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所犯的错误

作者：张启华

中共党史研究 2007年02期

　　各地党史部门撰写《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以下简称二卷本)时，在认识与分析新中国成立后至十一届三中全会前这段时期党所犯错误的问题上，分歧较多，有些难度。分歧往往缘于看问题角度不同，所以不主张上纲上线、互相扣帽子。我就此谈点个人看法，仅供同志们研究和编辑时参考。

　　二卷本的时间段，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共29年。对这段时期的总体评价，要领会胡锦涛总书记今年“七一”讲话一开头讲的我们党在85年历程中干的三件大事：第一件，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历经28年艰苦斗争，领导人民革命取得胜利，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第二件，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使古老的中国以崭新的姿态屹立在世界的东方；第三件，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大幅度提高了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开辟了广阔前景。胡锦涛总书记说：“这三件大事，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决定了中国历史的发展方向，在世界上产生了深刻而广泛的影响。”二卷写的，是完成其中第二件大事的时期。对这个时期作总体评价，总书记的讲话为我们提供了指导思想：第一，在这个时期，我们“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使古老的中国以崭新的姿态屹立在世界的东方”；第二，这个时期作为我们党85年历史中的一段，三件大事之一，在“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决定了中国历史的发展方向，在世界上产生了深刻而广泛的影响”这一伟大功绩中，也占有重要地位。

　　同时也不能回避，这一时期，我们党在工作上、指导思想上，犯过错误，有些是严重错误。这就是邓小平说的，我们搞了20年“左”，指的是在1957年以后至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这段时期所犯的“左”倾错误。所以，研究这段党史回避不了犯错误这个问题。许多同志觉得这段历史难写，也主要难在对“如何认识、分析、撰写错误”这个问题的把握上。围绕这一点有许多问题要讨论，我仅就如何分析这段时期党犯错误的原因和正确体现对这段历史的总体评价谈点看法。

　　讲错误，一是弄清错误内容，二是分析犯错原因，目的是总结教训，避免重演，起到资政育人的作用。怎样分析原因较好，是主要从个人品质、人事矛盾入手；还是多从社会环境、时代局限着眼？我赞成后者。原因，一般包括客观、主观两方面，即社会根源、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分析客观原因，重要的是分析当时环境、历史条件的作用；分析主观原因，就是要找出失误的思想根源，即在哪些根本问题上认识发生失误，以至于失之毫厘，差之千里。

　　新中国成立后至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党所犯严重错误主要有三：经济建设急于求成，所有制结构急于求纯，阶级斗争扩大化。这些错误给党、国家和人民带来巨大损失。但这些错误都是在探索中发生的，失误原因也很复杂，要具体、细致地分析。由于篇幅及水平所限，这里只作些粗浅分析。

　　一、对经济建设急于求成原因的分析

　　相关的历史概况是：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毛泽东日夜思考的最大问题，就是加快建设速度，而且是加快、加快、再加快。为此，他同党中央其他领导同志一起带领全国人民在20世纪50年代后半期作出了极大努力。但对如何才能加快这个问题没解决好，于是形成了这一段曲折又不失悲壮的历史。这段历史，从1955年下半年至1958年中期的冒进、“反冒进”、批评“反冒进”开始，经过1958年5月八大二次会议制定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直到1958年至1960年连续三年的“大跃进”，共历时五年。其间在理论与实践上，成功与挫折、正确与错误错综交织。但总的说，这次经济建设急于求成的整个过程，由于不按客观规律办事，违背科学方法，不但造成人力、财力的极大浪费，而且打乱了国民经济的正常秩序，导致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这段教训，必须认真总结。分析其原因，我认为以下几点要讲清楚：

　　(一)毛泽东为什么提出加快建设速度

　　这是讲事件发生的特定历史条件。当时，毛泽东头脑中有两点很明确：一是认为建设速度对于当时的中国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二是认为当时具备了高速度的条件。这两点想法并没有错。

　　为什么说建设速度确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道理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刚成立所面临的国际形势，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对我国的敌视、封锁和禁运。而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走在我国前面差不多好几个世纪。这意味着，若我们不能比他们更高速发展，将永远赶不上他们。倘如此，何来社会主义优越性可言？又如何抵御外来挑衅侵略，保卫国家安全，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呢？由此而言，建设速度于我国确是生死攸关之事。正是这种深刻的忧虑，使毛泽东在三大改造接近完成、特别是完成后，就迫切提出加快建设速度问题。1957年底，他提出“十五年赶上或超过英国”的口号，是这种心情的集中体现。此前，他在1956年8月30日党的八大预备会议讲话中带着强烈感情说：我们“将完全改变过去一百多年落后的、被人家看不起的、倒霉的那种情况，而且会赶上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就是美国。这是一种责任。否则我们中华民族就对不起全世界各民族，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的球籍”，以及此后他在1963年9月修改《关于工业发展问题(初稿)》时特地增写的“如果不在今后几十年内，争取彻底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远远落后于帝国主义国家的状态，挨打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应当以可能挨打为出发点来部署我们的工作，力求在一个不太长的时间内改变我国社会经济、技术方面的落后状态，否则我们就要犯错误”。这些，都生动反映出毛泽东对我国长期在世界上处于经济落后状态，以及能否迅速改变这种状态的深刻忧虑和不安，也生动反映出他下决心迅速改变中国“一穷二白”面貌，要与以前欺侮、压迫我们的西方列强试比高低的豪迈气概和坚定信念，其急迫之情跃然纸上。

　　同时，毛泽东认为当时具备了高速度的条件。一是三大改造顺利完成，特别是农业合作化运动在很短时间内完成，促使毛泽东认为建设速度也应适当加快。① 他在这时还认为存在一种妨碍加快建设速度的右倾保守思想。二是可利用当时出现的“国际休战时间”加快建设。1955年期间召开的两个重要国际会议——亚非会议和日内瓦会议，都成功维护了世界和平，增强了世界和平与合作的力量与影响。党中央分析认为，帝国主义分子在这种形势下不敢轻易动武，国际形势已趋向缓和，可能会出现十至十二年的和平时期；我们应当利用这一和平时期加快社会主义改造和国民经济建设。②

　　了解了毛泽东当时一心追求高速度的原因，我们可以对他的一些做法有更多理解。无论是他的反“反冒进”也好，“大跃进”也好，尽管在客观上造成巨大失误，但都倾注着他强烈的尽快改变国家落后面貌、尽快超过欺侮过我们的西方国家、尽快使人民过上好日子的美好愿望。这个愿望并没有错。那么，错在哪里呢？

　　(二)错在哪里和为什么错

　　从根本上说，就错在对什么是真正的高速度、怎样达到高速度，缺乏正确认识，所以搞了三年脱离实际的高指标、高速度，严重违反经济建设规律，给国民经济的发展带来严重后果。首先，“大跃进”运动从“全民炼钢”开始，以为只要钢产量翻一番就能把整个国民经济搞上去，这本身就是缺乏经济科学依据的。其次，在如何才能把钢产量搞上去的问题上，又以为不惜工本、“土法上马”，就可以使钢产量一年间翻一番，这同样是不顾技术要求，缺乏科学依据的。再次，又没有经过调查研究和试点，就在全国大规模展开，这种办法是不科学的。最后，过分夸大主观能动作用，从方法论来讲是不科学的。所以今天看来，以下教训值得总结：(1)指标要定在客观条件许可的高度，才是能实现的，因而才是真正的高速度。当时恰恰违背了这个原则，各项指标是主观规定的，以为高速度仅凭愿望即可实现，以为想多快就能多快，以为不这样想倒是错误的，是保守右倾。(2)按比例才能高速度，最优化的比例就是最适宜的速度。这方面的正面经验是“一五”时期，对国民经济比例关系的安排是合理的。而“大跃进”中的最大问题，就是国民经济的各项主要比例关系严重失调。如积累与消费、工业与农业、工业交通内部各行业之间、社会购买力与商品可供量等，比例都严重失调。这是对经济建设规律的严重违反。(3)切实搞好综合平衡才能高速度。这是经济工作中一个根本问题。本来，有计划按比例、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是党的八大提出的经济建设方针。“大跃进”恰恰违背了这个正确方针，反而把按综合平衡要求办事当作消极平衡来批判。(4)要稳定增长而不能大起大落。这是陈云反复强调的，前进的步子要稳，必须避免反复和大的马鞍形，避免陡升陡降，造成损失。③ 但在反“反冒进”、“大跃进”、“反右倾”时期，违背了这一规律，结果受到惩罚。(5)要提高效率而不能拼人力物力财力，才能实现真正的高速度。“大跃进”也是反其道而行之，片面追求速度、产值、产量，却不惜工本、不计消耗，拼体力、拼设备、高消耗、低质量，不顾经济效率和效益。表面看来速度不低，实际上社会财富并未相应增加，人民所得实惠不多，国家损失很大。这样的高速度，不但无益，反而有害。

　　为什么会犯这样的错误？概括地讲，是由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对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经济基本情况认识不足，加上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过分夸大主观意志的作用，因而在速度问题上缺乏冷静头脑和正确指导。具体来讲，第一，照搬自己的旧经验。这主要是简单沿用革命战争时期群众运动的一些做法，以为通过大搞群众运动，就能高速发展经济。毛泽东一向重视群众力量，把依靠人民群众作为一切事业的胜利之本，所以对他认为泄了群众的气、破坏了群众积极性的事极为反感。这无可厚非。发动群众并没错，问题在于忽视了经济发展还有自身的规律。他片面认为，搞建设也只要像战争年代那样大搞群众运动，就一切事情都能办好；把“反冒进”看作是对人民群众积极性的伤害，因而十分气愤，给予严厉批评。用搞群众运动的办法搞经济，是当时比较普遍的想法。这和我们在革命战争年代的经验有关。比如，解放战争是人民战争，粮食、武器全靠广大群众用车推肩挑送上前线。但用这种人海战术搞现代化大生产就难以奏效。在“大跃进”运动中，相信千千万万人赤手空拳就能大炼钢铁，就是对以往经验的不恰当运用。这也可以说是在我国特有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发生的现象。第二，错误地把加快速度问题上的不同意见与阶级斗争相联系。这是“大跃进”能发动起来的重要原因之一。首先，毛泽东把“促进”看成马克思主义，把“反冒进”看成“促退”，把“促退”当成违背马克思主义，从而把是否要高速度当成社会主义建设的两条不同路线。④ 进而，就把“反冒进”同右倾甚至右派联系在一起。甚至把“促进”还是“促退”，提高到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是革命派还是右倾、右派的高度来对待。⑤ 这就使大家不敢讲真话，都讲假话，头脑越来越热，造成恶性循环。后来，毛泽东在1958年10月至11月多次外出调查研究，觉察到问题严重，头脑开始冷静下来，提出纠“左”并做了不少纠“左”的努力。这说明毛泽东一旦发现自己错了就敢于承认并立即纠正，是十分可贵的。但为什么到1959年七八月庐山会议上，因为彭德怀的一封信就从纠“左”变成“反右倾”呢？重要原因之一，还是把速度问题上的分歧当作阶级斗争来抓了。这次纠“左”之所以中断，与认识上的不彻底有关，这种不彻底，就包括把速度问题上的分歧当作阶级斗争来抓的不正确思想。

　　二、对所有制急于求纯原因的分析

　　所有制急于求纯，指不切实际地提高公有化程度，以为公有化程度越高就是越纯。先是1956年三大改造在总体成功的情况下，有些具体工作过急过快的缺点偏差，导致农业方面高级社规模过大，工业方面不适当地搞大厂、全能厂，商业方面盲目追求大店，手工业方面合并过快过急、形式过于简单划一。后是1958年人民公社化运动搞“一大二公”，“大”指规模大，“公”指公有化程度高，不但把经济核算单位提高到公社，而且把生产队以至社员的部分财产无偿收归公社所有，还要“割资本主义尾巴”、刮“共产风”，结果损害了社员利益，影响了生产积极性，破坏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分析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最根本的原因是超越阶段

　　超越阶段，在当时的表现就是纲领、路线、方针、政策，超越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现阶段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党中央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对国情作出的基本判断，是对社会主义认识的极大飞跃。但在此前，我们没有这个认识，所以容易在理论和实践上超越阶段。比如，三大改造完成过程中的过急过快偏差。三大改造不是超越阶段。正如胡锦涛总书记在今年“七一”讲话中所肯定的，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紧紧把握时代发展的大势和广大人民的意愿，成功进行了社会主义革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这个道理简单说就是，新中国成立后头三年在全国范围实行新民主主义经济制度，是根据当时的生产力状况及私有制经济占比重较大的情况，马上取消它们对发展生产力不利；后来随着国民经济的全面恢复和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展开，迅速发展的生产力同个体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矛盾越来越突出。这表明，几种经济并存在当时的确不可能持久。所以毛泽东提出用“一化三改”来解决这个矛盾。同时，由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力量较弱，可以接受赎买政策。这种客观形势使我们不能不，而且也可能，较早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所以，三大改造本身不能说是超越阶段。而且三大改造总起来看是成功的，使生产关系基本适合生产力状况，有力推动了生产力的迅速发展，“一五”计划的顺利完成为工业化建立了初步基础，人民生活也得到较大改善。但三大改造在具体完成过程中存在的要求过急、改变过快、形式过于简单划一等缺点和偏差，却是一种超越阶段的表现。由此而遗留下来的问题，在以后又有发展，对许多问题的发生有重大影响。至于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片面追求“一大二公三纯”，这点大家非常熟悉，在此不作赘述。

　　(二)超越阶段的原因

　　第一，实践经验不足。邓小平在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谈到八大路线未能坚持到底的原因时指出：“八大的路线是正确的，但是由于当时党对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准备不足，八大提出的路线和许多正确意见没有能够在实践中坚持下去。八大以后，我们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许多成就，同时也遭到了严重挫折。”这段话，既肯定八大路线正确，又指出我们党在当时存在历史局限；既承认八大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遭到严重挫折，又肯定在八大正确路线指引下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取得许多成就。所以，这一评价全面公正、实事求是，为深入分析八大以后的历史提供了指导。这段话中所说“思想准备不足”，指随着社会主义革命迅速胜利，很快提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任务时，全党在理论、实践上的准备尚不充分，特别是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中国经济基本情况的认识更是不够，其中包括对我国社会所处阶段的认识。在阶段问题上，毛泽东有过正确判断，提出过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还把这称作“新经济政策”，认为可以实行相当长一个时期。但由于历史条件限制，这一认识未深入展开也未付诸实践。此后当“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给国民经济带来严重损失的错误暴露后，毛泽东带领大家纠正错误，对被拔高的生产关系和相应的经济政策作了适当调整。纠错中，毛泽东又深入思考这个问题，提出我国正处于“不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并说从“不发达”到“比较发达”要相当长时期。邓小平后来说，所谓“初级阶段”，就是毛泽东说的“不发达的阶段”。但由于实践经验不足，毛泽东这一正确认识尚不具备达到成熟理性认识的条件。所以，毛泽东在阶段问题上曾经有过的正确认识，不但没成为当时制定政策的依据，反而后来被放弃，导致对所处阶段的错误判断。

　　第二，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艰巨性认识不足。社会主义改造经过三年到1956年即顺利完成，给人一个错觉，似乎中国没经过资本主义阶段、资产阶级较软弱，反而是社会主义在中国更容易建成的一个条件。毛泽东当年说，一张白纸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多少反映出这种想法，即以为“一穷二白”会使建设社会主义更容易、更快一些；而对另一面，即生产力水平较低、科学技术不够发达、管理大生产经验欠缺、文化水平总体较低等弱点，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是个不利条件这一点，却认识不够。其实，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特别艰难的原因之一，就是毛泽东在全国胜利前夕说的，以往熟悉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不熟悉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所以他提出，在严重的经济建设任务面前，“我们必须学会我们不懂的东西”。但学习是一个过程，有时要经过很长的艰苦过程，才能真正学懂。此间，就不免犯错误。

　　列宁多次讲到这样一个观点：在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发生社会主义革命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在那里资产阶级组织得很好，但是革命一经爆发，要继续下去却容易得多，并且会比较容易地胜利完成，因为那里的无产阶级在组织和团结方面要高得多；相反，一个落后的国家开始革命是比较容易的，因为在这个国家里敌人已经腐朽，资产阶级没有组织起来，“但要把它继续下去，把它完成，就十分困难”⑥，“就需要万分谨慎、小心和坚忍不拔”⑦。在谈到由资本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渡”时，列宁指出：“资本主义社会愈不发达，所需要的过渡时间就愈长。”⑧ 他概括出这样一条规律：“由于历史进程的曲折而不得不开始社会主义革命的那个国家愈落后，它由旧的资本主义关系过渡到社会主义关系就愈困难。”“这里除破坏任务外，还加上一些空前困难的新任务，即组织任务”。⑨ 这组织任务，主要指组织社会主义经济的任务，列宁把这个任务称为“巨大的困难”⑩。而我们在很长时间内却相反，把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都看得太容易了。这是造成许多失误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造成所有制问题上超越阶段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三，没有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一种情况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不了解，另一种情况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化理解。

　　对马克思主义的不了解，表现为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许多正确而精辟的论述，或者熟知而不真知，或者不知或不甚知。这就妨碍我们完整准确地理解他们的思想。在所有制超越阶段问题上，就有这种情况。马克思在谈到新世界建立、人类进步问题时有一段精辟论述：“历史中的资产阶级时期负有为新世界创造物质基础的使命：一方面要造成以全人类互相依赖为基础的世界交往，以及进行这种交往的工具，另方面要发展人的生产力，把物质生产变成在科学的帮助下对自然界的统治。资产阶级的工业和商业正为新世界创造这些物质条件，正像地质变革为地球创造了表层一样，只有在伟大的社会革命支配了资产阶级时代的成果，支配了世界市场和现代生产力，并且使这一切都服从于最先进的民族的共同监督的时候，人类的进步才会不再像可怕的异教神像那样，只有用人头做酒杯才能喝下甜美的酒浆。”(11) 马克思在这里充分估计了历史中的资产阶级时期所负有的历史使命和历史地位，说明没有资产阶级创造的物质基础，新世界的创立是不可能的；这正像没有地质变革为地球创造了表层，就不可能有地球的产生，道理是一样的。在这里，马克思表达出他对资产阶级时代的憎恶，把这个残酷的时代形容为“只有用人头做酒杯才能喝下甜美的酒浆”；马克思还表达出对推翻这种吃人制度的“伟大的社会革命”的无比向往。但是，马克思决不认为这种“伟大的社会革命”是随时都可以进行的，他非常清楚而毫不含糊地指出了这个“伟大的社会革命”的前提，是“支配了资产阶级时代的成果，支配了世界市场和现代生产力，并且使这一切都服从于最先进的民族的共同监督的时候”。这就指出了无产阶级革命的生产力基础。这一思想，恩格斯有多处通俗的表达。他在《共产主义原理》一文中指出：“共产主义革命发展得较快或较慢，要看这个国家是否工业较发达，财富积累较多，以及生产力较高而定。”在回答“能不能一下子就把私有制废除”这个问题时，他明确回答：“不，不能，正像不能一下子就把现在的生产力扩大到为建立公有经济所必要的程度一样。因此，征象显著即将来临的无产阶级革命，只能逐步改造现社会，并且只有在废除私有制所必需的大量的生产资料创造出来之后才能废除私有制。”恩格斯在这里提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只能逐步改造社会的思想，我理解包括无产阶级夺取政权胜利以后，对私有制也并不能一下子就立即全部废除，而要经过创造大量生产资料的过程，直到“废除私有制所必需大量的生产资料创造出来之后”，“才能废除私有制”。我们长期以来“左”的重要表现之一，就是以为公有化程度越高生产力发展越快，所以在夺取政权后，还没来得及经过创造大量生产资料的过程，就急急忙忙宣布全部废除私有制。其实，这种理论和实践，不是马克思主义教给我们的，而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

　　对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理解的情况，比如，所有制结构急于求纯，与两方面的理论失误有关。一个是把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在一定条件下起决定作用中的“一定条件”加以泛化。毛泽东在《矛盾论》中说：生产力、经济基础一般表现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但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在一定条件下又转过来表现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当不变更生产关系生产力就不能发展时，生产关系的变更就起了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这里说的“一定条件”，明确是指革命变革、生产关系变革时期。如果把这“一定条件”随意泛化，就会出现失误。“大跃进”运动中违背客观规律过分强调主观能动作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脱离生产力水平一度片面追求“一大二公三纯”，不能说与此毫无关系。另一个理论失误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关于“社会主义是社会占有生产资料”的结论作了教条化的理解。这个结论，是马克思恩格斯运用高度理论抽象方法，即把社会主义作为纯粹、成熟形态研究概括出的社会主义基本特征，这种基本特征与高度发达的生产力相联系。我们长期以来只记住了结论——要建立单一全民所有制，却忽视了前提——必须有高度发达的生产力作基础，于是在生产力很落后的情况下建立起单一的全民所有制，这就不能不对生产力发展造成消极影响。这里要说明的是，社会主义当然要实行公有制，但只从公有化这样一个简单的概念出发，而不对公有化的形式、范围等作科学研究，以为公有化水平越高越好、越大越好，而最高、最大的公有就是国有，以为国有就是国家直接经营，一切由国家统管起来最好，这就不对了。我们在三大改造中对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正确的，但当时把所有的小商、小贩、小私有者经营的小店铺统统国有化，这就是对公有化的形式和范围都缺乏正确理解的表现。对“社会主义消灭商品”的理解也是如此。马克思、恩格斯的确说过，社会主义是商品经济的消除。他们没说错。因为他们说的社会主义消除商品生产，是以建立在高度发达生产力基础上的全社会占有全部生产资料为前提的，这就是恩格斯说的：“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12)。既然“社会占有生产资料”必须与高度发达的生产力相联系，而当今现实没有任何国家达到这一水平，当然就都不能消除商品经济。所以，我们那时只注意到马克思、恩格斯说的结论而忽略了他们说的前提，可以说是一种教条化的理解。

　　三、对阶级斗争扩大化原因的分析

　　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表现，主要包括1957年反右斗争扩大化，1959年在全党发动“反右倾”斗争，1962年9月八届十中全会提出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和企图复辟，并成为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根源，从而提出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由此导致1963年至1965年间在部分农村和少数城市基层开展“四清”运动，把干部作风和经济管理等方面问题都当作阶级斗争或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从而提出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意识形态领域，也对一些文艺作品、学术观点和知识分子代表人物进行了错误的、过火的政治批判；最后发展到提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并以这一理论为基础，发动了“文化大革命”。

　　(一)理论认识上的错误

　　1957年以后，党在阶级斗争问题上不断犯“左”倾错误，其表现，一是把阶级斗争存在的范围扩大化，二是把阶级斗争的作用夸大化，认为阶级斗争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为此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从理论上讲，“以阶级斗争为纲”有以下错误：

　　第一，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不可能始终存在。胡乔木曾经讲：“毛主席没有说过‘始终’这两个字，这两个字是康生加的。加上这两个字，就把毛主席的话搞得面目全非，在逻辑上也讲不通”(13)。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的原话是：“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加上“始终”二字的荒谬性就在于，本来列宁说“社会主义就是消灭阶级”，如果说在社会主义社会阶级和阶级斗争始终存在，那就意味着永远不能消灭阶级。胡乔木说：“那岂不等于说，社会主义永远不是社会主义，或永远不能实现消灭阶级的社会主义？”

　　第二，社会主义时期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不是全局性的。既然说阶级斗争是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那就已经指明这不是全局性的，不是时时事事处处，更无需天天、月月、年年讲。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理论却把社会主义社会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夸大了、绝对化了，最后概括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成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基础。其基本错误是，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还存在资产阶级及全社会范围内的阶级对抗，还要进行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文化大革命”就是“继续革命”的最重要方式。当然，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因为反对阶级斗争扩大化而否认这种一定范围内的阶级斗争，而只是说不能把一定范围内的阶级斗争扩大到全局的范围。

　　第三，阶级斗争不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只能是生产力。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只有生产力才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在社会主义社会，剥削阶级已作为阶级被消灭，阶级矛盾已不是社会的主要矛盾，所以，一方面，阶级矛盾虽在一定范围内存在但不能成为工作重点，另一方面，大量存在的社会矛盾已经不是阶级斗争。所以，以阶级斗争为纲，在理论上是讲不通的。

　　第四，“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一种落后于阶段的理论。首先，“以阶级斗争为纲”，只有在剥削制度社会或由剥削制度转变到社会主义制度的过渡时期才能成立，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提出这个口号就落后于阶段了。其次，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已根本不同于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前的情况，党内斗争也多属思想斗争性质。这时再提把全党全国工作重点放在阶级斗争上，甚至进行“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毫无理由的、大大落后于阶段的表现，势必影响社会的安定和生产的发展，唯一的结果就是把局势搞乱。发生这一失误，与“思想准备不足”也有一定关系。八大正确提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不再是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为什么不久就改变了，又重提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了呢？这不是毛泽东一个人的事，而是全党对此认识还不特别明确。从八大文件中可看出这一点。八大虽然正确地提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不再是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但未明确指出资产阶级作为我国历史上的最后一个剥削阶级已基本被消灭，也未承认知识分子的大多数已成为无产阶级的一部分(比1956年1月知识分子会议时的认识倒退了)。这与八大不适当地保留了“过渡时期”的提法有一定关系。这种提法反映出对我国所属阶段认识上的模糊，与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已取得基本胜利并已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事实相矛盾，导致对社会主义社会只在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的特点和规律缺乏正确分析。所以在八大后不久发生的匈牙利事件等，使毛泽东动摇了他原先关于阶级斗争已不是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最终发展到反右扩大化的严重错误，直至在1957年10月党的八届三中全会重提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主要矛盾，重新强调阶级斗争，完全改变了八大关于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正确论断。由此又影响到党的工作重心转移战略方针的实施。八大虽然提出党的工作重心向社会主义建设转变的正确战略方针，但上述认识表明当时党对这一战略转变的认识还不彻底，对实现这一战略转变的指导思想尚未成熟和牢固建立起来。因而随着阶级斗争扩大化错误的产生，八大关于战略转变的方针也随之动摇。

　　第五，与搞单一公有制的社会主义模式相关联。阶级斗争扩大化的产生，与搞单一公有制的社会主义模式有一定关联。其中的道理是：如果把社会主义所有制归结为单一的公有制，那结论必然把所有发展部分资本主义经济、部分个体经济的主张，都说成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本来，发展部分资本主义经济、部分个体经济是符合我国当时生产力水平的，但全部认为是搞资本主义，当然就当阶级斗争来处理，必然发生阶级斗争扩大化。

　　总之，对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问题，我党在理论上准备不够，上述理论错误导致了不少灾难性后果。

　　(二)国际环境的影响

　　毛泽东从正确认识社会主要矛盾滑向“以阶级斗争为纲”，除了主观认识上的失误外，与当时国际环境的影响也不无关系，有国际环境的恶化反应到了国内生活和经济建设里面的因素。例如1956年10月匈牙利反革命暴乱发生后，他曾说，匈牙利有那么多反革命分子，这下暴露出来了，这下教育了我们中国同志。他从苏共二十大、国际反苏反共浪潮、匈牙利事件等总结说：不依靠群众进行阶级斗争，不分清敌我，这很危险。东欧一些国家的基本问题就是阶级斗争没搞好，那么多反革命分子没肃清，现在自食其果，火烧到自己头上来了。当时的国际环境，对他过于严重地估计了国内的阶级斗争形势并作了不恰当的处理，确有一定的影响。

　　(三)制度方面的原因

　　邓小平说过：“最重要的是一个制度问题。……因为过去一些制度不好，把他(指毛泽东——编者注)推向了反面。”一些制度不健全，这也是一种时代、环境的客观因素。我国封建历史很长，封建专制主义在思想政治方面的遗毒没有完全肃清，加上种种其他原因，使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制度化、法律化方面存在一定缺陷，也为党的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党内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现象的滋长提供了一定条件。这也是许多失误发生且不能及时纠正的重要原因。

　　第一，民主传统不足。从我国社会历史来讲，中国是一个封建历史很长的国家，封建主义的思想影响很深，经济文化长期落后，缺乏强有力的民主传统和民主生活习惯。从我们党来讲，有光荣的革命传统，有密切联系群众、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好传统，但也有民主传统不足的缺陷。我们党对封建主义特别是对封建土地制度和豪绅恶霸进行了最坚决最彻底的斗争，在反封建斗争中培养了优良的民主作风。但要真正肃清长期封建专制主义在思想政治方面的遗毒不是很容易的事情。加上长期的战争和地下工作条件，党的民主生活是有限的。革命胜利后，由于种种历史原因，民主制度在完善方面做得还不够，主要是没能把党内民主和国家政治社会生活的民主加以制度化、法律化，或虽制定了法律却缺乏足够的权威。这是我们不能不承认的弱点。此外，从国际上来讲，这与受苏联模式及国际共运历史传统的影响也有一定关系。以上几点表明，我们民主制度的完善需要经过一个长期而又复杂的历史过程。

　　第二，对领袖的个人崇拜严重发展。这与上述民主传统的不足相关联。从毛泽东个人来讲，他原是反对个人崇拜的，作风也较民主。他在党内和群众中享有的崇高威望是在实践中形成的——毛泽东在长期革命过程中的正确领导和对中国革命的卓越贡献，使他赢得了党和人民的信赖和敬仰。但问题出在，正确的爱戴领袖与不正确的个人崇拜相混淆了，制度上的缺陷由此更为加深。随着个人崇拜之风愈演愈烈，毛泽东个人决定重大问题的情况又有发展，导致个人专断愈益严重，逐渐脱离实际、脱离群众，日益凌驾于党中央之上，使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集体领导和民主集中制原则不断被削弱以至破坏。加上党内政治生活的不正常，常常很难否定他的不正确主张。“文化大革命”的发生且难于制止，从某些方面讲，与这种个人专断与个人崇拜严重发展有很大关系。这个教训值得深刻汲取。

　　上述情况表明，这种现象是逐渐形成的，正如《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说：“党中央对此也应负一定的责任”；同时，这个复杂现象是一定历史条件的产物，如果仅归咎于某个人或某些人，就不能深刻总结教训并找出切实有效的改革措施。总之，对我们发生过的错误，要采取历史主义的态度，即把问题放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去观察和衡量，着重分析历史背景，而不应该着重个人责任，尤其不能着重从个人品格、个人恩怨找原因。这样可以比较客观、公允、准确、全面一些。

　　四、要正确体现对这二十九年历史的总体评价

　　对这29年历史进行总体评价的基本依据有二：一是《历史决议》第六条对建国后32年历史的基本估计。这是我们研究新中国成立后至1978年这段历史的一个指导思想。对这段历史的总评价，必须遵循《历史决议》第六条对新中国成立后32年历史的基本估计的精神，即“中国共产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历史，总的说来，是我们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并取得巨大成就的历史。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是我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是我国今后一切进步和发展的基础。”我们写二卷本这29年，就包括在这32年中。所以，《历史决议》对这32年历史的基本估价，是我们写二卷本的一个指导思想，是评价这29年的一个基本依据。当然，这32年中，或者说我们要写的这29年中，有曲折，有错误，甚至有“文化大革命”这样全局性、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但对这段历史的总体评价是这样的。从中我们也可以感受到站在高处对一段历史进行总体评价应该把握的方法论原则。二是胡锦涛总书记“七一”讲话中对中国共产党历史的总体评价。这就是本文一开头提到的，胡锦涛总书记讲的三件大事和对三件大事的评价。根据这一指导思想，我谈谈对几个问题的理解。

　　(一)不能把这二十九年的历史说成全是错误

　　第一，因为这样说不能正确解释这段历史。这就是说，如果因为这些失误而否定我们党在新中国成立后至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全部历史，或者由于这段错误多，就把党的这段历史说成全是错误，这既违反《历史决议》，也不符合事实。一如我们对探索过程中产生的错误不必讳言一样，对犯错误时期取得的成绩(包括思想理论上的成绩)也不能因犯了错误而讳言，不能以为讲了成绩就是对错误的开脱和淡化。所以对这29年的历史确实要有一个辩证的理解，不能简单地肯定一切或否定一切。胡乔木举过两个时期的例子说明这一点。一个是“1949—1956年之间，我们的党确实取得了伟大的成就，但确实不是十全十美，也有缺点和失误”。另一个是“前后20年‘左’倾错误期间，国家的经济总的说还是发展的。我们根本否定‘文化大革命’，但那十年间也有不属于‘文化大革命’的成就，科技方面的成就，外交方面的成就”。所以，重要的是进行科学分析。胡乔木说，这就要“从当时的历史条件和社会条件出发，并不是简单地根据现在人们在实践和认识上已达到的水平，对过去说三道四；同时又是按客观历史本身的逻辑，说出现在人们应该如何接受那一时期的经验教训。”胡绳也说过：“如果说三十五年来一无是处，全部是错误的积累，那就不能正确解释三十五年的历史。当然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一个大转折，但这一转折之所以能够形成、也还是有过去生产发展的底子。所以建国以来的历史决不是错误的积累。”我认为这话讲得很对。叶剑英在1979年一篇讲话中，对“文化大革命”的严重错误作了深刻分析，并对建国后30年作了一个总体评价，指出：“总起来看，在过去三十年的大部分时间里，我们的路线是正确的”。这里所说的“大部分时间”，应该包括“文化大革命”前十年。这给我们提供了如何总体评价历史的一个正确方法，即任何一条路线都有一个孕育，形成和发展的过程，“文化大革命”前，我们党在指导思想上出现了过左的东西，但还不能说已形成一条极左路线，更不能说已经占了统治地位，否则这一时期取得的巨大成就无法解释。

　　第二，那么如何评价“文化大革命”前的十年呢？对这十年，《历史决议》称之为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对十年的成就作了充分肯定，也指出党的工作在指导方针上有严重错误。《历史决议》第十六、十七、十八条对这十年历史的基本评价，是我们在研究中应该遵循的。基本要点是：第一，主导方面是好的。这十年“我们虽然遭到过严重挫折，仍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同时，“党在这十年中积累了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经验”，“我们现在赖以进行现代化建设的物质技术基础，很大一部分是这个期间建设起来的；全国经济文化建设等方面的骨干力量和他们的工作经验，大部分也是在这个期间培养和积累起来的。这是这个期间党的工作的主导方面”。第二，党的工作指导方针上有过严重失误。“这十年中，党的工作在指导方针上有过严重失误，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过程。”这主要是反右斗争严重扩大化、“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反右倾”斗争等“左”倾错误的严重泛滥。第三，党中央和毛泽东发现这些错误后即予以纠正，但不彻底。第四，调整时期国民经济得到比较顺利的恢复和发展，但“左”倾错误在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上未得到彻底纠正，在政治思想文化方面还有发展，不过这些错误当时还未达到支配全局的程度。

　　这是一个复杂的时期，成就与错误错综交织在一起。所以对成就与错误这两个方面都不能回避且要分析充分。分析错误，除要认真寻找原因外，还要直面其结果，即最终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发生。也就是说，这些错误中，已埋下此后发生“文化大革命”的种子。分析成绩，除了我们经常说的经济、外交、科技等方面取得的成就外，还要看到，1978年以后我们党实行的改革开放及创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有些在“文化大革命”前的这十年间也已有一些萌芽，许多问题在1966年前已经提出或有所实践，虽然那时还是极不成熟的。同时，那十年间取得的许多成就，应该说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社会主义建设再起步的基础。特别是那时已建成一个独立自主的国民经济体系，这是极重要的基础。由此而论，我们决不能对“文化大革命”前十年全部否定。

　　第三，即使对“文化大革命”这十年，也要区分“文化大革命”和“文化大革命”时期。这是胡绳提出的一个观点。我认为很正确。对于“文化大革命”，正如《历史决议》所说，要从根本上否定。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是“左”倾错误的论点，曾经被概括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这一理论，作为“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基础，“明显地脱离了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轨道”，“既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这些论点对当时我国阶级形势以及党和国家政治状况的估计，是完全错误的”。所以，正如《历史决议》所说，“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对“文化大革命”要彻底否定。但研究“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十年历史，诚如胡乔木所说，要看到“那十年间也有不属于‘文化大革命’的成就，科技方面的成就，外交方面的成就”。这些成就的取得，不属于“文化大革命”。这些在二卷本中要有所反映。各地的具体情况不同，但在全国统一的大背景下都有所表现，所以要写出本地特点来。主要有以下几方面：一是周恩来1971年9月至1973年底主持工作期间的整顿取得很大成绩，使各方面工作有了转机。当然，好景不长。周恩来为清除极左思潮在各个领域的影响而作的努力，遭到了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反抗。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也错误地认为当时的任务仍然是反对“极右”，否定了周恩来的正确意见。随后，从1973年底开始，发动了反对“右倾回潮”的运动，实际上是把矛头指向周恩来的。这使已经有了转机的各项工作，又遇到了新的挫折，全国形势再度恶化起来。二是邓小平1975年的整顿使形势有明显好转。这段时间虽然不长，只有一年，但各个领域发生了非常明显的变化，取得非常显著的成绩。这充分说明邓小平当时坚持的方针、政策是正确的、有效的。这次也是好景不长。毛泽东开始是支持邓小平的工作的，但到后来，他却不能容忍邓小平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于1975年底发动了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这就使得正在走向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再度陷入混乱，刚刚回升的国民经济又遭到新的挫折。三是毛泽东也制止和纠正过一些具体错误，虽然对于“文化大革命”这一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他负有主要责任。他在全局上一直坚持“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但他也制止和纠正过一些具体错误，保护过一些党的领导干部和党外著名人士，使一些负责干部重新回到重要的领导岗位。他领导了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对江青、张春桥等人也进行过重要的批评和揭露，不让他们夺取最高领导权的野心得逞。这些都对后来我们党顺利地粉碎“四人帮”起了重要作用。四是党和人民在“文化大革命”中同“左”倾错误的斗争及取得的成绩也是不可忽略的。党和人民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同“左”倾错误和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艰难曲折，一直没有停止过。正是由于全党和广大干部、工人、农民、解放军指战员、知识分子的共同斗争，使“文化大革命”的破坏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限制。我国国民经济虽然遭到巨大损失，仍然在广大干部群众的共同努力下取得了进展。粮食生产保持了比较稳定的增长。工业交通、基本建设和科学技术方面取得了一批重要成就。在国家动乱的情况下，人民解放军仍然英勇地保卫着祖国的安全。对外工作也打开了新的局面。这些，都要在这段历史的撰写中有所反映。当然，这一切绝不是“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我们的事业会取得大得多的成就。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尽管遭到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破坏，但终于战胜了他们。党、人民政权、人民军队和整个社会的性质都没有改变。历史再一次表明，中国人民是伟大的人民，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具有伟大而顽强的生命力。这一点，要在二卷本中有正确的反映。

　　(二)这二十九年与以后的历史是联系在一起的

　　也就是说，要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多年来的历史看作一个整体。这50多年中，发展最快，最健康的是改革开放后的20多年。但历史不能割断。这20多年的发展与此前近30年的发展是分不开的。前近30年，虽然历经挫折，犯了错误甚至严重错误，但整个看来成绩是主要的。在这近30年里，我们顺利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建设也取得巨大成就，为以后的社会主义建设打下了制度的和物质的基础，提供了许多正反两方面经验。正因不仅有这些正面经验可以继承又有这些反面经验可供鉴戒，才能有改革开放以来的新发展。所以我们不能割断历史，要把整个50多年看作一个整体。总体看，我们可以毫无愧色地说，50多年来党取得了伟大成就，当然要特别强调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为新中国成立后伟大的历史转折所具有的深远意义，强调此后逐步确立了符合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路线和政策，强调改革开放20多年取得的伟大成就。同时要看到，之所以能在这时找到正确道路，是以此前近30年的正反经验为基础的。这样写，也能体现出在失误中前进这一辩证思想，只要正确地总结教训，失误便能成为前进的先导。

　　(三)要把我们党能够自己纠正错误这一点写充分

　　这点很重要。中国共产党历来有自我批评、自我纠错的能力。这是我们党的重要执政能力之一。我们党是一个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伟大、光荣、正确，不是说永远不犯错误——这对任何政党、个人都是不可能的，而是说犯了错误能自己检讨、自己纠正。而自己发现、自己纠正自己犯的错误，这是一个郑重的、伟大的、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党的特质。并且，我们党从来是在纠正失误、总结经验教训中发展壮大的，也是在这个过程中不断深化对建设社会主义规律、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不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精神实质的理解，从而在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上实现了一次又一次的飞跃。在民主革命时期也是这样。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党不知犯过多少错误，受过多少损失，但每一次，都是我们党自己纠正了错误，从而继续前进，终于取得革命胜利。所以，犯错误不可怕，关键是能否自己纠正错误。自己纠正错误，是我们党伟大、光荣、正确的重要方面。

　　在二卷本中能体现这点的，主要是60年代初的国民经济调整。事实上，那几年的错误是在自认为正确的情况下犯的。一经发现，就下决心纠正。写出这一点，是实事求是的。在此基础上，我认为有几点很重要：首先，对调整中初步总结的社会主义建设经验要加以肯定。比如1962年1月毛泽东主持的“七千人大会”，主要是总结经验，自我批评，统一认识，以便进一步纠正“大跃进”以来工作中的错误，切实做好国民经济调整工作。虽然所作的自我批评、体现出的民主精神、总结出的经验还是初步的和不彻底的，但应该以历史的眼光加以审视，给予充分的肯定。其次，对全面调整决策的确立、贯彻及取得的明显成效要加以肯定。经过调整，到1962年，经济取得明显成效，人民生活开始好转，国民经济渡过了三年严重困难时期。之后为争取国民经济根本好转，又提出用两三年时间继续调整。所以从1962年到1966年，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得很顺利。到1965年底，各项调整任务胜利完成，国民经济各方面都取得重大进展。所以才有了1964年底至1965年初的全国人大三届一次会议上，周总理宣布：调整国民经济的任务已基本完成，国民经济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并提出了“四化”总目标和两步走的战略步骤；同时指出今后发展国民经济必须按客观规律办事。这不能不说是我们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速度问题上，经过几年的失误与挫折，终于从沉痛的教训中得到的宝贵经验。虽然用今天的眼光看，当时的“左”并没有得到彻底纠正，但不能因此而对这次调整的意义加以低估。要用历史的眼光看，这是我们从自己的失误中总结出来的经验教训，这是我们在探索中、前进步伐中的重要一步。第三，对当时纠“左”的局限性要正确看待。不能因为纠“左”不彻底而将其抹杀。比如“七千人大会”，尽管由于历史的局限，一没能从指导思想上彻底清理“左”的错误，二也就不可能在实际工作中给予彻底纠正，三对阶级斗争扩大化和某些违背客观经济规律的错误观点也没能认真清理，同时中央领导核心内部对形势、对造成困难的主要原因以及对工作中成绩与缺点错误的估计等问题上，认识仍有分歧；但这次大会毕竟对工作指导上的失误和当时的经济困难都作了比较实事求是的分析，正确地提出各条战线都必须坚决贯彻调整方针，全党同志尤其是高级领导干部从挫折和失败中吸取了有益的教训，这对于纠正“左”的错误起了很大作用。从长远看，也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对这些都应加以充分肯定。

　　(四)正确理解犯错误是不可避免的

　　为什么说犯错误不可避免？最主要的原因是，人的认识是个漫长而曲折的过程，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也是如此。新中国成立后至十一届三中全会前这段历史时期，正确与错误、成功与挫折错综交织的复杂情况，其实正是我们党在理论和实践上的正确与失误交替发生情况的反映，是我们年轻的共和国刚踏上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时艰难探索的写照。我们党作为一个认识和实践的主体，在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在取得成就的同时，不可避免地会犯错误，就像一个刚学走路的小孩子一定会摔跤的道理是一样的(我们总不会说自己小时候摔跤是不可思议的事情)。虽然这些错误并非都不可避免，但即使犯了本可避免的错误，也是符合人的认识规律的。人的认识规律，就是从认识不正确到正确，随着实践的发展，又有新问题出现，为了认识新问题，又从不正确到正确，这样一个不断前进的过程。人类对任何新事物、新问题都一下子就能有正确认识，这样的事是没有的，只能是一种奢望。这样说并不是替我们犯过的所有错误辩护，不是说所有错误都是应当犯的。如果这样理解，那我们就不必总结教训。我们只是说，在探索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的过程中，犯错误本身是不可避免的。

　　比如，对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个问题的理解，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包括在列宁时代、斯大林时代、毛泽东时代、赫鲁晓夫时代，及以后一段时间，都认为是全社会占有生产资料、消灭商品经济等等，同时认为向共产主义过渡是当前或不久的将来必须解决的任务。这说明，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问题的理解，不是也不可能是一次完成的，现在也没有完成，只是已有很大进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建，是中国共产党人经过艰辛探索得到的正确认识。这一认识的获得，经历了一个漫长而艰巨的过程。每一个共产党员，特别是我们承担着撰写党的历史的党史工作者，对这个漫长性和艰巨性要有充分的清醒的认识，并且还要看到这个漫长过程到现在也还没有结束。我们认识到现在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个很大进步，但认识还会继续前进，不会仅仅停留在初级阶段这个概念上；改革的过程中也会有发生失误的可能，将来也会有犯错误的时候。为什么？这是人类认识的规律。主观和客观不可能完全一致。人类总是从不断的错误中达到对真理的认识。这个认识正确了，又会出现新的问题，比如，社会主义建设各方面的细节、具体的发展过程，现在还不能说得特别清楚，等等。所以，对于社会主义的认识，应该随着历史的前进不断探索、不断更新、不断趋向更加正确。

　　其实，民主革命也经历了认识上的曲折过程。在民主革命时期，党对中国革命的认识也是逐渐提高的，不可能一开始就提出完善的纲领和策略，不可避免地要有许多曲折。比如，中国革命分两个阶段，并不是革命一开始大家都懂得，而是经过许多曲折才认识清楚的。这个曲折是：党成立的时候，党的宣言说那时中国就要搞社会主义革命，这显然是错误的。到了党的二大，已经懂得革命的最后目的是建立共产主义社会，在目前阶段必须进行民主主义革命。但是在这以后长时期内，还是没有弄清楚这两个革命阶段的区别和联系，没有弄清楚中国民主革命阶段的特点，于是发生右和“左”的错误。其他许多问题也是这样。可见整个党史都证明，从错误到正确总有个发展的过程。

　　最后，我想引用邓小平对党史工作的一些指示精神，作为这次发言的结束语。他多次强调，总结历史，不要着眼于个人功过，而要把重点放在总结经验和教训上，经过总结，过去的成功和错误都变成了我们的经验，对于开辟我们事业的未来，是最可宝贵的财富。让我们以此为指导，正确对待党在历史上犯过的错误，正确总结经验教训，并将此作为宝贵财富，为今天的现代化建设服务，为党的工作大局服务，真正发挥党史、国史资政育人的巨大作用，把党史、国史研究推向一个新的更高的水平。

　　注释：

　　①《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第485页。

　　②1955年12月5日下午，刘少奇向在京中央委员和党政军各部门负责人传达了毛泽东的这样一段话：“我们要利用目前国际休战时间，利用这个国际和平时期，再加上我们的努力，加快我们的发展，提早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参见薄一波著：《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522页。

　　③《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55页。

　　④所以他在1958年3月成都会议上讲：一种是马克思主义的冒进，一种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究竟采取哪一种？我看应该采取冒进。参见薄一波著：《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644页。

　　⑤毛泽东当时认为，反冒进在前，右派进攻在后，反冒进与右派是相关联的。参见薄一波著：《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645页。

　　⑥《列宁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500页。

　　⑦《列宁全集》第34卷，第233页。

　　⑧《列宁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83页。

　　⑨《列宁全集》第34卷，第3～4页。

　　⑩《列宁全集》第34卷，第5页。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52页。

　　(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57页。

　　(13)《胡乔木谈中共党史》，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5～2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