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建章CCG演讲:人口,创新和城市规划

中国素来被认为是人口大国。改革开放之后，中国依靠人口红利，经济迅速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市场之一。2016 年起，北京和广州等城市相继制订人口规划，控制人口增长速度，缓解大城市面临的种种挑战。但，中国人真的太多了吗？

为此，2017年1月6日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在京举办系列圆桌研讨会之“梁建章：人口，创新和城市规划”，CCG 副主席、携程联合创始人、执行董事局主席梁建章就人口、创新和城市规划的关系发表演讲。研讨会由CCG秘书长苗绿博士主持。

会议开始前，CCG主任王辉耀为梁建章先生颁发了聘书，梁先生表示感谢并欣然接受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副主席职务。

CCG主任王辉耀表示，新年伊始，这场讨论非常有意义。梁建章先生从国际比较的角度谈论人口、创新和城市规划，视角新颖。CCG既是思想平台，又是活跃的智库平台。我们在人口、人才，尤其国际人才方面也进行了多年研究，推动了一系列政策。梁建章先生商学兼通，是中国企业家和学者的榜样。他的书《中国人太多了吗》引起国人对人口问题的重视，能专门邀请他和大家面对面交流，机会难得。人口是国家实力的一部分，也是维护创新的保障，需要未雨绸缪。

CCG副主席、携程联合创始人梁建章从人口数量、年龄、聚集等方面谈论创新和人口的关系。他认为，人口多、市场大的规模效应，尤其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具有突出的优势。年轻人适合创新创业，而目前的人口老龄化是阻碍创新创业乃至降低企业活力的主要因素。从宏观层面讲，也会导致经济政策保守化。他以美日为例，实证说明：越是年轻的国家创新的活力越强。未来的中国迅速老化，即便现在放开二胎政策依然不够，因为新生儿占世界新生儿的10%都不到。财政补贴效果不明显，人力资源投入不够，九年义务教育、高考以及幼儿园、托儿所等还有较大的差距。他并指出，大城市在产业集聚、人才集聚、跨界产业以及世界交流方面具有优势。中国的城市人口偏少，最大的国家应该有最大的城市，中国显然没有。对于贫富差距，他认为主要是城乡收入的差距，中国的城乡收入并没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而缩小，主要是户籍制度限制了人口流动。至于交通与城市、人口规模的关系，并无正相关性。最堵的地方是发展中国家中等收入的城市，而不是发达国家的特大城市。比如，纽约道路的密度比北京更密，东京的土地利用率明显比上海高。这就很说明问题。最后，他并指出，雾霾与城市大小也没有必然联系，城市化率与污染成反比。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李建新表示，今天探讨的人口、创新和城市规划非常有意义，关系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小到个人、大到国家都影响深刻。他指出，今天我们对人口数据患有恐惧症，认识上存在一定误区。我们对人口变量规律认识不足，从超大时空的视角，时间维和空间维不是一个概念。时间维度，目前不可逆；空间维度，我们要注意人口替代规律--它也是发展中地区到发达地区的过程。从第一产业到第三产业的转变背后，实际上是人口身份的转移。我们在制订政策的时候，需要全面认清和分析这些规律，在发展中解决问题而不是在停滞中进行反思。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袁刚认为，国家现在需要非常重视人口问题，放开二胎是一个具体措施，但目前效果不明显，并没有出现所谓的婴儿潮。他指出，计划生育实施40年来导致了人口结构和数量的问题，比如上海发展为第一特大城市的过程中人口规模增大，而60岁以上人口占三分之一，其中80%以上又是独生子女家庭，这就造成城市缺乏活力，本地人萎缩，城市创新完全靠外来人。另外，二、三线城市的育龄妇女平均仅有0.72个孩子，也已进入超低生育水平。他认为主要是由于愿生二胎的人比例不到一半，放开二胎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他建议不要限制生育，也不要补贴不生育，让人口顺其自然。同时计生人员应适当裁撤，人员转移到卫生或其他部门。

财经网人口专栏作家黄文政进一步强调目前人口问题的严峻，不仅仅在于老龄化，而更多是人口数量下降的趋势不容乐观。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社会和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都得益于我国庞大的人口规模。人口红利是巨大优势，但一直被当作巨大的劣势予以遏制。比如说，我国人口比例从200年前占世界人口35%减至1949年的22.1%，到现在的18.5%，并且低生育率会让未来每50年人口数量衰减55%，加上未来10年育龄妇女人数将降低45%，使得我国人口锐减的趋势不可逆转。另外，大家都说建国后人口暴涨，其实不然。1950-1980年，中国人口增长并非世界最高；之后的1980-2010年，人口生育意愿更低了，没有希望。从目前人口趋势发展来看，至少需要两三代人的时间才能将中国人口增长率提高到世界平均水平。

智联招聘 CEO、CCG 常务理事郭盛就人口与就业问题与嘉宾进行了交流。CCG副秘书长刘宇、CCG中文杂志主编李文子等多位研究员，以及20余家国内外主流媒体参加了研讨。

主讲人简介

梁建章

梁建章，CCG 副主席、携程联合创始人、执行董事局主席，兼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经济学研究教授。先后获得乔治亚理工大学计算机硕士学位，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曾师从素有“管理经济学之父”之称的爱德华·拉泽尔(Edward Lazear)和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瑞·贝克(Gary Becker)，从经济学领域出发研究创新、创业与人口结构之间的关系。2012年，梁先生与北大社会学系教授李建新合著的《中国人太多了吗?》一书中论证了人口结构改变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对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进行了全面检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