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季鸾的社会责任观和台湾报纸的历史和现状

张季鸾的社会责任观和台湾报纸的历史和现状 ①传教士与刊物

1972年，台湾新闻评议会委托台湾政治大学新闻研究所草拟报业、无线电广播和电视职业道德规范。1974年6月29日，由政治大学李瞻教授起草的《报业道德规范》、《无线电广播道德规范》、《电视道德规范》在台北市新闻评议会第二届委员会第十次会议通过。这三部道德规范，内容具体、规定详尽，其内容已臻于世界较高水准，成为台湾新闻自律的精神支柱，为台湾新闻评议与裁决案件提供了依据，使台湾新闻职业道德规范日益走向制度理性。

昨天，80岁高龄的李瞻教授携夫人来到烟台日报社百家讲堂作了一堂报告。

①传教士与刊物

他先提到了《万国公报》。如所周知，明清以来的中西文化交流即所谓“西学东渐”，大致可分成两个大的阶段：第一个阶段始自明末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浮槎东来，止于十八世纪因“礼仪之争”而引发的对天主教的“禁教”，前后二百余年；第二个阶段则始于晚清基督教传教士马礼逊来华，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达于极盛，其流风余响，至今未绝，首尾一百五十余年。

1811年马礼逊在中国出版第一本中文西书，到1911年清朝统治结束，一百年间，中国共翻译、出版西学书籍二千二百九十一种。尤其从1900年到1911年，中国共翻译各种西书至少有一千五百九十九种，占晚清一百年译书总数的百分之六十九点八。以至时人名之为“千古未有之奇变”，举凡西方的政、教、技、艺都于此时系统地传入中国，对中国传统文化既构成巨大的挑战，又带来空前的转化机遇。

较之于明清时期，近代新教传教士更侧重于“藉文字来宣传基督教”，除直接宣教外，更多地采用了译书、兴学、办报等间接传教的手段。尽管这类活动的目的仍在于为宣传基督福音铺平道路，但正是通过这些世俗性的活动，西方文化经传教士之手大量传入中国，对近代中西文化交流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传教士从事的世俗性活动中，他们又尤其看重创办报刊。仅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外人先后在华创办了近一百七十种中外文报刊，其中大部分是以教会或传教士个人的名义创办。

②《万国公报》与张季鸾

在传教士所办的各种报刊杂志中，传播西学内容最多、发行最广、影响最大的当首推《万国公报》。《万国公报》的前身是《中国教会新报》(简称《教会新报》)，于1868年9月在上海创刊，发行人为美国传教士林乐知。《万国公报》从1868年初创刊起，到1907年12月停刊止，四十年间(中间休刊五年多时间)从周刊到月刊，总共发行九百七十七期，数量是惊人的，其传播的信息量也同样是惊人的。

就中国近代报刊史而言，有许多个“第一”与《万国公报》脱不开干系。虽然《万国公报》并不是第一份近代意义的中文报刊，但却是教会所办的第一份最正规的中文大型综合刊物，如赖光临所指出：“及至《万国公报》创刊，传教士将其所知悉之西方报业思想、知识与报刊体例，透过是报传播于中土，中国报业之现代化，于兹肇始。”

1889年《万国公报》再度复刊后，直接隶属于经济实力雄厚的广学会，发行量逐年递增，到1906年，“每年售出数盈四五万”，“几于四海风行”，创下了早期中文报刊发行的最高纪录。中国近代许多名人都曾在《万国公报》上发表过文章。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孙中山先生的第一篇重要政见文章、长达七千字的《上李傅相书》，便是发表在1894年10月和11月出版的《万国公报》第六十九、七十期上。最早的“马克思”译名，也是出现在1899年的《万国公报》上。

因此，如果说文化传播离不开相应的传媒，那么，像《万国公报》这样有巨大影响的刊物，便是近代中西文化交流最重要的载体之一，十分值得研究。

自创刊以来，《万国公报》便不遗余力地传播西学、新学，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方面的内容。许多中国人都是通过《万国公报》上译载和撰写的文章，了解到声、光、化、电等西方最新的自然科学和西方先进的经济、政治、教育方面的学说，从而产生思想的裂变。典型有如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士人，张季鸾就是从这张报纸了解世界的。

③文人论政的典型

1941年5月15日，他主持的《大公报》获得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奖章的世界性荣誉，张季鸾先生在《本社同人的声明》中说：

“中国报原则是文人论政的机关，不是实业机关。这一点可以说中国落后，但也可以说是特长。民国以来中国报也有商业化的趋向，但程度还很浅。以本报为例，假若本报尚有渺小的价值，就在于虽按着商业经营，而仍能保持文人论政的本来面目。”

“文人论政”四个字精辟地概括了百年中国报业的特点。张季鸾一贯认为报纸如果只是客观地报道新闻，只能算“无负社会”，必须充分发挥报纸评论的重要作用，勇于对国家大事表达独立的见解，只有这样，报纸才能尽到"对于国家社会负有积极的扶助匡导之责任"。他主持《大公报》笔政，将王韬、梁启超等开创的“文人论政”的报业传统推向了顶峰，树立了一个负责任的、议论国事的生气勃勃的榜样，将中国报业带入了一个更高的境界。迄今为止，后世的人们再也没有达到过这样的境界。

1936年4月1日，《大公报》上海版创刊，他执笔的《今后之大公报》社评义正词严地重申：“本报将继续贯彻十年前在津续刊时声明之主旨，使其事业永为中国公民之独立言论机关，忠于民国，尽其职分。……而不隶籍政党，除服从法律外，精神上不受任何拘束，本报经济独立，专赖合法营业之收入，不接受政府官厅或任何私人之津贴补助。同人等亦不兼任政治上有给之职，本报言论记载不作交易，亦不挟成见，在法令所许范围，力求公正。苟有错误，愿随时纠正之。以上为本报自立之本。”

他深知，要实现“四不”理想，保持文人论政的独立性、纯洁性，就必须“不求权，不求财，并且不求名。”他坦言作为职业报人“不求权不求财容易，不求名却不甚容易”。可是“一个报人若只求卖虚名，得喝彩，有时要犯严重错误，甚至贻害国家。”“往往误了报人应尽之责”。所以，他们在接办《大公报》之初“决定写评论不署名，也含有此意。” 并一直奉行不悖。

有了这样的胸怀和追求，《大公报》才能在政治上、经济上保持独立的超党派地位，在新闻和评论方面始终保持客观公正的形象。

④乱世“三骂”脍炙人口

1939年5月5日，经过十三年的奋斗之后，他在《大公报》香港版发表社评《抗战与报人》说：“我们这班人，本来自由主义色彩很浓厚的。人不隶党，报不求人，独立经营，久成习性。所以在天津在上海之时，往往与检查机关小有纠纷”。“中国报人本来以英美式的自由主义为理想，是自由职业者的一门。其信仰是言论自由，而职业独立。对政治，贵敢言，对新闻，贵争快，从消极的说，是反统制，反干涉。”

他同时不无骄傲地指出中国报业“走着英美路线，而在近来已具有相当规模，在社会上确已成为一种大的力量”。

从《民立报》到主持《大公报》笔政，三十年间他写的评论不下三千篇，其中以《大公报》社评最引人注目，影响最深远。他生平写文章不留底，说报纸文章没有长久生命力，不值得留存，身后由胡政之编的《季鸾文存》也只是选取了他的部分文章。他目光四射，见多识广，不少文章情文并茂，字字经得起推敲，并不像他自己所说 “早晨还有人看，下午就被人拿去包花生米了”。

在社会剧烈动荡的大转型时期，他曾以“三骂”脍炙人口。1926年12月4日他发表社评《跌霸》，一骂军阀吴佩孚，1927年11月4日，他在《呜呼领袖欲之罪恶》中二骂汪精卫“特以好为人上之故，可以举国家利益，地方治安，人民生命财产，以殉其变化无常目标不定之领袖欲，则直罪恶而已”。 12月2日，他发表传诵一时的社评《蒋介石之人生观》，指控“不学无术”的蒋“自误而复误青年”，嬉笑怒骂，冷嘲热讽，淋漓尽致。

“四·一二”之后，他不断发表有胆识、有分量的评论，批评蒋介石的南京政府，反对屠杀青年，受到知识界及广大读者的赞赏。1927年4月29日，他在社评《党祸》中说：“夫新中国之建设，终须赖全国有志青年奋斗，而非自私自利之寄生阶级所能办。则对于各方杀机之开，势不能不大声疾呼，极端抗议。”他认为“青年血气方刚，不论其思想为左倾为右倾，凡能如其主张敢于冒险力行者，概属民族之精英，非投机取巧者可比，轻加杀戮，无异残害民族之精锐，将成为国家之罪人！”

1931年5月22日，他在《大公报一万号纪念辞》中说：“近代中国改革之先驱者为报纸”，“近代国家报纸负重要使命，而在改革过渡时代之国家为尤重”。所以他一再地呼吁言论自由，如1929年12月29日发表的《国府当局开放言论之表示》，1935年1月25日发表的《关于言论自由》，1937年2月18日发表的《论言论自由》，等等。

1931年6月1日，国民党公布训政时期约法，第八条是关于保障人权的。第二天，他就发表社评《望人人牢记约法第八条》：“呜呼！民权之摧残久矣！而其尤普遍尤痛切者，则为人民身体之不法的摧残！其最多之例，则公安局任意滥行羁押，不送法庭；以及法庭之羁押不审。”猛烈抨击国民党任意捕人杀人的恐怖统治，称之为“此诚政治上之最大黑暗，为革命时代须臾不能容忍者也”。

⑤抗战期间说了些什么

1936年，《大公报》上海版创刊不久，他发表《改善取缔新闻之建议》社评，抨击新闻检查制度。由于大胆敢言，到下半年《大公报》上海版的发行量就突破五万份，在鱼龙混杂的十里洋场站稳了脚跟。“七君子”事件发生，他忧心忡忡，奔波营救，并非只是出于对故交沈钧儒的关心。当时江苏高等法院以无中生有的罪证拼凑了漏洞百出的起诉书，“七君子”随即起草了针锋相对、有理有据、义正词严的答辩状，把起诉书驳得体无完肤。但不少报纸迫于国民党的压力不敢发表。张季鸾了解真相后当即打电话给编辑部，立即发排，不必送审，第二天就见报。事隔十年（1946年），沈钧儒回首往事，还感慨地说，季鸾是一个好人，对我来说，尤其是一个数十年如一日的好朋友。"他不仅自始至终关心老友的安全，也关心同时系狱的其他知识分子（中国读书人中代不绝书的“士类”），并尽力维护他们的尊严。

西安事变发生后，他接连发表《西安事变之善后》、《再论西安事变》等社评，力主和平解决。宋美龄甚至派人在西安上空广为散发载有他《给西安军界的一封公开信》的《大公报》。他的言论对事变最终和平解决到底有多的啊影响我们无法猜想，可以肯定的是历史的转折与他不无关系，他为此兴奋地呼喊这是《国民良知的大胜利》。

1937年9月18日，上海战火正炽，《大公报》武汉版创刊，这是张季鸾一生工作最辛苦也最出色的时候，他以如椽之笔写下了《中国民族的严重考验》、《置之死地而后生》等振奋人心的社评，影响极大、极远。当日寇兵临城下，南京千钧一发之际，12月8日，他写下了《最低调的和战论》，“我们以为政府即日即时应当明白向中外宣布，如日本不停止进攻南京，如日本占了南京，则决计不接受调解，不议论和平。我们以为这绝对不是高调，乃是维持国家独立最小限度之立场。”“倘南京不幸被占，应明白拒绝名为调解实为屈服之一切议论。” 徐铸成说：“张先生的白话文，还有裹过脚的痕迹，但字字句句，朴质沉痛，写出了中国人民心底的悲忿和沉痛。”“唤醒了多少意志本来并不坚定的人，使国家一时免于陷入’瓦解土崩’之局。他的一声棒喝，应该说关系不小。”武汉一年，国家局势最为动荡，《大公报》的言论也最为社会所关注。

他主张联苏抗日，团结各党各派，提倡组织“国防最高会议”、国民参政会，提出“民族至上，国家至上”、“抗战第一，胜利第一”等口号。在生命垂危之时，面对日寇的狂轰滥炸，他还向王芸生提议，写了鼓舞人心的社评《我们在割稻子》（发表于1941年8月18《大公报》重庆版）。从“九·一八”以来，他即力主抗战到底，其言论对推动全国抗战影响至大。他和同人一起创造了中国新闻史上的“大公报时代”。

⑥张季鸾与蒋介石

“九·一八”以后，蒋介石屡次礼贤下士，请张季鸾共商国是，他也以国士报之，知无不言，被外界看做蒋的策士。《大公报》成为蒋每天必读的唯一报纸。1934年的一天，蒋在南京励志社大宴群僚，文臣武将济济一堂，首席主客竟是张季鸾，席上蒋对他推崇备至。等到吴鼎昌入阁，尤其《大公报》重心南移、出版上海版以后，他们的往来更加频繁。青年党的左舜生说他深知蒋的为人和想法，在脑中将它推前一步，写为社评，蒋觉得很有道理，往往照此实行。《大公报》所以常常得风气之先，蒋因此收"尊重舆论"之誉。但终其一生，张季鸾只是无党无派一报人，至少在他生前，《大公报》与蒋介石、国民党从没发生任何经济关系，没有违背“四不”方针、丧失民间报纸的独立性。

他对记者的作用十分看重，曾对徐铸成说：“成熟的记者应该是第一等的政治家，美国的总统候选人不是有许多曾做过记者的吗？”“九·一八"前一二年，《大公报》就连篇累牍地发表社评及专文，呼吁关注东北危机。“九·一八”一发生，《大公报》召开“开天辟地从未举行过的”编辑会议，张季鸾严肃宣布，国家已面临紧要关头，“我和吴、胡两先生已商定，报纸今后更应负起郑重责任”。并宣布了两项决策，一是明耻，由王芸生等编辑甲午前后以来的对日屈辱史，这就是后来陆续发表的《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二是教战，创办“军事周刊”，请著名军事学家蒋百里主编。看《大公报》"九一八"以后的那些举措，报人、报纸在重大历史关头所起的作用实在不下于政治家。所以1938年6月他在《战时新闻工作》发表《无我与无私》一文说：

“我们报人不可妄自菲薄，报人的修养与政治家的修养实在是一样，而报人感觉之锐敏，注意之广泛或过之。”

直到晚年，他仍坚持用“老兵”的笔名写通讯，逝世前不久他还奋笔为创刊不久的《大公报》桂林版写了好几天的“重庆专电”，那时他已病倒在床。1941年7月7日，他写下了一生最后一篇社评《抗战四周年纪念辞》，高呼“全世界人类自由万岁”。 病危之际“犹时以把报纸努力做好为勉”，不时写纸条给王芸生，“谆谆讨论某事宜如何立言”。

他对社会的贡献，所产生的影响，始终来自他那支犀利、诚挚而带感情的笔。他一生对做官、敛财都无兴趣，从来不是政客、商贾，身后一无长物。胡政之在追念他的文章中说：“至于张先生生平，不事生产，他的遗属生活教育，一切本社都要负责照料”。（《大公报人忆旧》255页）

即使在和蒋介石的“蜜月”时期，他也没有放弃对当局的批评。“九·一八”后，他发表《望军政各方大觉悟》一文，疾言厉色“国家今日受此奇辱，人民遭此奇劫，凡过去现在政治上负责任的人，虽自杀亦无以谢国人！”蒋没有因此对他怀恨在心，而是以“国士”待之，他是少数几个可以不经通报直接见蒋的人之一。正是他始终坚守“文人论政”的信念，虽然一无显位、二无巨资，却在中国报业史上留下了一道永远抹不去的深刻印痕。

虽然他对王芸生说过“只要不碰蒋先生，任何人都可以骂。”（王芸生、曹谷冰《1926-1949的旧大公报》，《文史资料选辑》第二十五辑，31页）但同时他也认为“蒋先生有很多地方也不如人意”。至于抗战胜利以后，他指出“那时我们要坚持一个口号，即国家至上，民主第一，以此号召全国合作，会得到读者的同感。”

⑦张季鸾的报恩思想

遗憾的是他没能活到那一天。1941年9月6日，一代报人张季鸾在重庆与世长辞，终年54岁。他弥留之际，蒋介石曾亲去探视，所以挽词中有“执手犹温”之语。他在《归乡记》中说过：“我的人生观，很迂浅的。简言之，可称为报恩主义。就是报亲恩，报国恩，报一切恩！”他后期和蒋的关系恐怕就有这种报恩思想在内。

1941年5月21日，《大公报》发表社评《为晋南战事作一种呼吁》，周恩来当晚就给张季鸾、王芸生写信，《大公报》第二天即安排发表。第三天，张季鸾发表《读周恩来先生的信》，认为共产党1927年以后的十年间“是负号的，不是正号的”，希望“对国家永作正号的贡献”，并提议毛泽东到重庆和蒋介石“彻底讨论几天”，“只要中共对于国家前途的基本认识能真实成立一致的谅解，则其他小的问题皆不足障碍合作。”他虽然与共产党政见不同，但却无法否认他对国家、民族的赤诚，他去世后周恩来等称其为“报界宗师”，“谋国之正，尤为士林所矜式”。毛泽东等肯定他“坚持团结抗战，功在国家”。

《大公报》提倡让人民说话，为社会负责，促进社会改革，承担社会责任。每年一次评全国最优秀的文学家和和科学家。老舍就曾获奖，奖金是5000银元，当时张的工资是200银元一个月，可见他们对这两项奖的重视，老舍是赶牛车去拉的银元。

有幸的是，在他生前，《大公报》荣获了密苏里奖章，这是《大公报》、也是他一生的顶峰。在重庆新闻界举行的庆祝会上，他发表了激情洋溢的致辞。他说：“办报之秘诀在于’准备失败’，立言纪事，务须忠勇，忠者忠于主张之谓，此项主张自非偏见，事前务宜经过深思熟虑，多听他人意见，多考察各项事实，勇者系勇于发表，勇于发表必须’准备失败’。”这是他三十年办报经验的总结，是他报业生涯的血泪结晶。

他一手奠定《大公报》“文人论政”的传统，他所主张的报纸要超党派，并不是超政治、无立场，而是提倡“对政治，贵敢言”，他的社评几乎涉及到当时所有敏感的政治问题，是典型的“文人论政”，其最终理想就是要在中国建立真正的民主共和制度。他的办报思想和办报实践推动了中国报业的发展，全面提升了中国报业的品格，称他为“一代报人”当之无愧。

斯人已去，《广陵散》嘎然而终，随着时光的流失，一切都已化为乌有，只有那些倾注了“文人论政”理想的文字、思想依然在历史的断裂处闪烁着不灭的光芒。

⑧台湾电视一支独秀

李瞻对台湾的新闻业相当了解。他说台湾的第一份报纸是荷兰人办的，甲午战争后，日本人开始办报。国民党时期主办《中央日报》等。

他介绍，当前台湾新闻业总的形势不容乐观。两年前年广告投资额达1000亿元（台币，下同），民进党执政后，降低两成，约为800亿元。而且各类媒介广告收入都有下降，只是有线电视一枝独秀。目前台湾的报纸、电视与有线电视，正从事一项生死存亡的激烈竞争，而有线电视已居绝对优势，它们为了生存或为了保持优势，都是运用色情、犯罪与灾祸等黄色新闻的夸大渲染，而且广告新闻化与节目化，电视与有线电视更利用美女主播，做为竞争的主要手段。这种竞争是负面的，对社会已经产生深远的不良影响。今年台北《天下》杂志举行调查，咸认新闻媒介是当前台湾社会的主要"乱源"。

他对1995年和2000年台湾报业、电视与有线电视广告收入做了一个统计。1995年报业广告收入282.38亿元，2000年则为188.86亿元，减少了93.52%；无线电视广告收入1995年155.20亿元，2000年则为108.64亿元，减少了46.56%；有线电视广告收入1995年32.20亿元，2000年则为174.71元，增加了142.51%。据台北研究媒介学者告知，2001年台湾报纸的销数，无线电视的收视率，以及两者的广告收入，均有大量衰退。另外，有线电视还有用户上缴费用的收入。台湾目前大约有800万户使用有线电视，按70%缴费、每户600元计算，也有33.6亿元收入。

实行"报禁"违反新闻自由，并非合理现象；但开放"报禁"形成商业恶性竞争，结果更令人忧心！"报禁"开放对台湾报业已形成重大之伤害；而1993年8月11日通过"有线电视法"，主张大量开放广播电视频道（即开放天空），不仅是对台湾报业的严重打击，也对无线电视产生致命影响。目前台湾新闻业，不仅是报纸间竞争，也是报纸与无线电视及有线电视竞争，同时更是有线电视对无线电视、报纸、广播与杂志的竞争。十余年的新闻竞争，报业和无线电视业遭到惨败，只有有线电视业一枝独秀。

那么，台湾有线电视业何以呈现出一枝独秀的局面？

1960年代，报纸广告收入约占台湾广告总投资70%以上。无线电视诞生后，夺取了报纸的大量读者，又夺取了它的大量广告，而报纸广告收入已降至27%左右。目前台湾有线电视约有80个频道，收视率已达80%，主要由邱复生的TVBS、王令麟的"东森"与汪道存的"中天"三大公司所控制。而无线电视的收视率，已降至不到10%。

有线电视计有6个新闻网，数十个娱乐网，在短短5年间，它又夺取了无线电视绝大部分的观众及其广告收入，致使过去风光一时及享受丰厚利润的无线电视，眼下已呈现亏损局面，奄奄一息了！这对报纸而言，无疑也是雪上加霜，打击更为严重。"报禁"开放后，报纸家数由31家突然增加到362家。台湾幅员狭小，市场有限，报纸为了生存，势必展开自杀性竞争。眼下能赚钱的报纸约70家，真正赢利的也只有几家。至于广播和杂志，长期以来，两者的广告收入大约分别处在年广告投资总额的5%左右。

与台湾报纸不同的是，日本一些广播电视不准播广告，保证了报纸的广告，同时，日本主流电视都有报纸来办，保证了肥水不流外人田。德国、英国、法国也严格限制电视广告，来保证报纸的生存。德国4哥电视网两个允许上广告，时间每天7：00——7：10，7：10－7：20。多一分种也要国会批准。如果媒体市场放任自流，势必出现恶性竞争。竞争是好的，但不能恶性竞争。媒体的自由主义泛滥，没有好结果。

台湾在1970年以前，新闻工作者还过记者节，以后基本上不过了。记者节活动一般由记者公会组织。每逢九月一日，记者们聚集在中山堂，或者在大的公众场合，举行纪念活动。其中有摸彩环节。到了1970年以后，由于媒介数量增加，新闻工作者的数量增加到几万人。其中杂志就有5000多家。到了记者节这天，杂志、小报、小电台的记者每次开会都有一两万人，那些弱势媒介的记者以及挂名记者，参加活动多半是为了摸彩，因此弄得秩序紊乱。强势媒介的记者由于收入高，就不愿意参加这样的活动了。

不过，记者公会围绕记者节做了很多有益的事，编辑出版了记者节丛书，组织了在职训练，还对新闻工作者进行职业道德与伦理教育。但，记者节活动渐渐失去了它的本来意义。所以，现在台湾不过记者节。

⑨台湾媒体的三个时期

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台湾回归祖国，至今已有近60年。对于这些年来台湾新闻传播业，我将它大致分成三个时期，即官报时期、企业报时期和"报禁"开放后的媒介竞争时期。

官报时期（1945-1961）：主要为台湾省政府与国民党发行的报纸。在1950年代，台湾报业以官报与党报为主，据当时估计，不论在发行与广告方面，官报与党报均各约占90%，而民营报纸仅占10%。主要官报与党报如：台北台湾新生报、台南中华日报、台北中华日报、台北中央日报、高雄台湾新闻报和台北青年日报等；而民营主要报纸仅有自立晚报和公论报。

企业报时期（1961-1988）：重要企业报纸，多于官报时期创刊。但自1961年后，台湾经济起飞，交通发达，教育普及，乃使报业逐渐进入企业化报业时代。主要的企业报有：中国时报集团、联合报集团、自由时报、台湾日报、台湾时报、民众日报、自立晚报、英文中国邮报、英文中国日报等。中国时报原名"征信新闻"，主要报导经济行情。1954年改为综合性报纸。1968年9月1日易名中国时报。1971年改彩色印刷，设备现代化，成为台湾三大日报之一，销数曾达100万份，目前销数约64万份。而联合报于1971年7月完成10层大楼，并启用日制彩色高速轮转机，成为最现代化报社之一。销数曾达100万份，目前销数约70万份。至于自由时报，则以本土化、倾向民进党与强调意识形态为号召，并自1992年至1994年以8亿6000万元，以赠送黄金、别墅、汽车、保险与赠报等方式，做为推广发行的手段。致使发行与广告方面，有迅速成长，与联合报、中国时报已有鼎足三立之势。

"报禁"开放后的媒介竞争时期（1988-）：1988年1月1日，开放"报禁"，1993年开放广播电视频道，1993年8月11日，通过"有线电视法"，以上措施，对台湾新闻事业，具有深远的影响。其总的结果我们在前面已经谈到。其影响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

1.报纸数量增加至362家；

2.报纸篇幅增加至10-14大张；

3.报纸售价打破平头主义：开放"报禁"前，每份日报售价均为5元；开放"报禁"后，各报增张，每份售价增至8-10元；1996年1月1日，中国时报、工商时报、联合报、经济日报与此同时民众日报，更增至每份15元。但台湾日报与大成报，原为每份10元，现则降为5元；其他报纸如自由时报等仍多为每份10元。

4.报业竞争激烈："中时报系"与"联合报系"于"报禁"开放后，立即于台中、高雄建立印刷厂，两大报系展开激烈竞争，并与地方报纸展开竞争，因此成本提高，广告相对减少，发行困难，致绝大多数报纸呈现亏损现象；

5.报纸品质降低：因报纸篇幅增加太多，竞争激烈，又多数报纸呈现亏损现象，致犯罪、色情、灾祸新闻的夸大渲染，诽谤名誉，侵犯隐私权与欺诈不实广告的情形，日趋严重；6.财团报业兴起：联邦建设创办自由时报，积极与"中时"、"联合"报系竞争，彼此以赠送黄金、汽车......等大奖刺激发行；7.报业自动化完成。

发生在1992年11月的一件事就比较典型。当时，联合报报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瑞环的谈话，被时任"总统"的李登辉强烈批评，认为"某报"引用、甚至夸大大陆高官的谈话，恫吓台湾民众，由15个社运团体随即在11月23日组成"退报运动联盟"，发起"退报救台湾"活动，以抵制如"中共传声筒、中共人民日报台湾版"的联合报。事件发生后，联合报在11月26日刊登社论呼吁读者"起而维护知的权利"，分批宴请广告主，并首度以闽南语在电视上打形象广告促销，并在南部以10元出售其早、晚报。不过，这一波退报运动杀伤力相当强，联合报发行量因而掉了8万份，广告也下滑20%。李登辉支持自由时报，联合报的损失就是自由时报的收获。

⑩民营报纸后来居上

官报由政府发行，受政府保护，财力雄厚，人才济济，何以民营报纸能够日益茁壮，后来居上？

这期间经过一番激烈的竞争。民营报纸采用的策略大致如下：1.新闻言论自由尺度的竞争：即凡政府不准、不愿或不便报道的新闻或言论，民营报纸通常会在"法律边缘"力求突破，籍以争取广大读者的公信力；2.软性新闻与硬性新闻的竞争：官报以报道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硬性新闻为主，而民营报纸则以色情、犯罪、灾祸新闻与休闲性娱乐新闻为主。通常阅读硬性新闻者，不会超出20%，而阅读软性新闻者，则在80%以上；3.民意与官意之竞争：官报多刊登政府与御用学者之意见，而民营报纸则多刊登一般"读者投书"与独立知识分子之意见。4.广告新闻化：官报通常刊登一般广告，而民营报纸则常常以新闻方式刊登广告，藉以争取更多的广告收入。这种广告系属欺骗行为，但对争取广告收入，效果极为显著。由于上述30多年之激烈竞争，民报逐渐成为台湾报业之主流，而官报日趋没落。

1950年代初期，领导台湾新闻媒介的主要人物一般都有很高的学问，大都在美国留过学，因此，他们领导下的新闻传播业也着力于扫除文盲、培养师资、农村改良、家庭计划、新技术发明或引进等等方面的报道，对台湾社会发展有很大的促进作用。1950年，台湾设立了农业发展委员会。与此同时，还创办了农业广播电台，还有专门针对农村读者的《丰年》杂志。《丰年》杂志系由留美归来的专家黄教授（已去逝）创办，发行达几十万份，现在也还有几十万份，非常受农民读者的欢迎。另外，还创办有渔业电台，该电台专门报道渔业新闻，尤其是远洋渔业新闻信息。台湾的农业在1950年代得到了迅速发展。进入1960年代，轻工业开始发展。经济日报、工商时报以及其他许多媒介都很重视对轻工业相关新闻的报道，例如新技术引进、工商管理、利润的提高等等新闻。

1960年后，台湾就没有文盲。因此，农村中也有很多报纸读者。报纸在发行服务方面做得很到位，即使是农村，也要将当天的报纸即时送到读者手中。台湾的西海岸是平原，有两条高速公路和一条铁路贯通。联合报、中国时报等许多报纸不仅在城市设立分销处，例如在台北市设立了30多个分销处，而且在镇和村设立分销处。凌晨3点多钟出版报纸，十几部卡车载着报纸，沿着高速公路向台南行驶，每经过一个县市的路口处，就将该地的报纸扔下。该地的总分销处已经派人等候，报纸一扔下来，就运往当地各分销处。先送远的，再送近的，最后送本市的，即台北市。再远些的地方就靠火车和飞机送。台湾几乎所有的平原地带都能在早上六七点钟看到当天的报纸。我住在台北市，早上六点二十就能看到。"报禁"解除后，上述的两家报系，在台北以外的地方也设立了分印点，因此，送报的速度更快了。

1974年，台湾新闻评议委员会通过“台湾报业道德规范”，吁请各报尽量刊登读者投书，藉以反映公意，健全舆论，并提供篇幅刊登与自己立场不同或相反的意见，藉使报纸真正成为大众意见的论坛。但经过多年后，台湾新闻学者李瞻在1985年的研究指出：各报对于读者投书、更正启事、刊登不同意见等并不积极。

后记：媒体的社会目标是什么

媒体的反社会作用值得研究。美国媒体发达后，报道的绯闻多，结果离婚府的多，报道的暴力多，结果暴力多、自杀多。台湾1960年路不拾遗，媒体兴起后，1975年前后，犯罪率达到高峰。事实证明，媒体的反社会作用，往往在13——15年后起到巨大作用，所以，联合国在36个国家开展“媒体的社会目标是什么”的研究，向探讨以哥好的媒体运作方案，力求媒体的作用利大于弊。

一个社会一般人群占70％，中产阶级占20％，高级知识分子占10％。这10％的中的3％是社会精英。社会反社会效应就是往往为了追求片面的收视率或发行量，一味追随一般人群的口味。也可能你做到用一些凶杀色情低级趣味的东西迎合一般群众的胃口，但你难以迎合中产阶级和高级知识分子的胃口。这样就难以融入主流媒体行列。我们应该坚持社会责任感，靠长期的影响力，而不是短期的低级趣味，影响和干预社会。要知道一张好报纸，应该面对的是中产阶级、高级知识分子和一般人民的一部分。

作者李瞻简介：

李瞻先生，字士毅，1925年8月8日生，山东寿光县人。1956年获台湾政治大学新闻所硕士学位，并留校任教。历任政大讲师、副教授、教授、新闻研究所所长；台湾地区教育部、新闻局、中国时报、中国新闻学会与台湾新闻评议会顾问；中正文化中心评议委员，文建会委员，金钟奖、金马奖和金鼎奖评审委员，考试院高级文官考试、甲等考试与教育部公费留学考试典试委员，教育部台湾大专院校教育评鉴委员，兼新闻传播类科召集人；中华学术文教基金会董事长、吉星福文教基金会执行长、台湾建设基金会常务董事与曾虚白先生新闻奖基金会执行委员等职。其间获美国傅尔布莱特基金会与国科会资助，先后赴斯坦福大学与哥伦比亚大学研究。1981年于政大首创台湾第一所新闻学博士班。

主要著作有《世界新闻史》、《比较新闻学》、《比较电视制度》、《新闻道德》、《新闻采访》、《传播法：判例与批评》、《诽谤与隐私权法》、《国际传播》、《太空传播》、《传播政策》、《政府公共关系》、《新闻学原理》等。1997年，获美国传记文学研究院（ABI）国际传播学术成就金牌奖；1998年，名列世界名人录（Who‘s Who in the World,1998）；1999年，名列英国剑桥IBC国际名人大辞典（Dictionary of  International Biography，28th Edition）。

资料来源：台湾著名学者李瞻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