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话 人类童年精神的永恒象征

童话　人类童年精神的永恒象征

王光东/刘海栖

【专题名称】文艺理论

【专 题 号】J1

【复印期号】1996年07期

【原文出处】《作家报》(济南)1996年0427期第⑤页

王：童话能唤起人类深埋心底的一种渴望，这渴望是那样持久，流贯于整个生命的存在过程中，甚至在人类漫漫历史的长河里，这渴望也如一盏永不熄灭的灯火给人以无限的慰藉和灵魂的启迪——这就是童年精神。童年精神并非仅仅在儿童时期才能被生命体验，人成年之后，有时对童年精神的渴望尤为强烈，因为童年精神的那种单纯、真善、美丽的境界是一旦失去很难再重新体味的一种经验。渴望童年在某种意义上是对美的渴望的具体表现，渴望童年也是一种美的存在形式。由此，我想童话这种文学样式应是充分体现人类的童年精神的最佳载体，童话的那种瑰丽美好的意境、单纯神秘的氛围、清丽深情的象征，把人类的童年精神能够充分地体现出来，能够体现人类童年精神的童话，也不应仅仅是为儿童而写，她应是整个人类“体味童年精神”的一种文本，在这里不管是儿童、少年、还是中年、老年都会被童话的魅力所吸引。譬如安徒生的童话之所以成为整个人类文化中的一笔宝贵财富，就是因为他的童话准确地把握住了人类童年精神中的单纯、美丽、善良等内容，而获得了其永恒的存在意义。由此，我觉得我们目前的童话创作应该从“为儿童写作”的圈子里走出来，不仅仅是为儿童写作，也应该为整个人类而写作，使童话成为儿童喜欢、成人也愿意看的作品，连接成人和儿童之间的重要桥梁就是人类永恒的童年精神。

童年精神中最为重要的两个内容，我以为是美与善。美是人性美、情感美、意境美。善是包含于美之中的灵魂、思想，譬如正义、同情心、无私等等高贵的品质。童话应该把这种丰富的童年精神体现出来，而不应仅仅通过一些象征性的物象，传达一种训诫内容，（对于低幼童话似乎不应这样要求，因为低幼童话有教导儿童明白事理的职责）。你近几年所创作的童话，我觉得在这一问题上是有所追求的，你在试图突破传统童话创作的一些模式，在儿童与成人的联结点上寻找创作的灵感，不知你是否在创作过程中，对“童年精神”有什么新的思考？能否谈谈你的想法？

刘：我想你对童话的本源做了一个非常富有诗意的概括，你所归纳的人类童年精神在那些具有经典性的童话篇章里熠熠闪光，以至于形成一种模式。这当然是一种不坏的模式，从本质上讲，童话无疑是人类童年精神的天然载体，我们的童话作家们不断地创造出许多美丽、纯净的东西来。

然而，既然是模式，就会带来负面的影响，童话创作仅仅沿着一条路走下去，我不知道对于文本的价值造成多大的损失。

我想你也考虑到这个问题了，并不是大多数童话作者都考虑到这个问题了。我认为你是找到了某个契合点，这个契合点就是被人类童年精神所包容的童年体验。

所谓童年体验，实际上存在两个指向，其一，作者；其二，读者。

作者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价值取向、主观意念，把对童年精神的理解注入文本，而读者则调动起自己的阅历去对文本进行解读。在这里，读者虽然能对文本加以选择和取舍，但是由于特定的承载者的原因——年龄以及知识结构的局限，这种取舍和选择只能是外在的而非内在的。作者所设定的文本范围便先入为主地对读者起了一种导向作用，也就是你所谈的“训诫作用”，儿童文学的特殊性也恰恰在此。

联系到前边所述，童话这个人类童年精神的天然载体仅仅载着些概念化的玩艺儿轻车熟路地让那些老把式赶着驶来驶去，势必与在信息社会中成长印满了各种各样的痕迹还要沿着人生坎坷的道路向前走的读者相脱离。让我们的后代仅仅生活在对美丽世界的憧憬恐怕于社会或者于每一个幼小的个体都并非一件喜事。

把人类童年精神简单化是造成童话创作题材单调的重要原因之一。

很多成人文学作家（这个意义不见得准确，仅相对于儿童文学作家而言）都把童年经验融入了自己的创作，一些作品实际上给儿童文学提供了不错的范式。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人们并不把这些很适合少年儿童阅读的作品叫做儿童文学而且作家本人似乎也没有这个意愿。

那么，这种事情就应该由儿童文学作者自己来做了。我想，当一个人把童年经验（作者的、读者的）融入一件需要高度想像力并且虚幻了现实的作品中时，这个具有人类童年精神的载体就会同时被成年人和儿童所接受，我们没有理由不把这种东西叫做童话。

王：童话作为一种独特的文体形式，它应该有着自己独特的叙述方式。在以往的童话创作中我们强调童话创作的叙述方式和语言应该是儿童能够理解的叙述，这种要求无疑是正确的，但是这里存在着一个问题，什么样的叙述是儿童能够理解并且能够接受的？什么样的内容又是儿童不能理解和不易接受的呢？这是随时代的变化和儿童知识面的变化而需要不断调整的一个过程，简单地遵循过去的一些既成法则是无法创作出真正为当代人们喜欢的童话作品的。由此我想童话的叙述方式应该是与“童年精神”相一致的，叙述话语应该是与变化着的生活过程相一致的。

谈到叙

述方式和话语，我们知道真实性叙述和想象性叙述是主要的两种叙述。在童话创作中主要适用的是想象性叙述（在文学创作中真实性叙述与想象性叙述是无法截然分开的，只是就主要倾向而言作这种区分），与想象性叙述密切相关的是象征、幻想、通感具体的艺术技巧。如何使这些具体的叙述技巧与“童年精神”保持一致不至于流于浅陋或晦涩之中是童话叙述至关重要的一个问题。

在目前的童话创作中，我感觉有两种倾向值得注意：一是把“童年精神”简单化，随之叙述方式简单化，譬如狐狸总是狡猾、狼总是凶狠，兔子或者小女孩之类又都是善良的化身，于是两者之间展开斗争，最终善良战胜邪恶。这种叙述模式虽然简单、明了，但意蕴与韵味是单薄了一点。另外一种倾向是为了把更复杂的生活内蕴带给儿童，从而在创作中过多地掺进了成年人的内容，使童话叙述显得有点艰深和晦涩，甚至成年人阅读起来也有某些阻隔。如何纠正这种倾向，把“童年精神”与“童话叙述”完美地结合起来呢？这显然是一个创作的实践问题，不知你在创作童话时，是如何处理这一关系的。你在《笔?肚皮?一个故事》这部长篇童话创作中，把“童年精神”与“童话叙述”相统一的叙述方式，已经作了较为成功的尝试，能否结合作品详细谈一下？

刘：叙述方式对于儿童文学来说的确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你把它专门提出来并加以阐释我认为对于促进童话创作是一件好事。童话作为叙事性的文学样式，叙述方式在文本中应该起很重要的作用，对某些作品来说，甚至将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这个问题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被部分童话作者所忽视，一种或某几种语言模式贯穿了各种题材的作品的始终，相当的文本只是为了阐述某个或某类主题而存在，当情境氛围和阶段性思考消失或改变之后文本的价值和意义也就随之消解了。我当然不想在这里对主题和题材的重要性说三道四，尤其是当童话作为整个儿童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具有特殊的训诫和教育功能的时候。

问题是应该把童话作为整个文学范围内的一种形式来对待，跟其他所有门类的文学作品一样，童话并不可能仅仅领先主题或者题材的恰当便成为佳作，虽然由于童话所面对的读者的规定性和长久以来在外部作用下与其确认的功用，主题与题材对童话创作的成功与否起了相对重要的作用。也仅仅是由于这个原因，使童话创作出现了文本的缺失，这主要表现在叙述方式上，如你而言。

这种状况应当改变。我以为在童话创作中，对于叙述方式的掌握，相当重要的一条便是对非叙

述性语言的运用。

叙述性语言是指叙述者叙述故事进程的语言。这种语言直接构成故事，对主题与题材起作用。而非叙述性语言则是叙述者向读者讲述故事如何讲述的语言和注解故事的语言。虽然两者共同构成具体作品的语言表达系统，但后者对于文本的确立实际上起着更大的作用。在以往的一些童话创作中，叙述性语言似乎运用得更多一些，叙述者旨在把故事讲完，但对究竟如何讲好便缺乏认真地研究，其结果造成作品信息含量的减少和与读者距离感的增加。我的创作则偏重于对非叙述性语言的追求，实现在各种情境中此类语言的功能，以期缩短读者与文本之间的距离，使对象产生一种仿佛面对叙述者、看得见叙述者神态表情的亲近感。比如您谈到的那个长篇童话《笔?肚皮?一个故事》和另一部长篇童话《灰颜色白影子》。

当然，其他如语言与语调的矛盾组合、形象化的比喻等等，都可包容到非叙述性语言当中去。

独特的丰富的叙事手段是一篇童话作品成功的重要因素，即使不是决定性因素的话。

王：最后，我想谈一下童话创作中的“智慧”问题。童话忌浅直，也忌晦涩，那么童话创作如何才能进入高层次的艺术境界呢？我觉得童话作家的“智慧”问题应该作为一个问题提出来以引起注意。这种“智慧”有两层意思：一是在童话创作中见出成年人的智慧，这种“智慧”表现为他如何把“永恒的人类童年精神”转化为儿童能够理解的内容，并留下无限的想象韵味和情趣，譬如《皇帝的新衣》、《白雪公主》等作品就充满了成人的智慧，使同情、善良这些美好的童年精神内容变得单纯而永恒。这里“智慧”又表现为情节的构思和童年人生内容的发现。这也是我们所说的第二层意思，就是童话作家要有发现儿童生活内容的眼光和敏锐，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发现意味着思考，意味着我们要从常规的创作内容中解放出来，从变动不息的生活中看到童年精神的内涵和变化。唯其如此，童话的想象才有现实的内容和时代意义。

童话创作要有“智慧”，这种智慧还表现为要把我们所能理解的“童年精神”与童年的生活因而联系起来，把抽象与感性统一起来，创造出直观的艺术形象，如果前两点是从童话作家的创作角度讲的，那么这一点所要说的是作家的心目中要有“儿童”的存在，也就是说要把“智慧”转化为儿童理解的内容，正是在这种“转化”过程中，作家的艺术世界既留给了儿童，又超越了儿童，留给了成人、也留给人类。你是如何看待“童话创作”中的智慧的呢？

刘：我觉得关于童话创作中的“智慧”这个

问题提得很妙。我想你是把所谓“智慧”解构为两个方面，即童话创作者本身的发现能力和融汇在文本中的操作。

对于发现能力人们谈得很多了，童话作者中不乏一些目光敏锐视角独特的作家，他们对于童心童趣童年生活甚至对于一只前胸长着高高的背板的角蝉和一群摇头晃脑的血顶山羊在暴风雨到来之前各自干着什么都搞得一清二楚，他们在这方面的能力绝不比任何一位以人性剖析者身份自居的成人文学作家逊色。当然，不能说他们在这方面没有欠缺，问题是作品的浅直与丰厚的差别并非完全由生活容量的多寡所决定的，尤其是童话。

我想谈谈对于文本的操作问题。

有些童话作者往往忽略这个问题。

用叙述性语言讲述故事显然是一种很现成的办法，同时不乏成功的范例，在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中，这种手法已运用到炉火纯青的地步。但是童话由于读者对象（年龄、知识结构）的限定和特殊的范式，很难而且没必要去编织复杂曲折场面恢宏的故事，因此，仅限于把故事讲完，势必使作品失之苍白、流于浅直。说到底，让情节本身（仅指童话作品的情节）充满了创作者的智慧是并不容易办到的。童趣是种非常平实自然的东西，自身不具备结构故事的天然优势，过于奇巧，反而匠气。

归结到第二个问题里，我以为要把创作者的智慧融入文本很重要的原则就是对于非叙述性语言的运用。过去不少的童话作品缺乏与读者的亲近感。板着面孔说话；以训诫为唯一宗旨，缺少机智、幽默、诙谐、情趣，以至造成了作品在文本上的缺失。灵活熟练地运用非叙述性语言是弥补这种缺失的重要手段。此类语言在文本中的操作具有很大的自由空间，适宜于作者主观意念的张扬与发挥。当然，运用得好坏与否，对于主题和故事造成的影响如何，那就看创作者的“智慧”了。你尽可以把你对幽默、机智的理解操练得淋漓尽致，你尽管让戴着口罩的河马在背猴子过河之前先做些关于当代儿童文学的思考而叫那架年久失修的水车浇完了返青的麦子之后踏着莫扎特的节奏去唤醒一口沉重的铁锅。当然，你的智慧是否能得到读者——与年龄无关——的认同那又是另一码事儿了，就比如料备齐了可要做出一桌子好菜那还得看手艺。^NU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