅作为基本权利写入各国宪法，而且更在实际社会生活中得到充分的保障施行。例如美国社会，联邦最高法院在六七十年代确立的“明显而急迫危险”的言论自由原则以及“实际恶意原则”在制度层面极大地扩展了新闻传播的自由空间，有了宪法权利的保障，传播者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摆脱对于权力的依附以及强制性力量的宰制，实现其真正的“自由言说”。可以说，民主自由氛围普遍而深入的拓展成型对于现代社会而言，最大的意义在于它实现了真正的社会多元化，这意味着社会的个体自立、利益分化与结构均衡，在一个大体上宽容与自由的环境中，个体与团体利益诉求、价值判断与情感倾向的表达不再以其背后所代表的宰制性力量的强大与否作为判定高低优劣的依据，相反，主体间通行的是平等与协商精神，各个主体的诉求与观念在平等协商与妥协精神下达到动态的理性平衡。社会多元化的实现恰恰打破了传播者与受众的截然分立，随之而来的正是传播主体的多元化、利益表达的多元化、社会关切的多元化，促成了传播者从“精英取向”到“大众取向”、传播内容从“一元文化”到“多元文化”乃至“平民文化”的转变。

其次，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互联网技术及新型传播方式出现与日益普及带来了新闻传播革命式的转变。互联网技术的出现的，以网络为平台的个人网站、网页、bbs平台、个人博客等等雨后春笋般出现的个人传播方式以其极低的技术门槛、极宽松的自由环境、极广阔的传播范围彻底打破了传统媒体传播方式的界限与范围。其间，不再有传播者与受众的截然两分，普通的民众既可以是互联网媒介的传播者、也可以是受众，可以说兼具双重角色；在互联网传播媒体的时代，任何以宰制性权力为后盾的意图掩盖事实真相、编织谎言、愚弄公众的做法在互联网媒介以及众多普通民众传播者面前已几乎不再可能。如果说在传统传播媒介时代，传播者可以在受众不意识的情况下为他们精心编织一幅关于外部世界的“图景”，那么，在互联网媒体时代，人人都可以成为传播者的广大受众，在其充当传播者为别人“编织关于这个世界的意义与想象”时，已经越来越开始认清他们以前所不曾意识到的这个“拟态环境”的过程，笔者以为，互联网媒介这一低门槛传播方式的出现恰恰打通了李普曼“拟态环境”理论中传播者与受众之间的那层深刻的隔阂，至少可以从理论上讲，一旦这一隔阂得以打通，那么李普曼“拟态环境”理论在当前社会情境下的可适用性及其结论都是很可疑的了。

再次，如果说以上两点可以成立的话，那么随之而来的问题就是，李普曼的广大公众属于非理性人的假定，其适用性便是很成问题的。我们当今时代的两大基本事实前提——社会多元化的实现与互联网传播方式的革命，已经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交往与交流方式，也就是说，个体多元化的利益诉求、思想观念以及情感趋向可以在多种多样的交互与开放的媒介平台上得以自由平等地表达，在以互联网为代表的当代公共交流平台中，兼具传播者与受

众角色的广大民众，其自由而平等的表达与倾听过程恰恰是一种交流、协商、博弈与妥协的过程，这种以互联网媒介为平台的广大民众的交流方式，其间正是造就了一种德国当代社会哲学家哈贝马斯所指称的“公共领域”，而广大民众在其中自由平等的“交往与商谈”，以一种说服而非压服的智性力量不仅整体性的提升了对话者的理性，而且，更重要的是，这一过程本身正是现代社会的人们以一种集体性的力量来克服我们固有的理性有限性的一种有效的方式。而以这种“公共领域”为前提的集体性交流方式，其交往与商谈的结果，显然是一种克服了非理性的狂热与盲从的、真正反映民众真实观念、愿望与诉求的、凝聚了理性智慧的社会舆论，而在此基础上的民意与民主也显然是一种真切了反映个体意愿的理性的“实质民意与民主”。

最后需要补充的是，无论现在我们在对李普曼《舆论学》的重新阅读时提出多少批判与辩解，这些都遮蔽不了他作为杰出新闻学者的深邃与睿见，因为任何理论家都超越不了其所处的社会背景所给定的物质生活与观念文化条件，其意义在于每一个特定时空下的理论家为后人们率先开启的那些深刻和锐利的洞识，而这正是作为后来者继续探索所必需的起点，我们在探索着前进时都是基于前人的理论与观点的。

注释：

①［美］李普曼著：《舆论学》，林姗译，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

② ［美］罗纳德·斯蒂尔著：《李普曼传》，新华出版社1982年版

③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对纽约时报诉沙利文案（1964）的判决是美国新闻史上里程碑式的判例，联邦最高法院确立的“实际恶意”原则使美国各新闻媒体在批评国家公职人员方面获得了几乎不受限制的特权。

④［德］哈贝马斯著：《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曹卫东等译，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 ⑤中国知网中的文章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