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基本特征

论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基本特征

申力 白群英

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完善的“关键时期”，之所以称之为“关键时期”，是因为这一阶段正是我国经济模式从“转型”到“定型”的时期。那么，中国定型的经济发展模式究竟应该具有哪些基本特征？本文在此提几点粗浅的看法。

一、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应是建立在中国国情基础上的模式

中国模式也是遵循市场经济运行一般规律的模式。理论界很多人尤其是新自由主义者正是从这一层面出发，认为中国的市场经济模式与其他国家的市场经济模式没有本质区别，中国模式就是学习西方发达国家的模式，他们把美国模式作为中国模式的榜样。我们认为这种观点值得商榷。

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实践表明，中国经济改革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是因为我们的经济发展战略和政策始终是围绕中国国情制定的。美国高盛公司高级顾问、清华大学教授乔舒亚·库珀·雷默2004年5月7日在伦敦《金融时报》上提出了“北京共识”的说法，与“华盛顿共识”相对应。这一提法之所以引起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并不在于他对中国经济的崛起做出了科学解释，而是在于他提炼出了这样一种思想：中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形成了不同于主流经济学家们所设想的经济发展模式，这一模式不仅对中国、而且对世界未来的发展都将产生深远影响。这一模式产生的基石就是从国情出发，走自己的路。

二、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应是政府发挥主导作用下的模式

我们所说的政府主导，就是政府行为不仅仅局限在弥补市场失灵方面，在市场运行中，政府有很多具体的参与行为。除了干预经济、制定发展规划、实施经济政策、制定经济运行规则外，政府本身在某种程度上也作为市场经济的构成要素而存在，甚至以市场主体的身份出现，参与到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来。政府这种角色不是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政府职能错位，而是社会化大生产的必然要求。社会化大生产要求社会生产必须保持适当的比例关系，而市场自发配置资源往往会使比例失调。政府作为市场主体，在遵循市场经济规律的基础上自觉配置社会资源，就能在一定程度上避免经济的周期性发展，进而避免资源浪费和社会动荡。

就中国而言，我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绝不能简单照搬“小政府大社会”的模式，也不能简单把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职能归结为宏观调控。这是因为，从具体国情上来看，我们是发展中国家，我们经济发展的诸多方面需要政府参与和推动。同时，我们又是经济转型国家，从“转型”到“定型”也必须有政府主导和参与。从深层原因上看，我们国家建立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经济体制本身有深刻的制度规定性，就是要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和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分配原则，通过公有制与市场经济有机兼容，既要发挥市场经济配置资源的效率优势，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又要保证在社会的公平与稳定中实现共同富裕。要保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多重目标的顺利实现，必须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

三、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应是以构建和谐的利益关系为核心的模式

中国的改革之所以取得成功，不在于其改革路径是“渐进的”、缓慢的、试验性的，而在于这一过程本身始终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这一性质下进行的。

中国经济改革由农村到城市，由体制外的非公有经济的增长推动和生成体制内的公有制经济的改革，由引入市场机制到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每一步都体现了物质利益关系的调整。而这种调整是以绝大多数人的整体利益明显增加为前提的，它使每一个人的绝对收益或多或少得以增多。党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其本质就是构建和谐物质利益关系在具体政策上的反映。由此可见，无论从模式的社会主义性质来说，还是从模式要推动生产发展的客观要求来说，中国模式都必然是以构建和谐物质利益关系为核心的经济模式。

四、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应是建立在中国传统文化基础上的模式

理论界通常有一种认识，经济模式属于资源配置问题。本文则认为，经济模式总是镶嵌在具体制度之上的模式，这种制度既包括经济制度，也包括上层建筑中的政治、法律、文化和意识形态。在某种意义上，文化对模式的形成具有重要的影响力。

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是建立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的。在中国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过程中，传统价值观受到了严重冲击。尽管如此，我们从深层次上看，中国的改革发展仍然展现出对中国传统价值观的弘扬和发展。这既是“中国模式”成功的原因，也表现为其内容。中国的儒家文化传统强调集体观念，重义轻利的价值诉求，并没有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荡然无存，市场经济带来“利益至上”的文化观念的同时，趋利避义的价值取向并没

有为所有大众所接受和推崇。同时越来越多的理论工作者开始引导民众进行发展目的的反思，“以人为本”、“和谐社会”这一中国文化的根基被重塑。这些表面上看与市场经济精神相悖的传统文化，正在中国模式的形成中承担着拯救现代文明的使命。中国模式应该从世界主流发展模式中汲取营养，但始终要扎根于中国深厚的民族文化和独特实践之中，兼具东方文化的典型特征和现代化的普遍特征。

五、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应是有灵活创新机制的模式

不同的经济模式都有其自身的“内核”，这使得模式自身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同时，任何模式都是在一定具体条件下的模式，而具体条件总是在不断变化之中的，因此，模式自身也必然始终处于动态变化之中。一种模式的生命力不在于其自身是否发生了变化，关键是要看其能否在坚持自身“内核”的基础上不断创新，以适应外部环境的变化，达到不断协调物质利益关系，促进生产力发展。从这个意义上看，一种模式的生命力，在于其创新能力。这种创新能力包括技术创新能力和制度创新能力两个基本方面，这两个方面又是相辅相成的关系。 中国模式产生于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而这一进程始终伴随着不断创新。改革开放前期，制度创新尤为突出和明显，而技术创新则相对滞后；1996年，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提出两个根本性转变，表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把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有机结合起来推动经济发展，同时也表明中国模式的创新机制基本确立；党的十六大提出“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实践没有止境，创新也没有止境。”这既是对创新对中国模式形成重要作用的肯定，又是对中国模式生命力源泉的深刻认识；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科学发展观，强调发展过程中的“五个统筹”；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进一步强调注重社会公平和自主知识产权，进一步把制度创新与技术创新有机结合起来。这样，中国模式的创新机制逐渐走向具体化。（编辑：林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