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岁学人周有光的青少年时代

　　百岁学人周有光先生，端坐在他书房的玻璃窗旁边那使用了大半个世纪的写字桌前，向我娓娓道来。如果光是听录音，先生的声音还跟四十年前一样，带有江南口音的普通话，如流水潺潺；如果光是看面容，老师的额头还跟五六十岁时那样，光洁圆润，几乎看不出什么皱纹。这真是奇迹。 　　 　　母亲对他影响大 　　1906年1月13日（清光绪乙巳年十二月十九日），周有光生于江苏常州府青果巷礼和堂周家。原名周耀。后来五四时期盛行“双字名”，遂改名周耀平。 　　周有光的曾祖父周润之公（按惯例不称名，称“字”或“号”）；祖父周逢吉公；父亲周葆贻（1866―1938），号企言，生母徐雯（1868―1963）。周有光是父亲当初唯一的儿子，排行第六（后来庶母生一子）。 　　 　　【周有光附记】大姐、二姐小时候就去世了，最大的姐姐是三姐周同，字慧兼；四姐名周润，字惠言（后任缅甸仰光华侨女中校长）；五姐名周贞，字心闲；七妹名周棣，字�熙（庶出）；八妹周俊人（1911―2009）；小弟周凤樵（庶出，1919―2003）。 　　 　　周家是名门世家，比较开明通达，善于经营事业。周有光的曾祖父周润之很出名，《常州府志》有记载，在太平天国之前，他就经营纺纱织布的手工业工场，后来他参与守城抵抗太平军，常州城被攻破后他投水身亡，房产大部分被烧毁。周有光的祖父周逢吉受封为“世袭云骑尉”，到了民国以后取消世袭，家道中衰。然而，依靠周有光父亲的辛勤劳作，家里还能维持小康生活。 　　周有光的父亲周葆贻从事教学工作。当时常州只有两所中学，一个男中，一个女中，周葆贻就在女中当教员。后来周葆贻办了一个国学馆，给学生教古文。他很开明，在常州开办洋学堂之前，家里就请了三位家庭教师，教女儿们学习中文、英文，还购置了一架风琴，由女老师教唱歌跳舞。周有光幼年时跟父亲接触并不多，但是觉得父亲脾气非常好，平易近人，和蔼可亲。 　　周有光的母亲徐雯对他影响很大。她读过书，性情温和，向来不生气。她常说一句古话：“船到桥头自然直。” 　　他十三岁就在茶馆演讲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那一年，周有光虚岁六岁，在常州府进了小学。清朝末年刚开始创办新式小学堂，民国以后不称“学堂”，改名叫做“学校”。周有光进的育志小学校是常州府创办的第三所小学校。他每天从河面上几条渡船连成的“渡桥”上走过去，傍晚又踏着“渡桥”走回家。 　　民国初年，小学课程主要有三门：国文、英文、算术。那时候小学要读七年，学日本制度，四年初小，三年高小，接下去是中学四年。 　　育志小学所在的寺庙里面有很多麻雀窝，麻雀多得不得了。下了课，淘气的小学生架着梯子爬上去，把麻雀蛋拿出来煮熟了吃。 　　那时候，不论小学、中学，老师水平都比较高。府城只有三所小学校，学生毕业以后人们把他们当过去的“秀才”看待，很了不起。 　　常州府育志小学本来要学满七年才能够毕业，但周有光的成绩特别好，读了六年就毕业了。这一年是1918年，五四运动前夕，周有光十二岁。 　　周有光毕业后，父亲把他送到镇江中学去，准备让他住宿读书。大概是学校里面有父亲认识的老师，可以照顾他的儿子吧。镇江中学其他同学的岁数都大得多，而周有光年龄太小，不能适应住校生活。于是在镇江没待多长时间，他又回常州老家来了。 　　回到老家后，周有光进常州中学的预科读了一年。常州中学的优点是预科设置非常合理，效果很好，并根据每个学生不同科目的水平，因材施教；假如国文水平不够就补习国文，数学不够就补习数学，英文不够就补习英文。在预科，周有光记得自己主要是补习古文经典，特别是《左传》，他一篇篇地背，古文知识进步得很快。 　　一年预科读完，周有光正式升到“本科”读四年。 　　周有光在常州中学一年级读书的时候，五四运动爆发了。 　　常州中学的老师引导学生走出校门到社会上去，宣传“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每个人举着一面旗子，上面写着“同仇敌忾”几个字，尽管学生们都不懂这是什么意思，然而老师叫他们写他们就写。 　　当时周有光到茶馆去演讲“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茶馆里的人都停下来听他演讲。他那时个子很矮小，人们看不见他，一个客人就把他抱起来站在桌子上面讲……当时茶馆里面的人起劲得不得了！那年，周有光十三岁。 　　他同时考取了两所大学 　　1923年，周有光从中学毕业，准备报考上海著名的教会学校――圣约翰大学。 　　圣约翰大学在上海，考生要赶到上海的考场去应考。那时候，大学入学考试要考六整天，考生每天8点钟进考场，正式考试是从上午9点到12点，一连三个钟头，中午吃饭、休息，下午1点到4点接着考，一天六个小时，很紧张，题目多得不得了，笔不停地挥。 　　六天当中只有一场用中文答卷，其他五场都用英文答卷。题目多得要不停地写字答题，连打草稿都来不及，否则题目没法做完。这样紧张的考试，根本不可能有舞弊的时间。平均分数七十分及格，凡是及格的都会被录取，没有什么名额的限制。 　　后来圣约翰大学发榜，周有光被录取了。能够上大学他当然非常高兴，可是圣约翰大学的学习费用很贵，每个学年每个学生要缴纳二百银圆学杂费，每人每年学杂费和生活费合计约为五百银圆甚至更多（相当于2010年人民币的三万元左右）。这对一般劳动人民的子弟来说是难以支付的。要知道，在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普通工人的平均月工资为二十银圆。 　　当时周有光的家境是最不好的时候，没有多少钱。所以他决定再去投考学费减免的公立大学。怎么能够报考两所大学呢？因为当时没有所谓“全国统考”，各大学入学考试的时间不一样，可以单独招生。 　　周有光到南京报考“东南高等师范”（后来东南大学、南京大学和国立中央大学的前身），就是著名的“南高师”，也考取了。当年郭秉文先生为首任校长，陶行知在那里当教务长。“南高师”不用交学费。周有光准备去南京上大学。 　　当时周有光有个姐姐在上海教书，她的同事朱毓君听说周有光考进了圣约翰大学却不想读，就对她说：“考圣约翰大学比考状元还难！你弟弟考进圣约翰大学又不进，太可惜了！我也没有钱，我去向我妈妈借，让他去上学，上了学以后再想办法。”朱毓君的妈妈说：“我现在手头也没有多少现钱，但是存有几个皮箱，里面放了很多嫁妆。拿一个皮箱去当，就可以当两百多块钱。”朱家也在苏州，朱毓君的妈妈很喜欢周有光，老太太很好，几皮箱的嫁妆放在后房，多少年也没有打开，这时候拿出一个皮箱的嫁妆送到当铺里去，典当了两百多块银圆，给周有光在圣约翰大学交了学费。周有光就这样上了圣约翰大学。 　　周有光去上学时闹了一个笑话。到圣约翰大学报名需要照片，同学中有人关照他：“你最好拍一张穿西装的照片。”周有光在常州不穿西装，土得很，也不知道西装怎么穿。他到照相馆去拍照，照相馆有准备拍照用的西装，但照相师傅也不知道怎么样打领带、领结，最后给他戴了一个领带，领带上面再结一个领结。照片寄到上海，同学见了大笑，赶快又给他寄回来，要求他重新拍一张。 　　读理科，“会觉得吃亏了” 　　1923年秋天，周有光从苏州到上海报到。这一年他十七岁。 　　有趣的是，他第一次去报到，人家给他一个卡片，上面打有他的名字，标注两种文字，中文和拉丁字母：周耀平――YOW-PINGCHOW。他一看，拉丁字母是用上海话拼的罗马字，名字在前，姓氏在后，这是学校规定的威妥玛式标准，在圣约翰大学的每一个地方签名，都要按照这个标准。 　　从圣约翰大学一年级开始，周有光就对语言文字感兴趣了。在圣约翰大学一天到晚都讲英语，只有中国文学、历史课用中文，其他一概用英文。周有光说，用了英文，就知道英文字母的科学管理方法多么方便，办事效率多么高。

　　这件事情给周有光的印象很深，这就是外国文化跟中国文化不同的地方。圣约翰大学的学生们一开始就训练出良好的习惯：凡事讲求效率。 　　 　　【周有光附记】后来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我到美国去工作，可以说，我在工作当中学到的东西，每一个环节都是高效率的。人家问：“为什么美国人比别的国家富？”原来，一个美国人一天的工作要相当于好几个别国人一天的工作，财富就是这样来的。我到美国才知道，日本有一个调查团，调查美国人的办公效率。调查了几个月，写成一个报告，结论说：一个美国人可以抵十五个日本人。中国人办公的方法也远不如他们。而我训练自己有了这个习惯：做事情一定要讲求效率。 　　 　　圣约翰大学在大学一年级不分专业，都学基础课。专业也分得粗，大学本部只分文科、理科（医科在另外一处），一年级不按照文理分班级，二年级以后才分文理两科。 　　周有光的数学成绩很好。一个外国数学老师劝他：“你就学理科吧。”可是，同学对他讲：“你不要学理科，要学文科。”为什么呢？因为圣约翰大学有名的是文科，不是理科，如果到圣约翰大学不读有名的文科，而读理科，会觉得吃亏了。于是他学了文科，实际是偏重经济学方面的。周有光那时候攻读经济学，主要是学经济管理。 　　圣约翰大学重视基础教育，读经典文学、世界史，这很有用处。 　　然而，起初圣约翰大学重视英语的程度超过了中文。这种偏颇引起了人们的抗议。因此，到20世纪20年代以后，圣约翰大学进行了改革，加强了“国文”课程，中文部由孟宪承教授负责，聘请了钱基博（钱锺书的父亲）等具有真才实学的国学大师担任国文教授。周有光记得当时钱基博教授要求非常严厉，规定学生作文一律用毛笔字写规整的小楷。这可难倒了许多只习惯用钢笔的学生。而周有光由于在常州中学打下了扎实的国学根底，不仅用一手工整漂亮的小楷写作文，而且还在国文课上用毛笔字写笔记。他因此得到了钱基博教授的青睐和表扬。 　　此后，一手工整漂亮的小楷，给周有光在高校与银行的职业发展，带来很大好处。由于他对国学和西学两方面都有深层次的研究，使他从经济学转向语言文字学的研究时，能够做到真正的“学贯中西”。 　　圣约翰大学在政治课程方面特别注重外交。从清朝末年到民国时代，外交界都有圣约翰大学的同学。当时的中华民国外交部长顾维钧，就是早期最有名的同学。 　　 　　【周有光附记】中国是一个大国，要做国际贸易，要办银行，要有一套学问，不像现在乱七八糟一下子几千万被人家骗走了，没有这么傻的事情。资本主义如果这么搞，早就垮掉了。 　　我大学毕业以后，人家好多次请我到外交界去做事。张允和是断然反对我参加政治的，我想她是对的，假如我参加政治，就麻烦了。 　　 　　圣约翰大学有一本小册子介绍：我们这个大学不是培养“专家”的，是培养完美人格的，在这个基础上，可以发展成为专家。 　　然而不幸的是，还没到两年，正在周有光学业的中途，这美丽校园悠扬的钟声被血腥的枪声打断、击毁了。 　　在光华大学结识了徐志摩 　　1925年5月30日，上海发生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圣约翰大学几百名师生也举行罢课，并上书教授会。 　　美籍校长卜舫济则坚决不许学生罢课，他声言学生如果罢课，就必须立即离开学校。其言行使全体学生极为悲愤，大学暨附中学生五百五十三人宣誓：永远离开圣约翰。 　　师生们整队鱼贯而出。 　　中国籍教员孟宪承、钱基博、伍叔傥、何仲英、蔡观明、洪北平、顾荩丞、林轶西、张振镛、蒋湘青、吴邦伟、薛迪靖、于星海、朱荫璋、金秋涛、周子彦、陶士玮等十七人，支持学生的正义行动，亦声明辞职，即日脱离圣约翰大学。 　　这就是轰动全国的“六三事件”，后来光华大学把6月3日定为校庆日。 　　十七名教员及五百五十三名学生组成了学会，推张祖培同学为会长，决心另行成立民办学校，实行“教育救国”。 　　这就有了后来的光华大学。为什么叫“光华”呢？是来自古诗歌“日月光华，旦复旦兮”。同学们挥泪走出校门时候的心情是 “吾爱吾师，吾尤爱祖国”!在同学们的心上，这是一个历史的伤痕。当时人心激愤，在历史剧变中，无可避免地造成了这个历史的伤痕。 　　追求“光与真理”的周有光，就这样也从圣约翰大学转到了新生的光华大学。 　　光华大学的校训为“知行合一”。 　　师生们的教学和生活条件虽然比较艰苦，但是却对过去圣约翰大学的教学体制和方法，加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改进。例如，允许学生自主跨系、跨专业听课进修；实行师生互动的课堂讨论；培养学生针对专题查阅《百科全书》的习惯；安排校外专家来校讲座；举行演讲比赛和辩论会；在教授指导下开展社会调查；鼓励并帮助学生自办校园刊物；学生可自由组织各种社团进行活动；等等。 　　 　　【周有光附记】这种教育方法从教师来讲，并不费事，但是可以给我们一个方向。那时候的教育跟新中国成立后一边倒的苏联教育不一样，苏联教育是强迫性的“填鸭式”教育，效果不好。 　　 　　从1925年的6月3日到抗战前夕，光华大学一切从头做起，物资设备图书仪器等都是从无到有，校舍的建造也逐渐初具规模。基地不够，承何家角乡绅杨秋荪等捐助，并向周围征得部分土地。 　　教师队伍初期为四十余人，后来增加到八十九人。光华大学迅速成为当时上海民办大学的“四大金刚”之一。 　　这段时期，大学部在校学生从初期的四百余人增加到八百余人。从1929年起光华大学始招收女生，张允和就是光华大学第一届女生。 　　周有光在光华大学（高年级）读了两年，校长张寿镛对他特别好。当时校长室缺少一个秘书，学校在本校招考，周有光考上了，课余便给校长当秘书。 　　周有光在光华大学认识了诗人徐志摩。当时徐志摩兼任光华大学的英国文学教授，周有光并没有正式听过他的课，却跟他成了朋友，很谈得来。徐志摩的新诗和为人的风格，影响了许多学生。周有光到过徐志摩的家里，他的一幢房子有三层楼，底下一层是英国文化的风格，第二层是日本文化的风格，第三层是印度文化的风格，三层楼反映了三种文化风格。周有光当时想，原来世界文化是如此丰富多彩啊！这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周有光在光华大学毕业以后，张校长留他在光华大学附中教书，同时帮张校长做一些工作；不久，周有光又到大学本科教书。当时他挣的钱并不多，但他比较重视精神生活，如饥似渴地看了很多书，有外文的也有中文的，有现代的也有古代的；他不但阅读本专业经济学方面的书籍，而且阅读语言文学方面的书籍。他认为知识的营养比饭食的营养更有味道、更重要，精神财富比物质财富也更有价值、更重要。 　　四年大学生活培养了周有光一个终生的爱好 ―― 特别喜欢查阅《百科全书》。 　　几十年以后，周有光的连襟沈从文给了他一个外号――“周百科”。 　　每个人都是社会结构中的一个分子，又是历史链条中的一个环节。青少年时期受到的培育、养成的性格，往往可贯穿人的一生。 　　周有光生正逢时：他诞生时正逢清朝末年的新政，科举被废除，教育制度开始改良；他上小学时正逢中华民国初年，帝制被推翻，实行共和，他开始读中华书局出版的新课本；他进中学时正逢五四运动，他在茶馆演讲“外抗列强内除国贼”反对专制和霸权；他读圣约翰二年级时正逢“五卅”运动，他和广大青年一道大声疾呼“打倒帝国主义，争人权、争自由”，引发爱国师生们独立创办光华大学，他受到了“学贯中西”的现代通才教育。 　　从周有光的经历可以反映出一个时代。周有光百年走过的道路，使得他成为整个20世纪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见证人。■ 　　（责任编辑/陈 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