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的个体化

《中国社会的个体化》《私人生活的变革》：农村公德下降的源头

作者：澜清 时间：2012年09月25日 订阅《新出版日报》 分享到微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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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今日的农民划归为无公德的，暗示着改革开放前的大多数农民是有公德的，那么村支书在凌晨摸到年轻夫妻的炕头大声把他们惊醒的行为是否就是有公德的表现呢？

《中国社会的个体化》，阎云翔著，陆洋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1月第一版，386页，38.00元

《私人生活的变革》，阎云翔著，龚小夏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1月第一版，283页，30.00元

2005年，在《私人生活的变革》（以下简称《私》）中译本自序的结尾处，阎云翔提问道：建国以来的家庭改造运动，费尽移山心力地从宗族罗网中解放出来的，为何不是运动初衷所期待的独立自主的新人，反而是自私自利者？作者坦承《私》是部未竟之作，他给自己，也为我们留下了一个巨大的问号。两年后，对第二次现代性和个体化理论的阅读让阎云翔醍醐灌顶，使他觉得找到了走出迷宫的门径，这次领悟最终促成了《中国社会的个体化》（以下简称《中》）一书的选编和出版（《中》，第4、386页）。《中》是一本论文集，收录了阎云翔于1992－2006年间发表的十篇论文，它们均是阎云翔顿悟之前的作品，倘若仅以此为论，《中》实属多余。赋旧文以新光彩的，是《中》的导论、结论和附录。在这三个部分里，阎云翔利用德国社会学家贝克的个体化理论对各篇论文进行了深度解读，从整体上梳理了建国后中国发生的社会变迁，使《中》成为一部西方理论和中国经验的精彩对话。阎云翔试图在《中》里回答《私》的遗留问题，它自然成为了《私》的续篇和新发展。

贝克以其风险社会理论饮誉学界。完整的风险社会理论包含了风险社会和个体化两个命题，这一理论源自对当代西方国家向福利社会转型的观察。贝克强调，在传统社会中，社会中大多数人的命运几乎在其未出生之前就已经确定了，属于何种家庭、位于哪个社会分层位置、将会从事的职业、未来的家庭伴侣，以及拥有的价值观也是固定和确定的，不容置疑。与传统社会没有给人过多的选择机会不同的是，现代福利社会把人从家庭、阶级等传统的社会束缚网络中解脱出来，各项社会保障制度都以个体本位原则进行设置，个体行动能力加大，个体不再需要他人就能存活。当代社会中的个人处于一种被逼选择的状态，为了应对现代社会的高速变迁，每个人都必须快速地做出一个接一个的人生选择，婚姻、职业、投资，各种成功学和生活指南风行于世。个人的每次选择都可能是决定人生命运的，但无论是价值标准还是家族网络都不足以构成个人可以依靠的避风港湾。现代社会中，社会只保障个人的基本生活条件，出生即被抛，个体有着表面上的选择自由，同时也在为自己的选择承担责任，风险社会理论因此具有浓厚的存在主义哲学味道。

地处黑龙江省南部的下岬村是阎云翔的第二故乡，从上世纪六十年代中起，他在那个村庄生活和研究过多年。在长期的观察中，阎云翔发现该村的家庭生活模式发生了深刻的变迁。自1980年代开始，父母包办与主导的婚姻淡出视野，自由结合的比例越来越高（《私》，55、71页）。以往交流少、情感淡漠的夫妻生活，逐渐被澎湃的激情所取代，人们更加强调配偶间亲密无间的重要性。三代人、两对夫妻同住一屋的传统居住格局被打破，首先是夫妻和未成年子女在家里获得了自己的独立房间，然后是婚后迅速分家别居的浪潮涌起（《私》，131－135页，162页）。伴随而来的是家庭中权力格局的变化，父母在家庭中地位下降，儿子儿媳敢于挑战上一辈的权威，村落中的舆论也倾向于支持年轻人的观念，老年人景况堪忧。阎云翔在《私》的结论中不胜感慨，“农民中出现了一种极端实用的个人主义”（259页），“个人只强调自己的权利，无视对公众或他人的义务与责任，从而变成无公德的个人”（261页）。

阎云翔发现，吊诡的是，造成当前农村无公德个人出现的源头却是解放后对个人进行的集体化努力。新中国成立后，无论城市还是乡村，都进行了集体化改造运动，个人从原来的家族关系中解放出来。国家的本意是打破传统，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类，而这恰恰完成了个体化进程中的第一步：脱嵌（《中》，355－357页）。在农村，人民公社时期集体劳动中的工分记录制度，使年轻人发现了自身对于家庭的重要价值（《私》，178页；《中》，191页）。毛泽东时代，西方个人主义思想被看作资产阶级毒草，受到了国家意识形态的猛烈抨击，人们认为个人主义等价于追求物质享受和个人私利的自我中心主义，这种对个人主义并非全面的理解一直流传到今天。在集体化努力失败后，人们奉西方生活方式为圭臬，这种曲解的个人主义凤凰涅槃般成为人们的行动指南（《中》，22页）。贝克个体化命题中的个体化与第一次现代化中的个体化的关键差别在于，第二次现代化的个体化是制度性的，它不是个人意识觉醒的产物，没有主动性，同时也就不具备经典个人主义所包含的自强、独立、平等等内容。阎云翔认为，无公德个人的形成就是第二次现代化的结果。

阎云翔敏锐地看到了当前中国社会中一些不可持续发展和自相矛盾的方面，最不可思议之处在或可称为女性地位提高背后隐藏的男性统治。制度化的个体化进程形塑的是无差别的扁平化个人，人们的需要是由社会和他人决定的，并不是自身反思的结果。女性将自己的人

生意义退入核心家庭之中，积极为自己的小家庭争取更多的物质资源。农村年轻女性的地位不断提高，她们敢于向自己的公婆提出各种权力要求，但同时，“她们很少挑战男性中心文化”（《中》，19页）。一些青年女性为了追求舒适的物质生活，宁愿先做第三者，再设法和情人结婚（《中》，20页）。男方家庭和村落经济状况是女性择偶时非常重要的标准，女性在婚前索要尽量多的彩礼也成为自然而然的事情。在谈到彩礼数额时，阎云翔写道，“从1950年的200元猛增到1999年的50000元”（《中》，208页），我们恐怕不能只从纸面数字来评估“猛增”而忽略了两百元在1950年是怎样的一笔巨资，其实从统计表格中（《中》，206页）不难看出，任何一个年代的婚事开销都是巨额，这点没有变迁过。

有趣的是，索要高额彩礼的女性背后都有未婚夫的支持，女性从来没有向从夫居模式宣战，要求丈夫到自己的村落居住，反而是男方建新房或购置新房成为婚姻的必要条件。我曾经在河南某农村做过调查，发现村民在为刚上初中的孙子建房以备将来结婚之用！城市商品房曾经的火爆，也被戏称为丈母娘经济。人们并不是真的“七家不知八家事”了（《私》，143、204页），社会舆论依然在发挥着巨大的作用。每个人都需要结婚和生育，单身和不生育被认为是不正常的。无论城市还是农村的父母都要为子女的婚事操劳，挣面子（《中》，253页）。城市中举办的大型相亲会上，父母替代子女参与的情况非常普遍。一些农村调查结果与《私》和《中》有所差异，虽然出外打工盛行，但是很多农村青年还是通过介绍模式和邻近村落或本县的异性结合，甚至还有闪婚现象——春节期间经过介绍认识后迅速成婚。阎云翔发现农村出现女性不愿意多生育的转变（《私》，222页），但更晚近的一些农村调查显示出生育率反弹的现象，人们在更有富裕后愿意支付罚款多生育，特别是在没有儿子的情况下。

对公婆代表的父权的挤压还有一个表现，在丈夫家凶悍的儿媳，回到自己父母家就成了孝顺的女儿（《中》，196页），这与我们自己在农村的实际调查结果一致，很多家庭都说自己的女儿好，儿子儿媳不孝顺。女儿对父母的孝顺还体现在要求丈夫对岳父母进行照顾。阎云翔反问道：“的确，妇女为什么就应该更关心公婆而不是自己的生身父母呢？”（《私》，200页）我们当然也有理由反问，男人又为什么应该更关心自己的岳父母而不是自己的父母呢？

由于没有经历第一次现代化过程，女性并没有要求自身的独立与平等，而不过是被宠和富有而已。女性择偶权利的高涨被异化成了对“高富帅”的追求，女性自身的兴趣点是如何成为“美、白”。我们看到，男性统治的传统不仅没有被打破反而是强化了，表面上女性的权利在不断扩张，实质却是对男性的依附加大。少数“成功”男性主导了话语权，不仅使女性成为依附品，也在使大多数男性边缘化。

年轻一代似乎没有反思到他们的这些观念和行为最终会使自身成为受害者。社会是一个交换系统，如果每一个人都以最大化自身的利益为行动原则，最终社会将运转艰难，每个人都成为受害者。年轻女性自以为在争取更多的彩礼时取得了成功，在家中获得了公婆的权力，但是当她们成为婆婆的时候就变成了攻击对象（《中》，197页）。女性要求男性有更多能力时，自身也成了牺牲品，毕竟精英男士只是少数——反过来说，社会上的多数就不可能被称为精英。另一方面，在这种逻辑下，无论婚否，成功男性都是稀缺品，他们在挑选配偶时有支配权，大多数女性也会被边缘化。女性将陷入到永久的婚姻保卫战中，因为你抢到的高

帅富同样会吸引其他女性的注意力。当儿媳不孝顺自己的公婆时，她们忘记了自己的父母也在被儿媳所漠视，儿媳照顾公婆是社会交换系统的一部分，这能使自己的父母得到照顾，而且能使自己在成为母亲时被人照顾。或许解决农村养老的一个途径是从妻居，但这又恰恰是和中国传统的男性统治方式不兼容的。

无论《私》还是《中》，都更像是社会问题研究，而不似经典意义上的人类学民族志。或许因为对这片土地有着难以割舍的情感、寄托着殷切的希望，阎云翔饱含深情的行文中对当前的农村生活系统有较多的道德批评，或多或少与人类学文化相对主义的基本原则相违背。将今日的农民划归为无公德的，暗示着改革开放前的大多数农民是有公德的，那么村支书在凌晨摸到年轻夫妻的炕头大声把他们惊醒的行为是否就是有公德的表现呢（《私》，142页）？农村研究中还存在着诸多等待我们去解答的谜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