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征南极--长城站第一任站长讲述中国第一次南极科考

从1984年我国第一次南极考察至今，已经33年。

33年前，五星红旗第一次飘扬在南极的上空，中国人对南极这块神秘土地的探索，由此而始。

没有破冰船，没有远洋经验，中国南极考察队58名队员历时30多天，穿越大半个地球，首次踏上南极的土地。

没有先进工具，没有取暖设备，他们在冰天雪地的南极完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61天建起了一座越冬考察站。

一锤“出局”

1985年2月15日10时，北京收到了一封来自南极的电报：“我国第一个南极考察基地——中国南极长城站胜利建成。”

这个电报的发出者是长城站的第一任站长郭琨。他曾7次带队进入南极，也是长城站的建设总指挥。

几十年过去，如今的郭琨已经是一位古稀老人。而他与南极科考结缘，则要追溯到1978年。

那一年，43岁的郭琨接到了一个特殊任务：负责南极考察的业务。那是我国正式开始筹划南极科考的开端。

那时，他正在国家海洋局科技部综合计划处任副处长。毕业于哈尔滨技术工程学院、学习气象雷达专业的郭琨，在那时对南极的了解比普通人多不了多少。他的工作是从几乎一无所知开始的。

那时的中国，国内政治初稳，经济物质贫乏，郭琨被周围人问得最多的问题是：国家为什么要花那么多钱到南极去？

郭琨回答：“国家荣誉和科学考察的需要。”

长城站建设中，队长郭琨席地而坐就餐。

在南极建立考察站，是南极科考的必要条件，这一点不需多言，而南极科考站为什么又被看做国家荣誉的象征？郭琨给记者讲起了一段亲身经历，在他的口中，重复最多的词是“憋屈”。

1983年6月，中国以缔约国身份加入了《南极条约》。同年9月，我国第一次派出代表团出席在澳大利亚堪培拉召开的《南极条约》会议。

中国代表团只有三人，郭琨是其中之一。首次参加《南极条约》会议的经历，对郭琨来说是一段并不愉快的回忆。

“因为当时我们在南极没有建站，虽然加入了南极条约，但我们国家是缔约国，不是协商国，没有表决权。”

“从座次到文件发放，中国代表团受到的都是二等公民的待遇，协商国的代表按名字首个字母排序依次坐在前排，我们都是随便坐在后面，也没有桌子。发放会议材料的时候，递给我们的袋子里只有会议的议程安排和与会人员名单，关于会议的内容，一个字儿也没有提。”

这些“待遇”，让第一次参加《南极条约》会议的郭琨很是郁闷，但是真正让他深感屈辱的，是当大会进行到表决阶段时，主席团主席的一记闷锤。

当大会进行表决的时候，会议主席把手边的榔头一敲，说：“请缔约国代表退到会场外喝咖啡。”

郭琨说，他“几乎是含着眼泪”从协商国代表的身后默默退出会场的。“当时我就想，堂堂10亿人口的国家在这里没有发言权、表决权，还被人逐出会场，这是一种莫大的耻辱。”

郭琨记得，那年参加会议的有16个协商国、9个缔约国。在联合国5个常任理事国中，只有中国不是《南极条约》的协商国，也只有中国没有表决权。“这和我们国家的国际地位极不相称，原因就是中国在南极没有建站。”

在会场外，郭琨气愤地对代表团团长说：“不建成中国自己的南极考察站，我决不再参加这种会议。”

这次一锤“出局”的经历，深深刺伤了他的民族自尊心。

客观上说，改革开放之初的中国，对于遥远南极的了解，确实是微乎其微。

中国人登上南极大陆的时间，比西方晚了整整两个世纪。

200年可以做很多事情，也可以错过很多事情。

上世纪70年代末，南极洲上已经有一百多个各国建立的考察站，而在中国甚至找不到一张完整的南极地图。

向南极进军

1984年中国南极考察队第一次登上乔治王岛之前，南极一直是独属于西方世界的一块“神秘之境”。200多年的南极探险之旅，一直没有中国人的身影。

1768年，英国著名航海学家库克船长，第一次驾驶帆船进入南极圈内，遗憾的是，他没有发现南极大陆。

半个世纪以后，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一世派遣两艘机帆船组成探险队，经过两次“南征”发现了“南极大陆”，但实际上那是离南极大陆很近的一个岛。

而美国人认为，发现南极的荣誉属于美国的捕鲸船船长帕尔曼。1820年11月，他在南极海域游猎过程中，曾清晰地看到了南极大陆，比俄国探险队早了两个月。

英国人则说，英国探险家在美国人帕尔曼之前10个月就登上过南极。实际上，他们各自称第一个发现南极大陆的这个地方，现在被各国统称为“南极岛”。

不论究竟是谁发现了南极，整个19世纪乃至到20世纪中叶，西方各国的开拓者不断地深入南极，进行科学探索，甚至在南极出现了领土纠纷。

南极领土归属提出的根据，有的是首先发现，有的是大陆架的延伸，当时，已经有7个国家在地图上把南极分割，其中，英国、阿根廷、智利分割的领土互相重叠，而美国、苏联等国不承认任何国家提出的领土要求，同时保留领土要求的权利。

“由于这种‘春秋战国’式的矛盾不可调和，最终产生了国际《南极条约》，冻结了领土要求，规定南极只能用于和平目的。” 在南极办公室工作近20年、4次带队去南极考察的贾根整介绍。

《南极条约》生效于1961年6月23日，条约原始签字国是已经到达过南极的美国、英国、阿根廷、智利、苏联、日本、比利时、南非等12个国家。

在那个时间节点上，新中国正经受着三年自然灾害的严酷考验，根本无暇顾及南半球正在发生的事情。

待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上世纪70年代末，全世界已经有17个国家在南极建立了40多个长年考察站和100多个夏季考察站，取得了可观的研究成果。这些南极岛上星罗棋布的考察站，却没有一个属于中国。

就是在这种“被边缘化”的情况下，郭琨接手了南极的事务，开启了中国与这片陌生的冰雪世界30年的缘分。

1981年5月，国家南极考察委员会成立，国家科委副主任、著名地质学家武衡任委员会主任。郭琨任国家南极考察委员会办公室（后文简称南极办）主任。

南极办成立时，主要成员只有5个人。

5个人还远谈不上真正展开南极科考，他们主要做的是前期准备，面前摆着三个看似简单却毫无基础的问题：南极是什么样子；为什么研究南极；怎么开展南极工作。

“当时，咱们国家没有研究南极洲的专业书籍，也没有这方面的专家，我到北京图书馆，只查到了世界各国南极考察的报告资料。”

郭琨找到的唯一一本关于南极的专业书籍，竟然是新中国成立前出版的旧书。

“一个朋友在旧书摊上看见了一本《两极区域志》，他知道我在找关于南极的书，就买下来送给我。书上面写着出版日期是民国25年，也就是上世纪30年代。这本书是个英文译本，里面有一些关于南极洲的资料。”

到现在，郭琨还珍藏着这本旧书，可见当年他拿到它时是多么的如获至宝，也反映了我们国家当时对南极了解的匮乏程度。

经过了基础资料的搜集整理，南极办和海洋局情报研究所合作出版了《南极和南极考察》、《南极考察的意义》，部分解释了第一和第二个问题。

这两个问题，一个是别人科研成果的汇总，一个是我们自己的理想和目标，基本上都是案头文字工作，相对容易得多。但是第三个问题“怎么开展南极工作”，纸上谈兵显然不行。

南极办提出的方法是“派出去”和“请进来”。

“请进来”，就是邀请已在南极洲建站、南极研究水平较高的国家，包括日本、澳大利亚、阿根廷等国的专家来华，介绍南极考察经验，商谈考察协作等项目，提供部分南极考察资料，并向中国南极考察队提供培训。

“派出去”，则是中国科学家直接参加外国的南极考察团，以“留学”方式培养自己的南极专家。

1980年,应澳大利亚南极局的邀请,中国科学家董兆乾、张青松首赴南极考察,揭开了中国南极考察事业的序幕。

一直到1984年建站以前，国家共派出48名科技人员到澳大利亚、新西兰、阿根廷、智利、日本和德国的南极考察站或考察船上工作，其中参加越冬考察的有12人。

郭琨也曾在1982年先后两次带着考察组到西南极乔治王岛上的智利站、阿根廷站和波兰站考察。

“那时候，我们已经在考虑建站问题，我主要考察他们是怎样建站的，尤其是如何建造高架式的房屋，还参观了考察站内的实验室。”

中国科学界对南极的向往和热情也在涌动、积聚着。1984年2月，中国科学院召开的“竺可桢野外科学工作奖”会后，获奖的王富葆、孙鸿烈等32位科学家，以“向南极进军”为题，联名致信党中央和国务院，建议中国在南极洲建立考察站，进行科学考察，并希望党中央早做决定，他们随时听从祖国的召唤。国务院领导批示，同意在南极洲建站和进行科学考察。

6月25日，《关于我国首次组队进行南大洋和南极洲考察的请示》正式得到国务院批准，确定我国将在南极建设第一座科学考察站——长城站，建站时间定在了1984年末到1985年初。

中国人在南极岛上“零的突破”，即将到来。

备战起航

对于郭琨来说，拿到批文，在兴奋之余也感到巨大的压力，因为留给他的首次南极科考和建站筹备时间只有4个月了。

南极只有冬夏两季，全洲年平均气温为-25℃，内陆高原平均气温为-56℃左右，极端最低气温曾达-89.8℃，为世界最冷的陆地。

要在终日为冰雪覆盖的南极建立考察站，只能在短暂的夏季，也就是每年的11月中旬到翌年的3月中旬中间施工。4月到10月南极的冬季到来，冰原上就只剩极度的寒冷和无边的黑夜。如果夏天完不成任务，就要延误一年。

国务院对首次南极科考和建站项目的批件，计划的科考时间就是1984年末至1985年初的南极夏季，也就是说，所有的准备工作要在1984年11月份之前完成。

第一个问题，怎么去南极？

破冰船是极地科考最有效的工具。不久前，我国唯一的破冰船雪龙号在南极解救遇困的俄罗斯科考队，显示了破冰船在极地冰原的巨大威力。但是这艘破冰船是1993年购自乌克兰，1984年时，我国还没有这样的极地科考利器。

郭琨说，没有破冰船，我们的南极之旅会有一些限制，但并不是说没有它我们就去不了南极，建不了科考站。

国家海洋局选定了向阳红10号科学考察船和海军J121船承担这次任务。

向阳红10号科考船并非为极地科考设计建造，它脱胎于著名的“718工程”，即1967年7月18日由毛泽东、周恩来亲自批准，由国防科委、解放军总参谋部、国防工办、中国科学院、海军等单位联合上报的“远洋综合测量船队”研制计划，其使命是对我国第一次远程运载火箭试验海上落区进行跟踪与测量。

向阳红10号1979年11月下水，交付国家海洋局东海分局使用。此后，先后执行了我国首次洲际导弹及多次卫星、火箭发射任务的遥测工作，功勋卓著。值得一提的是，在嫦娥、神舟系列飞船和诸多卫星发射任务中，经常能听到在太平洋上负责遥测任务的远望四号测量船，就是由向阳红10号改装而成的。直到2011年，远望四号才宣布退役。

郭琨说，虽然向阳红10号没有破冰能力，但它是我国自行设计制造的第一艘万吨级远洋科学考察船，远洋能力在当时国内首屈一指，船的操纵性和适航性能极好。它能抗12级风浪，即使船体破损，任何两舱进水也能保证不沉。

向阳红10号成了当时我国进行南极科考的不二之选。

而另一艘J121船隶属海军，是一艘大型打捞救生船，它与向阳红10号结伴，作为保障。

“为了执行南极科考任务，向阳红10号船还进厂进行了200多项改装和维修。”郭琨说。

不过，由于两艘船都没有破冰能力，也就意味着不能进入冰层覆盖的南极腹地，科考队选择了西南极的乔治王岛，作为中国第一个南极考察站的站址。

郭琨说：“我们曾到乔治王岛上考察过，岛上有淡水资源，已有7个国家在此建站，就像一个‘小联合国’。而且乔治王岛附近水域比较开阔，气温相对较高，不需要破冰就能登陆。”

在准备工作中，国家海洋局海洋预报中心搜集翻译了15万字的南极气象文献资料，统计了南纬40度以南5年夏季气象资料，搜集了5个国家南极站5至10年的气象观测资料。

资料准备得越多，反倒越显示出这趟南极之旅的前路多艰。就地理条件而言，由中国到南极海域穿越了98个纬度、183个经度、10个群岛区、13个时区；从天气系统而言，要穿过东北信风带、赤道无风带和南半球的东南信风带、盛行的西风带及南极的极风带，特别惊险的是驶过台风区、西风带和活动在极区的风暴海域。

从中国赴西南极洲没有现成的航线可寻，科考队从1249张中外海图、150本海洋、极地资料中，绘出了一条航线。

这条航线起点是上海，经宫古水道、关岛、古伯特、社会群岛，由社会群岛海域按大圆航法，直插美洲南端的合恩角驶入阿根廷的乌斯怀亚市港口，再横穿德雷克海峡，抵达南极。

所谓大圆航法，是采用地球面上两地间最短航线，即大圆航线的球面航法。选取最短的航线，也就是不绕避这条航线上任何的艰难险阻，直冲过去。

无论怎么走，中国科考队都将开辟一条中国到南极的新航线。

1984年10月底前，建设南极科考站的物资和科学仪器设备共计500吨，全部运抵上海，装进了向阳红10号和J121船的船舱。

南极气候恶劣，是世界上的“寒极”、“风极”、“白色沙漠”，因此对建站物资和科学仪器设备的质量要求也特别高，“比如对建站房间的要求是：防寒、保温、抗风、防火和防雪埋，所以房屋的建筑材料都是双层钢板内夹聚氨酯泡沫塑料，墙板轻，建筑是组合式的，钢板在-50℃至-60℃的情况下也不能开裂。”

郭琨说，在南极建站，缺一个螺丝钉也是大麻烦，所以重要的零件，他们都双备份甚至三备份。

国家为南极科考站建设划拨的资金是2000万元。在最初的资金预算中，有中央领导批示，能用2000万元建起一个无人站就算成功。但最终的结果是，这些钱建起了一座直到今天仍在使用的长年科考站。

1984年10月8日，中国首次南极考察队宣布成立，队员分别来自国家23个部委局的60个单位，共591人，其中，去过南极的只有7人，郭琨任队长，副队长就是首次被派到南极科考的董兆乾和张青松。

很快，他们就收到了一份隆重的礼物——10月15日，邓小平为中国首次南极考察题词：为人类和平利用南极做出贡献。

大海是“后娘”

1984年11月20日，郭琨起得格外早。

从现存的影像资料里可以看到，那天的黄浦江畔天气很好，1000多人聚集在码头边，向着向阳红10号船和J121船上等待出征的科考队员们招手，其中有参加出征仪式的领导，有队员的亲属，更多的是自发为南极考察队送行的普通上海市民。

10时整，汽笛声响彻在黄浦江上，向阳红10号船和J121船启航了。

30多天漂泊在海上，不停靠一个港口，这绝不是一次轻松的航程。来自各行各业的南极考察队队员，几乎没有几个人有远洋航行的经验。

俗话说，海上无风三尺浪，队员们面临的第一个挑战，就是晕船。

郭琨说，当时晕船的队员占60％，连续呕吐的占7％，就是不晕船的队员也感到饮食无味，睡不好觉。

“将近600个人，吃饭的时候，到餐厅的不足三分之一。队员晕船晕得厉害，一看见饭菜就恶心。到后来为了保证队员们的体力，我们要求党员和团员带头到餐厅吃饭，带头到甲板上活动。”

有队员无奈地开玩笑说：“歌里都说大海是母亲，我看大海是后娘啊！”

比晕船更可怕的，是海上风暴。

队员们首先见识到的是西风带的厉害，这个风带在南纬45度至60度，船只24小时不间断航行，要7到8天才能通过。

“西风带在航海上是非常危险的地带，正常情况下风力七八级，最大风速每秒100米，我们在航行中遇到的最大风速是每秒38.9米。这是个什么概念呢？我们通常所说的12级台风，风速也只有每秒31.6米。”郭琨说。

穿越西风带时，考察队曾遇到过一个强大气旋，风速每秒34米，风力在12级以上，涌浪高达12米以上。

茫茫大海，巨浪滔天，万吨级的向阳红10号和J121船变成了两艘小舢板。十余米高的浪头一个接着一个，山一样地压过来，把两艘船一下推向山头，又一下压到谷底。钢铁的船身被浪撕扯着，发出骇人的吱吱呀呀的呻吟，仿佛随时会裂开。

风浪最大的时候，向阳红10号后甲板的吊车操纵台被浪头打翻，船舷的铁门被生生扯落海中。船身前仰后合地颠簸着，船尾水下的推进器和船舵时不时露出水面，造成主机空转。一旦主机停车，后果不堪设想。能抗12级风浪的向阳红10号，在远超设计能力的风浪面前举步维艰。事后，船员们在船身上发现了十余处裂缝，多处焊接部位受损严重。

但最终，它还是经受住了考验。

郭琨介绍，在风浪中行船，如果大浪从船侧打来，很可能发生侧翻。越是风浪大，越要顶风迎浪，保证船头对着浪头。所谓“劈波斩浪”，用来形容此时的向阳红10号再合适不过。搏斗了八个小时之后，船队终于冲出了气旋。

在漫长的航行中，除了与惊涛骇浪和晕船搏斗之外，也有令人激动难忘的时刻。

12月1日凌晨4时，不少船员早早地洗漱完毕，聚集到甲板上。

时钟指向9时20分，船上的卫星导航仪的屏幕上显示出纬度零度时，两船同时拉响了汽笛。

庆祝穿越赤道的汽笛声在赤道上空回荡了整整一分钟。

18天后，向阳红10号船和J121船完成了横渡太平洋的全部航程，停靠在距南极最近的港口——阿根廷的乌斯怀亚港。

12月24日，西方的平安夜。经过短暂休整的中国南极考察团开始了他们的最后一段航行——穿越德雷克海峡。

德雷克海峡是极地气旋风暴最为频繁的海域，是众多南极探险的船队闻之色变的险地。但是中国南极考察团通过的这一天，上天似乎给予了特别眷顾，海面上风平浪静，水波不兴。

出乎预料的平静，让考察团聘请的顾问、阿根廷退伍海军上校特隆贝达十分惊奇，他对郭琨说：“我曾多次穿越德雷克海峡，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好天气，中国真是交上了好运气。”

回想起这一幕，郭琨笑着说：“他当然不知道中国的好运气是怎么得来的。我们的向阳红10号船有强大的气象监测、分析能力，气象部门对搜集到的德雷克海域气象资料进行了精确分析，作出了正确的天气预报，成功地躲过了一个将要到来的低压气旋。”

极地天气的变化证实了船上气象部门预测的准确：中国船只刚刚通过，德雷克海域就乌云压境，恶浪滔天。

12月25日，两船相继驶入南纬60度(60°S)以内，《南极条约》规定，60°S以南地区属于南极地区。

南极，中国来了！

形态各异的冰山竖立在船的不远处，白色的积雪，在阳光下反射着耀眼的光芒，冰山的山体像一大块水晶，晶莹剔透，看上去是一种悠远的蓝色，神秘而瑰丽。

大块浮冰上横卧着慵懒的海豹；帝企鹅憨态可掬地行走在浮冰上，时而跃入海中，在船边游来游去；远处的海面上，偶尔可以看到跃出水面的鲸鱼脊背和它们喷出的几十米高的水柱。

第二天，两船在麦克斯韦尔湾内抛锚，此行的目的地——乔治王岛到了。

乔治王岛登陆

中国首次南极考察队54名队员首次登上乔治王岛。

1984年的12月, 南极的夏天仍然冰天雪地，乔治王岛的平均气温是-2℃左右。

“到达乔治王岛的第一件事是选址，第二件事是卸货，都是最急迫的任务。”郭琨说。

在远赴南极之前，南极办就已经确定将长城站修在乔治王岛上，郭琨他们根据乔治王岛的地图，大致定下了几个点，“但是究竟适不适宜建站，就要靠实地勘察了。”

从上岛第二天开始，郭琨和董兆乾等人，就乘坐直升机，从向阳红10号甲板上起飞，开始了历时3天马不停蹄的“选址勘察”。

在北京时，南极办根据外国建考察站的经验和我国的实际情况，制定了选择建站的五个条件：

一、南极站要建在裸露的基岩上，不能建在冰盖上。南极站若建在冰盖上，这个站虽然是永久性考察站，但不是一个固定的考察站，因为冰盖是运动的，久而久之就远离原建站的地理坐标了。

二、南极站一般建在沿岸地带。方便小艇运输货物和抢滩靠岸。

三、站区要平坦开阔，这不但有利于建设和科学考察，也有利于未来的发展。

四、站区要有淡水湖资源。

五、南极考察站要适宜开展多种学科的考察研究。

“要想选择一个完全符合这五个条件的地点不是个简单事，尤其我们相对于已经在乔治王岛建站的国家，是‘后来者’，可挑选的余地就更小了。”郭琨说。

先后对爱特莱伊湾、阿德雷湾、哥林斯湾、玛丽亚娜湾、阿德雷岛（又称企鹅岛）进行了勘察后，郭琨他们觉得均不理想。

12月28日到达乔治王岛南部的菲尔德斯半岛东部地区时，他们终于发现了一块平坦、裸露、狭长的洼地。

但是很快考察队得知，这个地方是“南极第十三科学感兴趣区”，智利和西德在此地区合作考察研究水文地质。按照《南极条约》的宗旨，中国是不能在该地区建站的，还要爱护这个地区的科考设施。

考察团从这片洼地向南爬上一个高坡，到达菲尔德斯半岛的南部地区一块平坦的台阶式鹅卵石地带时，终于找到了一块理想之地。

这片区域地质属于卵石滩型，地基可靠。而且，这里平整开阔，海岸线长，便于登陆和运输。此外，这里还有三个淡水湖，离其它站区距离远，比较独立，距智利马尔什基地机场2.3公里，交通便利。

12月29日下午，考察队就把实地勘察站址的情况，初步选定的站址报告了国家南极考察委员会。

当天21时30分，武衡通过卫星电话通知南极考察队：“同意中国南极长城站建在乔治王岛的菲尔德斯半岛的南部地区。”

12月30日，郭琨等人带着54名队员坐小艇登陆乔治王岛。这一天，成为中国南极考察团首次正式登上南极陆地的日子。

可是，没等登陆南极的激动劲儿过去，海上忽然起了风浪，小艇根本没法驶回向阳红10号了。

“当时根本没有带食品和生活用品，我们原计划只留5个队员在岛上看守，其余队员都乘小艇返回向阳红10号，但是现在回不去了。”郭琨立刻决定，大家都留宿在岛上，马上开始搭建帐篷。

所有人都参与到平地、挖坑、搭帐篷的工作中。幸而当时正是南极的极昼，一天24小时，太阳都挂在天上，不会有夜色耽误他们工作。到了北京时间23时左右，也就是进入了“深夜”，队员们搭好了帐篷，总算有了避风之所。

上岛时，他们只带了5个队员两顿饭的食品，而现在是54个人分，一个人还分不到一块面包，一根香肠。虽然饿着肚子，但是所有人都沉浸在登陆南极的兴奋中。而且这样太阳高挂的“夜色”以前从未体验过，大家伙说说笑笑，无心睡眠，倒也快乐。

第二天风平浪静以后，队员才回到大船上，带着生活所需的用品和食品，逐次逐批的再次上岛。

接下来就是卸货的问题。

由于岸边水浅，向阳红10号和J121无法靠岸,要确保500吨建站物资的装卸速度和安全, 必须修建卸货码头。

抢建码头人员由考察队10人和J121船突击队28人组成，而抢建码头计划在5天内完成。

南极的天气风云骤变, 连续几天大雪纷飞,风大浪急,气温骤降。

十多名队员穿上防水服跳入海中，抡着大锤将钢管打入到海底和海滩,形成了纵横交错的框架。200只盛满沙和砾石的麻袋被一袋一袋填入框架中。

由于水温太低,每班人员仅能在水里坚持10分钟，手脚就全部冻麻了。

人站在齐腰深的海水中仿佛站进了冰库,大多数队员们的橡胶防水服都在冰点以下的海水里脱胶了。冰冷的海水渗透进来,就像刀尖一样刮割着肌肤。

在第一班人上岸饮热酒、喝姜汤暖和身体的时候,第二班队员又早已跳入冰冷的海水中。十分钟，换班，上岸喝一口热酒，转头又跳进水里，就这样循环往复。

1985年1月5日，码头如期建成，小艇终于可以停靠码头，把大船上的物资分批运上南极陆地。

建站冰原

今天的郭琨，有非常严重的腰病，在房间里行走都非常困难，这是他在首建“长城站”时落下的毛病。

“在乔治王岛的前16天时间里，没有任何取暖设备，所有的队员都程度不同的生了冻疮。我们穿着统一发放的棉衣棉裤，腰上还扎着一条绳子，但是南极的寒风还是像一盆冷水一样从脊椎骨一直浇到后腰。”郭琨说。

动身之前，南极办曾经想给队员一人配一个暖手炉，但是在1984年的中国找不到这种东西，郭琨他们甚至找到总参谋部，想看看高山哨所有没有手炉，也未果。一直到上世纪80年代末，他们才从香港买到了一批暖手炉，给去南极考察的人员每人发了一个。

冰天雪地之中，一个取暖的手炉都没有，那种刺骨的冷可想而知。

终于，上岛后的第十六天，南极考察站的“心脏”——发电站抢建完成了。

1月16日的15时30分，中国的柴油发电机在地球最底部的冰雪王国正式开始发电。

队员们住的塑料小帐篷里，马上安装上了电灯和取暖设备。

1月17日，全部卸运工作结束，所有的建站物资完好无损地运到了长城站的建设工地上。

从1月20日起，长城站的建设全面铺开了。

郭琨说，他们当时提出的口号是：“苦战27天，建成长城站！”

“之所以是27天，因为2月20日将举行长城站落成典礼，国内的代表团2月18日就会抵达长城站，再三考虑，我们定在2月16日建成长城站。”

为了抢时间,大家24小时连轴转,队员们每天只休息三四个小时,带队领导睡得更少, 新闻记者、船员等也是如此,所有的人都忙着挖地基、扛钢材,与短暂的27天时间赛跑。

1月的南极，虽然是夏天，沿海地区的月平均气温仍然只有0℃左右，内陆地区更冷，大约－15℃至－35℃。

乔治王岛在沿海地区，夏季的平均温度在-2℃左右。“南极的早晚温差很大，早上队员们醒来后，因为水都在晚上冻住了，大家只能用雪蹭蹭牙，或者用手把小河沟冻住的冰层戳破，再用冰水洗脸。”

南极环境恶劣，不仅寒冷，还经常有暴雪和暴雨，夏季也不例外。

“我们在岛上61天，晴天不超过10天，小雨都算是好天气。”郭琨说。

就是在这样的天气环境下，队员每天仍然要劳动十七八个小时，很多人都是和衣而睡。

董兆乾后来回忆说, “当时,大家累得倒头就能睡,暴风雪把帐篷刮倒了也醒不了,醒来一睁眼常常发现自己被埋在雪堆里。”

让郭琨记忆犹新的画面，是在打地基的时候，融化的冰雪渗透到基坑里的水达半米多深，无法浇灌混凝土。

队员们在地基外又挖了一个坑，把地基坑内的水引入外坑内，由一两名队员趴在冰冷的地上，用饭盆舀坑内的水，其他队员在地基坑内快速浇灌混凝土，直到混凝土完全凝固了，队员们才停止舀水。

“那么冷的天，就在地上那么趴着舀水，一趴大半天。”回想起当年那一幕，郭琨红了眼眶。

地基浇筑、安装横梁、安装墙板……“奋战27天”的第五天，长城站两栋主楼的主体房屋外壳就建成了。

当房屋顶部最后一块墙板安装完成，工地上一片沸腾。

两天后，第一个天线铁塔耸立在站区北部。

2月1日，高10米的银白色国旗杆竖立在站区的中心位置。2月5日，为纪念长城站的建立，郭琨和队友们从站区采集了一块岩石，竖立在国旗杆右侧，作为长城纪念石。

到了2月9日，短短4天时间，长城站所有的内装修全部完成。

第二天早饭后，郭琨接到北京南极考察办公室的通知，中国南极考察委员会主任武衡率领代表团，已经在2月9日下午乘飞机离开北京前往南极了。

代表团飞行的线路是：乘飞机从北京到美国、再飞到智利的圣地亚哥，然后飞到智利最南端的彭塔阿雷纳斯市，最后乘智利空军的运输机到乔治王岛。

贾根整作为武衡的秘书，陪同前往南极，他回忆了一个小插曲。

贾根整说，长城站建成那年，武衡已经70多岁了。行前，国家科委主任宋健担心武衡的身体，将此事报告了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的习仲勋。

习仲勋让宋健转告：武老精神可贵，考虑到身体健康，可不派人去，发个慰问电就行。

但是武衡不答应，一定要亲自去南极的中国考察站看一看，为此还专程登门找习仲勋解释，终于如愿。

新站落成

长城站落成典礼上，五星红旗高高飘扬。

考察站内，几乎每天都有新的设施建成，每天都有喜讯传来。

2月11日，测绘班班长鄂栋臣制作了红白黑三色的长城站方向标，方向标指向北京，上面写着——

长城站至北京的距离：17501.949千米。长城站与北京的方位角：170°38′27″。

在“苦战27天”的第26天，长城站完成了建站的最后一道工序——2月15日10时，郭琨亲手把长城站的站标悬挂在第一栋房屋正门的上方。

随即，郭琨给北京发电报告：中国南极长城站胜利建成了。

长城站建筑面积600平方米，包括两栋主楼：一栋工作楼和一栋住宿楼，面积各175平方米；三栋木结构房屋：一栋发电房、两栋库房和一栋冷藏库房，配有通讯站和气象站、一个码头、一个简易直升机机场和六辆汽车。

在长城站室内有特制地毯、电热器，室温可调节到15℃至20℃，工作和住宿条件相当舒适。主楼有7间实验室和办公室，一间医务室、一间图书室，十五间宿舍（每间住4人，可容纳60名考察队员），此外还有现代化厨房、储藏室、餐厅、邮政局、两间淋浴室和两间卫生间。

这样一个“小城市”般的考察站，是54名考察队员，在J121船突击队的大力支援下，全力以赴，用短短27天时间建立完成的。

郭琨说，这样的“南极速度”，在各国的极地考察站中，都是绝无仅有的。

1985年2月20日清晨，乔治王岛上空，大雪漫天飞舞。

上午10时，义勇军进行曲响彻刚刚建成的长城站站区里。

这是“中国南极长城站落成典礼”的升旗仪式。

在两名队员的护卫下，郭琨升起了中国南极长城站第一面五星红旗。

贾根整至今清晰地记得落成典礼当天的情景：“全体中国南极考察队员、船员、海军战士约600人列队站在长城站主楼前空地上，来自附近苏联、智利、阿根廷、波兰、东德站的客人站在主席台两旁。大家热烈激动的情绪使场面有点混乱，以至于许多摄影记者没有来得及找到合适的角度拍到好照片。”

郭琨则回忆说，那天大家都很激动，厚厚的铜锣居然被敲出了一个大洞。

新建的南极站由于基本达到了越冬条件，武衡到岛上后，经研究决定，长城站当年建站当年越冬，颜其德被任命为第一任长城站越冬站长。

2月28日，除了留守组的5位队员，其余所有首次南极考察队成员将乘坐向阳红10号船离开乔治王岛，返回中国。

离开乔治王岛的那天8时，所有队员整齐的列队站在长城站的国旗前，向国旗敬礼。

这是首次南极考察队在南极度过的第61天。

61天，在一个人的一生中是极其短暂的一瞬，但是这群怀揣“南极梦”的中国人，在冰雪覆盖的无人之境，创造了一个属于中国的南极奇迹。

1985年10月，第十三届南极条约协商国会议在布鲁塞尔举行。郭琨作为中国代表团的一员，再一次参加了会议。

这次会议的第一天，《南极条约》协商国举行特别会议，一致同意接纳中国为南极条约协商国成员。从此，我国对南极事务拥有了发言权和决策权。

本文原载于《北京日报》2014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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