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民调查]读后感

站起来却依旧“屈膝”的中国农民 ——《中国农民调查》读后感 我轻轻的合上书这本书，眼睛有点臃肿，二十万字的书花了一天的时间看完了，真不敢想作为农民儿子的我竟然那么不了解农民，心中不免惭愧。这本书问世距今已经过去整十个年头了，农民的生活是有了一种翻天覆地的变化，可这种变化是不根本的，是不彻底的，或者说是浮于表面的繁荣，实则农民依旧被这个社会所压榨着，他们的肩上依旧扛着重重的担子。

这本书与其说是写给那些身居高位的官员们的报告，不如说是为中国农民的生存现状写了一部纪实传记，把那些沉寂在历史烟云的农民的苦与冤淋漓尽致的描绘出来，把说不清道不明的中国政体上的潜规则尖锐的指了出来，让有良知的国人读罢无不痛心疾首，无不对中国农民的惨淡生活深表同情。在现实与生活的夹缝中，我们要说，我们看到了你想象不到的贫困，想象不到的罪恶，想象不到的无奈，想象不到的抗争，想象不到的沉默，想象不到的感动，和想象不到的悲壮„„

丁作明是本书第一个被提及的人物，且是“殉道者”，是在新中国历史上为了反映农民负担过重而被打死的第一人，可注定了他不是最后一人，笔者写下来的以及没有被写到的不知道又有多少，可这就够了，他足够代表当时农民的危难及悲苦。生存并不容易，何来生活？中国农民考虑的并不像城市人们那样的繁杂，他们只是想生存下去，可是这简简单单的一个目地却是那么的难以实现。在临近世纪交接的年代时，安徽省固镇县塘南乡小张庄却成了一片苦难的海洋，村民被逼的没法生存，张家全等十几个人要去查村里的帐，可是竟然有四个人被“副村长”打死，生存止于此吗？

何谓国？国之根本民也！而身居要职的人不一定了解这一点，反而自认为自己是国家的主人，自己是农民的父母，自己管理的一片地区就是属于自己，自己可以无所畏惧，可以无所不至！而这“天高皇帝远”的小地方谁又能看到呢？县政府、村政府成了这里的所有代理人，如果这个代理者，哪怕只是其中的少数人，把国家政权的意志抛到一边，凭借政权的组织资源为自己的利益服务，这将是十分可怕的！可是可怕的事情终究是连连发生，尤其在县以下的政府人员中更是明显显现，他们仗势欺人、以权压人，甚至对农民玩起法律文章的游戏，并不按照

中央政策执行命令。我们能说现在的社会就没有这样的“地主”、“恶霸”的存在？新闻报道频频出现某高官贪污受贿被依法判刑的报道，我们不禁嗤之以鼻，而那些隐藏在暗处危害农民的虫蛀官员呢？又有多少被绳之于法的？

中国农民，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善良、最听话、又最能忍让的一个特殊群体。可是一点被激怒，又会骤然成为历史上最庞大、最无畏又最具破坏力的一支队伍。他们生存在社会的最底层，他们不与所谓的城里人争名争利，他们只是守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过着自己满足的生活。可是身居官位的政府人员却不是这么想，他们考虑的是国家财政，考虑的县市财政，考虑的是乡镇财政，而这么的考虑向何处获取呢？农民自然被列在其中，可以毫无缘由的多收多取，被称之为“搭车收费”，各个部门不断索取、层层嵌套，造成了农民忙活一年的守成都被“勒索”完了，这就是俗话说的“明税轻，暗税重，集资摊派无底洞”。只要农民们能够生存下去，他们自然不会向这个社会喧讨什么，可是某些政府官员不给他们生存条件，他们被逼急了也只有“吿御状”，这是他们唯一的出路，这也是惩治贪官污吏的最根本的方法，而这其中的代价又是不可估量的。“漫漫上访路”中上访了五次才得到政府重视的王营村村民，可谓深知其中艰辛，仅此而论，我不知道政府把中国农民视为何物？

我们不禁要问，是什么样的原因使中国农民始终处在社会最底层，而不能与城里人拥有同样的资源及社会地位呢？这个问题要回答出来，估计比什么是社会主义更难让领导给出个合理的答案。可是有一点原因，那就是城里人拥有的“社会资源”比农村多得多，这里的资源并不是物质上的，而是社会关系上的资源，他们动不动就能找到什么书记、什么省长的，相比农民只见过村支书这样的大官，确实是拥有绝对的“资源”优势。2010年温家宝总理提出“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人们活的更加幸福、更加有尊严。”我不知道温总理有没有考虑到农民的尊严，滞留在城市里的农民只是暂住居民，很难取得真正的户口，他们为一个城市的发展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到头来却得到的有少之又少，真不知道农民怎么赢得所谓的尊严。2013年7月下旬正是夏天最热的时候，气温往往高于35℃，而政府颁布的高温补贴法规又有几家单位几个公司落实呢？进程务工人员还不是照样顶着高温继续作业，为了那一点微薄的工资挥泪撒汗。他们不懂法，不懂的维护自己的权益，就任由老板私人们欺诈，这就是温总所说的“更有尊严”？

《中国农民调查》对农民的问题分析的很透彻，对农民的现状了也给予了很深的见解，甚至他的独到见解已经高过了一些政府领导，而这其中则源自作者夫妇深入农村进行实地调查，他们没有单方面的接受政府颁布的一些材料而写出一篇报告，这就避免了上当欺骗。可笑的是这本书竟然在2004年3月被列为禁书，2004年12月时任安徽省省委书记的郭金龙则直接说此书抹黑了安徽，我们不禁要问是是作家在抹黑安徽？还是这些损害农民利益的、压榨农民血汗的贪官污吏在抹黑安徽？2011年朱镕基竟然将此书批驳为异见分子的书，这难道就是中央体恤民情的结果？没有人关注农民的问题便罢了，而有人关注了又将其视为谎言、欺骗，身在最底层的农民的生存现状已经达到了这种地步，这不可谓不是一种悲哀！中国官员自来是报喜不报忧，对底层的一些问题并不会真正的让高层知道，欺上瞒下，而造成真正适合农村的政策不能及时制定。中西部一些偏远山区的农村还过着风餐露宿的日子，那里除人口增多、人地矛盾越来越紧张、生态环境恶化外，跟几十年前并没有多大的改变。政府却说中国已经达到了全面的小康社会，呵，厉害的部门往往能“制造”一些财富。

2000年3月，时任湖北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李昌平在《我向总理说实话》中列举了农村触目惊心的危机：盲流如“洪水”、负担如“泰山”、债台如“珠峰”，干部如“蝗虫”、责任制如“枷锁”、政策如“谎言”、假话如“真理”。李昌平的上书通过媒体震惊了全国，真可谓有种“不说不知道一说吓一跳”的感觉，至此农民的危机才算真正的暴漏在公众面前。他上书三最（农民真苦、农民真穷、农业真危险）引出三农问题，根本上就是农民问题，这也是国家的根本问题，根本问题解决不了，如何才能使中国走向强大呢？一个小小的乡党委书记都能看清眼前农民的生活惨状，那些整天在开会的领导身在何处？习主席强调要官员勤俭节约，不铺张浪费，可是他们开的车无一不是名车，他们吃的饭哪顿少的了山珍海味，他们想的永远是功名利禄，他们做的只是权利的交接，真正考虑农民、农村问题的又有几个？焦裕禄这样的官，最终只能成为一个传说。

中国的利益和农民的利益是分不开的，要想把国家真正意义上定义为发达国家，就必须落实农民的问题，不仅让他们富起来，而且必须让他们的权益得到保证，必须淡化城乡之间的差别，让农民活得有尊严，让他们获得真正意义上的“站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