番薯传入中国的故事|万物
EYEONHISTORY
文|丁三
引种与命名
番薯的引入中国,源于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这一年春天,在吕宋岛,当一种叫“朱薯”的农作物进入陈振龙的视野时,他定然会回望四千里水路之外,家乡福建那漫山遍野的红土地。
这一年,陈振龙50岁。他出生于福州府长乐县的一个中产家庭,年轻时考取过秀才功名。然而,在他生长的年月,一方面是科举艰难、“仕途壅塞”,另一方面,经商风潮弥漫于东南诸省,“中产子弟,什五游食在外”。不知道什么时候,陈振龙也开始了他的商人生涯,“往来于闽省、吕宋之间”。
大批闽商前往吕宋,和西班牙人密切相关。在此之前,吕宋仅有华侨“约百五十人”。1571年西班牙船队征服菲律宾群岛后,大量采购生丝、棉布、陶瓷等中国商品。短短二十余年之内,“闽人以其地近,且饶富,商贩者至数万人”(《明史·吕宋列传》)。
西班牙人带来的,不仅有滚滚银币,还有原产美洲的一些农作物。史料记载,朱薯进入吕宋,约在1565年。征服诸岛后,“红夷常患粮米不足”,于是大规模推广种植。
到1593年,这种开着淡紫色小花的藤本作物,在吕宋已“被山蔓野”。陈振龙看到,当地土著“随地掘取”、“以佐谷食”(《金薯传习录》)。
朱薯价格极贱,并且极易引种,尺许薯藤便可“随栽随活”。然而,将薯藤带出吕宋,颇费了陈振龙一番周折。《金薯传习录》记载:西班牙人“珍其种,不与中国人”,他们还在海关层层盘查。贿赂当地土著、“得其藤数尺”后,陈振龙将薯藤绞入汲水绳(另一说“编入藤篮”),混过关卡后,经七昼夜航行返回福州。
航船抵达福州的日子,是农历五月二十一日。几天后,陈振龙之子陈经纶草拟了一份禀贴,游说福建巡抚金学曾“行知各属”、“效法栽种”;与此同时,由于担心“土性不合”,在纱帽池胡同住宅一带,陈氏父子寻“舍傍隙地”,开始“依法栽植”。
先薯亭,为纪念明万历年间引种和推广番薯的华侨陈振龙和巡抚金学曾而建。
四个月以后,朱薯引种成功。经“启土开掘”,陈氏父子发现,朱薯“子母相连,小者如臂,大者如拳,味同梨枣”。福建巡抚金学曾得知后振奋不已,在旌表陈氏父子此行“事属义举”之后,他认为朱薯的引种,“虽曰人事,实获天恩”(《金薯传习录》)。
当年冬天,来自吕宋的朱薯,被命名为“番薯”。
扎根长江流域
对福建生民来说,番薯的成功引种,可谓恰在其时。
引种次年,福建南部遭逢大旱。《漳州府志》记载:“野草无青,禾无收,饿民遍野”。金学曾当机立断,晓谕闽南各县广为栽植。短短几个月之后,番薯大获丰收,饥民“足果其腹、灾不为荒”。
随即,番薯的触角又延伸进闽东、澎湖和台湾。当郑成功船队为台风所困、下令在澎湖筹粮时,粮官杨英告诉他,当地“唯有番薯”(杨英,《先王实录》)。
此后,康熙初年,浙江温州、广东潮汕种植番薯的记载,也开始渐渐出现。不过两代人的时间,它已经成为东南红土带“民生赖以食”、“旱潦凶歉赖以生”的主要食物了。
在江南的推广,却一波三折。
在陈振龙吕宋引种前后,几个浙江籍远洋商人也从日本带回了薯藤。然而,仅仅出于新鲜,普陀山的几个和尚才在寺前庙后种植了几株,它从未传播开去。而康熙初年,当陈家的第四代人、陈经纶之孙陈以柱携薯种前往鄞县(今宁波),试图让番薯在浙江生根发芽时,他同样铩羽而归。
陈以柱常年在鄞县经商。刚刚抵达江南时,他担心番薯“与土宜不协”;几个月后,番薯“经秋成卵,大逾闽地”,取得了意料之外的成效。然而,喜出望外之余,任凭陈以柱如何反复宣示,“教其土人如法布种”,也没有几家农户肯接受他的薯种。对鱼米丰美、异常富庶的江南来说,这种非果非粮的食物,几乎是多余的。
或许,也正因此,它的又一轮传播,只能跟随几百万贫贱流民的苍凉脚步。
也是康熙初年,清政府下达“迁海令”。船只、房屋、稻禾一概焚毁之外,沿海居民全部向内地山区迁移,“违者立斩不赦”。
在持续二十余年的迁海中,千万难民走向深山,“死亡载道者以数十万计”。侥幸活下来的人儿,在贫瘠的坡地上开始了新的春播秋收,他们在洼地种下了稻谷、麦子,在丘陵种下了番薯以及另一种外来的农作物玉米……闽西、江西、广西乃至安徽,从此处处可见淡紫色的番薯花。
康熙三十三年,清圣祖下《招民填川诏书》,启动了“湖广填四川”的移民浪潮。在几十万湖广贫民之外,江西、广东、陕西……多达十余个省份的雇农佃农、无业游民,也纷纷加入了西迁的行列。
这次迁徙,涉及几百万人,跨度近百年,而在浩荡的人流中,包含了上百万的客家人。正是他们将番薯带进了遥远的四川。
还不仅于此。大移民带来的连锁反应出现了,“湖广填四川”之外,是江西填湖广、客家填江西……几尺薯藤,从此在长江流域处处扎根。它并沿着一个个集镇,以扇面形状不断扩散开来。
乾隆年间,大移民风潮渐渐落幕了,然而,番薯的故事没有结束,尽管它已遍布了长江以南的任何一个角落。它开始了向黄河流域的进发。
风行于长城内外
将薯种带到黄河流域的,是陈振龙的又一个后裔,五世孙陈世元。
作为一个籍籍无名的小人物,史料只是勾勒了一个简单的陈世元形象:和陈振龙一样,他亦儒亦商,年轻时曾是监生;此时,他已步入中年,并生育了三个儿子。
乾隆十四年(公元1749年),他又一次以商人身份来到山东胶州(今青岛)古镇口时,他发现往昔富庶的胶州天灾横行、饥馑四野。他后来写到:“时东省旱涝蝗蝻,三年为灾。”
他的血液里,流淌着这个家族关于番薯的情结。而他颇有担当、略具古风的性格,使他从一开始,就以浩大的手笔、长久的努力,以及周密的思虑,在黄河流域推广着百余年前他的先祖从吕宋带来的薯种。
在古镇口,他同样进行试种。不过,风险和荣耀,此时超出了一家一姓的范围,他邀约他的两个朋友,余瑞元和刘曦加入这个事业。
次年,他们集资购买了农具、招募了几名有丰富经验的壮年农夫,垫付路费工钱前往胶州。一开始,古镇口的试种失败了,“(因)地早寒,人不知藏种至春萌生,(成活者)十仅二三”。
乾隆十六年,他们再次集资,“雇人回闽赶运补其缺乏”。这一年,试种大获成功,“秋间挖掘,子母勾连,如拳如臂”。古镇口居民先是“乃各骇异”,继而“咸乐受种”。
古镇口推广成功后,他们又把目光投向了胶州、山东全省乃至整个黄河流域。这一期间,不仅陈世元的三个儿子,陈云、陈燮和陈树先后参与,并且,一本薄薄的《金薯种植法》也开始风行于黄河沿岸。番薯的传播,得到了各省地方官员的大力扶持。
乾隆十八年,陈云携带薯种前往胶州州治,知州周于智当即出示布告,宣示番薯的“六利八大益”,而当地举人纪在谱也“各庄传种、受法适收”。
次年,番薯传入潍坊,举人王某召集亲邻,“竞来传习,处处埋掘”。而不久后,山东布政使李渭更让人以快板的方式,在全省范围内推行番薯。
山东之后,是河南、直隶。乾隆二十二年,陈云及其幼弟陈树以朱仙镇为中心,开始了河南全省的推行;与此同时,陈世元的两个朋友,余瑞元和刘曦也结伙前往北京通州,不仅试种成功,并使番薯风行于长城内外。而此时,年迈体衰的陈世元,已经在自己福州的寓所里整理《金薯传习录》一书了。
《金薯传习录》扉页(影印)
胶州、潍坊、朱仙镇、通州……这些四通八达的地名,不久后让番薯传习北方各省,传习四海。饿殍遍野的景象,似乎渐渐淡出生民的视野了。
而不知道什么时候起,陈振龙渐渐成为福州民众心中的城隍神,人们封他为“水部尚书”。直到今天,走进福州的许多街巷,依旧可以看到他的寺庙,他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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