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的民族主义

作者：胡亚敏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2008年03期

　　［中图分类号］I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456（2007）06—0098—05

　　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孕育和发展，是与西方文学批评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交织在一起的，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建立，更是以对西方20世纪文学批评理论和方法的引进为基础的。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来，为摆脱和批判文革以及文革前的一些批评理念，重开国门的中国文坛出现了大规模翻译、介绍西方近百年文学批评理论的热潮，学人们以一种如饥似渴的心态，最大限度地吸收着西方文学批评的前沿成果。一时间，中国文坛出现了不断翻新的西方批评流派，对中国的文学批评理论产生了一波又一波的冲击。90年代以后，中国的文学批评在经历了80年代的红火和高潮迭起之后显得比较平和与沉寂，当然其中也不乏深入的思考、富有建设性的构想，以及社会转型期所带来的难以排遣的困惑。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思潮的输入以及文化研究的出现，转型期的中国文学批评又陷入一种矛盾与尴尬之中。人们逐步意识到西方文化和文学批评在传播中所潜藏的权力话语，中国文学批评在与西方的交流中失去了对等的品格。新世纪以来，中国文学批评开始走向自信和自立，并尝试着与西方学者沟通和对话，但对西方理论的亦步亦趋，以西方文论的概念和术语为“学术时尚”的学风和文风，文学批评建设中理论创意的匮乏等现象依然存在。

　　针对这些问题，有人提出以返回传统来形成一种对抗立场，即通过继承中国传统文论话语复兴中国文学理论批评，抵制被西方现代性同化的趋势。这种呼吁也许有一定的现实根据和理论构想，但从根本上讲是不现实的。产生于自给自足的农业社会的中国传统文论术语能适应现代社会的需要吗？有纯粹的本土文论吗？在全球化不是一种选择而是一种现实的今天，我们不可能绕过当代，回避现代西方学术去讨论传统，“五四”以来的新文学本身就构成了传统的一部分。新的思想，新的理论需要新的话语来表达，陈套的术语是难尽其责的。对于中国古代的文学思想和术语，我们只能继承和吸收其中某些精神内涵，并通过现代阐释将其转化为具有当代意义的价值和观念。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当代文学批评是在西方哲学人文思想的冲击和影响下，在接受西方文学批评理论和借用西方文学理论的概念范畴和话语方式的基础上形成的。虽然这种引进与传播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显而易见的不足和失误，但毕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固有的思维模式，促进了中国文学批评研究的兴盛。

　　一

　　回顾中国文学批评从新时期到新世纪的发展历程，我们发现，如何看待中国文学批评与西方的关系已成为从事文学批评的中国学者无法回避且需要认真研究的问题。在当今，不吸收外来新的理论和观念，中国的文学批评将难以适应文学的发展和跟上世界潮流；而若不超越西方的藩篱，我们的文学批评不仅不能很好地阐释中国的文学实践，而且也不可能获得与世界交流的话语权。这一切都与研究立场有关，于是，提倡“开放的民族主义”就成为全球化语境下中国文学批评发展的应有之义。

　　一提到民族主义，人们往往与盲目自守、拒绝对话，否认先进与落后等狭隘文化部落主义相联系。的确，“民族主义”① 是一个屡遭非议的话题，这里需要用辩证的和历史的观点来研究这个问题。民族主义既有其病态的一面，又有其合理的一面。所谓病态，即民族主义中潜在的一种盲目自大的危险，容易滋长种族歧视与排外情绪。民族自卑与民族自大相交织，将导致极端狭隘的民族主义。英国美学家、艺术史家贡布里希（Ernst Hans Gombrich）晚年在对犹太人灾难的思考中这样说道：“我认为任何形式的民族主义都是可耻的骄傲自大，或是懦弱与愚蠢的混合物。说它懦弱，因为民族主义需要大众的支持，他不敢孤自独处；说它愚蠢，因为他自认为自己和同类优越于其他人。”[1] 民族主义存在的合理性则在于它是一种具有凝聚力的集体意识，特别是在当代，它被作为反对帝国主义的一面旗帜，对第三世界来说，某种民族主义仍是十分重要的。全球化语境下的文学批评一方面要超越民族的界限，融入国际的大循环，另一方面也要警惕西方文化对区域文化的稀释，警惕全球性话语或西方话语取代了地方话语。

　　“开放的民族主义”的提出在中国有其自身的历史和现实语境，中国社会本身的现代化是在强大的外来压力乃至严重的威胁下艰难地向现代社会转轨的，在思想、观念和理论等方面缺乏充分准备，因此中国现代化建设包括文学批评不得不向西方学习。而在当今全球化语境下，中国作为世界格局中的一部分，不可能完全独立发展，而需要与其他民族协调发展。中国文学批评也是如此。在中西文学和文化关系上，切不可将正常的中西文化交流现象都视为西方后殖民主义的文化入侵，因为拒绝吸收西方文化并不利于中国文学和文学批评的进步。“开放的民族主义”的提出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开放”是“民族主义”的定语，也是对“民族主义”性质的强调。当然，“开放的民族主义”并不意味着超越民族或国家的形式。我认为全球化不会最终取代民族或国家的形式，而将会造成和加强国家或民族之间的依赖关系。

　　二

　　“开放的民族主义”的立场需要有新的理论支撑和新的话语建构，首当其冲的是对“民族”及其相关概念的重新阐释。

　　“开放的民族主义”中的“民族”被视为关系概念。“民族”是一个关系词，用来表示世界体系的各组成部分。民族的概念往往与另一地域的他者相区别，是在与他者对比和参照中确立的，詹姆逊提出：“‘民族’在今天应该用来表示一个系统中的一部分，这一部分永远应该暗指（多于二项的）相关性。”[2]440 全球化语境下的民族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存在于与其他民族的关系之中。每个民族的历史也是如此，往往与其他民族的历史联系在一起。

　　“开放的民族主义”所体现的民族性中蕴涵普遍性。人类具有普遍性是一个被政治学、社会学乃至当代最精密的基因技术所证明了的事实，民族性中的普遍性不仅体现为人类具有共同的生命形式，人们在生理、心理等方面存在着许多相同或相似之处，而且在思想观念和理论研究中，中外学者也可以找到许多共同的话题。民族性中的普遍性还表现为“立足本土，心怀全球”，即它一方面坚持民族的独立性，另一方面又希望得到世界的认同，渴望立于世界之林。可以说，没有哪一个民族希望自立于全球之外的，这就是民族性的逻辑。

　　“开放的民族主义”中的“民族”概念还应视为一个动态的、开放的概念，它处于不断扬弃的过程中。民族的发展在于否定和更新。民族性中一些陈旧的、不适应社会发展的东西将遭到淘汰，外来的一些先进的因素将融入本民族文化传统中。中国的民乐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秦汉时期的铜编钟、石编磬如今只存在于博物馆里，而二胡、笛子这些胡乐则逐渐成为中华民族的传统乐器。中国传统文论的发展也是如此，在印度佛教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禅宗对我国文人和文论有着深远影响，禅宗的很多思想乃至一些术语都成为我国文论的重要组成部分。退一步说，传统本身也不是一个僵化不变的存在，人们常说“汉唐气象”，其突出风格就是大度和开放，勇于吸收域外的异质文化。因此，民族和民族性都不是一个固守的概念，而是一个不断摈弃、吸收、转换的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讲，民族意识需要自我否定和自我更新，一个民族如果不构想新的观念，没有具备改变现存行为方式的能力，它就不能够生存下去。

　　三

　　“开放的民族主义”有两个重要特征，即坚持民族的差异性和有容乃大。

　　在当今，人们愈来愈感到全球文化的趋同性。西方文化以美国为首，形成了庞大的全球信息传播体系，和以知识、学术、教育体系为支柱的意识形态体系，以及以美国好莱坞、迪斯尼为主导的影视娱乐体系，现在关于全球化的各种观念、符号、形象等大都是这个西方意义生产体系制造出来的。与此同时，当今世界图景中也充满着不同文化系统的冲突和对抗，面对西方的现代化渗透，抵制同质性、单一性，警惕全球性话语取代地方话语，正逐渐成为各国特别是第三世界知识分子的自觉意识。詹姆逊就明确“反对抹杀非西方国家和环境内部之间的深刻不同之处”[3]520。坚持民族的差异性，这是全球化时代各国知识分子的政治责任。

　　在当今国际交流的大环境中，从事文学批评需要依附于自己的民族背景，这也是民族知识分子之所以坚持民族差异性的重要原因。在国际论坛上，我们不可能靠拾人牙慧发言，需要有自己的声音。而这种声音首先源自于民族传统文化，坚持民族的差异性就是要保持和发扬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特别是珍惜民族性中那些精华的东西。同时，坚持民族的差异性还需要从中国文学和批评的实际情况出发，通过研究中国当今的现实问题去获得世界的话语权。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坚持民族的差异性不是回到过去，我们只能通过寻找它与现实的连接，将之融入当代社会中去，创造出新的民族特色。

　　与坚持民族的差异性相对，“开放的民族主义”更需要倾听别的民族的声音，吸收其他民族的优长。中国文化之所以没有衰亡，就因为她具有海纳百川的传统，兼收并蓄是中华民族得以延续和继往开来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一个民族的文化永恒地守护着一种民族本位主义，那么这个民族肯定无法成功立足于全球之中。闻一多曾满怀激情地写道：中国、印度、以色列、希腊这“四个文化同时出发，三个文化都转了手，有的转给近亲，有的转给外人，主人自己却都没落了，那许是因为他们都只勇于‘予’而怯于‘受’。中国是勇于‘予’而不太怯于‘受’的，所以还是自己的文化的主人。然而也只仅免于没落的劫运而已。为文化的主人自己打算，‘取’不比‘予’还重要吗？……过去记录里有未来的风色。历史已给我们指示了方向——‘受’的方向，如今要的只是勇气，更多的勇气啊！”[4]89—90 与各民族的交流只会加强不同民族文学间的关系，促进各民族文学自身的发展，而不会导致民族的衰亡。其实，西方文化之所以保持一种强劲的势头，也在于它们善于吸收。西方人很会向其他民族的人学习，例如巴黎的服装，就很有东方情调，西方的有些绘画也从东方获取了灵感。美国本身就是一个多元化的社会，它的机制就像一个加工厂，从世界各地获取原料，加工后又推销到世界各地。

　　“开放的民族主义”特别标举这种有容乃大的气度。当今世界已成为纵横交错的网络，人们已经很难判定哪种文化现象是纯粹民族和本土的了。文学批评也是如此，它们是人类思想财富的共同体现。如结构主义文学批评虽然盛行在法国，但其因子中既有索绪尔（瑞士）的贡献，又有普洛普和其他俄国形式主义的贡献。因此，中国当代文学批评需要突破边缘／中心、西方／本土等二元对立的怪圈，超越东西方等级秩序和狭隘的民族情绪，最大限度地向异质文化汲取有利于自身发展的因素，融汇中西，自铸伟词。

　　四

　　中国当代文学批评要站在国际学术的前沿，就需要认真了解自己学习和挑战的对象，也就是说，要全面认识和把握西方文学批评的性质和特点，这是“开放的民族主义”的前提。

　　西方各种文学批评流派的产生有其特定的语境，它们的出现是与西方的哲学背景、文化思潮以及文学创作理念联系在一起的，是为了解决自身问题而提出的理论建构和实践尝试，是异质文化语境和经验的产物。20世纪文学批评的另一特质则是表现为某种程度的偏执性。各种文学批评流派为了纠正某些趋势或问题，往往采取比较激进的立场，其观点带有深刻的片面。同时，我们还应看到，西方文学批评本身有着非常强的自我更新能力，它总是处于不断否定和演变的过程中。西方文学批评流派的研究方法相互纠偏，从而使当代西方文学批评在运动中保持一定程度的平衡和制约。因此，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在接受西方文学批评的某些理论和方法时不仅要注意语境的问题，并且要对其作整体把握，分析西方各文论流派研究方法的异质性和互补性，使西方各种批评理论的长处在中国当代语境中能得到充分发挥。

　　西方文学批评作为一种异质的存在对于中国当代文学批评产生革命性的影响，它不仅拓展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视阈和空间，而且促进中国文学理论体系和中国文学史的更新。在西方文学批评观念和方法的影响下，中国当代文学批评成为方法论的实验场。批评角度和批评方法的多样丰富了人们对世界的认识，并像多棱镜一样展示出文学中所蕴涵的人类社会的各个层面，例如，精神分析批评就使人们从作品中看到了人的无意识深处那块黑暗的大陆，而原型批评使人们的目光投向人类的童年那遥远的回忆。文学批评正是通过显示认识世界的多种途径，引导公众对其存在方式的思考，从而对人类认识史做出贡献。对中国文学理论的影响也是如此，如俄国形式主义主张文学研究的对象只限于文学本身，提出文学性的概念；精神分析批评把研究的目光投向人的无意识，认为文学是作家的白日梦；接受美学则把读者融入文学的生产之中等等，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冲击和补充了文学理论中关于文学的定义，促使文学观念的逐步开放，从而使文学理论研究的重心出现了一次次大的转移。西方文学批评的方法论还具有重新建构文学史的功能。新批评使人们重新发现17世纪英国玄学诗的张力，女权视野则让一批在文学史上“无声”的女作家浮出“历史的地表”，而新历史主义则把人们的目光引向在“大历史”掩盖下文学所表现出来的意识形态的异己和边缘。各种文学批评所拥有的多重观照角度为文学史的研究提供新的视野和方法，促使人们不断发出“重写文学史”的呼声。

　　五

　　容纳和吸收不同文化的优势，为我所用，逐步将对方的优势转化为“我”的优势，达到中和之美，这应成为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策略。从人类自身发展的需要这一宏观角度看，努力达到世界范围内的文化整合，其意义远远大于文化的对抗。中国当代文学批评需要以宽容的精神、多元的价值观、对话的姿态吸收不同文化的优势，研究和解释本土文学问题，在此基础上形成体现本民族深层意识和具有民族个性的文学批评。

　　“视野融合”是伽达默尔一个十分精彩的思想。所谓视野主要指人们从已有的经验和知识出发所能达到的理解范围。就理解来说，它包括两个视野，一个是理解者的视野，又称当今视野，另一个是所理解的对象的视野，亦称初始视野。这两种视野必然存在着各种差距，并且这些差距是无法消除的。伽达默尔的贡献在于，他认为理解既不可能向古典阐释学所要求的那样，抛弃自己的视野而置身于异己的视野中去体会原作者的意图，也不同意把理解的对象简单地纳入到解释者自己的视野中，强迫文本“现代化”。他坚持在理解的过程中，理解者的视野必须向理解对象开放，随着理解的深入不断地扩大和丰富自己。这种在理解中理解者的视野与被理解对象的视野的相互结合、相互交融的过程被称为“视野融合”。这里借用“视野融合”的概念，主要用来指西方的文学批评理论和方法与中国文学批评融合的问题，即西方的批评方法与中国文学批评及实践相互交融，融合后产生的新视野，此时的西方亦非彼处的西方，中国的文本因获得新的观照而被注入新的含义，从而表现出对两者的超越。

　　西方文学批评方法毕竟是域外之物，它要运用于中国文坛，变异是不可避免的，也许正是这种变异形成了中国文学批评的特点，使之成为中国文学批评的组成部分。例如中国文学批评界虽然出现了具有鲜明印象批评特色的批评家，但由于社会环境、时代风云的变迁，尤其是文学观念的发展，他们似乎能够以一种开放的眼光进入批评，不仅在情感充沛的印象式阐发中置入客观理性的成分，而且也强调一种使命感和责任感，使其批评显现出情感化和理性化并重、鉴赏性与社会性结合的趋势。因此，较之西方印象批评，中国当代印象批评显得较为成熟，也较为多元。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实践证明，西方文论的语汇和观念，可以部分地被中国本土文化改造和吸收，演化成中国文学理论批评的有机成分，并随着实践和思维的发展而产生新质。尝试将西方文学批评的语汇和观念融入中国文学批评体系中，改造和演化为中国文学批评的有机成分，这就是“开放的民族主义”的立场的体现。

　　一个时代的文学批评建设，最重要的是立足于当前国内文学发展的现实，回应当代的文化现象的问题。我们看到，如果完全采用西方的那一套理论话语，那么在衡量和诠释本国文学时，许多有本土特色和独创性的文学就可能因不符合这套理论的准则而被摒除在外。因此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在有选择地引进和借鉴当代西方新的文论话语的基础上，需要从中国现实土壤中吸取营养，从当今的各种文学问题中寻找表现自身理论特色的术语，使其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从一定意义上讲，不仅理论和方法的变革可以发现和改变批评对象的性质，而且批评对象本身也会促使理论和方法的修正和变换，这种互动也许可以闯出一条中国文学批评的新路。同时，中国文学批评范式的建构还必须与我们自身传统的源泉进行有机的对接，能够容纳我们民族最深层的感受和理想，能够体现民族深层意识和民族个性。

　　当然，交流中的差异和冲突是始终存在的，但中国文学批评汇入世界大潮的趋势已成必然。在新世纪，中国的文学批评一方面应更加积极地吸收外来的先进的理论和方法，在交流中突破自身的局限，求得更大的发展；同时也应该以一种更加主动的姿态参与到国际文学批评对话之中。未来的文学批评需要摆脱某种中心论的控制而向多元化方向发展。在这种创造过程中，不是为了取代或消除本国文化或西方文化，而是在思考、反驳、对话中享受思维的快乐，在交流和沟通中寻找自己的道路。

　　［收稿日期］2007—06—20

　　［基金项目］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西方文论关键词与当代文学批评”（07B2W005）

　　注释：

　　① “民族主义（Nationalism）一词1844年才出现于社会文本中，其基本含义是：对一个民族的忠诚和奉献，特别是指一种特定的民族意识，即认为自己的民族比其他民族优越，特别强调促进和提高本民族文化和本民族利益，以抵抗其他民族的文化和利益。”（参见徐迅《民族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40页）

作者介绍：胡亚敏，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北 武汉 4300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