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批评深化与文学理论期刊建设

　　《当代文坛》是伴随着新时期文学的繁荣和发展应运而生的，系西南地区创办最早的专业文艺理论批评期刊，也是全国创刊较早的文艺理论批评期刊之一。于1982年5月由中国作协四川分会评论委员会、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四川省文艺理论研究会共同筹办，后归中国作协四川分会（现为四川省作家协会）主办。创刊之初取名《文谭》，系月刊，后于1984年更名为《当代文坛》，并于1985年改为双月刊至今。在几代园丁的辛勤耕耘下，《当代文坛》密切关注中国当代文学创作和文艺发展动态，以其前瞻的学术眼光、开放的对话空间和公共平台构建、敏锐的问题意识赢得了广大作家、批评家、专业文学研究者和文学爱好者的厚爱，成为梳理和了解中国当代文学创作、文艺思潮发展的重要媒体之一。

　　一

　　正如1984年初当代文坛编辑部在《改刊致读者》中说的那样，刊物将“注意研究、评介新时期的文艺思潮和作家作品，及时探讨当前文艺界迫切关心的重大问题。”《当代文坛》自创刊起，一直追踪当代文艺思潮与当代文学发展中的热点问题、重大理论问题，表现出富有前瞻性的学术眼光。新时期以来诸如“知青文学”、“现代派”或“先锋文学”、“改革文学”、“女性文学”、“新写实小说”、“新历史小说”、“新生代”文学、“留学生文学”、“都市写作”、“网络文学”、“80后或青春写作”、“底层文学”等均在刊物上有着较为系统化的理论梳理。

　　关于“知青文学”，先后刊发晨立、陈士豪、绿原、梁晓声、张先云等人文章，既有思潮作品分析又有对所谓“后知青小说”的追踪。至于“现代派”或“先锋文学”，早在刊物创刊号上就刊发了刘长久的《浅谈存在主义》，随后刊发了林亚光、李兮、傅书华、李有亮、曹万生、陈厚诚、阮南燕、秦韶峰和叶祝弟、李建周、白浩等人的文章，其中有对国外现代派文学思潮的介绍引进，更有对国内先锋文学的反思。从1990年刊发戎东贵、陆跃文《新时期都市文学的发展和走向》，到2004年起开辟“都市写作聚焦”栏目，对“都市写作”展开持续关注。新世纪以来，随着社会阶层的分化，“底层”问题逐渐升温，相应的“底层文学”兴起并作为一种崭新的文学现象引起学界广泛关注。《当代文坛》及时关注这一新的文学现象，相继从2005年起推出一系列文章对之进行具体分析，并指出其相关“误区”。如学者丁智才指出，“很多作品少了对底层现实困境的真切反应，多了对人物性格的极端化描写；少了完整的情节结构，多了让读者摸不着头绪的心理结构、零散结构；少了和底层相通的朴素纯净的语言，多了能淹没文本内容的爆炸性语言，”使作品落人“形式主义的陷阱”。“文学的底层书写如果因为形式的‘高贵’而离开了广大底层民众的关注与阅读，那就多少有点名不实至了。”李雪梅、牛学智、谭光辉关于对底层文学反思的文章等，更使得对这一文学现象的讨论不断走向深入。

　　随着市场经济的推进，大众媒体话语日益成为消费社会的强势话语，并成为消费意识形态的重要载体，对文学活动、文学生产与文学批评形成极大的冲击。对消费意识形态保持必要的清醒和警惕，是文学批评家和文学批评期刊的职责所在。“因为文学批评刊物是文学抵制消费意识形态的前沿阵地。因此一个直面文学现实的文学批评刊物首先会自觉地将抵制消费意识形态、清除消费意识形态对文学的消极影响作为自己的编辑职责。”《当代文坛》在2006年刊发了陶东风先生谈文学“祛魅”的文章，文中指出由于文学活动和文化活动的市场化、现代传播工具的兴起和普及、大众消费文化的兴起导致了对文学的“祛魅”，“不仅祛了‘革命文学’的魅，‘样板戏’的魅，而且也祛掉了知识分子精英文学、精英文化的魅。它导致的是文学市场和文化生产领域呈现前所未有的去精英化、解神秘化趋势。”由此，“‘祛魅’以后的文学平民化了，大众化了，日常生活化了，但是却没有能够在日常生活中发现生活的意义，相反，它变得琐碎化、无聊化、空洞化、软骨化了。大众文化和消费主义的真正危害不是缺乏什么抽象的‘理想’、‘崇高’（如‘人文精神’论者天真地认为的那样），而是以娱乐的自由和消费的自由取代并消解了其他方面的自由。”此后，《当代文坛》相继刊发了万书辉、颜敏、孟繁华等学人的文章，阐发关于消费主义对文学影响的批判立场。

　　关注理论研究前沿尤其是重大文艺理论热点问题，一直是《当代文坛》关注的焦点。文论中国化与重建中国文学理论是多年来学界持续关注的重大理论问题之一，《当代文坛》于1988年、2010年、2011年相继刊发学者曹顺庆三篇文章，正视“中国文学理论的断裂”现象，强调中国古代文论与西方当代文论的有效对话，警惕唯科学主义话语对中国传统文论话语的遮蔽，以有助于解决当今世界前沿的学术问题，推动中国文学理论的话语重建。

　　针对“以电子媒介主导的大众娱乐已经取代以往的以纸质媒介主导的诗意启蒙”的文学教育现状，敏感的文艺理论学者王一川在《当代文坛》撰文呼吁“重新召唤诗意启蒙”。他认为，“要想抵制或跨越文学作品被电子媒介娱乐化的命运，就需要重新回到文学文本的语言阅读中，因为只有在这种严肃的语言阅读中，我们才有可能真正洞悉诗的声音和世界，从而驱散种种媒体的娱乐化迷雾，而把自己的人生重新照亮。”由此出发，王一川进一步提出“文艺素养论”（或称“艺术素养论”）一说。他认为，“改革开放30年文艺理论经历了三次转向：1978年至1989年为启蒙论转向，1990至1999年为专业论转向，2000年至今未素养论转向。”而“文艺素养作为国民的审美艺术素养之一，是指对于语言艺术及相关文化的认知与体验素质及其养成。如果说，文艺启蒙一词更多地指向文艺认识现实与改造现实的功能，重在让人们借助文艺的特殊光芒去洞烛现实的规律以便改造它，所以常用‘镜’与‘灯’的隐喻；那么，文艺素养一词则侧重于体现文艺对个体素质的养成功能，着眼于文艺如何服务于国民的自幼至长乃至终身的人格塑造或涵养。”他甚至说，“当人们可能会为文艺理论学科的未来而忧虑时，我倒觉得国民文艺素养学及国民文艺素养教育恰恰不失为文艺理论学科的新出路之一。”。循着这一思路，他又撰文《当代文坛》在理论界率先提出“艺术公赏力”这一艺术学与美学的新关键词，并就“艺术公赏力”概念内部的“艺术可赏质”问题进行深入剖析，揭示其“媒介可感质”、“形式可兴质”、“兴象可观质”、“兴味可品质”、“活境可衍质”五个层面构造，以期有助于对当前新的艺术与美学问题的探究，有助于对相关美学与社会伦理问题的深入思考，显示出一个理论工作者超前的学术眼光和洞悉能力。 　　关注当代文学创作的流变、研究和推介当代作家作品，一直是《当代文坛》的重点所在。三十年来，刊物所发评论文章涉及的当代作家上百位，作品上千部（篇），几乎囊括了中国现当代特别是新时期以来所有有代表性的作家和作品。同时通过1985年第4期起开辟的“四川作家研究”、后来的“西南中青年作家论”、“西南军事文学评论专辑”、“大西南作家论”及一直保留至今的“西部文学论坛”等栏目，评论研究了四川、西南乃至中国西部一大批中青年作家作品，并把他们推向全国。此外，《当代文坛》还把关注当代作家作品的视野扩展至港台地区的作家、海外华文作家甚至海外作家。早在创刊的1982年第5期，刊物就开设了“隔海说诗”栏目研究当代台湾诗歌；1984年开设“当代台湾、香港文学”栏目，后于1987年更名为“台港文学之窗”，评论所及的港台作家有纪弦、仝光中、杨牧、郑愁予、白先勇、张晓风、王鼎钧、董桥等。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开始关注海外华人作家的创作，于1990年第5期开设“海外华文文学”栏目，评介张翎、谭恩美、严歌苓等人的创作，并刊发了“严歌苓评论小辑”等。创刊伊始即开设“海外文坛”专栏并保留至今，先期刊发海外文艺思潮、文艺动态一类文章，后于1986年起开始发表有关海外作家作品的研究文章。评论研究的作家有威廉·福克纳、托马斯·曼、加西亚·马尔克斯、玛格丽特-杜拉斯、亨利·米勒、米兰·昆德拉、帕斯、普鲁斯特、金斯伯格、卡夫卡、特姆斯特罗姆等。

　　作家不分区域，以作品论作家；评论家不论知名与否，以文取人。为《当代文坛》撰稿的作者既有川内学人和评论家，更有在当代文学评论界最活跃的学者和批评家群体，如钟惦荣、陈荒煤、冯牧、蒋孔阳、高尔泰、谢冕、张炯、仲呈祥、吕进、陈传才、丁帆、王彬彬、陈思和、陈晓明、南帆、程光炜、张法、余虹、吴亮、蔡翔、张永清、陶东风、王一川、王岳川、赵勇、张清华、张学昕、雷达、孟繁华、贺绍俊、胡平、李敬泽、梁鸿鹰、白烨、吴义勤、施战军、肖鹰、吴炫、李建军、洪治纲、黄发有、汪政、晓华、王兆胜、谢泳、谢有顺、尹鸿、饶曙光、李洁非、邵燕君、李美皆等，还有如安本·实、柯雷、王德威、铃木章能等海外学者。多年来，《当代文坛》一直关注青年评论家的批评实践与理论探索。早在创刊初期的1982年第7期即开设有“大学生论坛”栏目，同年第9期更为“青年文论”，1985年第4期改为“青年论坛”，到1996年再开设“博士论坛”栏目，刊发了一大批当时的年轻学人如葛红兵、胡彦、颜敏、徐德明、邢建昌、季进、蒋登科等的批评文章。2007年新设“新锐方阵”栏目，次年更名为“自由评论”保留至今。先后为之撰稿的有王鹏程、杨光祖、胡沛萍、程桂婷、王宏图、李云雷、王德领、姚晓雷、牛学智、徐阿兵、梁鸿、王春林、惠雁冰、柳冬妩等青年批评家。近年更有杨庆祥、白亮、黄平、任南南等一大批80后的年轻学人在刊物展露锋芒。

　　《当代文坛》在创刊初期即提出，刊物要“推动文学评论和文学研究活动，促进创作的繁荣，帮助文学新人的健康成长。”“以评沦和研究当代文学创作、文艺思想为主，立足本省，面向全国。”可以看出，《当代文坛》不是四川作家评论家的自言自语，而是当代作家批评家开放、活跃的对话空间和公共平台，它面对的是整个中国当代文学。

　　三

　　在论及文学批评的现状时，批评家贺绍俊曾指出，“当代文学批评深化的重要途径便是加强批评的问题意识。问题意识有赖于理论的支持和对文学现实的敏锐观察，二者缺一不可。”“问题意识既需要有理论的眼光，也需要有对现实的敏锐观察和体验，如何把这二者整合起来，文学批评刊物就起到了衔接和沟通的作用，在批评家类型化越来越明显的状态下，文学批评刊物的作用就更加突出了。”“问题意识也是文学批语刊物赖以生存发展的关节，一份文学批评刊物的质量水平往往就可以从它有没有足够的问题意识衡量出来。”《当代文坛》密切关注当代文学创作流变、研究和推介当代作家作品，同时注意从作家作品的研究中引申出带普遍性、趋向性的文学问题进行深入的探究。这在针对余华长篇小说《兄弟》的评论和研究中表现的尤为明显。

　　《兄弟》出版后引发的销售狂潮，《当代文坛》连续三年持续关注。刊物在2006年及时发表了葛红兵和他的研究生讨论该书的对话文章。讨论中有人指出了《兄弟》的一种趋向，“就《兄弟》而言，我认为应该关注的是它在上海书展短短的几天时间销售了数千册，二次印刷的25万册也已销售告罄。一部纯文学的小说，迅速成为市场追捧的畅销书，我想除了出版社的营销推动之外，作品本身不可避免带有迎合大众文化消费的因素在里面。”随后又有人指出余华《兄弟》（上部）的困境与歧途，即“向煽情和浅薄的退化”、“难以置信的叙事逻辑”和“对丑恶与残暴的迷狂”。邵燕君在《“先锋余华”的顺势之作》中认为，“《兄弟》之所以令人失望，余华之所以被认为‘不是余华’，正是因为这部作品从艺术形式上到主导观念上都放弃了怀疑挑战性，放弃了自我特性，顺流而下。”“‘先锋余华’的先锋性仅表现在当年文学变革中的形式追求，在精神上一直不具备知识分子的独立思考和批判的意识。一旦他彻底拥抱现实，他也就彻底地拥抱大众观念，而且采取最简单、最原始的方式。”其根本原因是作家思想能力的薄弱，这也是多数“先锋作家”的“先天不足”。王宏图从《兄弟》看出了作家精神资源的匮乏与贫弱问题。“余华的《兄弟》可以说典型地体现了虚无主义伏儒主义的话语”，“在这种精神资源的支撑下，人们还能盼望什么激动人心的作品问世？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作家贫弱的精神资源导致了文学的颓势，而这颓势反过来又恶化了作家的精神生态，两者间形成了一种剪不断理还乱的恶性循环。”

　　此外，通过“新锐方阵，自由评论”栏目，刊物刊发了一系列批评文章，如李美皆对王蒙老年写作的批评，王鹏程和李万武对《秦腔》的批评，胡沛萍对身体写作的批评，程桂婷对作家东西创作的批评，黄惟群对魏微作品《化妆》的批评，姚晓雷对赵赶驴网络创作的批评，肖鹰对“于丹现象”的批评，王兆胜对陈希我《抓痒》的批评，徐阿兵和黄惟群对王安忆创作的批评，霍汉姬对贾平凹的批评等。按批评家赵勇的说法，“这一栏目开办一年多，也给批评声音的集中亮相提供了一个平台，可以说，这正是《当代文坛》的一大功劳。”可以看出，这些批评文章都并非停留于就作品谈作品，而是从具体的作家作品谈及带有普遍意义的文学问题，体现了较强的问题意识，这正如批评家贺绍俊所揭示出的，《当代文坛》“加强了问题意识，逐渐引起人们的重视。刊物不再是跟在文学创作的后面，而是与文学创作并肩前行。这同时也就给文学批评家提供了一个更高的平台。”

　　“批评是一种迫切的文化需要”；“批评是一种具有青春气质的精神现象”；“批评是一种有难度的事业”。文学批评作为当代社会文化生活中重要的建构性力量，不仅会促进文学艺术的繁荣和发展，而且会大力促进社会健康精神生态的形成。“文学批评的价值不仅影响于一般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由此形成的社会审美意识形态，也将产生包括国家政治在内的广泛影响甚至冲击效应。”因此，文学批评家和文学批评刊物任重而道远。我们相信，有了批评家和批评刊物的共同努力，当代中国文学批评必将走上新的道路，并开创中国文学事业生机勃勃的美好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