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翻译

鲁迅与翻译

摘 要：鲁迅的翻译工作从来就不曾间断过，其成就之高、影响之大、个性之突出， 在中国翻译史上写上了重重的一笔。本文从鲁迅翻译的思想、翻译的作品、翻译的方法等几个角度出发，对鲁迅的翻译思想与价值进行了剖析，鲁迅从事文学翻译早于文学创作，分析鲁迅的翻译标准。鲁迅的翻译特色是明显的，从投身文学到生命的终点，与其他译者相比，其翻译模式对后来的影响是巨大的，鲁迅所以“直译”、“硬译”和“宁信而不顺”，其实是为了更好地忠实于原作，同时也是为汉语输入“新的表现法”。鲁迅的翻译思想至今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鲁迅;文学翻译;翻译思想；翻译的标准

一、引言

鲁迅，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一座无法逾越的丰碑，一个无法绕过的存在。鲁迅是一

位文学巨匠，是我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我们常常把他尊称为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同时，他又是一名杰出的外国文学研究者和翻译家。他的著述与思想影响至深，成为我们民族珍贵的世纪文化遗产，不断激发后人新的思考和创作。作为一个真正的“中国的与现代的”作家，他的影响不仅局限在中国。众所周知，在一些人眼中，他嫉恶如仇，是旗手，是导师，是人道的标本，正义的光源；在提倡多元化的今天，鲁迅在许多人眼中依旧代表着“中国人的脊梁和咽喉”。事实上，鲁迅一生的文学活动始于翻译，而又是以翻译告终的。据不完全统计，鲁迅一共翻译介绍了近200多位作家的作品，印成了对个单行本，总字数达300多万字，数量与他自己一生的全部著作大致相等，被称为我国翻译文学史上的一座丰碑。经他翻译作品的国家，包括俄国和前苏联、日本、英国、法国、德国、奥地利。荷兰、西班牙、芬兰、波兰、保加利亚等国，其中俄国和前苏联的作品又占一半以上。翻译作品的类型，有长篇小说、短篇小说、诗歌、剧本、童话和文艺理论著作，他在杂文、书信和日记中涉及到的外国作家，据初步统计，共有25个国家和民族的作家达380人之多。可以说，鲁迅在文学创作上的巨大成就与他在文学翻译上的丰硕成果密不可分，翻译介绍外国文学，在他一生的文学活动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二、鲁迅的文学翻译

1）时代背景

中国现代伟大的文学家和翻译家和新文学运动的奠基人。原名周树人，字豫才，

浙江绍兴人，出身于破落的封建家庭。青年时代受进化论思想影响。1902年去日本留

学，原学医，后从事文艺等工作，企图用以改变国民精神。1909年回国，先后在杭州、绍兴任教。辛亥革命后，曾任南京临时政府和北京政府教育部部员、佥事等职，兼在

北京大学、女子师范大学等校授课。1918年5月，首次用

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对人吃人的制度进行猛烈，地揭露和抨击，奠定了新文学运动的基石。五四运动前后，参加《新青年》杂志的工作，站在反帝反

封的新文化运动的最前列，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伟大旗手。

1918-1926年间，陆续创作出版了《呐喊》、《坟》、《热风》、《彷徨》、《野

草》、《朝花夕拾》、《华盖集》、《华盖集续编》等专集，表现出爱国主义和彻底

的民主主义的思想特色。其中，1921年12月发表的中篇小说《阿Q正传》，是中国

现代文学史上杰出的作品之一。1926年8月，因支持北京学生爱国运动，为反动当局

所通辑，南下到厦门大学任教。1927年1月到当时革命中心广州，在中山大学任教。

反革命者，受到深刻影响，彻底放弃了进化论幻想。1927年10月到达上海。

1930年起，鲁迅先后参加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和中国民权保障

同盟等进步组织，不顾国民党政府的种种迫害，积极参加革命文艺运动运动。1936年初

2）鲁迅翻译的作品 1903-1918年，大致是鲁迅翻译的第一期，除开翻译高岛平三郎《儿童观念界之研

究》（1914），其余都是鲁迅在留日时期完成的，1906-1907年鲁迅的翻译发生了一个明显的转向，主要是国民精神、世界知识、“不取媚于群”的提出，应该说，一直贯穿的思想主线是复兴中国的理想，“起其国人之新生”。换言之，鲁迅的翻译之选择主要是政治意识形态的选择，和较少的自觉传播科学的行为。

俄国1905年革命后，正是鲁迅第一个为中国窃来了俄罗斯文学的“普罗米修斯之火”。

他早期所作的《摩罗诗力说》在分析19世纪几位最伟大的革命浪漫诗人的诗作时，重点介绍了普希金和莱蒙托夫。1909年在鲁迅和周作人合作译印的《域外小说集》中，又翻译了俄国作家安特来夫和迦尔洵的作品。1921年他翻译了俄国作家阿尔志跋绥夫的中篇小说《工人绥惠略夫》。他还积极支持热心苏俄文学的新秀韦素园、李霁野等出版译作，帮助他们创办未名社。果戈理、托尔斯泰、陀斯妥耶夫斯基、高尔基等一大批俄国重要作家的作品，都是通过鲁迅源源不断地输入到中国。鲁迅翻译的《死魂灵》、《毁灭》、《浊流》都是其中的代表作。1907年，鲁迅译写《摩罗诗力说》（《坟》）再次重申了复兴中国的理想，但是，由早期的尚武精神转向激励思想、开发民智，鲁迅写道：“今则举一切诗人中，凡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而为世所不甚愉悦者悉入之，”1907年，鲁迅和周作人合译哈葛德、兰格《红星佚史》，1908年鲁迅、周作人翻译籁息《裴彖飞诗论》，也都有激烈的复兴中国理想。1907-1908年鲁迅在翻译活动中强调了时代精神、国民精神、世界知识/世界识见，转而倾向于浪漫主义的刚健激俗的人格品质，勇毅起新的独立行为。鲁迅通晓日语、德语，粗通英语，略知俄语。日语是在日本留学期间掌握的，会德语是由于德国医学发达，德语在仙台医学学校是必修的。鲁迅喜爱东欧和北欧文艺作品，他阅读的欧洲文学作品、西方哲学家的著作大都是德文版的。这就让他的翻译范围能有很大的延伸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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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鲁迅的翻译思想

我们知道，近代翻译理论中，最富有影响力的就是严复的翻译标准——’‘信、达、

雅”。按照现代人对其字面上的理解，所谓信，就是“忠实”，要求译文忠实于原作；达，就是“通顺”，要求译文畅达，让读者能看懂；雅，即雅言，相当于现在说的普通话。如此看来，严复提出的“信、达、雅”标准，还是相当正确的，故在当时颇为世人所重视。然而，崇尚复古的严复却把“雅”解释为“用汉以前的字法句法，则为达易，用近世利俗文字，则求达难，往往抑义就词，毫厘千里”。这就违背了“雅”的本意，在理论上显然是错误的。尽管，严复译的《天演论》曾对鲁迅产生过较大的影响，甚至鲁迅“有好几篇都能背”，但是，由于严复“用一个‘雅’字打消了‘信’和‘达”’，这自然不能为鲁迅所接受。为此，他认真地研究了严复理论的全部内容，考察了从严复以来近代翻译作品的成绩与缺点，而后根据翻译本身固有的特点并结合自身翻译经验，共先后用十多篇专题性的理论文章，发表了自己对文学翻译的看法。比如，在《且介事杂文二集·题未定草（二）》一文中。

鲁迅指出：凡是翻译，“动笔之前，就先得解决一个问题：竭力使它归化，还是尽

量保存洋气”。鲁迅这里所说的“保持洋气”，其实就是“信”，就是使译作保存“异国情调”，“保存着原作的丰姿”。他的这一正确主张，后来得到了人们的普遍承认，因为它与我们现行的翻译标准——“忠实”和“通顺”，事实上是同一含义，至今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对于“达”一字，鲁迅则有自己不同的看法：若采取“归化”的译法，即“意译”，译文可能会非常通顺，但却容易有损于原作的内容，“就是貌会神离，从严辨别起来，它算不得翻译”。鲁迅更是反对那种盲目“归化”和“达”的译法，如“于外国人的氏姓上定要加一个《百家姓》里所有的字”，将“果戈里”翻译成“郭歌里”，将“Kropotkin”、“Tolstoy”译成“柯伯坚”和“陶斯道”，而“南北朝人译印度的人名：阿难陀，实叉难阳，鸠摩罗什婆„„决不肯附会成中国的人名模样”。鲁迅主张“直译”，是为了忠实于原文，在鲁迅看来，忠实应是第一位的。这就从根本上提出了翻译时应当遵从的标准和原则问题。

但是，翻译工作并不是一旦遵从了这个原则就可以一蹴而就的，因为，“一国文字和另一国文字之间必然有距离，译者的理解和文风跟原作的内容和形式之间也不会没有距离，而且译者的体会和他自己的理解能力之间还时常有距离。因此译文总有失真和走样的地方”，“彻底和全部的‘化’几平是不可能实现的理想，某些方面、某些程度的‘讹’又几乎是不能避免的毛病”。从表面上看，由于翻译本身的特点所限，鲁迅承接严复提出的“信”的原则而主张“保持洋气”的看法，在翻译实践中似乎是行不通的，因为，任何一个既精通外文又善于驾驭本国语言文字的译者，都难以保证他的译作与原文一模一样，没有丝毫的误差。这是翻译本身的特点——既具有科学性、规律性，又具有艺术性和创造性。深知翻译特点的鲁迅所主张的“保存洋气”，只不过是一种前提和目的而已，是一切从事翻译工作的人应该遵从的原则，他并不要求译本与原作之间不能存在任何的误差。因此，他在提出“保存洋气”之前，就加上了“尽量”二字，即在努力使译文在某种程度上“归化”和“通顺”的同时，“尽量保存洋气”，让人“至少是知道何事何时，有这等事，和旅行外国，是很相象的”。其目的，正是让读者在阅读时能够感受到“异国情调”和“原作的丰姿”。 四、 鲁迅的翻译标准

1）直译、硬译

直译，用鲁迅先生的话说又叫做硬译。指在不同文字之间的翻译过程中严格按原文

逐字逐句地翻译方式。我们不能单一地、抽象地做出结论。对于鲁迅的“直译”、“硬

译”，单一的“可读性”评断标准是不可行的，因为“可读”是“一个不确定的、人言言殊的标准”。只有把鲁迅译文“放在当时的语境与话语习惯中，放在与原作精神韵味对照的情况中来体验”，才能对其做出客观的评。鲁迅的“直译”往往是根据原文本自身的特点而做出的选择，此时，原文本通常是写实主义作品与理论文章，此类翻译通常带有很强的欧化色彩，有些地方不免艰涩、生硬，这与原作性质、译者的转译以及翻译意图等都有着很大的关系；而象征性的译名、普及性的童话以及科学小说，他往往采用“意译”的方法。在对汉语发展路向的探索中，鲁迅的翻译强调“直译”、“硬译”，强调对西方语言的吸收，其带有明显西方语言特征的翻译语言让人们看到了汉语弹性的极限所在。他的文学创作实际是在对一种尚未成熟的语言形态的磨合式运用中进行的。他博采西方语言资源，同时又十分强调汉语本身的历史继承性。他对各种或新或旧的语言规则都有所偏离，通过适当的间隔和“陌生化”，使其语言充满了张力和活力。这种自觉地在历史大潮中改造语言的努力，使得鲁迅的语言发生了历史性脱胎换骨的变化。为了能够更好地将西方先进文化引进中国，鲁迅采用了历经中外数代翻译家实践的“硬译”作为翻译的方法。它忠于原著，被鲁迅当作是接近文学作品的基本途径。为了使作品具有语言的简洁性和丰富的文学性，鲁迅又在“硬译”的基础上提出了“易解”和“丰姿”的概念，完善了鲁迅的翻译理论基础。

2） 宁信而不顺 “宁信而不顺”，是鲁迅先生20世纪30年代提出的一种翻译主张。多年来中国译学界大多从翻译的层面对其进行研究，得出的结论多是贬谪或负面的。本文指出，“宁信而不顺’’不是一种翻译技巧或翻译标准，也不是“矫枉过正”或“意气用事”。它是鲁迅提出的一种理性的文化主张，是他为中国的新文化建设而发出的呐喊。它是鲁迅文化观的反映，与他的“拿来主义”思想是一致的。这一主张令译界不少学者大跌眼镜，也一直为不少人所诟病。从文化视角对“宁信而不顺”进行审视，这一主张其实蕴涵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及极高的译学价值，它饱含了鲁迅为创获中国文化的现代性的良苦用心，也大大开拓了中国译学研究的视野。“宁信而不顺”非但没有削弱鲁迅“文化巨人”的形象，反而使这一形象更加高大。

鲁迅所以“直译”、“硬译”和“宁信而不顺”，其实是为了更好地忠实于原作，同时也是为汉语输入“新的表现法”。我们知道，现代翻译法中有“直译”和“意译”两种翻译法；在翻译标准方面，我们应当遵从“忠实”和“通顺”的原则。我们还知道，鲁迅本人也是主张“忠实”和“通顺”的。但是，对于鲁迅多次在他的文章中声称自己的翻译是“直译”和“硬译”，以及他那似乎有些自相矛盾的“宁信而不顺”——即在某些地方“宁可译得不顺口”也要“保存洋气”——的主张，至今仍有不少同志感到困惑不解。因为，这势必会造成某些词句的“不顺”，给读者的理解带来诸多的困难。严格说来，这与鲁迅本人在文学翻译上的指导思想是背道而驰的。

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就有人也认为鲁迅的翻译是“硬译”、“死译”和“不

顺”，同是翻译界知名人士的梁实秋便是其中极为重要的代表,我们不会忘记鲁迅与梁实秋那长达8年、火药味实足的关于翻译标准等问题的理论大战。为了更好地证实这个“不顺”，笔者认真翻阅了《鲁迅译文全集》，认为其中除了不乏数量众多的优秀译作外，也有不少的译文确有一些难懂和“不顺”之处。莫不是鲁迅真的“能力不够”和笔力不济？众所周知，鲁迅是中国的语言大师，他的文字功夫实非一般人可比，我们阅读他的小说、杂文，无不惊叹他叙事时的自然逼真，流畅明快，说理时的雄辩有力，就连鲁迅的“死对头”梁实秋本人，也公开承认鲁迅的文笔是“极为简练流利的”，这已是不容置疑的历史事实。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鲁迅在文学翻译中不使用他那支得心应手之笔，将原作

译得“音调控骼”，“琅琅上口”，却执意地坚持着“直译”、“硬译”和“宁信而不顺”的翻译主张，甚至还导致梁实秋等人的种种发难呢？事实上，“硬译”一词，是鲁迅在他编译的《文艺与批评》的译者附记中谦虚地说自己的“能力不够”时，首先提出来的。他所以把自己的翻译谓之为“硬译”，其实是一种大度的“自谦”之说，本身并没有任何贬义，与梁实秋所说的“硬译”，在含义上确有不同，因为它只不过是作为“直译”的一种替代说法而已。虽然，实事求是地说，在翻译理论方面，梁实秋并没有多少系统的文字表述，但是，同是一名资深学者和翻译家，梁实秋关于翻译问题的一些理论观点，并不都无可取之处。只是，由于政治立场的不同，梁实秋“本不求助于无产文学的理论”，故打心眼里认为无产文学理论的译本“比天书还难”，甚至觉得“无产者本来并没有阶级的自觉。是几个过于富同情心而又态度偏激的领袖把这个阶级观念传给了他们”，因此便对鲁迅如此执著地翻译介绍“政治小说”，始终抱着那种冷嘲热讽的态度，这才激起了鲁迅的本能抗击，从而使得鲁迅与梁实秋之间持续了8年的、本该纯属学术问题的翻译论战，充满着浓郁的“政治色彩”。

针对梁实秋为了所谓的“看得懂”和“顺”的翻译，就可以“宁可‘错’一点儿”，

也不管是否“蒙蔽读者，使读者不能够知道作者原意”的“愚民政策”——“与其信而不顺，不如顺而不信”，鲁迅自然毫不犹豫地进行了强有力的批判，进而提出了“宁信而不顺”这种仿佛有些儿“意气用事”的翻译主张。但是，鲁迅又指出：这里的“不顺”，并非指要把“天河”（the Milky Way）译作“牛奶路”，把“跪下”（get down on one’s knees）翻译为“坐在膝之上”。他主张的“直译”，并“不像吃菜淘饭一样几口可以咽完，却必须费牙来嚼一嚼”。因此，鲁迅所说的“硬”字，实际上是针对某些句法而言的。他说，如唐译佛经，元译上输，当时很有些“文法句法词法”是生造的，而一经使用也就懂了，现在又来了“外国文”，许多句子即也需要生造，或者说是硬造，新造硬造的目的正是为了保存“原来的精悍的语气”和“原作的口吻”。在与瞿秋白共同探讨翻译问题时，鲁迅指出，在文学翻译中，“一面尽量的输人，一面尽量的消化、吸收，可用的传下去了，渣滓就听他剩落在过去里”。鲁迅认为：倘要翻译，就不能不既“输入新的内容”，又“输入新的表现法”。所谓“输入新的表现法”，就是引进一些外国的新词汇和新句法，以丰富中国的文字。不必否认，这些充满“洋气”的外来语，中国读者起初看起来确有些不顺眼，念起来不顺口，但见得多用得多了，“其中的一部分，将从‘不顺’，而成为顺’，有一部分，则因为到底‘不顺’而被淘汰，被踢开”。现实中，这种由不顺到顺，由不流传到流传的表现法已是不胜枚举，诸如“干部“、“罢工”、“摩登”、“俱乐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歇斯底里”、“网络通讯”、“多媒体”、“迷你裙”、“卡拉OK”、“酒吧”、“酷毙了”„„等大量外来词语，以及“我想今晚去拜访您，要是您不觉得有什么不便的话”等外来的欧式句法，今天不但已经说得顺、听得懂，而且还完全溶入到了汉语之中！诚然，正如鲁迅所说的那样，有一部分外来语也将属于“淘汰”之列。

由此可见，鲁迅提倡“直译”、“硬译”，无非是想更加忠实于原文，也就是对原文的

“信”，同时也是为了促进汉语的发展而不断地输入新的表现法，但并不是说就可以毫无原则地抛弃“易懂”和“通顺”，胡译、死译一通。实际上，只要我们认真地阅读和研究鲁迅的译文，就会发现，鲁迅虽然主张“直译”，但是，他的译作中并不乏一些“意译”的表达方式；重要的是，他的翻译的确是非常忠实的，其翻译质量也是有口皆碑。代表鲁迅翻译文学最高成就的、其中有一篇还选入现今中学语文课本的《死魂灵》，也是按照“直译”的方法译出的，其译文恰如其分地显示了原文描写的细密，给人们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五、结语

翻译作为跨文化交流的桥梁，被鲁迅赋予了重任。那就是，通过翻译外国的作品来对

国人进行文化结构和文化心理的调整，从而达到创获中国文化的现代性的目的。鲁迅之所以强调翻译和创作应该一同提倡，并且其本人“是向来感谢着翻译的”[22]，也正是因为他认识到了翻译在国民文化教育中的重大作用。既然鲁迅对外国文化寄予如此厚望，那么在翻译中对“信”的苛求也就不言而喻了。这如同病人吃药一样，病人要想治好病，当然希望自己吃的药是真的。只有有了“信”，国人才能接受到原汁原味的外国文化。只有接受到了原汁原味的外国文化，国人才能将其与自己的传统文化进行对比，进而知道自己的文化劣势所在，从而达到疗治中国文化痼疾的作用。如果翻译失去了“信”，国人接受来的外国文化则如同假货一样，不但对中国的文化肌体没有好处，反而会带来危害。鲁迅主张在翻译中容忍“不顺”，并非是因为语言能力不足而采取的一种消极办法，而是一种积极的主张。他不同意瞿秋白的“不顺”的翻译乃一种“防守”的说法。鲁迅指出，不顺的翻译“其实也还是一种进攻”。“进攻”的意思是，通过“不顺”的翻译，积极主动地接受原汁原味的外国文化，从而达到改造国民性，促进民族文化发展的目的。

鲁迅先生所以进行文学翻译, 一如既往地翻译和介绍外国文学和“战斗的作品”，是时代的需要,是为了影响国人思想，疗治中国“痢疾”;后来转而投身文学创作,更是源于时代的需要,是忧国忧民的最好体现。鲁迅在文学翻译中学习和掌握的新的表现手法, 为他后来推动的新文化运动和文学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作为一名翻译家，鲁迅对于翻译标准的认识, 至今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当然, 他最初从事翻译工作时，在翻译经验和翻译能力方面，肯定也有一个逐步提高和逐步完善的过程; 但随着翻译实践经验的不断积累和理论水平的逐步提高，鲁迅那种希望借传播国外文化食粮的契机，甘愿充当铺路石，“宁信而不顺”，也要忠实于原作，并不断地为汉语的发展“输人新的表现法”的良苦用心和“拿来主义”的吸取态度，无疑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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