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文化的难题及其出路

作者：何中华

天津社会科学 1997年01期

　　文化研究

　　人类正面临着“世纪换千”的历史关头。这不仅是时间维度的转换，同时也意味着时代精神的变迁。处在世纪之交的中国文化，已无法回避对自身进行深入的反省了。在这样一个历史时刻，来一点“盛世危言”似乎并非多余。正视难题的存在，其意义要比一味肤浅地渲染一种乐观主义情绪深刻和有益得多。笔者认为，当前中国文化的难题主要表现在选择的困惑、宽容的悖论、意义的遮蔽、文化的失重等四个方面。下面分别分析一下上述诸方面各自的表现、成因及可能的对策。

　　一、选择的困惑

　　人的文化存在表征为一系列选择行为。选择的文化意味不在于人们选择的是什么，而在于如何选择。选择不是一个事实问题，而是一个价值问题。事实仅仅构成选择的对象。对事实的判断只是为价值判断作一种准备。因此，选择的尺度归根到底来自人的价值理想和价值预设。选择的失范，意味着价值的迷失和价值坐标的消解。选择的危机，说到底就是价值的危机、人的文化存在本身的危机。

　　我们当前的文化境况在某种意义上是话语方式转换的结果。这种转换的意义不仅是形式的，而且是实质性的，因为“语言是存在的家”。文化的表征方式往往带有本根的意义，不同传统的分野主要体现在文化表征方式的区别上。从话语方式的变迁看，我们消解了极左路线统治时期的霸权话语，冲破了旧意识形态的桎梏，却染上了“文化失语症”。今天的人们是否拥有真正属于自己的独特话语？

　　在过去那个时代，人们普遍处在旧意识形态话语的笼罩之中，从而感到不自由。随着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到来，传统的话语方式开始动摇，面临着解构之势。早在80年代，就有人提出所谓“语言变革”和“文体革命”的问题。到了90年代，有人则指出：50年代以来，伴随着思想改造运动，知识界的文风向社论语态统一，词汇的选择和修辞及论说方式逐渐丧失了私人性格。文风的转变表明的是思想改造运动的实际效力，它一直持续到80年代。今天，部分知识分子已开始自觉脱离思想改造的法力，摆脱社论语态，从而日益表现出个性特征[①a]。在这一潮流的推动下，有人甚至发出了告别“主义”、“意识形态终结”的呼声。然而，我们蓦然发现，在摆脱了旧的话语方式之后，却又跌入了大众传媒的陷阱。当代人所面临的尴尬已不再是“能否选择”，而是“如何选择”。我们并没有走出选择的危机。如果说这种危机在过去主要表现为选择机会的匮乏，那么现在却是选择尺度的遗失。结果人们就只能“跟着感觉走”。但是，当选择仅仅依赖于感觉时，也就没有选择了。因为这种所谓的选择已无法体现人的意志及其自由，它不过是一种任性。表面上很自由，其实恰恰是一种身不由己。当解除了一切文化禁忌之后，人们便陷入了“价值真空”，从而进入一个“怎么都行”的时代。如果人们反倒变得手足无措。健全的价值坐标被消解之后，种种伪价值就有可能乘虚而入。纳粹现象作为20世纪人类悲剧的一个典型个案，在心理层面上，乃是人们“逃避自由”的结果。自由到需要逃避的地步，恰恰孕育着独断。这正是选择的困惑所昭示的危险之所在。

　　人的价值尺度的多元化、相对化，人的价值世界的分崩离析、支离破碎，使绝对价值被遮蔽起来。于是，人们便找不到终极价值坐标，一切都变得不确定，一切选择都变得荒谬。这正是选择困境的根源。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至少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非决定论思潮的兴起，为价值相对主义提供了科学背景。以牛顿—拉普拉斯决定论为代表的机械决定论，把偶然性归因于实验误差和认识的局限。量子力学、分子生物学、现代广义系统科学的出现，使旧决定论走向式微。在现代科学的观念中，偶然性并不是有待消除的规定，相反正是由于它的真实存在使得因果之间不再是等价和可逆的关系了。非决定论借此对世界的不确定性、随机性、偶然性的推崇，使人们丧失了对终极坐标的信念。既然一切都是可能的，还有什么理由来对各种可能性中的一种作出特别的承诺呢？第二，人的存在的未定性强化了选择的困难。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步社会化，人的存在方式得到了重构。市场化行为使人的命运带有博弈和随机的性质。在这种处境中，人们难以作出主动的选择，相反却有可能陷入一种宿命论结局。宿命论使人放弃和逃避选择，以此来摆脱选择的困境。第三，整个社会的日益世俗化，使得选择失去了深厚的文化资源和价值支持。因为价值的超验性无法在人的经验存在的层面找到自己的位置，人们对自身肉体需要及其满足的专注必然拒斥对价值理念的持守。神圣价值的式微不可避免地导致任何一种可能的选择失去终极参照系，从而引发选择的危机。第四，信息时代出现的信息饱和和过剩，客观上也使得人们无所适从。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在其对话录《斐多篇》中指出，人们发明文字之后，“他们将显得无所不知，结果却一无所知。”到了全球性多媒体时代的今天，人类不更是面临着同样的尴尬吗？

　　那么，走出困境的途径何在呢？关键在于重建终极价值坐标，以便为人们的文化选择提供必要的尺度。具体地说，应着眼于两个方面：在学理上，应当在告别乌托邦的同时，把价值理想从乌托邦的误区中剥离并拯救出来，使绝对价值成为可能；同时，确立价值的一元与多元之间必要的张力结构，在两极的相互制衡中使整个社会文化逐步走向健全，从而达到保有价值理想的目的。在操作上，一方面自觉凸显人文知识分子的精神操守，以免被种种世俗的功利尺度所同化，从而真正担当起“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文化责任和历史使命。另一方面则追问社会的职责，为终极关怀及其载体的存在提供生存空间，使人们树立起向善的信心。只有确立起绝对的价值尺度，一切当下的相对选择才是可能的。

　　二、宽容的悖论

　　宽容作为一种学术精神和文化意识，是指对异己见解的容忍和对异己见解之存在权利的捍卫。宽容具有文化启蒙意义。从历史上看，宽容对文化专制主义的胜利，无疑是一种社会的进步和文化的成熟。《中庸》说：“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这种“厚德载物”的宽容胸怀，并没有在文化的后来发展中得到真正的弘扬和光大。正如房龙所说的：“为宽容的斗争起到个性发现以后才开始”[①b]。80年代中期，中国社会思想解放运动的深化，呼唤着宽容意识的重兴。人们开始理性地反省十年内乱时期乃至中国封建时代文化专制主义的悲剧之源。

　　宽容精神的觉醒，对于打破教条主义的独断论，打破过去那种万马齐喑的沉闷局面，无疑起到了积极的启蒙作用。但是，这同时也潜含着一种危险，即宽容的被滥用。其主要表现就是宽容成了不宽容的借口和遁词。一切对规则、规范的颠覆和践踏，都假借宽容之名。结果造成了一种对不宽容的宽容之局面。宽容的悖论恰恰在于：对不宽容的宽容就是对宽容的不宽容。所以，宽容并不是任意的、无原则的，相反，宽容的第一要义应当是对规则的尊重和肯定。昆德拉认为，无原则的宽容将导致道德的堕落。人类的悲剧之所以一再重演，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因为在这个世界里，一切都预先被原谅了，一切皆可笑地被允许了”[①c]。当前的状况是，对不该宽容的宽容了，对应当宽容的却未能宽容。以文学为例，文学并不是一种无规则的操作，它有其固有的规则。这是文学宽容的根本前提。违背规则的文学只能是伪文学。允许这种所谓的文学存在，无异于对真正文学的亵渎。当然，衡量一种写作究竟是否符合文学规则，不应当诉诸人的先验判断，而只能通过正常的批评。在极左路线盛行的年代，种种“御用文学”、“政治文学”的出现，正是意识形态取代文学的结果，它根本违背了文学的自律性特征和文学创作的规律。对这种“文学”的默许，就意味着对真正文学的存在权利的剥夺。同样地，对那种以“玩世不恭+耍贫嘴”为模式的所谓“痞子文学”，也不应采取宽容态度。这类作品以调侃的态度对一切神圣的、崇高的、理想的、英雄的偶像的解构，却没有丝毫的宽容可言。富有讽刺意味的是，宽容竟成了不宽容的理由。调侃式的文学作为一个文化事实，当然无法否认，但现存的并不就是合理的。如果对文学的痞子化熟视无睹，并拿宽容来作借口，它带来的将是整个文学的堕落。

　　在当代文坛上，大谈宽容的人往往并不宽容。他只是要求别人对自己宽容，他对别人却不那么宽容，这恰恰是一种更深刻的独断，是“文革”的逻辑。有人明确标榜自己“主张宽容，主张多样，主张保留差异”。但当有人认为对现代化应持一种反省态度，注意避免或减少现代化进程中的历史代价时，就马上认为这是对“今天的社会发展”抱有“巨大的敌意”。这类对异己见解的不宽容同那些冠冕堂皇的宽容宣言形成极其强烈的反差，以至让人怀疑这些新潮评论家们手中的“宽容牌”究竟是为谁而打？正常批评的退场与隐遁，不恰恰证明过度的宽容所带来的不宽容吗？

　　那么，究竟如何才能真正走出宽容的怪圈呢？一个关键的步骤乃是建立健康的学术规范。无规则的宽容将危及宽容本身。所幸的是，学术界已开始提出“学术的规范化”问题。进入90年代，中国学术界在经历了十几年的狂飙突进之后，开始了一种冷静而深入的理性反省。于是，学术的规范化被提上日程。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在学术界的实际研究中，出现了一种严肃的、自觉保持学术纯正的探求，在事实上认同并体现一种学术规则。其次，以自觉反省的方式，直接提出学术的规范化问题并进行分析，力求形成整个学术界的一种共识。前一个方面的努力，已经产生了一批扎实的学术成果（例如某些系列研究丛书和学术刊物），后一个方面的尝试，也正在展开讨论。讨论的内容不仅涉及学术规范化的形式和内容，而且涉及到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或学科）的关系以及不同学科之间有无一种“普遍规则”之类的元问题。尽管这方面的讨论迄今尚无定论，但它毕竟显示了对学术规范化的期待。当然，也有人担忧，学术的规范化取向是否会孕育一种新的霸权话语，以至于走向学术贵族化？笔者认为这种忧虑虽可理解，但却不必要。这是因为：第一，学术规范作为一种契约性规则，其重要特征之一，就在于它超越了个体的主观随意性，这种客观性质使它不再取决于个人的主观意志。就此而言，规范化恰恰为打破独断立场提供了保障。第二，学术规范的合法性及其基础只能来自学术本身的内在尺度。它不是来自少数人的先验约定，而是正常学术交往通过合力作用得到的自然产物。正如法律倘若不以民主为前提，法制化也无法逃避专制和独裁的结局一样，学术规范一旦沦为某种权威的意志规定，那么它也就丧失了自身的合法性。

　　诚然，我国的学术研究离真正的规范化还相当遥远。但令人欣慰的是，学术界已自觉地把问题提出来了。这毕竟是解决问题的开始。当学术规范真正确立起来并为人们自觉认同时，学术运作也就走上了正轨。那时，一切关于宽容的话题或许都已变得多余，无论是对宽容的呼唤还是对宽容的无视。

　　三、意义的遮蔽

　　从某种角度说，人是一种意义的动物。动物则是和它的生命活动直接同一的，因此是自在的，无所谓意义的。可见，生存意义对于人来说带有本体论意味，它使人是其所当是，从而能够按照意义所昭示的理想境界重塑自己，使自身趋向应当所是的样子。正因如此，人类才成为宇宙中唯一没有等价物的存在。人的意义世界引导人不断地超越本能，提升自我，从而获得尊严。

　　反观当代中国人的生存境况，随着整个社会的市场化、工业化进程的深入，人的生活的无意义感普遍增加。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是，自杀率、精神病患者发病率、离婚率、犯罪率在近年来均有较大幅度的上升。这种现象同人们缺乏生活的意义感是否存在某种统计学上的因果联系？回答应当是肯定的。从根本上说，自杀是对生命价值的漠视，对生命责任的逃避，对生命尊严的亵渎。今天的自杀行为主要不是由于物质的匮乏，而是因为生命意义的失却。这种对生命的否定态度，折射着生存的无意义感的加剧。由于社会竞争和生活节奏的强化，加之缺乏精神和心理的充分准备，国民的精神病患者发病率近年来也呈上升趋势。精神疾病不是器质性的，而是心理性的。传统的生物医学模式把一切疾病都归结为生理原因，是片面的。事实上，现代文明病所表现出来的生理过程及其结果的改变，不再是原因，而仅仅是结果。形成它的原因更多的是来自心理和社会方面。据报道，我国的离婚率近年来持续上升。诚然，离婚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人的义务感、责任感的淡化无疑是一个重要方面。而人的义务感、责任感归根到底来源于人们对生命意义的正视和尊重。值得注意的是，犯罪率的上升恰恰是在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有了显著提高的条件下出现的。这就排除了犯罪与物质匮乏之间的联系。它显然有着更深刻的原因。犯罪行为作为反社会人格的表现，是人以其自身的荒诞同现实的对抗，因而带有强烈的反讽意味。

　　意义世界为人们提供信仰之源。意义的缺乏必将导致人的存在本身的危机。其后果有二：在微观上，它将引发个体的人的信仰危机，从而使道德感缺乏必要的精神基础；在宏观上，意义的遮蔽还将危及整个社会的有机整合。首先，人的道德感的获得有赖于意义世界的确立。康德认为，道德必须基于某些基本预设，“这些悬设就是永生、积极意义下的自由……和神的存在”[①d]。对“永生”的追求意味着理想境界的设定；“积极的自由”则是以自律为特征的意志自由的表现；“神的存在”则不过是被宗教外观所包裹着的对绝对价值的信仰。这三者归根到底都取决于对人的生存意义的肯定和正视。但是，在整个社会的日益世俗化的过程中，它们都分别被消解掉了。永生的观念被及时行乐的世纪末情绪所取代；积极的自由被以外在他律为特征的消极自由所取代；“神的存在”则在去圣化的进程中土崩瓦解。于是，人们面临着道德感崩溃的结局。其次，就操作层面来说，整个社会的有机整合，需要社会成员对意义尺度的普遍认同。这是一个社会保持真正稳定而非表面稳定的重要前提。社会整体系统对自身有机性质的维系，是一个社会赖以存在的前提。它除了需要某种必要的体制和制度保障之外，还需要更深层次的支撑，即社会的精神资源。这种精神资源的最深沉基础即是人对意义世界的终极观照。

　　人的意义世界的被遮蔽，其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第一，整个社会的市场化取向带来的人文精神的失落，使人们只关注生存本身，而不再关心生存所负载的意义。一般说来，市场经济只是在肉体层面上肯定人的存在，它使人向物的世界沉沦。在整个社会日益商业化的氛围中，生活上的物欲宣泄、金钱膜拜，艺术上的玩世不恭、躲避崇高，道德上的良心遮蔽、伦理悬置……把人的心灵挤兑到了边缘地带。于是，人文精神日益丧失自己的地盘。市场经济与人文精神之间的二律背反关系，使人们陷入了两难处境。我们知道，人文精神乃是一个民族的文化基因和文化原型。它为一个民族的文化存在提供形而上学理由和合法性，为每一个民族成员个体提供意义尺度。如果人文精神无以彰显，那么，人的存在本身就将成为缺乏根据的、荒诞的。第二，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对中国的冲击和影响，也助长了对意义世界的消解。作为西方文化传统的否定者，后现代主义不再肯定什么，而是以其特有的破坏性颠覆西方文化传统的根本预设。在它看来，自柏拉图以来逐步形成的对象性二元结构是文化的歧途。这一误区集中体现为以本质—现象为框架的“逻各斯中心主义”传统。当后现代主义把能指—所指的对立消解掉之后，谜面就是谜底，意义的深度空间不复存在。既然如此，那么人的存在本身又何以被赋予意义呢？

　　如何才能摆脱意义的危机？一条无法回避的途径就是拯救并重建人文精神。拯救人文精神，首先需要拯救人文学科。作为人文精神的载体和传承者，人文学者的生存危机，直接影响到人文学科的存在和发展，进而影响到人文精神的弘扬和彰显。有人说，面对人文精神的失落，我们“拒绝投降”。我认为，不仅如此，而且需要来一次“精神的突围”。可以说目前已经到了考验我们这个民族是否真正富有远见的时候了。在人文精神的讨论中，有些提问方式颇成问题。例如，有人提出：“中国当前的道德滑坡决不是因为大家都不是圣人，或宗教性道德的空位，而是连基本的道德规范与法律制度都不能有效地建立与运转。所以，被道德理想主义者所反复标榜的终极关怀、宗教情怀，对于成就一个伟大作家、宗教家或许是必要的，而对于挽救当前的道德滑坡却是无济于事的”[①e]。问题在于若离开了终极关怀，一切可能的道德规范和法律制度都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其合法性又如何获得？人们又何以能够自觉地去践履道德规范和遵守法律制度？道德滑坡的出现并不是由于道德规范的缺乏，而是在于道德感赖以确立的意义世界的遮蔽。还有人诘问：“儒学热”能够解决现实问题吗？其实对现实问题的过分热衷和关注，恰恰妨碍了人文精神所负载的终极关怀这一绝对意义尺度的自觉彰显。这种诘问隐含着一种基本态度，即只有能够解决现实问题的东西才有意义，才值得选择。儒学作为国学的主要代表，它的被关注乃是人文精神重兴的一种征兆。其意义恰恰不在于解决现实问题，而在于解决对现实的超越问题。不走出这类误区，重建人文精神，确立意义世界，就只能是句空话。

　　四、文化的失重

　　文化失重作为一种比喻的说法，是指文化厚重感的丧失和文化认同的危机。这一现象在一切走向现代化和市场化的社会中都普遍存在。不过，在东方社会，因东西方文化的冲突和选择的两难，文化失重表现得尤为复杂和突出。当代中国在其现代化的狂飙突进中，同样存在着文化失重的问题。

　　就目前中国文化的状况而言，文化厚重感的弱化主要表现为“大众文化”的崛起和“经典”的消失。在一定意义上，大众文化就是文化的商品化和技术化。它的出现，必须具备两个前提：社会的商业化和新技术革命。整个社会的迅速商业化，为大众文化的兴起提供了消费需求。在市场竞争导致的生活节奏加快的情形下，人们更多的是以消遣的态度选择文化作品，那些内涵丰富、意蕴深厚的作品反而让人难以接受。当市场化使人向物的层面沉沦时，人的文化需求及其满足方式也被物化了。大众文化的商业特征使文化作品的创作成了“制造”，构思成了“策划”，欣赏成了“消费”。这是商业行为对人文领域侵略的结果。随着新技术革命的兴起，大众文化获得了物质手段。过去，贵族化的精英文化为少数人所垄断，是有教养、有知识、有身份者的一种奢侈品。但是，大众传媒的发达和普及，越来越使得文化日益平民化。大量的复制（复印、录音、录像等）、模拟（电子音乐等）使人们不再需要原版作品，而且对文化作品的占有变得容易。总起来说，大众文化具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时尚性。大众文化并没有真正的偶像。市场竞争使精神生产不断地变换花样，从而导致偶像的消失。二是功利性。在大众文化模式中，文化不再是一种圣洁的行为，而是一种交易，它必须考虑票房价值，迎合大众口味。文化的独立品格因此而丧失。三是形式化。大众文化的生产者和消费者都不再关注文化的内涵，而是重视文化的形式，寻求文化形式对人的感官的刺激作用。上述特点造成了大众文化人文含量的下降。在中国社会日益市场化和技术化的今天，大众文化逐渐取代精英文化而获得主流文化的位置。在今天，文化经典也遇到了挑战。这种挑战来自三个方面：其一，“并喻文化”格局的形成，导致了权威的消失。商业社会促进了人的横向交往的频繁，使人们更多地关注现实及其共时性，意义的纵向结构被平面关系所取代。于是，作为传统之载体的古典失去了昔日的权威。其二，后结构主义和现代解释学的兴起，使本文—理解、作者—读者的关系出现了根本的颠倒。于是，本文之于理解、作者之于读者的中心地位发生动摇。在这一趋势中，理解获得了更本质、更关键的意义。本文只有通过理解才能规定自身。作品也不再完成于作者，而是完成于读者的阅读。既然作品的意义不再决定于本文和作者，那么经典与非经典的划分就成为多余。其三，文化的“快餐化”对经典作品也构成实际威胁。为了迎合当代人的浮躁心态和口味，经典作品的白话化、卡通化日益流行。它固然使得经典作品更适合人们的一般接受习惯和体认能力，但同时也消蚀着经典的权威地位。因为经典作品的阅读困难，恰恰有助于人的文化品位的提升。没有经典的文化，是无根的；无根的文化迟早是要枯萎的。

　　改革开放再一次使中国人面临着古今中外文化的碰撞和冲突。这一历史境遇不可避免地潜含着文化认同危机。一个民族的自我同一性，是由该民族所拥有的文化塑造而成的。急剧的社会变革所凸显的传统与现代化的对峙和全方位的对外开放带来的中外文化的冲突，使得当代中国人缺乏必要的归属感。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又到哪里去？这一追问时时困扰着我们。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激进的反传统主义对本土文化的荡涤，使中国文化传统出现了某种断裂。随着西学东渐，我们不乏对西方典籍的翻译、介绍、传播，有时甚至出现一种饥不择食的情形，但却始终无法真正进入并拥有西方文化。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深刻地改变了中国现代历史进程，使中国社会实现了划时代的发展。然而，历史的实践后果同马克思的理论初衷之间的距离表明，我们在解读马克思“本文”时存在着某种“失真”。直到今天，人们才突然发现，还有一个“马克思还原”的问题尚待解决，还需要“回到马克思”。由此可见，尽管当代中国文化表面看来异常繁荣，事实上却存在一个“文化空场”。它深刻影响着中国人的自我同一性的维系，限制了有效的文化认同。

　　面对文化的失重，出路何在呢？笔者认为，重要的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对文化的存在重新加以定位，并唤醒人文学者的使命感和拯救意识。

　　首先，必须打破市场神话，为精英文化的存在开辟生存空间。市场经济并不是万能的，它有其固有的盲区和局限性。一个健全的社会，决不能听任市场经济的自发性存在。由“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到“市场经济一抓就灵”，我们在思维方式上究竟前进了多少呢？把整个社会统统还原和归结为唯一尺度（无论这个尺度是政治还是经济），都将是危险的和病态的。为了摆脱文化的失重，应当自觉弱化市场化的冲击，建立一种恰当而有效的缓冲机制，开辟一个“文化特区”。这一点已经为西方发达国家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所证明。政府大力扶持文化艺术事业，已成为多数欧洲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遵循的共同原则。

　　其次，人文学者肩负着自觉反省并强化民族精神的使命。面对文化认同的危机，这种使命显得尤为迫切。一个民族的文化基因和文化原型，作为文化传统的内核，潜藏于民族成员的集体无意识之中。随着文化的演进和递嬗，它在文化的不断损益中会逐渐发生衰退和失真。人文知识分子的不可推卸的责任就是通过对文化的反思来显化并放大本民族的文化基因，使其在历史的延续中不断得到复制和再现，从而为民族成员的文化认同提供基础。因此，在当前强调人文学者的使命感和拯救意识是非常必要和紧迫的。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问题上，尚存在着某种逃避的心态。有人担忧，强调责任感将导致知识分子独立人格的丧失。这是一种误解。离开了文化命脉的维系，独立人格又从何谈起？而且，人文学者本身存在的理由和合法性恰恰在于对文化精神的拯救。面对外在压力和独立意识之间的冲突，还有一种选择，即所谓“内方外圆”[①f]。这一选择就其保留一份内心的纯洁而言，无疑比完全的沉沦要好，但这仍然是在两难选择情景下所作的一种妥协和折衷。它导致的将是人文学者的人格分裂，而不是人格独立。马克思说得好：“普罗米修斯是哲学日历中最高尚的圣者和殉道者”[②f]。作为拯救者与牺牲者形象，普罗米修斯成为马克思的精神象征。倘若人文学者真正具备了这样一种精神气质，就必定能够获得一种免疫力，从而在种种挡不住的诱惑面前无动于衷。唯其如此，才能抵挡大众文化的侵略，重建文化认同的基础，为走出文化困境提供现实可能。

　　注释：

　　①a 参见《读书》1994年第12期刘小枫文。

　　①b 《宽容》，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19页。

　　①c 米兰·昆德拉：《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作家出版社1995年版，第15页。

　　①d 《实践理性批判》，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134页。

　　①e 《为您服务报》1995年8月10日陶东风文。

　　①f 参见《中国青年》1995年第11期李书磊文。

　　②f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190页。

作者介绍：何中华 山东大学哲学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