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价值链分工参与度与出口波动研究

作者：林思宇黄繁华

经济问题探索 2016年08期

　　2008年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持续低迷，中国出口贸易增长速度由高速增长转变为中高速增长态势，中国自2001年加入WTO后维持了近7年的出口波动平稳周期被打破，进入了新一轮的衰退周期，自此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时期。如果仅将2008年金融危机导致的外部需求萎缩作为中国进入新常态的主要原因，无疑是以偏概全的。中国自1978年实施改革开放战略以来，通过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逐渐从价值链分工的低端环节攀升至价值链分工的中端环节，从主要出口初级产品和原材料逐步转变为出口大量加工制成品。在这三十多年的发展中，中国的技术水平、生产方式、出口产品构成等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本文认为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是这些变化的原始动因，同时也是中国进入新常态的另一个主要原因。目前来看，中国已经处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中低端环节，向高端环节的攀升面临着跨国公司生产价值链的垄断、核心技术水平不足等障碍。长期以来，中国出口的比较优势主要来源于大量廉价劳动力形成的成本优势，然而随着价值链地位的攀升以及劳动成本的快速上涨，这种粗犷的贸易发展方式已经难以为继。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中国的出口在未来较长一段时期很可能呈现出负向波动的趋势。这种负向波动将深刻影响中国的未来经济增长走势。那么在新常态背景下，如何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中保持中国出口的相对稳定，减小出口负向波动造成的负面影响，显得尤为重要。

　　自Massel（1970）提出出口波动的定义以及一般均衡分析框架后，后续的学者在这一基础上分别从几个角度对出口波动展开了研究。第一是以出口产品构成以及集中度为切入点的研究，该类研究认为出口产品构成是影响出口波动的主要因素，较为普遍的观点是多元化的出口产品构成有利于出口波动的稳定，平抑个别产品需求冲击造成的出口负向波动。相关的研究如：Love（1987），刘卫江（2002），张明志、林娟（2013），徐颖君（2006），闫逢柱、苏李（2006）等。第二是以出口市场构成及集中度为切入点的研究，该类研究认为新的出口市场开拓有助于出口进入正向波动周期，多元化的市场构成方式能够平抑出口的剧烈波动。相关的研究如：Massel（1970）；Kingston（1973）；Tegene（1990）；Love（1999）；强永昌、龚向明（2011）；徐颖君（2006）等。第三以外需冲击为切入点的研究，该类研究认为出口波动的稳定性主要取决于外部市场的冲击，如2008年金融危机等重大外部冲击不可避免的将使出口出现剧烈波动状况。相关的研究如：David Murray（1978），唐宜红、林发勤（2012）等。此外，还有从其他一些角度研究出口波动问题，如Kulwinder Singh（2014）认为出口产品国际竞争力是影响出口波动的主要因素；Cerra和Dayal-Gulati（1999）考察了价格和收入因素对出口波动的影响。郑展鹏（2013）研究了产出波动、外商直接投资波动对出口波动的影响等。

　　通过梳理国内外对出口波动研究的相关成果发现，目前罕有成果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下讨论出口波动问题，因此进行全球价值链分工对出口波动影响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从现实的角度看，图1中列举了14个国家或地区自1990年到2013年的出口波动状况，其中前7个为前向参与度较高国家或地区，后7个为后向参与度较高国家或地区①。对比可以看出，前7个国家或地区除在2008年前后出现较大的出口波动外，基本保持了较为平稳的出口波动状况，而后7个国家或地区在样本时间内则呈现出较为频繁且剧烈的出口波动趋势。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前向参与度较高国家或地区长期平稳的出口波动特征？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无疑对我国未来保持出口波动稳定，恢复经济快速平稳发展有重要的现实和理论意义。有基于此，本文拟从全球价值链分工参与度角度出发，理清全球价值链分工参与度对出口波动的影响机制。

　　一、理论机制分析

　　

　　出口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之一，对各国社会经济发展意义重大。出口波动理论思想一方面来源于经济周期理论，另一方面还具备了国际贸易理论的属性特征，因此其研究的总体框架与经济周期理论相吻合，都是以一般均衡理论为基础，但研究的具体切入点则往往落脚于贸易特征的变化，比较经典的出口波动研究切入点如出口产品构成、出口市场集中度、贸易政策变化等等。然而，以往的研究往往忽略了以上贸易特征变化背后的推动因素——全球价值链分工。从过去四十年世界经济的发展进程可以看出，全球价值链分工与贸易之间是互相影响、互相改变的共生关系。而在两者互相改变和发展的过程中，影响出口波动的相关因素不断发生转变，影响出口波动的途径与机制变的更为复杂多样，全球价值链分工的深入从根本上颠覆了出口波动的变化特征。显然，传统的研究思路已经难以满足现阶段的研究需求。因此，本文拟从几个方面理清全球价值链分工参与度对出口波动影响的理论机制。

　　首先，从两者的共同基础来看，本文认为比较优势是决定价值链分工与出口波动特征的根本原因。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下，前向参与度较高的国家与后向参与度较高的国家分别具有不同的比较优势特征，这样从分工体系构建的初始就决定了两类国家的出口波动差异。其次，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构成特征来看，某行业中前向参与度较高的国家往往具有较强的价值链控制权，即“定价权”，强势的定价权造成前向参与度较高的国家能够从中摄取更多的贸易利益，这种贸易利益的差异性分配必然造成了出口波动的巨大差异。最后，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贸易方式来看，在以中间品为主导的贸易方式下，前向参与度较高的国家主要生产并出口技术水平和附加值较高的中间产品，后向参与度较高的国家则正好与之相反。中间产品技术含量与附加值的差异意味着产品需求价格弹性与替代弹性的巨大反差，这必将对两类国家的出口波动产生不同影响。基于以上简要说明，本文将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基础、构成体系特征以及贸易方式三个方面说明全球价值链分工参与度对出口波动的影响机制。

　　（一）比较优势是决定价值链分工与出口波动特征的共同基础

　　首先，对全球价值链分工来说，比较优势的差异是价值链分工的主要基础。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的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改变了国际贸易格局，促使分工动因由传统分工模式下的“国家比较优势”转变为“世界比较优势”②，产品内的不同工序被分配到该工序具有比较优势的国家和地区，这种生产方式的确立使各国能够将主要的资源集中于具有比较优势的生产环节内，从而在一开始就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其次，无论是在传统贸易模式还是在新贸易模式下，比较优势始终是各国进行贸易的主要动因与基础。在传统贸易模式下，各国使用本国具有比较优势的生产要素生产并出口最终产品以获取贸易利益，此时出口波动取决于最终产品在国际市场中的供需变化状况。在新贸易模式下，各国依然使用具有比较优势的生产要素进行生产和出口，但出口产品由最终产品为主转变为中间产品为主，此时出口波动取决于中间产品在国际市场中的供需变化情况，而中间产品的比较优势直接决定了该产品在国际市场中的供需状况。由此看见，比较优势既是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展开基础，同时又是影响出口波动特征的根本原因。

　　结合全球价值链分工参与度来看，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建立的过程中，后向参与度较高的国家利用自身廉价的劳动力和丰富的自然资源快速嵌入到价值链分工的低端环节，经过数十年的发展，在技术溢出和资本积累的推动下由最初的以初级产品和原材料为主的出口构成方式转变为以加工贸易为主的出口构成，这种转变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后向参与度较高国家的国内附加值，另一方面为前向参与度较高国家提供了加深专业化生产的条件。总的来看，后向参与度较高的国家依然没能脱离“要素驱动”的特征。而传统生产要素，如自然资源、劳动力、资本等都具有较强的可变性，容易在短期内产生较大的波动，因而可能引发后向参与度国家出口收入的剧烈波动。从长期来看，随着经济水平和生活成本的不断提高，“要素驱动”的出口方式将产生越来越多不稳定因素，后向参与度较高的国家在价值链“低端锁定”环节停留的时间越长，其出口波动也会随时间推移越来越不稳定。相比来看，由于前向参与度较高的国家将不具有比较优势的环节进行转移和外包，因此可以将主要的资源集聚在技术研发、品牌营销等价值链分工高端环节，而技术与知识等生产要素具有较强的稳定性，最终使前向参与度较高的国家形成了“创新驱动”的出口模式。在这种模式下，传统生产要素的变动再难以成为影响出口波动的主要因素，因此相比来说，前向参与度较高的国家更易获得平稳的出口收入。由此可见，在比较优势驱动下形成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及新贸易模式，在一开始就决定了各国在价值链分工中的出口波动特征。

　　（二）由价值链分工构成体系引致的贸易利益分配失衡是造成出口波动差异的直接要因

　　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的确立使一国的比较优势能够为世界各国所共享，降低了产品的生产成本，精细的分工方式使分工环节中的各国得到了相应的“分工利益”，但利益在各国间并非均衡分配，而是在价值链分工构成体系内形成差异化的分配方式。全球价值链分工建立伊始，各个国家想要嵌入到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当中，就必须凭借自身的比较优势，因此在全球价值链分工构成体系建立的初期就确立了各国的基本分布地位，即以前向参与度较高国家的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生产环节为主导，以后向参与度较高的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为附属的价值链分工构成体系。

　　这种产品内分工上主从关系的确立导致后向参与度较高国家与前向参与度较高国家进行价格交换时始终处于被动地位，交换价格向具有主导优势的国家倾斜，后向参与度较高的国家成为“贸易利益”分配中相对受损方。也就是说，在同一产品的生产和销售中主导国的出口总收益将会大于从属国，主导国出口收益的盈余将成为出口波动的“减震器”，相比于从属国，主导国的出口波动具有更强的抗冲击能力。此外，生产成本差异也是造成价值链分工中贸易利益倾斜的主要原因。前向参与度较高的国家具有相对稳定的成本比较优势，后向参与度较高的国家则正好相反。首先，前向参与度较高的国家通过将不具有比较优势的生产环节进行全球分配，从而在最大程度上缩小了生产成本，稳定了本国的成本比较优势，较小的生产成本为出口产品的高附加值创造了条件，进而提升了本国的出口抗风险能力，稳定了出口波动。其次，传统生产要素的成本优势既是后向参与度较高国家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先决条件，同时也是不稳定因素。后向参与度较高的国家在嵌入价值链分工环节后，伴随着本国经济和贸易的发展其生产要素成本必定发生改变，一旦传统生产要素的成本优势丧失，那么该国就可能面临分工环节的“空间漂移”，其原有的生产环节可能被转移到更有成本优势的国家中。因此，伴随着后向参与度较高国家传统生产要素成本优势的削弱，其出口产业将可能面临巨大的外迁与变动，进而导致剧烈的出口波动。

　　（三）中间品贸易方式的确立构成了出口波动差异的微观基础

　　全球价值链分工的深入开展使中间品贸易方式成为国际贸易的主导贸易方式。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的统计，1995年全球中间产品出口总额占全球出口总额比重的50%以上，2013年这一数据上升到70%。中间品贸易方式的确立使全球价值链分工中前向参与度较高的国家成为了贸易风险的分散国，而后向参与度较高的国家则成为了贸易风险的承担国，最终导致了两者间出口波动的不同变化特征。

　　在传统的分工模式下，跨境流转的主要产品为最终产品，在此模式下，一国需要承担某种商品从原材料到生产再到销售的所有成本，并获得最终产品的所有价值增值，在从生产到销售的过程中，不存在某个生产环节的外包，因此外需变动对某种商品的冲击成本，将完全由出口国一国承担。相比之下，全球价值链分工开展后，中间产品取代最终产品成为界定分工与贸易主要划分界限，前向参与度较高的国家作为分工的主导国，占据了价值链分工的上游环节，生产的低端和中端环节被大量转移和外包，这使得前向参与度较高的国家能够在最大程度上分散生产成本。同时，由于前向参与度较高的国家出口技术含量较高的中间产品，且市场上竞争对手相对较少，因此其中间品具有较小的替代弹性和需求价格弹性。当发生外部需求变动时，冲击成本将由价值链上所有国家一同承担，但前向参与度国家由于其中间品较小的替代弹性和需求价格弹性，因而可以最大限度地将冲击成本转移给价值链上的中低端国家，进而降低出口收益损失，稳定出口波动。而后向参与度较高的国家主要分布于价值链分工的中低端环节，诸如产品的加工和组装环节等，这使得后向参与度较高的国家出口和进口大量的中间产品，但与前向参与度较高国家不同的是，后向参与度较高国家的出口产品技术含量普遍偏低，市场中同类产品竞争者众多，中间产品的替代弹性和需求价格弹性相对较高，当发生外部需求冲击时，后向参与度较高的国家难以有效向其他国家分散自身的冲击成本，甚至还要承担价值链上其他国家的冲击成本，因此更易造成出口收入的剧烈波动。

　　二、模型设定、样本及变量选取

　　（一）模型设定

　　实证模型旨在考察前向参与度与后向参与度对不同国家或地区出口波动的影响，同时本文借鉴国内外已有的研究引入了几个主要的控制变量以确保实证结果准确。设EXPC表示出口波动指数，FGVC表示前向参与度指数，BGVC表示后向参与度指数，SHOCK表示外需冲击指标；HHI表示出口集中度指标；FDIC表示外商直接投资波动；TFP表示技术水平；i表示国家或地区，t表示时间，C为截距，为个体效应，为误差项。由此设置静态面板实证模型如下所示：

　　

　　（二）样本及变量选取

　　出口波动的衡量方法沿用了对经济周期衡量的非线性思想，其主要原理是剔除经济变量随时间变化中的趋势成分，但保留其波动成分。因此，对出口波动衡量的经典方法包括HP滤波法、BK滤波法等，这里本文使用专门针对出口波动设定的方差分解法，该方法由Love（1987）③提出，其具体原理如下所示，

　　

　　其中，表示i国或地区t期实际出口额的自然对数，表示实际出口额的时间趋势估计值，表示i国或地区t期的出口波动指数，值越大表示出口收入偏离长期趋势的幅度越大，出口波动越不稳定，反之则越稳定。

　　1.解释变量

　　前向参与度水平（FGVC），前向参与度水平本文使用一国的间接附加值，即一国出口到进口国，进口国经过加工后再进行出口，其中本国的附加值成分。间接附加值越高说明一国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前向参与度水平越高。后向参与度水平（BGVC）：后向参与度水平本文使用本国出口中包含的国外附加价值。本国出口中包含国外附加价值越高的国家或地区其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后向参与度水平越高。

　　2.控制变量

　　（1）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的建立放大了外需冲击对出口波动的影响效应，其中根据各国出口市场构成的不同，又会使各国外需冲击对出口波动的影响存在一定的差异性，相关的研究如Kingston（1973），唐宜红、林发勤（2012）等。因此，这一变量的选取是对出口市场构成与外需冲击两个影响因素的同时考察。在对其衡量方法选取时，也应当尽量囊括以上两个方面的影响，有基于此本文借鉴胡翠、林发勤、唐宜红（2015）④的方法，具体原理如下所示：

　　

　　在以上两个公式中，既考虑了出口国的出口市场构成因素，又在出口市场构成的基础上对各国的需求波动进行了考察，进而满足了两种因素对出口波动考察的要求。

　　（2）出口产品集中度一直是出口波动研究的重点，这里本文使用赫芬达尔指数（HHI）测算各国的出口集中度，具体原理如下所示：

　　

　　S代表某一行业出口额占总出口的比重，在计算该指数时，本文使用各国各年度出口商品SITC3位码数据进行衡算，HHI指数越接近1，说明该国的出口集中度越高，越接近0，说明该国出口多样化程度越高。

　　（3）上文的理论分析中还阐述了技术进步、产品替代弹性和需求价格弹性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下对出口波动的影响，本文认为，产品替代弹性的大小主要源于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一般来说，技术含量较高的出口产品往往具有较小的替代弹性。因此，这里本文主要考察技术进步对出口波动的影响。对技术进步指标的测算，本文使用基于DEA模型的Malmquist指数法测算各国的全要素生产率，该指数的基本运算原理如下式所示：

　　

　　其中：分别表示i地区在t和t+1时期的投入向量；分别表示i地区在t和t+1时期的产出向量；分别表示以t时期技术为参照的t和t+1时期生产点的距离函数。在进行衡量时，本文使用DEAP2.1软件进行测算。测算时本文借鉴刘秉镰、李清彬（2009）⑤的做法，分别使用以2005年为基期的固定投资总额和各国各年就业总人数衡量资本和劳动投入，将以2005年为基期的各国各年度GDP总额作为产出变量，TFP指数越大，说明一国的技术水平越高。

　　（4）外商直接投资作为全球价值链分工过程中产业外包和专业的重要途径，随着全球价值链分工的深化逐渐成为影响各国出口波动的重要因素，因此本文将外商直接投资波动亦作为控制变量纳入模型，这里本文使用HP滤波法对外商直接投资波动进行衡量。

　　3.样本选取

　　

　　实证模型的研究样本选取主要来源于OECD-WTO Trade in Value Added（TiVA）数据库，该数据库囊括了全球61个国家或地区1995年、2000年、2005年、2008年、2009年、2010年以及2011年的全球价值链分工相关数据。由于实证模型主要考察全球价值链分工参与度对出口波动的影响，因此本文首先搜集了61个国家或地区7年来的间接附加值占本国出口比重（FGVC），以及国外附加价值占出口总额比重数据（BGVC）。而后分别对以上两组数据求取每年的平均指标，将每年高于平均FGVC的国家列为前向参与度较高的国家或地区，而将每年高于平均BGVC的国家列为后向参与度较高的国家或地区。对七年中的数据进行横向比对后，选取出在7年中长期位列前向参与度较高的国家或地区和后向参与度较高的国家或地区。在统计的过程中本文注意到，以原材料诸如能源、矿产以及初级产品为主的国家往往具备了较高的前向参与度水平，这样的国家或地区诸如沙特、俄罗斯、文莱等，以沙特为例，沙特出口中主要以是石油能源为主，由于沙特具有丰富的石油资源以及原油加工技术，因此从石油的开采到出售基本都在沙特境内完成，因此沙特实际上仅仅依靠自然资源就可能成为这条石油价值链的链主。单从数据来看，这些国家或地区都具有较高的前向参与度水平，但根据理论分析中对前向参与度较高国家或地区的特征定义，显然这些国家或地区是不符合的。有基于此，作为统计和理论描述上的误差，本文将这些国家或地区排除在外。最终，本文选取了41个国家或地区7年的数据作为这一部分的研究样本，其中包括23个后向参与度较高的国家和地区，以及18个前向参与度较高的国家和地区⑥。

　　此外，出口波动、国内生产总值、全要素生产率、外商直接投资波动的相关核算数据均来自世界银行国家数据库（World Bank Country Data）计算出口产品集中度指数的SITC3位码商品出口额数据以及各国贸易额占比构成数据来自联合国贸易数据库（COMTRADE）。

　　三、估计结果与分析

　　（一）基本估计结果

　　表2给出了41个国家或地区全样本数据的回归结果，为获得准确的回归结果，本文同时使用了最小二乘法、随机效应模型、固定效应模型以及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进行比对。根据Hausman检验可知，在该样本的回归中固定效应模型优于随机效应模型，本文同时进行了考虑时间效应的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回归，通过检验所有年度虚拟变量的联合显著性后发现检验结果强烈拒绝“无时间效应”的假设，因此最优的面板回归结果应当是考虑时间效应的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回归结果⑦。

　　表2中第（7）和第（8）列分别给出了不考虑外需冲击和考虑外需冲击的情况下，全球价值链分工参与度对出口波动的影响。对比表2第（7）和第（8）栏可以看出，无论是否考虑外部需求冲击变量，前向参与度指标与后向参与度指标对出口波动都有显著的影响。具体来看，观察第（8）栏的回归结果，前向参与度指标系数在1%的显著水平上显著为负，说明在总样本中前向参与度越高的国家或地区出口波动越稳定。后向参与度指标系数在5%的显著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后向参与度越高的国家或地区出口波动越剧烈。

　　

　　观察其他控制变量，外需冲击变量系数在1%的显著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外需冲击越大，出口波动越不稳定。出口产品集中度系数和外商直接投资波动系数均在1%的显著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出口产品集中度越高，外商直接投资波动越大的国家或地区出口波动越剧烈。技术水平指标系数在5%的显著水平上显著为负，说明技术水平越高的国家或地区，出口波动越稳定。对比表2第（8）栏中所有变量的相关系数可以看出，外需冲击变量系数最大，也就是说在全样本所有变量中，外需冲击对出口波动的影响最大。观察其他各栏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其他回归模型的回归结果与双向固定效应的回归结论基本一致。

　　表3给出了前向参与度的较高国家或地区子样本的回归结果。在第（8）栏中，前向参与度指标系数在1%的显著水平上显著为负，说明在该样本中，前向参与度越高的国家或地区出口波动越稳定。后向参与度指标系数在1%的显著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在该样本中，后向参与度越高的国家或地区出口波动越剧烈。

　　第（8）栏其他控制变量结果显示，外需冲击变量系数在5%的显著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外需冲击越大，前向参与度较高国家或地区的出口波动越剧烈。此外，出口产品集中度系数和外商直接投资波动系数分别在5%和1%的显著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对前向参与度较高的国家或地区来说，出口集中度越高，外商直接投资波动越剧烈，出口波动越不稳定。最后，技术水平指标系数在1%的显著水平上显著为负，说明对前向参与度较高的国家或地区来说，技术水平越高的国家或地区出口波动越稳定。

　　表4给出了后向参与度较高国家或地区子样本的实证回归结果。观察第（8）栏可以看出，前向参与度指标系数和后向参与度指标系数在1%的水平上分别显著为负和显著为正，这说明对后向参与度较高的国家或地区来说，前向参与度越高，后向参与度越低，出口波动越稳定。

　　观察第（8）栏中其他控制变量系数，外需冲击变量系数在1%的显著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对后向参与度较高的国家或地区来说，外需冲击越大，出口波动越剧烈。出口产品集中度系数和外商直接投资波动系数均在1%的显著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出口产品集中度越高，外商直接投资波动越大的国家或地区，出口波动越剧烈。技术水平指标系数在5%的显著水平上显著为负，说明技术水平越高的国家或地区，出口波动越稳定。对比表4各变量系数大小发现，与以上两个样本回归一致，外需冲击对出口波动的影响依然是最大的。

　　（二）估计结果分析

　　

　　在理论机制的分析中，本文从三个方面大致分析了全球价值链分工参与度对出口波动的影响。对应到实证模型当中，本文遵循理论机制分析的办法，将全球价值链分工国家或地区大致分为了前向参与度较高的国家或地区和后向参与度较高的国家或地区进行分析。这里本文将对比前向参与度较高国家或地区子样本和后向参与度较高国家或地区子样本的回归结果，进行进一步分析。对比观察表3和表4的第（8）栏回归结果后，本文主要进行以下几点分析说明：

　　第一，对比两个子样本中前向参与度指标系数发现，前向参与度国家或地区样本的该指标系数绝对值大于后向参与度国家或地区样本回归水平。这说明，在前向参与度较高国家或地区样本中，前向参与度对出口波动的影响相对较大。结合理论机制的分析，本文认为，前向参与度较高的国家或地区通过较高的间接附加值形成对整条价值链分工的掌控，通过这种掌控，前向参与度较高国家或地区可以在贸易中获取更多的贸易利益分配，进而稳定出口收入。相反，若某个前向参与度较高国家或地区失去了较高的间接附加值水平，那么该国或地区就难以作为价值链的链主稳定其出口收益。因此，对前向参与度较高的国家或地区来说，前向参与度水平的高低更能够影响其出口波动的稳定性。而对后向参与度较高的国家或地区来说则是另外一种情形，尽管后向参与度较高国家或地区提高其前向参与度水平能够稳定其出口波动，但后向参与度较高国家或地区本身就不具备较高的间接附加值，在价值链分工中也属于从属地位，因此前向参与度对出口波动的影响要小于前向参与度较高国家或地区的水平。

　　

　　第二，对比两个子样本中后向参与度指标系数发现，后向参与度国家或地区样本中该指标系数大于前向参与度较高国家或地区样本回归水平。这说明，后向参与度对后向参与度较高国家或地区的出口波动影响相对较大。这可能是由于，后向参与度较高国家或地区的出口中本身就含有较高的国外附加值，而含有国外附加值越高的国家或地区在价值链分工中的地位也越低，在进行价值链分工利益分配的过程中，价值链分工地位越低的国家或地区其分配收益也越低，因此可能造成较大的出口波动。前向参与度较高的国家或地区则不然，尽管前向参与度较高国家或地区的出口中也包含国外附加价值，但由于前向参与度较高国家在价值链分工中占据主导地位，因此后向参与度对其出口波动的影响是相对有限的。

　　第三，对比两个子样本中其他控制变量的相关系数可以看出，外需冲击变量对前向参与度较高国家或地区和后向参与度较高国家或地区均有较为显著的正向影响。进一步对比两个子样本中该变量的相关系数大小可以看出，后向参与度较高国家或地区样本的外需冲击变量系数大于前向参与度较高国家或地区样本水平。本文认为这可能是由于两类国家或地区的出口市场构成差异造成的，在对外需冲击指标进行衡量时，本文同时考虑了外需变化和外需市场构成两点要素，对后向参与度较高的国家或地区来说，其出口市场构成相对单一，主要集中于生产者驱动型的价值链分工国家，这类国家或地区以美国、日本、德国等前向参与度较高的国家或地区为主要代表。而前向参与度较高的国家或地区市场分布则相对多元。因此相对来说，当个别市场发生外需冲击时，后向参与度较高的国家或地区很难通过多元化的市场构成分散冲击，平抑出口波动。

　　对比两个子样本中出口产品集中度变量相关系数发现，后向参与度较高国家或地区的出口产品集中度对出口波动的影响更大。这可能是由于前向参与度较高的国家或地区通过价值链分工将本国不具有比较优势的生产环节进行了转移和外包，从而在早期确立了专业化的生产和贸易模式，由于其出口中间品具有相对较小的替代弹性，同时在价值链分工中占据主导地位，因此贸易条件不会随出口产品集中度的提升而恶化。而后向参与度较高的国家或地区在价值链分工的过程中承接了大量的生产环节，出口构成呈现不断多元化的趋势，因而其出口波动受出口集中度的影响较大。

　　观察技术水平变量在两个子样本中的相关系数大小发现，技术水平对前向参与度较高国家或地区的出口波动影响更大。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展开一方面使参与分工各国的技术水平均获得了不同程度的提升，另一方面也使生产技术出现了两极分化的状况。首先，后向参与度较高的国家或地区通过在“贸易中学习”的过程逐渐实现了生产技术进步，技术水平对其出口波动的影响不断增强。其次，由于前向参与度水平较高国家或地区在高端技术生产环节实现了专业化生产，因此增强了技术水平对其出口波动的影响效果。最后，对比两个子样本中外商直接投资波动相关系数的大小可以看出，外商直接投资波动对后向参与度较高国家或地区的出口波动影响更大，这可能是由于在价值链分工展开的过程中，外商直接投资作为生产环节转移的主要手段，主要是从前向参与度较高国家或地区流向后向参与度较高国家或地区，外商直接投资对后向参与度较高国家或地区的贸易转型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因而对其出口波动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四、结论及政策建议

　　在理论分析部分，本文首先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基础、构成体系特征以及主要贸易方式三个方面阐述了全球价值链分工参与度对出口波动的影响机制。通过分析本文认为，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前向参与度较高国家或地区与后向参与度较高国家或地区分别在各自的比较优势基础上，共同构建了地位分明的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根据各自比较优势的差异两类国家或地区分别出口不同类型的中间产品。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分明的构成体系使贸易利益的分配呈现失衡状态，直接导致了两类国家或地区的出口波动差异。此外，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下，以中间产品为主导的贸易方式形成了两类国家或地区出口波动差异的微观基础。在理论分析基础上，本文进一步选取了41个国家或地区7年的数据建立了实证模型。结合理论与实证分析本文认为，在两类国家或地区中，前向参与度较高国家或地区相对来说具备更为稳定的出口波动，间接附加值对前向参与度国家或地区的出口波动影响相对较强，而国外附加值对后向参与度较高国家或地区的出口波动影响更强。有基于此，结合我国嵌入全球价值链分工后的发展现状，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第一，加强我国现处价值链分工环节的核心竞争力。从本文的分析结果可以看出，对后向参与度较高的国家来说，国外附加值依然是影响本国出口波动的主要因素，因此现阶段我国首先应当增强现有分工环节的核心竞争力。价值链攀升的过程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只有在稳固现有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基础上，才能进一步谋求价值链由中端向高端迈进。稳固现有价值链生产环节不仅有利于改善我国现阶段的出口波动状况，而且为价值链的攀升打下了基础。

　　第二，加快推动“一带一路”区域合作平台建设。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我国出口波动进入新一轮的衰退周期。从出口波动的一般均衡理论出发，结合本文实证结果，不断开拓新的外部需求市场是刺激出口波动由衰退转向扩张的最有力手段。现阶段，我国的出口市场主要集中于部分发达国家，“一带一路”区域合作平台的建设能够帮助我国构建更加多元的外部需求市场，抑制外部冲击带来的出口负向波动。

　　第三，以“供给侧改革”为驱动，进一步改善我国出口产品构成。在理论分析中，本文提出以中间品为主导的贸易方式是出口波动差异的微观基础。我国现阶段仍然以劳动密集型中间产品出口为主，随着劳动成本优势的削弱，这种出口构成方式无疑将进一步恶化我国的出口波动状况。因此，应当持续推动“供给侧改革”，循序渐进的推动降低劳动密集型中间品在出口构成中的占比，提升资本密集型产品和技术密集型产品比重，有效降低出口中间产品在国际市场中的替代弹性，进而稳定出口波动，提升我国的价值链分工地位。

　　①按照图1小图数字标示顺序，14个国家或地区分别为：前向参与度较高国家或地区：美国、日本、德国、法国、意大利、英国、瑞士；后向参与度较高国家或地区：中国、泰国、墨西哥、马来西亚、保加利亚、捷克、越南。

　　②曹明福、李树民：《全球价值链分工：从国家比较优势到世界比较优势》，《世界经济研究》，2006年第11期。

　　③Love,J.Export Instability in Less Developed Countries:Consequences and Causes.Journal of Economic Studies.Vol 23,1987,pp.93-119.

　　④胡翠、林发勤、唐宜红：《基于“贸易引致学习”的出口获益研究》，《经济研究》，2015年第3期。

　　⑤刘秉镰、李清彬：《中国城市全要素生产率的动态实证分析——基于DEA模型的Malmquist指数方法》，《南开经济研究》，2009年第3期。

　　⑥41个国家和地区中，前向参与度较高的地区包括：中国香港、立陶宛、中国台湾、冰岛、比利时、波兰、奥地利、瑞士、智利、瑞典、英国、丹麦、德国、挪威、荷兰、澳大利亚、日本、美国，18个国家和地区。后向参与度较高的国家和地区包括：越南、保加利亚、斯洛伐克、柬埔寨、突尼斯、拉脱维亚、马耳他、爱沙尼亚、斯洛文尼亚、卢森堡、泰国、匈牙利、马来西亚、捷克、爱尔兰、中国台湾、新加坡、冰岛、哥斯达黎加、比利时、韩国、墨西哥、中国，23个国家和地区。

　　⑦对后文中其余子样本实证模型经过检验后发现，考虑时间效应的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回归结果亦为最优。

作者介绍：林思宇（1989—），男，南京大学商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国际贸易与价值链分工；黄繁华（1963—），男，南京大学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世界经济与服务贸易（南京 2100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