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历史文献视角的[水浒传]"方腊"分析

　　摘 要：历史记载的“方腊”在《水浒传》中因为艺术加工的原因出现了传承、类误与膨胀等三种类型的继承与演化。而方腊民变在历史中的地位和影响、成全“梁山泊好汉”忠义的需要及《水浒传》故事情节的安排是出现继承与演化的原因。归根到底则是作者的政治立场所决定的。历史史料在文学创作中被重构。

　　关键词：文献 水浒传 方腊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705（2015）02-86-90

　　爆发于北宋宣和年间的方腊民变，对当时的政治形势、社会发展、人民生活乃至后世所产生的历史影响，远甚于同期的宋江事件，《宋史》[1]、《宋史纪事本末》[2]、《泊宅编》[3]等史料即为佐证。然而，方腊民变在文学巨著《水浒传》中却被赋予了与宋江事件不能相提并论的“艺术待遇”，与史实差异极大。那么，史料中的方腊民变在《水浒传》中发生了怎样变化？这些变化呈现出哪些特点？究竟缘何会造成这种变化？本文选取上述史料和《水浒传》[4]为底本，就“文献方腊”与“水浒方腊”的差异进行一番比照，以图能够较好地回答这些问题。

　　一、史料与《水浒传》关于“方腊”的同异分析

　　为了能更清晰地对比史料中有关“方腊”记述的同异之处，我们以表格的形式加以呈现。

　　综观该表，比照“文献方腊”与“水浒方腊”的同异，主要有如下类型：

　　一、传承型。《水浒传》中有关“方腊”的部分情节与史料中的记载类似。例如记载方腊起事之初，即仿照北宋朝廷建立了政权组织形式。《宋史・列传第二百二十七》载，“宣和二年十月，起为乱，自号圣公，建元永乐，置官吏将帅，以巾饰为别，自红巾而上凡六等”。《宋史纪事本末》、《泊宅编》等也有类似的记载。《水浒传》对此也有多处描写。第九十回描写方腊民变的声势浩大，有“设文武职，台省院官，也内相外将，一应大臣”、“方腊自为国主，仍设三省六部台院等官，非同小可，不比啸聚山林之辈”等情节描写；第九十六回柴进化装见方腊，“内列着侍御嫔妃采女，外列九卿四相文武两班，殿前武士金瓜，长随侍从”；第九十八回描写方腊“亲征”，“命三省六部、御史台官、枢密院、都督府护驾，二营金吾、龙虎，大小官僚，都跟随寡人御驾亲征，决此一战”。

　　再如记载方腊民变对社会、对普通民众造成的破坏，《泊宅编》卷五载，“焚民居、掠金帛、子女，胁虏良民为兵……十八日，再火官舍、学宫、府库与僧民之居，经夕不绝……贼所杀平民，不下二百万……渠魁未授首间，所掠妇人自洞中逃出，倮而雉经于林中者，由汤岩�率髁胍淮�，凡八十五里，九村山谷相望，不知几人”。史书中的这些堪称“人间惨剧”的记载，同样也反映到了《水浒传》中。第九十二回宋江攻进常州，“那时百姓都被方腊残害不过，怨气冲天，听得宋军入城，尽出来助战”，吕师囊的部将赵毅城破后躲在老百姓家中，也被“百姓捉来献出”；第九十五回袁评事自称“大宋良民，累被方腊不时科敛，但有不从者，全家杀害”；第九十七回乌龙岭前的老汉也有相近的说法；第九十八回昱岭关前老僧对时迁也说道，“此间百姓，��被方腊残害，无一个不怨恨他”等等，都是如此的说法，反映了方腊民变对当地民众造成了极大的伤害，与史料的记载无差。

　　二、类误型。比如出征时间，《宋史纪事本末》载“（宣和二年十二月），腊攻陷青溪，遂陷睦、歙州……警奏至京师……乃罢北伐之议，诏以童贯为江、淮、荆、浙宣抚使，谭稹为两浙制置使，率禁旅及秦、晋蕃、汉兵十五万讨之。（宣和）三年春正月，方腊陷婺州，又陷衢州。”《泊宅编》载方腊于宣和二年十月起事后，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进逼杭州……朝廷遣领枢密院事童贯、常德军节度使谭稹二中贵……制置江、浙。明年正月二十四日……统军王子武聚兵与州民登城固守，属大兵至……贼退据杭州。二月七日，前锋至青河堰。”《宋史》在记载（宣和）三年正月方腊军队进攻秀州王子武拒城坚守时，特别指出“已而大军至，合击贼，斩首九千，筑京观五，贼还据杭”。很显然，这里的“大军”即是指童贯、谭稹率领的十五万征剿军。所以，综合《宋史》、《宋史纪事本末》、《泊宅编》的记载，我们可以得出，北宋朝廷正式进剿方腊民军的时间当是在宣和二年十二月底至宣和三年正月之间。《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一百四十一》记载，宣和二年十二月丁亥，谭稹提举措置捕捉睦州青溪县贼；宣和三年正月七日，王禀前去节制；同年正月癸卯，童贯为江浙淮南等路宣抚使，刘廷庆充宣抚司都统制诸路军马。[8]这一记载恰恰证明了上述说法。而这个时间在《水浒传》里则生生地延后了两年。第八十九回宋辽相会，双方的国书落款时间均为“宣和四年冬月 日”，也就是宣和四年农历十一月。第九十回宋江等破辽凯旋回京，恰遇正旦节、上元节（当是宣和五年农历正月初一、正月十五），朝会上宋江主动请缨，出征江南，征剿方腊。由此我们可以推导出，宋江征方腊的起始时间应该是宣和五年正月间。

　　再比如关于宋军的统帅，史料明确记载是童贯、谭稹，而《水浒传》则是张招讨、刘都督（刘光世），其中的张招讨并无明指，童贯作为援军统帅后期出场。至于擒获方腊者，史载是韩世忠身先士卒所为。而《水浒传》“张冠李戴”地修改为“鲁智深”，盖是小说家言，无须赘提。

　　三、膨胀型。比如方腊起事期间的割据地区，史料记载是六州五十二县，而《水浒传》则“扩张”为八州二十五县。而且除睦州、歙州、杭州确为方腊占据过之外，其他的苏州、常州、湖州、宣州、润州均为《传》所虚构；再比如方腊的部属，在史料中的有名有姓者共计有九人，而《水浒传》里大大扩充了方腊的追随队伍，达到九十九人，与宋江方面的梁山泊好汉人数相差无几。

　　再比如《水浒传》提高了方腊军的武备水平，史料里“无弓矢、甲胄”在《传》里变成了“全副披挂”、弓弩齐全。第九十一回燕青等人化装进润州城，“吕枢密聚集十二个统制官，都全副披挂，弓弩上弦，刀剑出鞘……”第九十二回、九十三回卢俊义打宣州，“城上箭如雨点一般射下来，那箭矢都有毒药……”“城上列着踏弩硬弓，擂木炮石”，吕师囊“身披锦战袍，内穿黄金甲”大战徐宁。后来李俊等还劫得方腊军“新造完铁甲三千副”，趁机打入苏州，“三大王方貌急急披挂上马，引了五七百铁甲军”，被李逵杀散。后面接着描写石宝、柯引（柴进）的甲胄装束，张顺、解宝、李衮、史进、石秀、陈达、杨春、李忠、薛永等也都是被乱箭射杀，更有孟康被木排上的火炮击中亡命。《水浒传》里还有似此类弓箭、乱箭、铠甲等描写，不再一一赘举。 　　综观上述，方腊无论在军队规模、武器装备、武将水平、兵法韬略等各方面，都堪与宋江军打个平手，远在史料记载的方腊军水平之上。

　　但这些差异都是《水浒传》故事成型过程中，参与者们的虚构的膨胀。仅以甲胄、弓箭为例。《宋史・志第一百五十》记载，宋代设有专司制造甲胄、弓弩的弓弩院、弓弩造箭院，各州也皆有“作院”，为政府军队供给甲胄、弓箭装备。《宋要会辑稿・职官》载，弓弩之类的兵器，“于兵器之中，最难打造，尤要精专。至于煎胶披筋，各有法度，燥湿寒暑有日时，制造迟速之间，若一事不精，遂不堪用，兼亦不久，易损坏”。[9]所以《翠微北征录》有“年弓月箭”的说法。[10]史继刚先生研究认为，北宋时期军械制造机构熟练工匠不足，州郡作院普遍存在军器物料不足的问题，主要表现在“各种牛筋角、翎羽、箭杆等方面”。[11]所以童贯出征前，因武器不足，尚要启用一百四十七年前封存的弓箭等兵器。[12]北宋政府军的弓箭装备在有司保障下尚且欠缺，更何况方腊民军呢？方腊民变自宣和二年十月起事，至宣和三年四月落败（余部坚持到宣和四年三月），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在人才匮乏、军资短缺、军事压力巨大的情况下，要装备数量庞大、战场消耗极大的弓、箭，其难度可想而知。因此，《水浒传》对方腊军甲胄、弓弩的装备描写，属于虚构的情节。

　　二、“文献方腊”与“水浒方腊”的同异原因分析

　　综观上述“文献方腊”与“水浒方腊”的同异类型，究其原因有三：

　　一、方腊民变的历史影响较大而且深远。方腊民变使“东南大震”，史载戕害平民二百万，仅所抢掠的民女自缢而死者绵延八十五里。甚至在客观上延迟了后来所谓的“北伐”（联金灭辽之役）。因为方腊民变的缘故，青溪县后被北宋朝廷改称“淳化”，后又改称“淳安”，可见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青溪县在统治者的心目中都是需要“淳德教化”的“不和谐地区”。因为方腊民变的缘故，直接导致蔡京、王黼、朱�腋缸颖槐帷�[13]也因为方腊民变的缘故，摩尼教（即明教）在江南地区广泛传播，甚至达到了“以魔说皆可信而争趋之”的地步。在方腊之后，浙江衢州、严州（即睦州）又于南宋绍兴三年（1133年）发生了余五婆的明教起义。余五婆是淳安县（即原青溪县）开化乡人，与方腊同乡，亦是摩尼教徒。方腊败亡后，余五婆在家乡宣传摩尼教，后发动民众起事。[14]《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七十六》载绍兴四年（1134年）起居舍人王居正上书称：伏见两浙州县，有吃菜事魔之俗，方腊以前，法禁尚宽，而事魔之俗，犹未至于甚炽。方腊之后，法禁愈严，而事魔之俗，愈不可胜禁。”从中可以看出，方腊民变对摩尼教在普通民众中的宣传影响。[15]

　　正因为如此，《水浒传》故事在流传、定型的过程中，对方腊民变的部分史实如迫害平民、打击释教进行了采纳、演化，于是就有了《传》里平民、僧侣支持宋军的情节。

　　二、成就以宋江为首的梁山泊好汉“忠义”名声的需要。宋江等梁山一百单八将，上山聚义是为了“替天行道”，下山招安是为了“顺天护国”。他们马不停蹄地征大辽、征方腊（一百二十回本还有征田虎、征王庆），都只有一个目的：为国家干功，为北宋朝廷扫除一切敌对势力。所以，上山也好，下山也罢，都只是为了充分表现宋江等人的“忠义”。比如征方腊，出征时一百零三人（中途又走了安道全），征剿旗鼓相当的方腊军（有名有姓者近百人），梁山泊好汉伤亡惨重，“十停去了七停”，只剩得正偏将佐三十六人回朝。宋江等人为北宋朝廷的长治久安付出了巨大的牺牲，成就了自身的“忠义”。为了更好地彰显这份“忠义”的价值与珍贵，《水浒传》极力张大方腊军的实力。因而“水浒方腊”的势力庞大，占据八州，拥将上百，金盔铁甲、刀枪剑戟、滚木�石、弓弩火炮等一应俱全。只有面对强大的敌手，付出巨大的代价，取得最后的胜利，才能实现并表现宋江等人一直追求的“忠义”，这就是作者的目的。正如李辰东先生所认为的，《水浒传》作者为使作品得到受众的同情与喜爱，着力把宋江等的本是“匪”“盗”行为加以成功的改造，“将许多好汉写成义士”，“不仅让这些好汉为民除害，而团结起来的时候又为国家除害。‘忠义’二字由此而来。” [16]

　　三、《水浒传》故事情节的安排。比如征方腊的时间的类误。《水浒传》为了表现宋江等人接受招安后，为北宋朝廷驰骋疆场保卫皇朝的决心和实力，在征方腊之前硬是“插播”了一段征辽的故事，因此征方腊的时间就只能往后推迟，所以才导致《传》里征方腊的时间是宣和五年正月。

　　历史史料历来是文学创作的不竭源泉之一。特别是对待那些历史记载内容有限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创作者通过艺术想象，或在历史规律和历史史实的范畴内酌情加工，适度虚构，或彻底摆脱历史的束缚，恣肆汪洋，信马由缰。由此产生的历史文学作品往往或者仍与历史记载“车同轨”，或者改变历史本来面貌。前者如《水浒传》、《三国演义》等，后者如流行于各大文学论坛的穿越小说。

　　就本文而言，很显然“文献方腊”与“水浒方腊”尽管有传承型、类误型、膨胀型三类同异情况，但是观之全书，“水浒方腊”并未脱离“文献方腊”的影响而完全“独立”。

　　追根究底，《水浒传》作者（不只是施耐庵）的政治立场从全书开始就是非常明确的。他借邵尧夫和陈抟老祖的口，称赞赵宋“一旦云开复见天”，“天下从此定矣”，上合天心，中合人和，下合地理。作者既然充分肯定、高度评价赵宋皇朝，又怎会允许“水浒方腊”偏离方向呢？

　　参考文献：

　　[1] 倪其心.宋史[M].上海：汉语大辞典出版社，2004.

　　[2]〔明〕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M].北京：中华书局，1977.

　　[3]〔宋〕方勺.泊宅编[M].许沛藻，杨立扬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3.

　　[4] 〔明〕施耐庵.水浒传[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

　　[5] 详见《水浒传》第八十九回宋辽会、第九十回正旦节贺等相关情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