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民战争长期轮回的经济意义

曾经在 历史 界引起广泛兴趣的 中国 农民战争长期轮回之课题，沉寂已经多时了。它的息鼓，并非因为一度形成争论热点的分歧达到共识所至。相反，比较趋同的意见认为，原有的思维框架使课题走向泥淖，甚乎山穷水尽。本文跳出传统逻辑的定势，择 经济 意义视角进行探索，试图给这汪积潭抛一粒激水小石，请教方家纠谬。

农民的相对贫困化与平均主义

中国封建 社会 历次大规模农民战争，从陈胜、吴广揭开序幕，到洪秀全、张洛型的失败划上句号，上下二千余年，绵延之久，为世界仅见。那末，导致战争的原因是什么？目的又是什么？西汉贾谊如是说：“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之尝闻。”[1]

确实，从字面上看，这是一个十分浅显的 问题 ，故此答案似乎也顺手拈来。但若欲对“不足”的概念作出界定，对它的内涵入木三分地挖掘，就不那么容易了。作如是观，我们不妨对“不足”这个基本概念先事疏理。当然，这是一个在史料方面相当有限且又十分复杂的难题。因此，只能举典型材料，下相对定义。如是，我们以战国 时代 李悝“尽地力之教”中的有关数据，设置“不足”的基本坐标。李悝说：

今一夫挟五口，治田百亩，岁收亩一石半，为粟百五十石，除十一之税十五石，余百三十五石。食，人月一石半，五人终岁为粟九十石，余有四十五石。石三十，为钱千三百五十，除社闾尝新春秋之祠，用钱三百，余千五十。衣，人率用钱三百，五人终岁用千五百，不足四百五十。不幸疾病死丧之费，及上赋敛，又未与此。此农夫所以常困，有不劝耕之心。[2] 五口之家，种田百亩，收粟一百五十石，扣除田税十五石，口粮九十石，祭祀十石，贸易衣物五十石，这样 计算 后，百亩之田的收获当透支十五石。

需要补充，李悝作这项统计，遣漏了种子粮一项。清人包世臣对此有过缜密稽考。他说：“凡粟，耗地力而收成薄”，“亩子三升”。[3] 照此推断，百亩之田的种子粮是三石。那末，加之适才计算负额十五石，则总透支十八石。

一年之岁，在透支十八石状态下，再去应付极具伸展性的“疾病死丧”和“上赋敛”二项突发性支出，当然造成“此农夫所以常困，有不劝耕之心”的悲局。

但务必指出。李悝的 分析 ，意在批评自耕农治田不甚勤谨而作尽地力之教。所以，由不勤谨治田造成的经济拮据，还不足以反映自耕农通常的经济生活，更不能看作是“不足”的坐标。具有普遍意义的，应是在“治田勤谨”后的收支水平。依据李悝考察，自耕农一旦“勤谨”治田，“则亩益三斗”[4] 百亩之田就是三十石。这样，减去先前定量分析的十八石透支，五口之家就有十二石的剩余可被自由支配。它占“治田勤谨”后总收入一百八十石的6.7%。以这样的收支，才能形成“农益劝”格局。李悝后来为魏国相，按此比例“行之魏国，国以富强”。[5] 所以，笔者认为，衡量自耕农相对正常的经济基准量，当在扣除必要生活及社会支出后，至少应有占总收入6.7%上下的剩余。低于这个水平，即临界“不足”。

需要强调，由6.7%之指数对应的实际量十二石，并不是绝对意义上的“常量”。以客观态度分析，不足的实际量，应与不同历史时期形成的不同总量成正比例关系而被界定为“变量”。总量高，则指数对应的实际量随之高；总量低，则随之低。如据洪亮吉估算，清乾隆初，四十亩之田的常年亩产为一石，则总量为四十石。按洪氏之：“今之四十亩，其宽广即古之百亩也”。[6] 那末，今古比率应为100比40，即2.5，也就是说，今之一石当古之二点五石。要之，以古之百亩岁收匡算，那末应为二百五十石。换言之，值清代，其总量比战国时提高了，则以6.7%之指数对应，实际量应是十六点八石。当然，在战国，这是摸高的数据。然而，在清代，若跌进十六点八石，[7]那就陷入贫困境地了。换言之，随着社会生产力的逐渐提高，人们在开销了所有必须支出后的剩余量尽管比战国时有所增加，但因社会总体的消费水平之提高，农民同样地被囹圄于贫困的境地，他们同样可以因为偶然的因素而触发战争。

由此可见，即便对“不足”作了比率上的界定，然以其比率所对应的“实际量”，却因受制

于总量而呈上升的态势发生着变化。不过，这样的“变”，并不反映农民的实际生活水平有了多大的改善。以 政治 经济学的观点蠡测，它从一个侧面正挑出了“相对贫困化”的概念。诠释性地说，就是不同历史时期，社会的贫困线不会一致。当然，农民战争通常也不会因为经济上陷入绝对贫困的境地后，才揭竿起义。客体是，当农民处于各个历史时期相对的社会贫困线时，便会对远离贫困线的富豪深怀不满，尤其对凭借政治体制的弊端而横行乡里的豪吏，更显愤懑，从而发泄胸中郁闷，积久便会在某个特定的偶然事件下引发。因此，农民起义为达到起义之目的，顺理成章地聚焦到要求对平均主义的实现。包括旧式农民战争的最高阶段太平天国运动，它的天朝圣库制度，就是对平均主义实践的典型。那怕这是建立在战争时期，但终究脱不了平均主义的底子。

当然，大规模的农民战争轮回伊始，平均主义的纲领和口号并不是很明确地就被写到自己的战旗之上的。它经历了一个 发展 过程。而这个过程，一般地同农民相对贫困的基准线逐渐提高同步。这可以从两个角度加以说明：一、相对贫困线之提高，虽然表现为农民的绝对生活水平在发展，但是这种发展与社会总体消费水平成水涨船高式的渐进。因此，在横断面上始终没有跳出贫困的境遇；二、正是农民的绝对生活水平是呈发展状的，因此，他们对周围世界的接触就有可能逐步地扩大，视野随之开阔，于是就会对发生在自己实际生活周围的许许多多直感的事产生朦胧的新感觉。这种感觉，一旦被外部条件激荡就会聚核并升华。列宁曾有过一段精辟的议论：

每一个人生活上的任何转变，都会使他学到许多东西，使他体验和感受许多东西，革命也是一样，它能使全体人民在很短的时间内得到最有 内容 最宝贵的教训。

在革命时期千百万人民一个星期内学到的东西，比他们平常在一年糊涂的生活中所学到的还要多。[8]

应该说，“暴露中野，不避寒暑，捽草杷土，手足胼胝”[9]的农夫，平日心身所系，在于养家糊口。他们除了背负青天，面朝黄土，或许还意识不到采取别的什么方式来改变自己的贫困处境。或许想过对不平等的现实冲击，却又怀疑自己的力量，因为农民毕竟是分散的、封闭的。然而，当他们的眼界随社会经济的总体发展而有可能提高一些，当大规模农民战争一旦爆发把他们从封闭的环境中进一步席卷出来时，他们就不会对自己的力量再生疑虑，就会在急风暴雨的外部对抗中劫富济贫，对平日横征暴敛的贪官污吏还之以牙，把整个现存的政治秩序颠倒过来，并且在自己的战旗上一步一个脚印地写下由低级的平均理想，到相对完备的平均主义的纲领和口号。这一口号，越是到得后来的农民战争，表达得越清晰。从而，使农民在历史上作为一个“自在”的阶级，发展成为一个相对“自觉”的阶级。无疑，农民阶级的这一相对成熟，同相对贫困线的浮升而带动他们的经济素质相对提高分不开。 商人资本在 自然 经济结构中的对立运动

不应否认，当进入中国封建社会中期以后，大规模农民战争的爆发，大都是基于相对贫困的农民，为实现经济的平均而缘起的。但是，那不过还是问题的表象。更内在更深层的原因是，封建社会本身经济运动的矛盾达到了白炽化程度的结果。而这个“白炽化”的矛盾不是别的，正是自然经济结构与由这一结构孕育的商人资本发生的剧烈对抗。

如前论述，占收入总量6.7%的余额，是令农夫据以“益劝”的基准，然而，人的欲望是滚动的。随着文化的累积、经济的增长等一系列社会因素的变迁，人们对物质的量和质的追求，对精神享受的内容企望诸如此类，都会因时变化，因地改造。而这一切的“化”以及一切的“改”，都“化”“改”到一点，即用以实现这一欲望的经济偿付能力能否“化”到将其兑现的水平。所以，令五口之家的自耕农“益劝”的前述6.7%的比率所包含的实际量，尽管因总收入量的增长而增长，但它还是很容易被突破的。只不过突破后的比率不能与原比率背离过远。确切地说，6.7%这个相对抽象值，应该同相应发展的社会一般消费水平取齐。问题是，如何才能使这个比率，同相应发展的社会消费平均值等量齐观。笔者认为，使农民在扣除了

相应的各项支出后，所剩的剩余价值，能得到一个与社会平均消费水平相对取齐的适合量，活跃流通领域明显不失为一条重要途径。恰如司马迁所说，“夫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此言末业，贫者之资也。”[10]这里，司马迁在表述一个观点，即：整个社会经济运动过程中，流通领域是得益最丰润的经济部门。

投身流通领域为什么能使“贫者之资”？司马迁在对当时实际经济生活进行细致考察后结论：“庶民农工商贾，率亦岁息二千，百万之家则二十万。”[11]这就是说，以一百万本钱，无论经营什么行业，包括生产或销售商品，尤其是“子贷金钱”的高利贷业，一年之内，正常的一般利润额都是二十万钱。即所谓20%的“什二之利”。

20%的利润率，是在不同于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前资本主义社会中，由一般利息率支配利润率的一般平均利润率。但是，商人资本的周转速度远较于一般产业资本的周转速度为快，尽管商人资本的利润通常都薄于产业资本（不包括囤积居奇，投机倒把的暴利），然而由商人资本实现的利润率的速度，在 理论 上和实践中都快于由产业资本实现的利润的速度。这样，对已经将资本投入于商业的投资者来说，就有可能使一个资本周转期休止时实现的那部分商业的利润（甚至包括回收的部分成本），再度转化为投入商业的资本。由是，在使资本周转不断加速度运动中，投入于商业的资本量在相对数上就会表现为一年中大于投入产业的资本量，从而在获得利润量的绝对数上有可能远远高于产业资本的利润量。

有鉴于此，流向商业的资本所获利润量高于流向产业的资本所获利润量的秘密，即在于前者的资本周转期短于后者的资本周转期。司马迁所说“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的道理，恐怕就缘于此。而马克思则强调：“流通不断地把货币像汗一样渗出来”。[12]如此而已，何不择此舍彼。稽考史迹，西汉确实是出现了这股贫苦农民“卖田与人而更为商贾之业”的浪潮。[13]《汉书·地理志》记载道：汉兴，立都长安，“郡国辐凑，浮食者多，民去本就末”。 诚然，素以“安土重迁”为“黎民之性”[14]传统的中国农民，一般是不肯轻易变卖田产，背井离乡的。之所以会出现这股潮流，似跟当时的社会消费水平高扬，而百姓实际收入不敷支出的社会性反差有关。一如时人指出，若家中资产不满万钱，就难以糠豆糊口，而且为妻者衣不遮体。[15]

然而，当社会风靡从商热时，潮流中的绝大部分贫民并没有因此圆了脱贫致富之梦，社会的物质财产也没有因商潮涌起变得富庶。相反，更捉襟见肘。原因安在？笔者认为，在“其耕不强者，无以养生；其织不力者，无以衣形”[16]的中国前资本主义社会，资本若作为商人资本而具有独立的、优先的发展，那末，就“意味着生产还没有从属于资本”。[17]而资本既然不能在生产领域得以积累并发挥其真正的职能，生产便会出现萎缩。要之，对于一个生产萎缩的社会来说，以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的 规律 ，大致是不具有普遍意义的。这样就带出一个结论，以商求富的规律，只有在生产相应发展的前提下才具有实际意义。盲目从商潮，只会贻害生产的发展。曾在西汉元帝即位后任御史大夫的贡禹有过这样的告诫： 商贾求利，东西南北各用智巧，好衣美食，岁有十二之利，„„故民弃本逐末，耕者不能半。贫民虽赐之田，犹贱卖以贾，穷则起为盗贼[18]

从这里可以看出，那些失去土地的农民，“在耕者不能半”，生产得不到相应发展的情况下，虽然被裹进了商潮，但到头来，还是穷而沦为“盗贼”，酿成了社会最大的不稳定因素。个中奥秘，在于流通领域并不创造物质财富。流通只是帮助、促进物质财富的创造。所以，从社会整体上看，脱贫致富的根本出路应当在发展生产。

然而，有趣的是，在实际生活中，因生产萎缩引起的社会之“用度不足”[19]，往往会折射出它的反面，表现为一种内里耗空式的经济“繁荣”。倘佯于历史长河，不乏此类海市蜃楼。东汉的王符，在通过静心观察后说：

今举世舍农桑，趋商贾，牛马车舆，填塞道路，游手为巧，充盈都邑，治本者少，浮食者众，商邑翼翼，四方是极。今察洛阳，浮末者什于农夫，虚伪游手者什于浮末。„„天下百郡千

县，市邑万数，类皆如此。[20]所以，在生产没有得到发展的根基上，尽管万商熙攘，车水马龙，却致少引出两个结果：一、国家财政的流失；二、封建经济基础的脆弱化。故此，王符对上述“繁荣”很不以为然，他说：

“是则一夫耕，百人食之，一妇桑，百人衣之。以一奉百，孰能供之？”[21]“力田所以富国也。今民去农桑，赴游业，披采众利，聚之一门，虽于私家有富，然公计愈贫矣。”[22] 鉴于这样的逻辑，王符进一步发展了自己的思想，指出商人资本若过分得到独立的、优先的发展，就等同于袖手旁观“国危”。王符说：

本末不足相供，则民安得不饥寒？饥寒并至，则民安能无奸轨？奸轨繁多，则吏安能无严酷？严酷数加，则下安能无愁怨？愁怨者多，则咎征并臻，下民无聊，而上天降灾，则国危矣。

[23]

确实，商人资本得到充分发展，对封建主义将带来“国危”之虞。这是因为“商人资本的存在和发展到一定的水平，本身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历史前提。1. 因为这种存在和发展是货币财产集中的先决条件；2. 因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前提是为贸易而生产，是大规模的销售而不是面向个别顾客的销售，因而需要有这样的商人，他不是为满足他个人需要而购买，而是把许多人的购买行为集中到他的购买行为上。另一方面，商人资本的任何一种发展，会促使生产越来越具有以交换价值为目的的性质，促使产品越来越转化为商品。”[24]所以，王符的“国危”忧虑，对于封建统治集团，无疑报告着“忧虑”一旦成为现实，便敲响了封建社会末日的丧钟。当然，对于关系到封建制度土崩瓦解的要害，中国帝王不会袖手旁观，他们对由商人资本独立的、优先的发展带来的经济“繁荣”，与王符有着异曲同工的认识。不过在人君看来，商品交换过程中，又同时把传统的道德观念、淳朴的民情风俗等等给交换了出去，致使敲诈勒索、坑蒙拐骗、强取豪夺、杀人越货的流氓行径，每时每刻都在聚积着一股冲击现存政治秩序的力量。因此，帝王者与王符在商人资本的发展给现存政权造成根本危机这一点上可以不谋而合，之后就未必很一致。

王符作为学问家，可以有超脱的条件对商人资本的存在作进一步的考察。《潜夫论·务本》中有这样一段富于思辨的文字：

凡为治之大体，莫善于抑末而务本，莫不善于离本而饰末。„„夫富民者，以农桑为本，以游业为末。百工者，以致用为本。以巧饰为末。商贾者，以通货为本，以鬻奇为末。三者守本离末则民富，离本守末则民贫。

既不以笼统的态度肯定商人资本，也不以模糊言词赞美，却将它解剖为“本”和“末”，肯定商人资本的“本”──“通货”，鄙夷其“末”──“鬻奇”。如此良苦用心，其意在把商人资本的发展纳入封建道德规范。但这毕竟是学问家的言论，与实践始终存在距离。作为政治家的帝王，临瞬息万变的实际，决不可能像王符那样得体地对待商人资本。正是处于这种地位，促使封建帝王制定重农抑商的政策。只不过，这一政策实施的结果，却是帝王者始料不及的。

首先，它为自然经济结构本身“生产”了一个不堪负担的产业大军──庞大的农民队伍。因为重农抑商政策的致命点是禁止农业人口的转移。

生产力是发展生产的决定因素，人又是生产力的最积极因素。有了足够的劳动力，那个地方就会兴旺发达起来，反之，则地不能尽其利，物不能尽其用，就会长期处于贫乏状态。但是，在任何条件下都禁止农业人口的转移，那末在自然经济体系下因循环的过剩人口生产而激增的人口怎么办？嘉庆十一年（1804年）上谕说：“今人数众多，生计既不免拮据，而少年子弟无所执业，亦恐启游惰之风。”[25]显然，嘉庆皇帝十分害怕过剩人口从土地上转移出去从事商贾之业。然若不让这些“无所执业”的“少年子弟”转移出土地，他们却又在那里嗷嗷待哺，为生产本身所不堪负担。以太平天国首义的广西来说，清初人口五十余万，道光、咸丰时增至七百八十余万，增长十五倍多，而耕地面积仅增加了百分之十，清初平均每人占地

十四亩，到道光、咸丰年间就只有一亩四分地，也就是说，原来一个人的生活资料要由十个人来分了。面对这个岌岌可危的局势，嘉庆悲叹“霄旰筹思，终乏良策。”[26]确实，事情到这一步，只得由那股从紫荆山麓卷起的风暴来收拾了。

其次，重农抑商政策遏制了生产技术和生产工具的发展。

保持一定数量的劳动者固然是发展生产不可缺少的因素。但是，提高劳动者的生产技术、改进落后的生产工具，则更为重要。因为，它可以改变落后生产状态，以使等量的劳动养活更多的非生产人口。然而，生产技术和生产工具的更新需要激素。这个激素不是别的，正是商业和商人资本。因为它们的发展到处使生产使用价值的生产模式朝着生产交换价值的生产模式发展，从而迫使生产技术和工具的改朝换代，使产品的产量大幅度提高，产品的品种和质量也大为改观。此外，技术和生产工具的更新需要货币财产的集中。而在前资本主义社会，它的实现，一般是通过商人资本自由存在的方式的。但是，依此而行需要经受如上面评说的农业过剩人口的转移及由此染成的经济虚假繁荣之痛苦冲击。显然，这是帝王者不能容忍的。 当然，动用强大的行政干预手段固然能遏制商业和商人资本的发展，但是由此也遏制了生产技术和生产工具的更新，使生产发展迟缓，以至造成原本就已单薄的经济基础更加脆弱。 然而，重农抑商政策可以遏制刺激生产发展的因素，却遏制不住成几何级数发展的农业人口，甚至刺激这支庞大队伍的发展。如清朝初年，全国人口约六千万，而康熙五十年（1711年）规定以当年人丁二千四百六十二万为征收丁赋标准，以后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到乾隆末年人口聚增至约三亿。这一百五十年间，人口增长了四倍，耕地面积则增长了百分之三十多，不及人口增长的十分之一，以至平均每人约得仅两亩地。又按，由于生产技术和生产工具的陈旧，当时常年产量仅为谷二石五斗，两亩之收为五石，这同当时成年人年口粮必须保证七石上下有一定距离。[27]所以，贾谊说过的话，又周期性地开始显验了。

商人资本的发展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前提，而这种发展又是历史的必然。特别在封建生产方式行将崩溃时期，它的发展“产生过压倒一切的 影响 ”。[28]重农抑商政策的实施，可以抑制商人资本在一段时间内的快速发展，却抑制不住发展的必然趋势。一个封建王朝，当它刚刚从马背上夺得天下的时候，还披着峰火硝烟，还有余勇可贾。因而，统治集团冗员尚少，内部的纪律还颇为严明；加之，夺取政权之初社会提出的问题，一般的也只是解决庶民的温饱及克服他们厌战的心理障碍而已。所以，它以行政干预的手段维护自给自足的经济方式，大致可以奏效。但是，当时光流去，生产恢复，统治集团被冗政缠绕而造成内部纪律的松懈，社会上人欲横流，商人资本且又复苏，则牢笼商业和商人资本的樊篱破碎了。 商业和商人资本的活跃，自然是对传统经济结构的冲击。为了抗拒经济规律的这一运作，统治集团于是着意强化重农抑商政策。但在尾大不掉状态下，品行不端的政府官吏，不可能洁身自好。他们会利用抑商的这根棍子敲诈勒索被压抑者，更会放肆地受收贿赂。所以，重农抑商之举在很大程度上无疑方便贪官污吏的上下其手，由是出现了越重农而逃离土地的农夫越多，越抑商而弃农从商者越如流的格局。但是，因异化了的政权[29]在这一格局中纵风燎火，所以经商者尽管如流，绝大部分还是以破产的命运结局。因此，不仅商人资本终不得强大，既便是人格化的商人资本──商人阶层，也显得苍白孱弱。社会，则最后在自然经济和商人资本对立的运动中，重复一次两败俱伤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