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骨文.金文的形式特征与金文的演进

　　李零先生在《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中这样写到：“文字的作用是什么？主要是两方面：一是它的记录性，二是它的纪念性。”纪念性，是为了永垂不朽遗留后世的，而记录性则只是记下来后藏起来。那么我们可想而知，纪念性的文字，人们对待它的态度会格外认真，让这些文字更加庄重，那么这些文字固然会比较规整有序。而记录性的文字，相比之下就会潦草很多。对于显得似乎潦草的甲骨文和庄重的金文，它们之间在形式上存在很大的差异，首先我们从它们的载体和形成条件来看。

　　“甲骨占卜，起源很早（骨卜可溯到5000多年前，龟卜是始于商代），延续很长（骨卜可延续到西周，龟卜可延续到明清），但甲骨文的出现，就目前的发现看，还是在商代” 。甲骨文是契刻在龟甲兽骨上的文字，那么契刻的特殊性，就决定了甲骨文线条、字形结构的基本特征。“作为甲骨文，象形字是其最基本的构形单元成分，象形字的任何变化，都会敏感地在合体表意字、形声字上显现出来，所以，改造象形，就是改造整个文字体系。” 要把复杂的象形文字，具体来说是象形图画契刻到大小有限的龟甲兽骨上，这是很困难的事，在契刻的同时，刻匠们自然会简化这些象形的构造，以比较方便的方式契刻在龟甲兽骨上。“甲骨文是因于契刻而进行的简化，是改造象形的开端”。 为了契刻方便简洁，很多字形的局部甚至整体，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使象形的图画性降低而符号性日益增强。也是由于契刻，甲骨文的线条会因为刀的特性，而出现两头尖中间粗的现象，但基本还是比较均匀的。“契刻工艺有其自身规律，如用刀的轻重快慢，线条转折处的直曲起伏，左手持甲骨与右手刻字的转动配合方式，契刻者技艺的生熟与习惯，以及单刀、双刀、重刀等不同刻法，都是构成字形书体式样风格的重要因素” 。因为是刀刻，所以线条纵然会单一而瘦劲。从用途上来说，甲骨文用于占卜，占卜就会有卜辞和验辞。卜辞一般一次就契刻完毕，而验辞是在事情应验之后补刻的，这样的时间先后距离，对于整个甲骨文的章法上会有很大影响，线条的粗细、字形的大小与字势、文字之间的距离都会有不同的变化。所以甲骨文的书作，整体看来错落不齐，正欹多变，大多为纵有行而横无列。

　　金文，在礼乐文化的秩序中发展起来。周公为着政治目的而制礼作乐，代表了“王道”的思想内容和形式，说到“王道”，这就与天地有关了。与天与地有了关系，思想政治、道德伦理等都会秩序化。这种条件下，天子治下、体现王者风范的内容无疑会是重点，并且王者希望将功德遗留于后世。那么铸于青铜器上的金文，是要留给后人看的，对于务实并富于理性精神的周人来说，或许不需要太多的文饰，为了服务于“秩序”，一些潦草而有失典雅的字形，周人肯定是会舍去的。“有时，对一种形式的美恶，并没有多少理性的辨识，往往是带有文化印记的直觉或天性使人们做出决定” 。即使周人还没有形成自觉的书法审美意识，但骨子里所存在的异质，也会决定取舍。金文，少不了“铸”的过程，浇铸时相交笔画的交接处，自然会有很多圆角，感觉两个笔画是紧紧镶嵌在一起的，但在甲骨文里，就很难看到这样的交接处了。经过了甲骨文的契刻与简化，书写也开始具备了独立的审美意义，但是它的直线保留在日常书写中，多少显得随意，而周人除了追求秩序化的文字之外，也不乏对美的追求，那么“曲线美”此时被发现，所以在金文中，曲线条不断多了起来，“篆引”秩序就在这一变化中逐步建立起来。“当‘篆引’开始凸现于修饰之后，周人很快就捕捉到这种文饰美所渗透出来的文化信息，便积极地投入其中，推动它向前发展” 。金文的字形没有甲骨文那么正欹参差，字与字之间也没有甲骨文那样错落无序，在金文时期的规整秩序下，文字也显得似乎很有规矩，排列有序，端庄严肃。“每一个字形，都是一个自给自足、近于封闭状态的审美个体，字形结构的差异，即意味着审美个体的变化，合而成篇，则构成千变万化。使之化简，不过是直曲方圆、阴阳刚柔，由简易归于至道，也就拥有了整个宇宙。当然，这要依靠‘形而上’的思维方式，进入到礼乐文化的秩序当中才能获得” 。对于甲骨文与金文的差别，文字学家和书法家又会有不同的观点和看法，文字学家注重的是它们的构形，确切地说是关心它们是怎么发展而来的，而书法家，则往往注重它们的造形，在此，也就不一一列举了。

　　关乎文字的发展演进，在大多数人心中或许早已有了固定的发展“线路”，但这个被大众所熟知的“线路”就真的可靠么？大多数人认为，金文就是从甲骨文发展而来的，但这种“常识”恐怕有待考证。“中国古代的文字，每个分支来源都很早，延续都很长。它们各自的发展，在不同时期可能不太平衡，但彼此的关系是‘兄弟关系’，不是‘父子关系’。如果看成‘父子关系’，一定要按简帛代替金文，金文代替甲骨的顺序想问题，那整个结论就会很不一样。” 商代的甲骨文是用来占卜用的，那就有针对性了，对于平民占卜和对君王占卜，同样都是占卜，我们如今看到的所有甲骨片上的文字，就能反映当时书法面貌的全局吗？不然吧！在商代，就已经进入了青铜器时代，在这个时期，或许就已经有了金文的“前身”。“二里头文化是史前文化渊源与商周青铜器装饰、图形文字之间的桥梁，它承袭了史前装饰与图形文字共用相同题材和造型的传统。” “二里头文化（约在公元前1900年至公元前1500年或公元前19世纪中叶至公元前16世纪中叶）是属于夏文化还是早商文化（或早期属于夏文化，晚期属于商文化），学界看法不一，但毫无疑问它已经进入青铜器时代。”?很多商代早期的青铜器上的图形文字，都具有装饰韵味，兼备纹饰和铭文双重功能，我们是否从这些可知，金文并不是在甲骨文之后或是由甲骨文演进而来，而是在商代，甚至更早，就已经有了金文的影子。“象形装饰文字是商周时期的商人族名徽识和先王妣庙号的美术化象形字，其功用有浓郁的原始宗教含义，而修饰字形的风气，也影响到其他叙事作器题铭。根据其性质，我们确认它是原始书法艺术，是‘集体无意识’的创造。商代晚期也有很少的、体现书写美的题铭出现，至西周早期，则成为金文书法的主体。”?从这里我们也可以得知，金文的形成，并非单一地从甲骨文而来，在甲骨文同时期，就已经有了金文的前身。“西周铜器中有不少涉及战争的铭文，它们都是立了军功的人为家族荣誉做的纪念品。这种‘报喜不报忧’的东西，当然不能反映全局。”?“铜器铭文所见，只是当时战争的一些例子，它们并不是全局，但也未必都是虚构。此足以说明，‘没有’并不是单纯的‘没有’，它在暗地里支配着‘已有’，对我们的想法影响很大。”?由上述简单大致的论述我们可以较清晰地知道，金文的演进，除了有甲骨文的影响外，是有着它自身的演进“路线”的，我们要从那些“没有”中寻找那些“已有”的东西。

　　注释

　　①李零《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第45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4月第1版。

　　②李零《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第63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4月第1版。

　　③丛文俊《中国书法史 先秦.秦代卷》第146页，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2年11月第2版。

　　④丛文俊《中国书法史 先秦.秦代卷》第146页，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2年11月第2版。

　　⑤丛文俊《中国书法史 先秦.秦代卷》第147页，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2年11月第2版。

　　⑥丛文俊《中国书法史 先秦.秦代卷》第183页，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2年11月第2版。

　　⑦丛文俊《中国书法史 先秦.秦代卷》第184页，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2年11月第2版。

　　⑧丛文俊《中国书法史 先秦.秦代卷》第191页，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2年11月第2版。

　　⑨李零《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第65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4月第1版。

　　⑩杨晓能（著）唐际根、孙亚冰（译） 《另一种古史》第163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10月第1版。

　　?杨晓能（著）唐际根、孙亚冰（译）《另一种古史》第158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10月第1版。

　　?李零《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第54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4月第1版。

　　?李零《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第66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4月第1版。

　　?李零《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第67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4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