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史记]塑造人物的基本方法

　　摘要：《史记》是中国纪传体通史的开山之作，它的人物传记具有高超的艺术成就。司马迁在叙事时将其内在的联系中的事理揭示出来，集中矛盾斗争突出人物性格特点。同时通过细节描写丰富人物形象，再加上他典型的“互见法”的运用，使《史记》刻画的人物都栩栩如生。

　　关键词：《史记》；善序事理；细节描写；互见法

　　作者简介：王娜（1984-），女，陕西榆林人，西北大学文学院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 。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3）-2-0-01

　　《史记》既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历史著作，同时也开创了我国以人物为中心的传记文学。司马迁在塑造人物的过程中通过善序事理，细节描写以及互见法等手法突出地刻画了一个个有血有肉，丰富饱满的历史人物。

　　一、善序事理，集中矛盾突出人物性格

　　《史记》最初传布于世的时候就受到大学问家刘向、扬雄等人的关注，班彪赞司马迁“然其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野，文质相称，盖良史之才也”（《后汉书・班彪列传》）。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写道：“皆称迁有良史之才，服其善序事理”，这两父子都用“善序事理”来赞扬司马迁，何为“善序事理”？所谓“善序事理”，指的是在叙事中能将其内在的联系中的事理揭示出来，有着立意和章法的巧妙结合，故谓之“善”。《史记》中最为称道的是《项羽本纪》、《高祖本纪》、《淮阴侯列传》等名篇。还是以刘邦、项羽的成败为例，就项羽来说，司马迁抓住了三件事就表现了他的成败：钜鹿之战，斗力，他胜了；鸿门宴，斗智，他处于下风；垓下被围，他英雄末路，死不觉悟。三个部分写的都很精彩，人物形象性格得到了充分的展示，而且，为何称其为英雄，为何处于下风，又为何最终四面楚歌，这些事理读者了然于心。作者以三个“无不”，三个“莫敢”表现了项羽的威猛气势；以喜爱武士的率直憨态及轻视对手而错失了置对手于死地的良机；以悲歌慷慨、临终不悟的渲染了其英雄末路的悲哀。

　　司马迁在塑造人物时还很喜欢将人物放置于矛盾尖锐、冲突集中地场面中来表现人物性格。最经典的还属《鸿门宴》，在这杀机重重、惊心动魄的政治斗争的场面中，作者通过“三起三落”的精心构思，将人物的个性呈现出来。范增杀刘邦心切，先“数目项王”，接着“举所佩玉�以示之者三”，暗示项羽杀掉刘邦，接着叫出项庄，以舞剑为借口实则杀刘邦，最后当樊哙冲进宴会中，故事达到高潮，通过这三次气氛高度紧张又缓和，把人物推到了矛盾端口，在紧张的斗争环节中，彰显了人物的个性。项羽的刚愎自用、优柔寡断、妇人之仁、爽直轻信；刘邦老谋深算、知人善用、随机应变；樊哙的勇猛机智，张良的忠诚多谋、沉着老练，范增的见识果断、急躁易怒，项伯因公忘私，一一跃然纸上。

　　二、出色的细节描写，为人物增光添彩

　　司马迁在塑造人物时，对人物的细节有很细致的描写，大至人物的言行举止，小至人物的穿着衣食。这些看似不经意的描写却蕴含着大的意味，让人玩味不尽。

　　《鸿门宴》中有一段描写宴席上的座次安排，很有意思。“项王、项伯东向坐，亚父南向坐。……沛公北向坐，张良西向侍。”古人以东向坐位尊，其次是南向，再次是北向，最后是西向。按照一般礼仪，刘邦是客，本应上坐，即东向坐，但却被安排在北向，是第三等的座次，连项伯、亚父都不如。从这一个细节就反映了一些内容。首先，是项羽对刘邦的忽视或说是蔑视，从心底轻视刘邦，这也就暗示了项羽的骄傲轻敌，对后面项羽的失败埋下了一个伏笔。其次，这也反映项羽的妄自尊大、目空一切的性格特点。再次，项羽这些作为以及后来范增暗示杀刘邦时所表现出来到的妇人之仁等，都体现了项羽是个缺乏谋略、直率轻敌及对臣下不信任的武将，有勇无谋，直接酝酿了他自己最后的失败。最后，刘邦对这样轻蔑的排坐未提出抗议，反映刘邦能忍的谋略，让人们看到了刘邦成功的地方。

　　又如刘邦对张良的称谓，宴会前三次称其为“君”：“君安与向伯有故”，“孰与君少长”，“君为我呼入”。君是对对方的尊称，常用于平辈之间。而这里面刘邦是主，张良是仆，很显然，这样的称呼尽显拉拢之能事，只为求张良献计。而宴会后，刘邦对鸿门宴的惊心动魄是心有余悸，欲留张良答谢，这时两次称张良为“公”。“公为我献之”、“公乃入”，“公”是尊称，用于长辈，很显然，刘邦再次降低了自己的身份地位，语气近似于哀求，这些只为求得活命。这些称谓的变化，充分体现了刘邦知人善任、老奸巨猾、能屈能伸的个性。

　　三、“互见法”构造人物的基本形象性格

　　所谓“互见法”，即是将一个人的事迹分散在不同的地方，而以其本传为主；或将同一件事分散在不同的地方，而以一个地方的叙述为主。互见法最基本的形式是在本传中刻意刻画人物形象，集中描写和集中矛盾冲突，在斗争激烈的事件中，构造出人物的基本形象性格，而将其次要的性格置于别人传记中，读者通过阅读整部《史记》就能总结出人物的完整的形象。因为要做到这些，作者就必须挑选最具有典型意义的事迹写入本传中，将其他不具有典型意义的单能体现人物性格的事写入他人的传记中，将对文章没有补益的事迹删除。这就是苏洵所说的“本传晦之，他传发之”，既凸显了人物的典型性，但又不失历史的完整性。如司马迁在《项羽本纪》和《高祖本纪》中就刻画了刘邦的适应时势、知人善用、宽厚为怀、机智、有勇有谋的一面，突出了作为政治战略家的刘邦的形象。同时，对刘邦的缺点则是稍微提点，记载刘邦的秉性时只用了“好酒及色”四个字。然而在《项羽本纪》中则狠狠地记载了刘邦的流氓无赖之本性。

　　在《项羽本纪》中，司马迁则塑造了一个才气过人的盖世英雄的项羽形象，而对于他的缺点也是轻描淡写，一笔带过。在《高祖本纪》中，则补叙了项羽的“所过无不歼灭”，焚烧阿房宫的暴行，揭露了他的刚愎自用及高傲自大，疑心重等缺点。只有将这些结合起来，才能看到完整的人物形象。可见运用互见法，可以在人物传记中集中笔墨把人物塑造的更加完整，更加完美，性格更加鲜明。这为叙述文学塑造人物形象，提供了新的艺术技巧，影响了后世一大批作品。

　　参考文献：

　　1、司马迁.史记[M].山西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

　　2、袁行霈.中国文学史[M].第一卷，高等教育出版社

　　3、张大可.史记研究[M].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4、韩兆琦.史记通论[M].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

　　5、靳德俊.史记释例[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