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好还有文学

　　细想起来，我最不可能的就是成为一位作家了。

　　那么，我最可能是干什么的呢？对此，我有足够的依据做出回答：

　　首先，我可能是一个农民。一个地方，一个族群，命运有惯性。这几乎是人类社会学的常识。在滇东北一个姓徐的寨子里，从祖辈到我的兄弟姐妹，都是农民。我因为上学，成了家族中识字最多的人。而且生逢其时，凭借昭通师专的一纸毕业证书，于 20世纪末从国家手里分得一个饭碗，打破农民命运惯性，成为了农家子弟中的宠儿。

　　其次，我也可能是一名教师。我确实教了半年小学，每天向六年级一个班六十五名学生讲授我曾经读过、耳熟能详的课文。尔后，受益于暗中进行的写作，以及公开发表的小文章，被借到县上某部门用于“写材料”，从此开始了所谓的文字工作。

　　再次，我还可能是一位副乡长。写材料写到县上某个地方去，正常情况，就有当上副乡长的机会了。我写材料就写到了这个地方。而我的农民亲人，在我发蒙时就曾寄予早晚有一天当上村长的厚望。多年以后，连当副乡长的光明前途，我都放弃了。

　　到了我参加工作的第八个年头，也就是2007年夏，个人天性和所处环境使然，在老地方已经呆不下去了，我只得离开。幸得众师友相助，又有种种机缘，我来到昆明。两年后，即2009年底，最终在省上某处做了一份内刊的编辑，继续所谓的文字工作。

　　这就是已过而立之年的我走过的轨迹。毫不掩饰地说，这样的人生际遇，也让我感激涕零！但这只是我人生的一个断面。

　　我人生的另一个断面乃是写作。不用猜测，我的写作始终是业余的。出于普遍的误解，“业余”常常被解释为非专注的，可做可不做的，等等。进一步，作家也常常被错误地解释为一种职业。

　　而我的业余写作，却一直是专注的，非做不可的。这样说，我同样有充分的理由。

　　实际上，我自发的写作，开始得相当早，很可能与现在“80后”、“90后”作家们的情况差不过。那一期间，我的写作有三大动因：第一、恐惧;第二、寂寞;第三、幻想。

　　上小学时，班里有一个医生的儿子，因为医生在村里享有仅次于村长的地位，而村长的儿子又不在那个班，或者村长暂时未生养儿子，他就常常欺负我们，欺负我尤甚;到县城上初中时，来自农民家庭、边远乡村成为耻辱的符号，我等经常遭到城里及周边同学的欺凌和羞辱……

　　而寂寞则贯穿了我的整个学生时代，包括在县城上高中，及至进了昭通师专。

　　意外的是，作为农民的后代，我小时候就跟随家人在现实的土地上播种、收割，以此讨生活，却天生耽于幻想。

　　通过写作，我在恐惧面前镇静下来了，内心还出现了我这类人不配有的几分从容;我的寂寞得到了安慰，交上了一些永远不可能会面的朋友，那就是自己笔下的人物，他们与我感同身受;我的幻想有所满足，不安分的内心，形诸文字，获得了超越现实生活的坚韧、尊严、快乐和幸福。

　　始于小学时期的“写作”，它具有躲避现实的性质，以至于我出现了轻度自闭倾向。一个痛苦的后果是：由于长期不与人交谈，弃而不用的口头语言通过喉咙和舌头，遇到了障碍，我患上了轻微的口吃。

　　我自觉的写作，是从进入昭通师专之后才开始的。那时，写作的动因发生了一些改变。和所有校园写作者一样，受一种青春期的倾诉欲所支配，我借助写作自说自话，变得多愁善感、喋喋不休。幸好这个阶段不是很长。影响我写作的重要因素出现了，那就是对一大批优秀作品的阅读。

　　有必要补充一点：我小学五年唯一读过的一本课外书就是《毛泽东选集》，这是每一个农民家庭都可能有的藏书;而在中学阶段，我几乎通读了鲁迅小说、散文及杂文，此外，也读到了莫泊桑的《漂亮朋友》等几十种外国小说，以及莫言的《红高粱家族》等十多种中国小说。

　　在进入昭通师专一年左右，我结识了教师、作家杨昭，后来有幸成为他的学生。在杨昭的影响下，我开始了天昏地暗、敲骨吸髓的阅读，并渐渐建立起了自己的阅读谱系。

　　我从诸如俄罗斯作家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拉斯・普京的《给玛利亚借钱》、帕乌斯托夫斯基的《金蔷薇》，日本作家川端康成的《东京人》、远藤周作的《沉默》，捷克斯洛伐克作家赫拉巴尔的《过于喧嚣的孤独》，葡萄牙作家佩索阿的《惶然录》，中国作家沈从文的《长河》、史铁生的《务虚笔记》、刘震云的《故乡面和花朵》、孙世祥的《神史》、余华的《许三观卖血记》、刘小枫的《沉重的肉身》、苇岸的《大地上的事情》等一长串无法一一列举的作品那里，领受了比我自己远远更为丰富、细腻、善良、宽厚、悲愤、屈辱、酸楚、伤感……的一颗心。

　　我最终明白，我为什么写作了。杨昭说：文学是一种换魂术。这个观点被我完全接受了下来。作家通过写作换魂，读者通过阅读换魂。

　　我也看到，自己的写作有时候是不正当的。学生时代，家里一贫如洗、负债累累，因写作而增加笔墨纸张和照明用煤油的开支，都是不小的负担，这绝非夸大其词！参加工作后，写作是不务正业的，一旦被发现上班期间使用单位电脑干私活，就会遭到批评和警告。

　　我明白，即使自己不是现在这种情况，而是一个农民、一名教师、一位副乡长，也许同样可以进行写作。赫拉巴尔的一些作品，就是在他当仓库管理员、铁路工人、推销员、钢铁厂临时工、废弃物打包工、剧院布景工人和跑龙套的临时演员期间写作的。不过，话又说回来，农民可能穷死，教师可能累死，副乡长可能醉死，而从事我这样的文字工作毕竟不一样。相比之下，我已以这一饭碗安身，倘能以写作立命，那多么幸运！

　　余华在一篇随笔中谈到过，他最想成为《圣经》的作者，但接着也承认，那是不可能的。《圣经》当然是最优秀的换魂术，但它乃是上帝的作品，非人所能为矣。这就引出了一个问题：经营换魂术的作家，其正当位置何在？我想强调的仍然是，作家必须守人的本分，不能僭越神的位置。莫言在其长篇小说《笼中叙事》中不无伤感地写道：马克思也不是上帝！写出了皇皇巨著《古拉格群岛》、《红轮》的伟大的索尔仁尼琴，一生对上帝充满了敬畏。而不朽的远藤周作，对于上帝的沉默，则以一生虔诚的写作来领会。只有处于人的正当位置，作家才可能成为上帝的先知、圣徒，认识世道人心，看到天下罪行，传诵神的福音，实现自我救赎并救赎他人，一句话，实现换魂。

　　北宋大儒张载“横渠四句”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也是作家应有的担当。在今天这个假神假道、邪神邪道横行的时代，作家更应当警醒，忠于人的内心，站在人的立场，捍卫人的尊严，眺望人的未来，始终为此而写作。

　　我肯定没有做到这一点，但这至少是我的写作方向。这样的方向决定了我的“业余写作”是专注的、非做不可的。对我来说，作家并非一种职业，而是一套人生价值体系。

　　我的写作缓慢而艰难。十余年来，我写出的作品很少，并且仅为包括《滇池》在内、屈指可数的几家文学期刊所接受。让我感激的是，《滇池》不止一次发表了我的小说，编辑老师给予了我很多温暖。我希望，本期发表的短篇小说《皮影》、散文《母亲的疾病》，能见证我写作的努力，并经受住阅读的检验。

　　本栏责任编辑 段爱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