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方舟:代后记/写什么
看一位我非常敬重的文学前辈的采访，他说自己几乎半年没有写作，“每天都在混过去，写好的东西不想改，写了一半的东西不想回头看。突然写作失去了一切意义。”
写作到底有什么意义？
算下来，我写作竟然已经十七年了，其中最长的搁笔期，是高考前的三个月。其他日子里，几乎一日不写作。每隔几年，我都会带着巨大的自我怀疑问自己：为什么要写作？
童年时候，写作是为了把自己和周围人区别开。所有人去同一所小学，读同样的课本，有同样的前途，我不愿如此，写作就成了改变自身命运的救命稻草。
青春期，写作是为了克服孤独感。过于依赖自己的与众不同、习惯旁观的姿态，让我对生活有种疏离的态度。从中学到大学，老师给我的评语永远是：“无法融入集体。”越是格格不入，就越要依靠些什么来逃避孤立的痛苦，只有写作，能把寂寞变成一场理直气壮。
到如今，回答“为什么写作”这个问题，变得越来越艰难。
我发现，写作并不是为了更好的生活。相反，生活是它最大的敌人，生活的富足或贫瘠，都会让创作失去动力。生活过于平淡，让人没有写作热情；生活过于跌宕，则让人无暇平静地坐在书桌前。只有让生活服务于创作——而不是相反，才能让人长期恪守写作者的身份，一天天地写下去。
随着越写越多，写作带来的满足感，变得越来越小。近几年，我的兴趣从文学扩大至社会层面，大学四年，我几乎完全停滞了小说的写作，而转向写杂文。必须面对的是，“文章救国”的时代早就过去了，抒写社会现实，只会让人愈发无力，同时还要面对读者的挑剔：“写这些我们已知的社会阴暗面有什么用？你应该多传播一些正能量。”
可是，抛开那些刻意寻来的心灵鸡汤，生活本来就是令人啼笑皆非的啊。
不久前，一个乡亲给我打来电话。他是我家乡的一个文化商人，在我读中学时请我吃过几次饭，电话的一半时间用来夸张溢美我是家乡几十年出一个的才女，另一半时间用来讲述自己如何为家乡献计献策。
时隔几年，他再给我打电话，却始终语焉不详，支支吾吾，只不停邀请我回老家看看。我不太耐烦，几次暗示自己没有时间长谈。
他这才叹了口气，说起他的遭遇。他翻遍地方志，刨根挖底地发觉某位国家领导人的祖辈曾在我们这个小地方生活过，他向政府提议修建一座祠堂，以便这位国家领导人以后来此地祭祖。
可以想象， 这是他作为师爷一生最得意的作品：终于成功地和权力最高层有了挂钩和联系。他顺势向政府提出了自己酝酿多年的策划——本市的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政府点头赞许，画了一张大大的规划蓝图，这里一个标地，那里一个园区。看图，他傻眼了，自己一千两百平方米的大房子被画进规划范围，要遭遇强拆，每平方米给八百块钱的补偿。
电话里，他苦笑，说：“拍马屁把自己给搭进去了。”
我听得难过，并不幸灾乐祸。严格意义上，他甚至不是一个为虎作伥的人，只是一个一心想与权力产生某种联系的普通人。
人们总是爱说“江山不幸诗家幸”，因为诗家们可以激昂地对于大恶大善、大是大非指点江山，可与之相比，我更喜欢大时代里小人物的苦涩故事，无常无望、无解无告。他们才是时代的组成部分。
至于如何去写， 所谓公共写作，必然逃不开批判者的角色，我也写过战斗檄文式的文章，满纸愤怒，试图做到“力透纸背”的效果。几篇之后，我就放弃了，并不是出于胆怯，而是不习惯文章中自己那剑拔弩张的嘴脸。
我信奉福楼拜的话：“我相信文学的艺术不会涉及个人的感情，我不想要爱，也不想要恨、怜悯或者愤怒，叙述的公众无私，将因此等同于法律的庄严。”
本书收录的，是我近几年摸索着写出的散文。完成即告别。出版的一刻，意味着我终于可以抛弃它。时至今日，仍然没有完全克服对于写作的厌倦的我，经常拿“识其时，行其运，知其命，守其位”这句话来激励自己，珍惜尚能自由写作的“时”，守着作为社会一分子的作家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