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小说的生命伦理意识及其现代意义

明清小说的生命伦理意识及其现代意义

——以六部优秀小说为例

陈惠琴

内容提要 明清六部优秀小说有着丰富的思想内涵，并深刻地质疑和批判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正统伦理，同时不同程度地张扬生命伦理，把生命伦理作为质疑和批判正统伦理的思想理据。可以说，这一共同的思想内涵是中国古代思想史最后一个高峰的组成部分，对于今天有着深刻的启示意义：一是促使我们对中国古代道德哲学进行深刻的反思；二是促使我们对生命伦理予以高度的重视；三是明清小说批判正统伦理、张扬生命伦理过程中的困惑和迷惘，促使我们寻求正确的思想路线。

关键词 明清小说 正统伦理 生命伦理现代意义

明清两代涌现了大量的小说作品，以《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儒林外史》和《红楼梦》最为优秀。它们辉煌的艺术成就得到后世高度一致的肯定，相比之下，其思想成就在后世的解读颇为模糊而且分歧甚多。当下正在兴起国学热，由此联想到明清两代六部优秀小说的思想特征与中国古代以儒家为代表的正统伦理思想之间的复杂关系，深信解读这几部小说的思想内涵对于当今中国的精神文化建设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六部优秀小说有一共同的思想特征，就是深刻地质疑和批判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正统伦理，同时不同程度地张扬生命伦理，①把生命伦理作为质疑和批判正统伦理的思想理据。值得我们思考的是，为什么明清两代最优秀的小说作品都把正统伦理作为质疑、批判的对象？为什么它们都张扬生命伦理意识？这一思想特征在今天有什么价值？回答这些问题当然要从小说本身说起。

一、对正统伦理的质疑和对生命伦理的关注

《三国演义》是一部把儒家伦理放在历史演进的大背景中描绘和评说的大作品，其根本旨趣在于揭示正统伦理与历史演进之间的重大矛盾。按照儒家思想，天下应当按照仁义道德来规范，得天下者应当是有仁义道德者，可是几千年来的历史发展并不是这样。秦始皇并不比六国之君有德，可他却一统天下；刘邦也不比项羽有德，然而他却夺得江山；成吉思汗的铁骑征服了崇文抑武的大宋王朝；朱元璋的铁血手段也将并肩起义的其他领袖沦为历史的失败者。《三国演义》的作者用小说深刻地写出了正统伦理与历史演进之间的这种严重背离。作者塑造了刘备、诸葛亮、关羽、张飞、赵子龙等一批在不同侧面符合正统伦理的人物形象，其中尤以刘备、关羽、诸葛亮为典型。但是作者对刘备集团的道德塑造恰恰是为他们的失败作衬托。刘备的仁义使他亲手断送既定的战略安排，关羽的义使他一再错失良机乃至成为大失败的始作俑者，诸葛亮的贤能使他辅佐着几近白痴的阿斗和造成身后无人的惨淡结局。历史的走向并不依循正统伦理的道德指引，相反，正统伦理带给他们的却是历史的失败。作者在曹操身上也掺和了一些德的因素，如曹操也有“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民本思想和爱民纪律，也有不拘一格举贤用才的胸怀，还有收张辽、放关羽的大度。然而在作者笔下，曹操获得的成功总是为恶的结果，而他失败的原因也许是为恶还不够。作者对司马家族没有任何道德描写，他们既无大德，也无小德，但这些人却最终取得江山。这部小说无疑提出了一个大问题：到底是什么决定了历史的走向？到底是什么人能够取得天下？作者对此做了一个明确的否定性的回答：根本不是正统伦理的道德规范决定历史的走向，也不是遵循正统伦理的君子能够取得天下。能否依此推论，得出作者认为历史的走向是反正统伦理的结论呢？恐怕也不能简单地这样推论，因为作品对于刘备集团的道德形象又是充满赞赏与歌颂的。所以客观地说，作品并没有回答它自己提出的到底是什么决定了历史走向的大问题，它只是在揭示和感叹历史与道德的矛盾冲突。《三国演义》的作者并不甘心于客观承认道德在历史面前的失败，并不甘心让道德退出历史的舞台，因而他的笔锋始终牵引着道德在历史的夹缝中挣扎和抗争。这使作品产生了另外一种效果，就是从表现道德与历史的矛盾转向表现处于逆境与苦难之中的个体生命的奋斗过程。特别是作品的后半部分，浓墨重彩地描写了诸葛亮“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张扬个体生命意义的理想化人格。这种人格描绘虽然在内容上仍可列入正统伦理的范畴，但作者关注的对象和突出的重点已经走向了生命伦理。

《水浒传》用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复杂关系来表现正统伦理与社会现实的矛盾冲突，提出的问题比《三国演义》更为尖锐。作品把108个梁山好汉中的大多数都塑造成了忠孝节义的典型，其中对宋江的描写更进了一层，不仅写他的忠，更着重写他的义。宋江的义，不光是桃园结义式的兄弟之义，更是一种被正统伦理确定为可以治国安邦的仁义，体现了儒家治国的基本理念。然而，小说告诉人们，所有这些忠孝仁义在现实面前都被打得粉碎，鲁达、林冲、杨志、宋江一个个都被逼上梁山，成了盗贼。此外，《水浒传》描写了以高俅为代表包括蔡京这样的高官甚至皇帝在内的统治者违背正统伦理的恶行。这还不够，小说更为尖锐的是把宋江接受招安后的结局写成悲剧，这是施耐庵的独创，②有人把《水浒传》腰斩成七十一回，这种做法不是浅薄的表现就是思想倾向与作者相背。施耐庵为什么要把梁山故事写成悲剧？学者的解读基本上是两条：总结宋朝灭亡的教训，暗合宋代岳飞式的悲剧；表达“孤愤”，即对忠臣的同情、对奸臣的愤怒、对朝廷的不满。这实际上都是表面的、肤浅的。按照作者创造故事的高超能力，如果总结历史，他应该写到宋江死后宋徽宗又遭内忧外患，在用人之际念及以宋江为代表的梁山忠义之士；如果表达孤愤，他应该写到蔡京、高俅之流落得身败名裂，宋徽宗之后天道开明。但作者仅以小半回的篇幅编了一个宋徽宗做梦的故事，对奸臣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上皇终被四贼曲为掩饰，不加其罪”，对宋江等亡灵只是“起盖庙宇，大建祠堂”，而对皇帝本人则不再提及。似乎到这里，作者已江郎才尽！笔者认为，正如《三国演义》一样，《水浒传》通过这一悲剧把一个重大问题提了出来：仁义道德能够决定国家和社会现实吗？也如《三国演义》一样，《水浒传》做了明确的否定性的回答：仁义道德不能决定国家和社会现实。不难看出，《水浒传》对正统伦理进行了无情的批判。正统伦理要求忠义，然而小说告诉人们，扼杀忠的，恰恰是忠的对象本身(皇帝毒死了宋江)，扼杀义的，也恰恰是义的对象本身(宋江毒死了李逵)，而正统伦理所起的作用则是让被杀害的人心甘情愿地接受这种杀害。这种批判如同尖刀扎入正统伦理的要害。在这种批判的背后，作者是以一种怎样思想逻辑为基础呢？那就是对108个梁山好汉生命意义和价值的张扬，小说以前所未有的生动的艺术手法塑造了鲁智深、林冲、武松等一大批活生生的生命，一种基于生命本身的伦理基础实际上已经渗透在小说的字里行间。

二、对正统伦理的背离和对生命伦理的张扬

《西游记》是六部优秀小说中颇为特殊的一部，它不像其他五部小说那样充满悲凉甚至绝望，也不像其他五部小说那样直接质疑和批判正统伦理。这表现了《西游记》的自信和乐观，因为它自认为找到了一条解决社会重大矛盾的道路，并且对这条道路的前景颇感乐观，由此不需要同正统伦理较劲，也不对正统伦理与社会现实的矛盾感到迷惘和悲凉。《西游记》所针对的重大社会矛盾就是上界与下界、孙悟空与玉皇大帝之间的矛盾，也就是人世间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矛盾。《西游记》为解决这一矛盾寻找到的道路是一条被称为“心学”的吸收了佛教和道教内容的思想道路。这条思想道路从生命本身出发去解释社会矛盾，同时也从生命本身出发去解决社会矛盾，因而整个小说的生命伦理意识非常强烈。特别是在前七回中，孙悟空是生命伦理意识的代表，而玉皇大帝则是隐含不露的正统伦理思想的代表。小说从孙悟空这一自然生命的诞生写起，对于这样的下界生灵，玉帝是看不上的，但一个生命一旦诞生就有自尊，就会汲取天地精华而形成力量，这种自尊和力量来自天地造化，因而打不死、烧不化、斩不尽、杀不绝。每一新生的生命都会面临与既有生命之间的关系问题，在怎样处理这种关系的问题上，生命伦理意识与正统伦理思想便形成了鲜明的对立。玉帝主张新生的生命必须尊重历史，根据这一主张，孙悟空在玉帝面前只能俯首服从，因为玉帝早在孙悟空出世前就不知修了几世几劫；而孙悟空主张所有的生命都要凭能耐定高下，根据这一主张，孙悟空就有理由与玉帝平起平坐。玉帝要求孙悟空必须无条件服从上界秩序，而孙悟空认为自己首先必须得到尊重，否则不服从任何秩序。玉帝主张上下有别，像孙悟空这样的下方之物再有本事也不能与上界神仙平起平坐，而孙悟空就是要与各路神仙平起平坐，甚至要与玉帝老儿轮流坐庄。《西游记》对生命伦理的大肆张扬和对正统伦理隐含不露的批判，完全达到了史无前例的水平。但是，小说在第七回之后发生了重大转折。作者虽然大力张扬生命伦理，肯定孙悟空基于生命本能的各种要求的正当性和合理性，但同时也认为“心猿”距“心魔”只有一步之遥，“心魔”丛生将会天下大乱。于是，小说设计了九九八十一难，使“心猿归正”。小说的思想主张十分复杂，一方面汲取道教和佛教的思想内容，一方面又不认为导致“心灭”的教义是拯救众生的正确道路，因而作品对作为无欲无念的“心灭”代表的唐僧进行了辛辣尖锐的嘲讽，因为唐僧在各种妖魔面前毫无办法，真正能够对付妖魔的正是“心猿”孙悟空。《西游记》还认为“心魔”不仅出自下界，也来自上界，许多妖魔都是从天上下到人间来做恶的，上界本身也是“心魔”的一个孳生地。《西游记》把社会矛盾产生的原因解释为“心魔”，把解决社会矛盾的办法确定为克服“心魔”，这是当时“心学”思潮的艺术反映。这一思潮实际上是当时思想界反思和摒弃正统伦理、探索和推崇生命伦理的产物，这部小说正是在这一思潮的影响下，以艺术手法体现了对正统伦理的背离和对生命伦理的张扬。

《金瓶梅》对正统伦理的质疑和批判走了另外一条道路。在作者的笔下，中国社会完全是一幅道德败坏的景象，他将社会生活中最丑陋的东西暴露出来，暴露得惟妙惟肖、不动声色。据此，许多评论家认为《金瓶梅》是一部自然主义的作品。固然，小说的描写是真实的，晚明时期商业的繁荣，市民阶层的崛起，金钱力量的冲击，确实使原来已经腐朽了的社会更加“礼崩乐坏”。但仍然可以看出作者并非自然主义而是批判主义的深刻用意。作者主要是写官场的黑暗和家庭的混乱，并侧重写家庭的混乱。官场和家庭是正统伦理最为强调的两个领域，特别是家庭是正统伦理的基础。而作者就是要强调在这里发生了最为彻底的混乱。作者敏锐地看到社会的变化，将视角投向过去不为人们重视的市井小民、商人阶层，他们活着，不讲仁义道德，不怕来生报应，不是为了树立道德榜样，也不是为了建立丰功伟绩，而是为了生命的基本需要，为了积累财富，为了现世的生命享受，这无疑是对正统伦理进行彻底的颠覆。当然，它的艺术成就在于它贴近人们日常生活的个人生命体验，同时它的艺术败笔也在于它在打破正统伦理、张扬生命伦理之时出现了巨大的思想混乱。

三、对正统伦理的弃绝和对生命伦理的期盼

《儒林外史》表现了在集中国封建统治手段之大成的清朝，人们对正统伦理的失望和对生命伦理的期盼。对《儒林外史》的评价，有人认为是反对科举制度和功名富贵；有人认为是中国的文人士子对自己的生存价值和生存意义的追问。③这些评价如同盲人摸象。这部小说的思想内涵是反对儒家伦理的政治化，反对正统伦理中违反人性的内容；与此相对应，作者提倡真才实学，提倡人性自由和人格平等，提倡在精神上回到诸子时代。《儒林外史》塑造了可恶、可恨、可气、可悲、可怜、可哀的各色人物，这些人物构成了一个丑恶的社会，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社会问题。作者把造成这种社会问题的原因归咎于统治者对儒家伦理的利用，也就是儒家伦理政治化。统治者以功名为钓饵、以科举为手段，使有用之人变成无用之人、好人变成坏人、权势之人变成恶人。作者揭示，造成这种广泛的社会问题的原因不仅在于儒家伦理的政治化，而且在于儒家伦理内在的不合理。儒家伦理违反了人性，把人变成了道德规范的牺牲品，并脱离了生产劳动，使人变成不能自食其力的寄生虫或者废物。作品刻画了一批在科举仕途上的失败者穷困潦倒、精神失常的不幸形象，也塑造了不走科举仕途、张扬个性生命的杜少卿及一批自食其力的普通劳动者的形象，两相对比，十分鲜明。在此之前，不论是《水浒传》还是《金瓶梅》，在伦理规范的内容上都没有像《儒林外史》这样缜密地把批判的矛头指向儒家伦理的深处。作品的深刻之处正在于它的思想基点回到了人的意义和价值本身，在于它更为具体和实在地弘扬生命伦理。

《红楼梦》对正统伦理的否定达到了中国古代社会的最高峰，同时对生命伦理的张扬也达到了中国古代社会的最高峰。作品通篇可谓系统地揭露了正统伦理的不合人性以及由此造成的不幸，包括等级制度、男权观念、科举制度和“官本位”的价值观等。而小说对正统伦理进行揭露和批判的逻辑力量就是对生命价值的关怀，并把这种关怀上升为伦理意识，这突出表现在宝玉形象的塑造上。作为正统伦理的理想人格，必须首先熟读圣贤之书，以明晓君臣父子之纲常大义，通过正心、修身进行道德自我完善，并以此为基础，齐家、治国、平天下，在实现政治理想的同时，成就君子的理想人格。而宝玉却逃避封建教育，鄙视圣贤之书，把当时知识分子所沉迷的科举考试讥讽为“钓名饵禄之阶”，又把那些追求功名仕进的人痛骂为“国贼”、“禄蠹”。显然，这种“理想人格”的设计，不是向正统伦理的归属，而是展示了一个崭新的、生命飞扬的人格境界：一是多情善感的意淫人格，这是真正的钟情者，他对所爱者能感同身受、下意识、无条件、绝对平等地给予友情、爱怜、欢乐、体贴、同情，并怀着良善之心，希望他们脱离苦难、获得幸福，这是一种纯美高贵的生命境界；二是顺适个体意志、强调个体的生命价值和天性自由的自然人格。宝玉很多行为是不受世俗礼教规范而是受生命本能驱动的，尽管家人试图改变他的天性，使他“留意于孔孟之间，委身于经济之道”，但都以失败而告终。显然，这是一种不同于正统伦理的生命境界；三是淡化或缺乏社会参与意识，以荒诞行为掩盖清醒锋芒的狂狷人格。如果说自然人格是在率性而为时不知不觉地偏离了正统伦理的话，那么狂狷人格则是先于世人知觉到正统伦理的腐朽甚至丑恶之处，因而有意要砸碎这些锁链，有意不屑于污、不流于俗。总之，正是这种行为偏僻、胸怀洒脱、超拔于流俗之上的生命境界，使明清小说中的生命伦理得到了极大的张扬。

四、明清小说生命伦理意识的现代意义

明清小说问世之时，中国古代封建国家已进入最后阶段。在政治上，充满了无法克服的矛盾，继承之难、内讧之乱、分裂之危、造反之忧，既给统治者带来无穷的烦恼和惊惧，也给平民百姓带来深重的苦难；在经济上，逐渐发达的城市商业活动冲击着传统的道德伦理价值，在暴富的传奇梦幻背后伴随着道德规范的崩塌；在文化上，城市商业活动从各个方面推动了以叙事为主要特征的说话艺术和戏曲艺术的发展，进而推动了小说的大发展，这种文学样式以经史子集无法比拟的、统治阶级难以控制的传播力量在知识分子和普通民众中交流和普及与统治思想相背离的思想意识。在这样的历史和社会背景下，与封建统治秩序相适应的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正统伦理受到了严重的质疑和批判，与之相对立的生命伦理意识得到了张扬和期盼。这种质疑和批判以及张扬和期盼很难进入被官方有效控制的思想领域，而正好可以在小说这种相对自由的艺术形式中恣肆泼墨，六部优秀小说对此作了最为精彩的艺术表现，以其深刻的思想和卓越的艺术而成为中国古代小说的杰出代表，实际上它们是以小说形式表现出来的思想成果，是中国古代思想史上最后一个思想高峰的组成部分。追昔抚今，结合今天正在逐渐升温的国学热，我们相信，六部优秀小说的生命伦理意识对于今天仍然有着深刻的启示意义。

(一)小说对以儒家为代表的正统伦理思想的否定，促使我们对中国古代道德哲学进行深刻的反思。

明清六部优秀小说对正统伦理的质疑、批判、否定、弃绝，在程度上不亚于五四时期对儒家思想的批判，不亚于鲁迅以“吃人”二字所表达的批判和义愤。在明清以前，中国文学的基本审美风格始终是“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而在明清小说特别是六部优秀小说中，大多已经达到了愤积决裂的程度，表达出对天道的极大悲哀，这种悲情正是出于对正统伦理完全彻底的否定。这就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思考，以儒家为代表的正统伦理思想究竟怎么样？儒家思想建立伦理秩序的理论基础是家庭自然关系，由于家庭内部的尊老爱幼、长幼有序在以自然农业生产为基础的中国古代社会能够得到社会的普遍接受，因而儒家思想便以此为基础建立了整个社会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秩序。这种思想理论对于统治阶级维护其统治地位是最有利的，因而被奉为正统伦理。随着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儒家思想的弊端已经暴露无遗。正统伦理“大一统”的思想并不包含现代国家所需要的民族自治、中央与地方职责区分、基层社区管理乃至“一国两制”的思想内容；正统伦理“君君臣臣”的思想导致对最高统治者的无条件服从，只有当最高统治者极为不仁时才能“替天行道”，造成一次次大规模破坏性的改朝换代战争，这完全不符合现代国家谋求长治久安、对政府和社会依靠法治进行细致管理的要求；正统伦理以农为本的主张与现代社会市场经济的运行和解决“三农”问题严重相悖；正统伦理“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思想也与现代婚姻家庭关系及其发展方向格格不入。特别是，儒家思想既不是一种提供精神安慰的宗教，也不是一种纯粹限于自我修养的道德理论，而是一种偏好影响国家和社会制度的思想理论，这样，它既不能发挥宗教的功能，又有妨碍法治建设的一面。所以，决不能因为儒家思想曾有悠久的历史和正统的地位，有与现代社会倡导的道德规范相似的内容以及通俗易懂的教育形式，而在今天再次将其奉为治世之良方。这实际上也是李贽在几百年前就提出的质问：就算《论语》、《孟子》等书有圣人之言，也只是“因病发药，随时处方”，怎能作为“万世之至论”？

(二)明清小说对生命意义和价值的张扬和追求，促使我们对生命伦理意识予以高度重视。

明清小说张扬生命伦理的实质是对正统伦理的反思、反叛和反抗，这种反思、反叛和反抗是非常强有力的。这固然离不开小说作者通过高超的艺术表现产生的强烈感染力，但在根本上还是源自生命伦理本身的逻辑力量。生命伦理抓住了正统伦理最根本、最致命的缺陷：为什么在历史演进过程中人民拥戴的反而失败？为什么在现实生活中人民痛恨的奸臣昏君反而是赢家？为什么人被分为三六九等？为什么基于生命的自然需求总是被压抑？为什么人会在正统伦理面前变得伪善和扭曲？与此同时，生命伦理还抓住了最核心、最本质的力量之源：人与人之间应当是平等的；每个人追求自己生命的愉悦和心灵的安慰，实现自己的生命意义和价值，应当是天经地义的；一切伦理规范都要以此作为出发点。这种生命伦理要求实际上永恒地潜藏在民众的心底里，是每个人基于生命存在的自然要求。当这种自然要求受到诸如正统伦理的压力时，它就会以意识形态反映出来。正是这个原因，诸葛亮只能仰天长叹“悠悠苍天，曷其有极”；水浒的英雄们高喊“杀到东京，夺了鸟位，在那里快活”；还有孙悟空的“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以及吴敬梓“一代文人有厄”的呐喊，等等。这一切已经逸出正统伦理之道的范围，是李贽所说的“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的天伦之道，是感慨生命有限、挣脱生命束缚的生命伦理之道。人类文明进步史和现代科学研究成果告诉我们，尊重个体生命的意义和价值，尊重个体生命追求愉悦和幸福的自由和权利，是极其重要的，这是一切伦理规范的出发点和归结点。任何伦理规范，不论它多么正统、悠久、自圆其说或者具有强制力，如果忽视、背离生命伦理，终将被纠正或者抛弃。所以，六部优秀小说所张扬的生命伦理意识有着许多合理的思想资源和艺术资源，至今仍然可以从中感悟许多有用的东西。

(三)明清小说在批判正统伦理、张扬生命伦理过程中的困惑和迷惘，促使我们寻求正确的思想路线。

六部优秀小说虽然批判正统伦理，张扬生命伦理，但都找不到解决历史和现实问题的有效途径，这正是几部小说充满悲剧色彩的原因。从《三国演义》到《红楼梦》，除《西游记》以外，一部比一部充满悲情，尤其《红楼梦》表现了彻底的悲观情怀。即使是《西游记》在表现出积极和乐观态度的同时，作者也意识到小说所描绘的依靠神的力量、利用“心猿”消灭“心魔”来解决社会矛盾的方法具有虚幻性。“心魔”要靠“心猿”来消灭，而“心猿”又要靠神力来归正，那么神从哪里来呢？作者无法回答这个问题，因而常常对神也加以揶揄和嘲弄。所以，六部优秀小说对生命伦理的张扬，最终都是困惑和迷惘的。最值得深思的问题是：这些小说既然主张生命伦理，为什么还是哀伤和悲凉？还是困惑和迷惘？！笔者认为：第一，反对正统伦理，实际上是反对封建统治；主张生命伦理，实际上是主张人民的意愿。正统伦理只是统治者控制民众的手段，而不是统治者自身的行为规范；只要封建统治存在，那么此类伦理规范就会存在。然而在作者生活的那个时代，封建统治是无法改变的，即使改朝换代也只不过是换一拨新的封建统治者而已。封建统治越长久，就越让具有深刻思想的作家感受到一种深沉而无尽的哀伤和悲凉，如同经过漫漫长夜仍然见不到黎明的曙光。第二，生命伦理在封建统治条件下存在着伦理悖论，如果人人都主张自己的生命意义和价值，那么怎样协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怎样维护社会秩序呢？如果要协调人际关系、维护社会秩序，那么这种力量从哪里来呢？那就又要回到正统伦理、封建统治那里去。这是一个无法解开的结，在吴承恩、吴敬梓、曹雪芹那个时代是找不到那种力量的。

明清小说的困惑和迷惘，促使我们寻求和理解正确的思想路线，这也是其现代价值之所在。生命价值与社会秩序是不可割裂的，离开生命价值，一切社会秩序都是有害的；离开社会秩序，生命价值将会失去保障。所以，生命伦理是政治伦理的基石，而政治伦理是生命伦理的保障。政治伦理如果偏离生命伦理的基石，即如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使道德规范缺乏合理性和合法性，遭到民众的反对；生命伦理如果不与政治伦理相联结，也会造成天下大乱，最终使生命伦理无以为继。儒家和道家两种思想，一个倾向于寻求政治伦理，一个倾向于寻求生命伦理。两千多年来，中国思想就在儒道之间振荡，形成儒道互补的思想局面，但终究跳不出封建统治划定的圈圈，克服不了各自的缺陷。要想克服各自的缺陷，就必须跳出那个圈圈。道家思想必须向科学的方向发展，儒家思想必须向法治的方向发展。向科学的方向发展，就是要遵循自然规律来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向法治的方向发展，就是要清除封建统治，用法治来解决协调人际关系、维护社会秩序，这样才能打破循环，走向一个新的明天。

注释：

①在自然科学领域，生命伦理是指与人的生命有关的道德哲学和行为准则。参见万慧进：《生命伦理学与生命法学》，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5页。在社会科学领域，也就是本文所说的生命伦理，是指强调个体生命需求和价值的伦理思想意识，它与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强调集体需求和价值的中国古代正统伦理思想相对应。正统伦理与生命伦理有三个基本的区别：正统伦理强调道德的历史本源，而生命伦理强调道德的生命本源；正统伦理强调道德以个体对集体的服从为基础，而生命伦理强调以集体对个体的尊重为基础；正统伦理强调秩序的维护，而生命伦理强调个体生命的幸福追求。

②具有“信史”之称的《东都事略》和《宋史》只记载宋江接受招安，没有记载招安后的情况。《宣和遗事》写到宋江接受招安后“平方腊有功，封节度使”，也没有进一步的情况。元人的水浒戏、元明之际的杂剧《宋公明排九宫八卦阵》，都称宋江被封为节度使，没有写宋江最后被毒死的结局。

③参见冷成金：《中国文学的历史与审美》，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4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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