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益慈善"红"与"黑"

卷入“吸毒事件”的满文军丢了两个“爱心大使”头衔――一个是中国红十字会总会“蒲公英爱心行动”的“爱心传递大使”，另一个是中国社工协会儿童社会救助工作委员会(下简称“儿助会”)脑瘫康复项目“爱心形象大使”。

红十字会总会的反应比较干脆，出事第三天，宣布终止满文军担任的“蒲公英爱心行动”“爱心传递大使”，理由言简意赅：其“个人行为在广大民众尤其是青少年人群中有可能造成负面影响，已不能胜任作为社会公益榜样的‘爱心传递大使’职责”。红十字会总会对“大使”提出了三个基本条件：贡献突出、社会形象良好、有爱心及善心。

“儿助会”的反应则一波兰折。5月20日先对媒体明确表示保留满文军的“爱心形象大使”头衔，“儿助会”副主任吴建英说：“吸毒是他个人的事，不能因为他的一个缺点而否认他对公益事业的贡献。”从2007年满文军担任脑瘫儿童康复公益项目“爱心大使”到现在，吴建英眼中的满文军“是一个发自内心做慈善的艺人”。

6天后，“儿助会”还是撤掉了大使头衔。但在满文军被释放前，吴建英明确表示“不会抛弃他”，欢迎他继续以“志愿者”的身份参加“儿助会”的公益慈善活动。

1996年，满文军以《懂你》成名。他热心公益事业，带领歌迷种树、捡垃圾、放鱼苗、筹款、指款„„在吴建英看来，满文军“承诺过的事就一定会做到，不像有些艺人做公益只是作秀”。

坊间一直有明星把公益慈善当成秀场的传闻，甚至明星捐款捐出的只是一张空头支票，个别公益慈善活动的主办单位也和明星达成了某种默契。

就在事发前不久的4月24日，满文军曾获得“中国慈善排行榜”的“慈善明星大奖”，与他一起获得这个奖的明星还有容祖儿、谭晶、毛宁等。当晚，满文军与众明星一起制作的“爱心手模”上按下了自己的手印，那个手模当场以1000万元的高价拍卖，主办单位表示，所得款项将捐给公益慈善机构。

这个“慈善明星大奖”所属的“中国慈善排行榜”创办于2003年，在民政部指导下，每年按照企业及企业家的捐赠数额进行排名，数据由各地民政部门提供。2008年起增加了一个“明星慈善榜”的分支，目的是为了鼓励更多明星参与公益、慈善事业，它不以捐赠数额为基准，只要是参与过公益、慈善事业的明星都有资格入榜。2009年，有180位明星名列这个榜单之上，而“慈善明星大奖”就是在“明星慈善榜”的基础上产生的。

满文军“吸毒事件”后，“中国慈善排行榜”新闻发言人赵冠军对记者说：“‘明星慈善榜’不是荣誉，而是对善举的记录。”

中国社会工作协会副会长、“中国慈善排行榜”承办单位《公益时报》社社长刘京则用“榜样的力量”来阐释这份排行榜的意义所在，他认为，因“艳照门”负面新闻缠身的阿娇做善事，也可以成为榜样：“如果艺人能通过做善事使自身得到提升，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成为一个榜样。”刘京以迟志强为例进一步阐释。迟志强在1983年因“生活作风”问题被捕入狱，“迟志强这样的艺人，如果投身于公益慈善事业，同样是社会所需要的一种榜样。”

纳税是义务，捐赠是权利

早在今年4月初，“中国慈善排行榜”就曾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起因是一份“赖捐黑名单”。2009年“中国慈善排行榜”的发布正值汶川地震一周年前夕，这一年，中国的公益慈善事业呈现了井喷式的增长。“中国慈善排行榜”成立了一个6人小组对企业实际捐赠数额进行核实，发现有十几家企业公开承诺了的捐款却迟迟没有到位。他们决定在4月24日发布排行榜的同时，公布这份“赖捐黑名单”。

最后一刻，主办单位临时决定不公布这份“赖捐黑名单”，刘京解释说不少企业赶在名单

公布前补齐了承诺的善款，“黑名单”的监督目的“基本达到了”。

不过，4月24日，刘京还是在“中国慈善排行榜”的发布会上对“赖捐”现象进行了批评，尽管没有直接点名，但还是有媒体后来发布了一份黑名单，上榜企业包括“诺基亚”、“玫琳凯化妆品”、“台湾中钢集团”以及“沃尔玛”等。赵冠军说这份黑名单并不确切。“赖捐”与舆论压力形成一股潜在的“索捐”暗流不无关系。四川地震后．企业及公众人物捐款的具体数额通过媒体及时公布了出来，客观上对捐款热潮的形成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但也由此引发了众多争议，许多人在网上对捐款数额评头论足，比较哪家企业或哪位公众人物捐得多。

北京大学法学院非营利组织法研究中心主任金锦萍分析了这股“索姆”暗流。她用“非理性状态”总结了一年前的公众情绪。金锦萍说，对所有的捐款者而言，不管他捐一分钱，还是捐一个亿，都是一样的，只要他有捐赠行为，就说明他内心向善。“我们不能以一次捐款行为去判断一个人的善恶。”

金锦萍对南方周末记者一连抛出了三个设问：你怎么知道他没有通过其他途径揖?你怎么知道他没有匿名捐?你怎么知道他的公司内部结构是怎样的、他究竟有多大权限?“如果都不知道这个情况，就任意去批评甚至谩骂，是不负责任的。”在金锦萍看来，捐赠不是义务，而是权利。“如果背离了自愿的原则，那就和税收没什么区别了。”“索捐”压力不断加大，捐款数字呈现几何级增长，如果每笔捐款都能落实，对灾区民众而言，无疑是好消息。但个别企业喊出的捐款数字其实只是“放卫星”，“卫星”放出去了，要么勉强过关，要么博得赞誉，但最终却无法兑现，“赖捐”由此产生。

现代公益慈善事业发展较早的美国是否存在企业“赖捐”的情况呢?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前所长资中筠说：“美国的企业没有这样做的动力。为什么非得假捐?没有人逼你非得要认捐。”她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在美国，捐赠者不会在媒体上拿出捐赠证明，任何人想捐，都可以直接捐到公益基金会或某个项目的账上，有的人甚至不愿意公布自己的捐赠数额，“这不是说要做无名英雄，而是有时会带来麻烦”。当然有的时候，例如股市下滑严重，使公益基金会的资金大减，已经承诺的捐赠不能兑现，这种情况受赠方也是能理解的，不会予以谴责。”

捐出的麻烦

“中国慈善排行榜”2006年公布的慈善家中有网易创始人丁磊的名字，主办方给丁磊写的入选理由有这样一句：“三分责任、七分率性，真性情让他捐献了千万财富。大男孩丁磊，在散财之中完成了新财富阶层的成人仪式。”

2005年，丁磊给东南亚海啸灾后重建捐了一笔钱，此后，他在美国斯坦福大学设立基金，帮助中国去的留学生。身为浙江人，他还和朋友联合为浙江大学投入了大笔捐赠。汶川地震后，丁磊率网易员工捐款，并到灾区参与了救助工作。

不过，丁磊的捐款却捐出了争议。汶川地震后不久，有网民质疑丁磊给地震的捐款还不如捐给东南亚海啸的多。 汶川地震一年后，丁磊对记者说，这里有些误会。东南亚海啸发生后十几天时，印尼、泰国等地的遇难人数已经高达26万，丁磊通过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捐了1000万元人民币；而汶川地震第二天，丁磊就立即捐出了500万元，随后几天，随着对灾情的深入了解，有几次追加，累计捐款1500万。

与此同时，也有五花八门的质疑传入他的耳中，有些还是来自政府官员，比如为什么捐给大学而不是小学?为什么捐给浙江而不是偏远地区?

丁磊坦言，现在自己对公益慈善的了解也谈不上深入，只是这几年通过实践积累了一些心得。他认为，公益慈善“不单单要拿钱出来，还要拿出知识、时间与精力”。

与公益慈善有关的明星中，引起争议最大的是李连杰，他在2007年4月发起“壹基金”，

曾多次重申自己的个人捐款数目“永远不会公布”。

在《公益时报》任职6年的赵冠军对李连杰这样盼做法表示不解，他认为应该让公众了解他这个片酬上亿的明星自己到底捐了多少。公益慈善不需要做好事不留名这种概念，尤其李连杰在做“壹基金”，他更应该将个人捐款数字完全公开。“你忽悠大家捐款，你本人也得做到身先士卒。”

相形之下，赵冠军更欣赏成龙的做法，成龙曾在汶川地震后公开表示：“我自己的基金都是自己拍电影、拍广告、投资赚来的钱，都是辛苦钱、血汗钱，跟很多基金是别人捐的不一样。”

金锦萍与赵冠军的观点有所不同，她认为“壹基金”的理念在于，每个人都拿出一块钱，就能帮助很多的人。公益慈善不仅是大款、大腕儿或者大官才能做的事情，应当是每个平民百姓都能做的事情。在金锦萍看来，李连杰的这个公益慈善理念非常好。“他如果把做‘壹基金’的时间省下来，去拍片子可能会赚更多的钱。”

资中筠举了克林顿的例子。克林顿卸任美国总统后，自己办了一个基金会， “大家愿意看着他的面子捐，这无可厚非”。资中筠认为，“李连杰以自己的名望去做公益慈善，是可以的。”

别说“非政府”，说“非营利”

金锦萍建议明星参与公益慈善应当提倡“非公募基金会”模式，就是明星先拿出一笔钱成立一个非公募基金会，然后后续资金跟进。

李连杰“壹基金”是在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下独立运作的慈善计划和专案，它并不是一个独立运作的基金会。而在中国，基金会等公益慈善组织的注册登记是一件不简单的事。 丁磊曾想设立一个长期的非公募基金会，他跑了一年多，终于在今年5月初，完成了复杂的登记手续。

2004年，民政部出台《基金会管理条例》，被普遍认为比过去进了一大步。但其中主管单位这一项成了一道难以迈过的门槛。资中筠曾就此事向这方面的政协委员咨询过，“两会”期间也有人呼吁取消这道门槛，直接登记注册，“但现在好像突破不了，政府会觉得失控了”。 金锦萍将这种现象比喻为“两个婆婆”――首先要获得业务主管单位的同意，当然得经过政府认可的公共权力机构，然后再到民政部门进行登记。

政府认定的公益慈善组织数量有限，大批登记无门的公益慈善组织处于灰色地带，于是税收优惠成了问题。资中筠说，根据现在的政策，公益慈善捐赠享受税收优惠的条件是你必须得捐给国家认定的公益慈善组织，而捐给未被认定的组织，则无法享受税收优惠。捐款自然会更多流向为数不多的公益慈善组织，这既不公平，也不合乎公益事业应该是民间性的本义，“连公益慈善事业都变成了垄断。”

社会对民间的公益慈善组织还存在着一定程度的误解。公益慈善组织在中国的称呼有很多种，包括民间组织、社会组织、慈善组织、非营利组织、非政府组织、自愿组织、免税组织„„但金锦萍一直不用“非政府组织”(ngo)这个词，因为，人们往往会把“非政府组织”理解为“反政府组织”。她比较多使用“非营利组织”的说法。

金锦萍以美国卡特里娜飓风为例，解释了民间公益慈善组织发挥的巨大作用。飓风发生后，美国政府反应速度比较慢，冲在第一线的都是美国各类民间公益慈善组织，他们积极筹集善款，直接从事救灾志愿行为。金锦萍说：“国外的慈善机构定位非常准确，资金筹集型的，或者操作型的，扮演着不同的角色，而且项目设计和执行的能力也比较强。”

我捐的钱都到哪里去了?

刘京已经负责承办了7次“中国慈善排行榜”，第7次也就是2009年这一次，由于去年

汶川地震的发生，善款总额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潮。粗略统计，震后有1000亿涌向了灾区。 于是，善款的流向、使用与管理成为中国公益慈善事业的新课题。

刘京认为，钱一旦捐给公益慈善组织，产权就发生变化了，成为公益产权。如果要做项目建设，同样应该招标，要透明公开。针对一些对公益慈善机构不够透明的批评，刘京反问：“自己去实施一个公益项目就透明了?”他认为解决之道在于“制度上不断完善、效率上不断提高”，“尤其是公益组织的公信力需要进一步提升”。

资中筠在美国寻访各大基金会期间，曾遇到这样一件事，一天下午，她到了某个基金会，负责人不在，接待她的是办公室的一位雇员，介绍情况的过程中，资中筠提出希望看一下过去一年的全年收支，这位雇员马上从电脑里打出一大页纸，上面清楚注明了每项收支，甚至包括主管人员的工资支出。每笔钱是从哪里来的，有多少；这些钱又是怎么花出去的，在纸上显示得一清二楚。“在美国，任何一个公民，甚至包括我这样的外国人，都可以随时抽查公益慈善机构的财务情况。”资中筠说，“美国国会里也经常会有人质疑像福特基金会这样的大基金会，行政支出过高，基金会就得为自己辩护，这些款项为什么是必需的。”

资中筠注意到《公益时报》常常公布某一个基金会的财务情况，有收支报告，但却没有每一笔款项的支出情况，她认为“这是白搭”，还是不能得知钱到底去了哪里。

资中筠同时指出，中国一些大的公益慈善组织很难做到这一点，“ 不是说他们故意不做，而是实在没有人力来做。例如汶川地震的捐款都要通过红十字会，他们需要多少人力才能做出详细的报表?假如捐款渠道非常多，这个问题解决起来就容易了。”

资中筠曾给茅于轼的扶贫基金会捐款，她的理由很简单：“因为我相信他。”资中筠说，茅于轼远在中国人知道尤努斯之前就开始做小额贷款，她曾见到茅于轼把每笔收支都公布到了网上。茅于轼做这件事的第一笔钱是从私人口袋里拿的，后来一点点做起来，受益老百姓所在的地方政府非常欢迎他的做法。而茅于轼现在面临的尴尬是，他做的这个事常常得不到“合法性”，有些机构还要工商注册，“所以他得缴税”。资中筠说。

汶川地震让公益慈善进一步走进了中国人的视野，但也让许多人感到茫然，究竟捐给谁可靠?

金锦萍给出的方法有一定逻辑一首先 要去了解这个公益慈善机构的宗旨，比如说是教育目的，还是扶贫目的，或针对残疾儿童、老人，要明确自己想把善款用在哪个方向；然后，再去了解以这个方向为宗旨的公益慈善机构大概有哪些，通过一定的信息渠道确定自己认为最好的一个机构，进行具体捐赠就可以了。“不要做盲目的捐赠者，你应该明白你的价值理念和世界观，以你对当前社会的判断，确定哪一个方向是你认为当前最需要的。当然捐赠之后还要注意行使捐赠人的知情权，以确保自己的捐款按照自己的意愿用于公益目的。”金锦萍说。

公益让美国强大

2003年，在对美国公益慈善进行深入研究后，资中筠出版了一本专著《散财之道：美国现代公益基金会述评》。

而这一年是刘京创办《公益时报》的第三年，《公益时报》还在这一年首次承办了“中国慈善排行榜”。19岁就进入民政部的刘京当年受命办报，逆“都市报”之流，力排众议，办起了以公益、慈善事业为主体的《公益时报》。两年多的时间却依然让他感到茫然，此时，身边的朋友向他推荐资中筠的著作《散财之道》。书中有关“美国人公认的社会进步三重动力”的提法给刘京很大启发。这三重动力分别是政府的改良、社会的批判和公益的推进。 刘京当即买了一书柜的《散财之道》，见人就发，希望更多人通过这本书更多了解公益到底好在哪里。

也是在2003年，刘京遇到了一位给他带来极大精神支撑的忘年交：著名美籍华人科学家朱传榘。朱传榘曾于1946年与5名美国科学家一起发明创造了世界上第一台计算机，是一位德高望重的老科学家。1980年，邓小平曾在北京接见朱传榘，此后，他与许多中国高层领导保持着密切联系，为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提出了许多建议。

2003年11月，第一届“跨国公司与中国公益事业高级论坛”在北京举行，《公益时报》是论坛发起者之一，对公益事业持续关注、自称为“公益传教士”的朱传榘应邀从美国赶来参加论坛。会议间隙，他看到了现场摆放的《公益时报》，立即找到了刘京，兴奋地说：“我觉得你们几个有点疯，我自己也有点疯，公益事业就是需要这种热情。”

朱传榘当时这样说：“你知道美国为什么强大吗?他的高科技?不是!他的军队?不是!是因为他形形色色的公益组织!”身在美国，时刻关注中国发展的朱传榘看到公益事业在中国开始起步了，非常高兴。

朱传榘说了许多有关“公益”的“疯话”：“公益社会就是公民社会。ngo(非政府组织)不是要跟政府分权，而是要帮政府做事，是为政府服务韵。”

这些言论对于刘京而言，颇有石破天惊之感。用时下的流行语说，刘京被“雷”了。 今年4月底到5月初，“中国慈善排行榜”及那个最终没有公布的“赖捐黑名单”让刘京成了媒体的焦点。直到今天，刘京对朱传榘曾向他提到的美国的“企业公民”依然记忆犹新。所谓“企业公民”就是企业要像公民一样尽到自己的社会责任。社会发展到现在，企业要做的事就是你做好一个优秀企业公民就可以了。“如果企业跟社区的关系没有处理好，对环保有影响、对穷人没有慈善之心，社会能稳定吗?社会不稳定，企业能发展吗?仇富心态不就出来了吗?所以不是你应该做或你必须这么去做，而是只有这么做对你才是最好的。”刘京说。 对资中筠而言，十几年来对美国现代公益事业的研究让她有了两个转折――她原来发现公益慈善对美国社会发展的重要性，写《散财之道》时，只想帮助中国人了解美国，没有想到影响中国，但是书出版时恰逢中国的公益慈善提上日程，此书引起注意，被当作重要参考，她第一个转折是发现她的研究也许对中国的实际有些用处，所以再版时更名为《财富的归宿》，她还特地加进了一个章节《他山之石》，讨论介绍中国公益慈善事业的发展；第二个转折是，随着对中国公益慈善事业的深入观察，她发现，美国的经验不完全适合中国的国情。中国公益事业的发展羁绊重重，并没有她想象的那么乐观，关键是民间组织本身遇到的法规困境。另外，“在我们这儿，只要涉及到钱的地方就与权相联系，就可能会产生腐败，结果，连慈善事业都面临变成一个权钱交易的腐败源的危险。”

“关键是体制，慢慢来吧。”资中筠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