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创新与国家意志

贾鹤鹏 2012-07-13 17:40:10

中国的国家创新体制，是非常明显的动员式的国家意志的体现。因此，科技界也就自然由具有较高行政地位的科技界人士来代言。这并非是因为这些人地位更高，或者更容易说出政治正确的话，而是因为他们具有更大的动员能力，或者处在进行国家动员的关键环节上。

刚刚召开的云集了政治局9大常委的全国科技创新大会，按照新华社的报道 “口径”，是科技界一大热议话题；而从科学网上的博文刊发量及其评论来看，大会好像并没有引起科学界 “民意” 的太多好评。反观新华社报道中热议创新大会的科技界人士，我们会发现人人都有副部级以上的官衔儿，区别只在现任或前任而已。

尽管科技界芸芸众生保持着矜持或批判的态度，但如果以此而认为中国的科技创新只是上层做做过场或者是政治秀，那就以偏盖全了。实际上，中国的国家创新体制，是非常明显的动员式的国家意志的体现。只是，在日益多元化的社会，特别是在利益主体日益多样化、获取经济利益的手段日益丰富的社会中，国家动员是否能起到足够的作用，这仍然有待观察。其中，国家动员的集中体现——16 个科技重大专项的实际实施效果，尤其值得观察。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好像不太乐观。

正是因为科技创新的国家动员特点，由具有较高行政地位的科技界人士来代言科技界，也就顺理成章。这并非是因为这些人地位更高，或者更容易说出政治正确的话，而是因为他们具有更大的动员能力，或者处在进行国家动员的关键环节上。

如果要进行国家动员，势必要形成一套自上而下的执行体系，伴以宣传机构的动员机制，同时相应地建立起一套自下而上的汇报体系，最终还需要一套自上而下的评估体系。

回头再来看中国的情况就可以发现，我们首先生产了一套汇聚全国各路精英制定的科技政策目标（包括项目预期目标），并通过科研资金的分配和倾斜将之转化成一套执行体系，而为了确保这一执行体系不会出现猫腻，就必然要设定种种极为细致的“防范措施”，主要是细化科研资金的使用和管理。如果看看新华社评论员和人民日报社论对科技创新大会的评论与报道，不难看出一套自上而下的宣传动员套路。

于是，在这种情景下，项目执行人就必然要将其成果量化成各种可以标准化的指标，基础科研主要就是论文，而应用研究则主要是专利。至于论文和专利实际产生的影响，则很难在标准化的程式中得到体现，因为可以标准化的衡量指标，如论文和专利的引用量，是不大可能在项目结题之前立刻能看出来的。

可问题在于，基础科研的影响力的核心——同行评价，以及应用化研究的核心影响——市场销售和利润，都很难在这一评估体系中得到体现，最多只能成为一个参照。

在这一体系之下，基础科研中按照科学研究自身规律发展出的课题方向，并非会被完全排斥在动员体系形成的目标之外，但就几率而言，它们能进入预设的大课题重点资助对象的可能性，比起由科学界自下而上地课题申请，会大为降低。

而要让企业真正把科技创新作为其发展的主要驱动力，首先要确保科技创新成为支持企业利润的增长第一生产力；第二要让不搞科技创新的企业受到市场以及体制的惩罚。

然而，国家动员在企业创新方面实际上很难满足这两个条件。首先，组织动员可以给企业提供短期的研究经费，但这一研究经费如果不能结合企业自己的需求带来有市场的研究产出，并不能转化成企业的利润，即便可以通过做账的方式把这个钱变成利润，其数额比起企业的利润需求来，也往往是一个小数（国家支持的企业研究经费往往要依据企业自身的规模来确定一个比例）。

其次，像基础研究一样，依靠国家动员制定的战略目标往往并不能反映企业直接的市场和产品需求，而企业自身的产品改进所需要的技术创新需求，不仅难以进入国家科技重大专项评委们的法眼，往往也难以得到更加常规的支持，比如科技支撑计划或者 “863项目” 的支持。

第三，国家动员机制可以给企业研究补贴，但不能给不做创新的企业以惩罚。民企且不必说，就是国企，如果不进行技术创新，并不会导致其丧失继续垄断和排他性占有巨额利润的矿产、能源和土地以及金融等资源的权利。

支持国家创新动员的专家可能会指出，在近年来通过国家集中资源产生了一系列重大科技成果，包括按照新华社官方通稿列出的 “太空漫步、蛟龙潜海、超级计算机、铁基超导、高速铁路、超级杂交稻、基因测序”，以及通稿没有提到但官方报道中多有提及的大飞机专项。

但让我们看一下，被诗化为 “太空漫步” 的载人航天工程确实产生了重要工程成就，但在应用科研领域，你很难看到这个成就被转变为大型工程设备的中国制造，而在基础科研领域，用 “shenzhou” 作为主题词来检测，你也很难找到高引用的论文。其他几个领域也有类似情况。

也许高速铁路是一个例外，如果不算刘志军、张曙光之流的腐败和去年的温甬线动车事故，通过国家意志支持的高铁确实实现了集成式创新，让中国人享用了世界上最广泛的高速铁路网。需要提及的是，一项或一组创新项目，最重要的价值不在于有了多好听的名义，或者有能够技术出口之类的炫耀；而在于能让广泛的老百姓受益，并通过百姓的受益实现了市场的价值。

但不要忘记，高铁发展远不止是国家支持的产物（并没有列入国家级的重大专项），而是市场发展和铁道部自身被逼的产物。君不见，早在多年前的大部制改革中，已经有不少将铁道部并入大交通部的呼声。换句话说，铁道部如果不整出高铁这样的 “瓷器活” 来为自己正身，真有可能丧失对铁道这一稀缺资源的垄断性占有。这种逼出来的情况，其实与上天入海那样的领域并不相同。

再比如，大飞机项目尽管承载了领导人和众多国民的期盼，但最近其首席科学家透露了研究经费仍有不足。这个放风固然是为了争取更多经费，也让我们从中看出，大飞机公司（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还没有得到足够的市场的金融支持。按照研发计划，大飞机载人上天也就是几年的事情，如果市场需求真的足够强劲，本来不需要愁融资的问题。

不过，即便大飞机没有从市场上融到资，或者神州与天宫没有产出其他应用性的成果，它们也可以算圆满完成了国家动员的科技创新的任务。毕竟，国家动员体系需要的，首先是看得见的成绩，其次是可以接近标准化评估的交工与交差，而不是需要更多其他复杂因素来考核的市场销售利润与技术能力的提升。

继续阅读：科技创新大会系列评论

之一 中国的科技创新还缺什么 之二 重大专项验收难的体制逻辑

作者简介:

贾鹤鹏，著名科学评论者，中科院《科学新闻》杂志前任总编辑，现为美国麻省理工学院 Knight 科学新闻研究员、（中国）科学媒介中心创办人及执行主任。贾鹤鹏致力于科学传播与普及的总结和探索，多次获得国际性的科学传播大奖，包括 2011 年全球评选的 “科学新闻桂冠人物”（Science Journalism Laureates），是第一个获此奖项的亚洲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