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世致用"的上海人

　　有人以为徐光启“非常善于处世，并不整天拿着一整套数学思维向封建政治机构寻衅挑战，而是左右逢源，不断受到皇帝重用”。并断言徐是“第一个精明的上海人”。　　此论足称“海派”！　　徐光启，上海人，因此或称“徐上海”。虽然，上海人是“中国一个非常特殊的群落”（余秋雨语），不过，这“群落”之所谓“特殊”，恐怕是1843年后才慢慢养成的。如此，说光启“精明”云云或是因袭了现世对“上海人”的偏狭看法而作出的论断。　　且看光启三件事：一是当万历四十六年（1618）辽事大坏，朝廷急召光启于病中。年望花甲且疾病缠身的徐光启在给座师焦珐的信中写道：“启才职事皆不宜兵戎之役，而义无坐视……”慨然参与戎机；再者天启年间，阉党势力如日中天，光启拒绝提拔拉拢，因遭诽谤而落职闲住；三则光启“常为公事自掏腰包，通州练兵时他曾向好友募集钱粮，自己也垫发饷银400两。皇帝颁赐给的赏银，也都存入库中作为新军的饷银，离职时没有用完便移交给继任者”。清廉简朴的徐光启死后，家人竟无财力料理后事！　　仅此三例，岂“精明”者所能为耶？　　晚明朝政糜烂、吏治腐败；官僚朋比攻讦，你死我活，光启却不党不私，全身而免。于是，有人又以此断言光启“左右逢源，不断受到皇帝重用”，直以光启为乡愿。　　不过，这断语又是下得孟浪。　　那么，在凶险诡异的政治漩涡中，光启是怎样得以善终的呢？光启曾在家书中说：“我辈爬了一生的烂路，甚可笑也。”这里的“烂路”，指的是科举之路，光启从秀才跻身进士，花了整整23年，直至43岁那年，方释褐入仕。按所谓“两榜出身”者，信奉儒学经书乃是正途，而光启，却以数理、农学、军事、历法等“经世致用”的科技知识为毕生要务。他认为，“富国必以本业，强国必以正兵。”这或许与他出身农商、居于海疆，自幼“习闻倭警，中怀激愤，时览兵传”有关。中国历代，以农为本，贵如帝王者亦往往象征性地扶一把犁、插一棵秧，并画成《耕织图》炫世，以示崇本。而光启却毕生孜孜矻矻于农耕与水利等技术的研究实验，“老实得像火腿一样”。天启二年（1622），61岁的光启开始撰写《农政全书》。这部农书与众不同，它不仅详解了各种农业技术要领，还贯串着光启对于农业社会的政治理念，故清代《四库提要》说“《明史》称光启编修兵机、屯田、盐筴、水利诸书，又称其负经济才，有志用世，於此书亦略见一斑矣”。临终前，还嘱托家人赶紧把他的心血之作《农政全书》缮写上呈。官据朝臣大僚而致力农事，可见光启关切民生之深。　　此外，中国士大夫凡遇患乱，谈兵论武洵为时尚，但光启“求精求实”，举凡练兵、制器、建言，均能亲力亲为，是当时文官集团中鲜见的实践者。　　明代中晚期，国运日衰。外有倭寇劫掠、鞑靼犯边、女真起事；内则君臣交恶、朋党林立、民变嚣嚣。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之下，追逐时尚的文人士大夫却以冶游放浪表示另类，拉帮结社独创高标，打造出了中国又一个文学黄金时代！今日广为人知的经典小说、戏曲等，多出于嘉靖以降的明朝，就是恪守正统的诗文创作量，于唐宋也不遑多让。文人与士大夫互为表里，靡丽的世风与另类的人格成为时代象征。尤其在经济发达的江南，更是文风炽盛，冠绝海内。万历十六年（1588），二十七岁的秀才徐光启与同乡董其昌、陈继儒、张鼐等同赴太平府（今安徽当涂）应乡试，董、张中举，徐、陈落第。这几位同道友人中的董其昌与陈继儒后来都成为享盛誉于文坛的诗文书画巨擘。此次光启未能中举，但九年后却以顺天府乡试第一的成绩“一举成名”。　　按说光启少年时也曾立志“学圣学贤”，并对“章句、帖括、声律、书法，均臻佳妙”，从而为科举之途奠定了基础。　　然而，光启一生著述宏富，其中解读儒学经典的著作却不多，而吟风弄月的诗文更是罕见，大量的著译都有关科技。他中过“解元”，进士及第之后又入了翰林院，诗赋功底应当不错。但从他留存的近体诗——　　馆试 忆江南梅花　　江南梅花白于雪，蓟门看雪忆梅花。　　千葩笼月轻香度，一干临风瘦影斜。　　早春花事盛吴趣，谓是霏琼谓弄珠。　　驿使相逢频借问，有谁凭寄一枝无。　　——来看，只能说水平一般。由此可从侧面知晓光启虽然“爬了一生的烂路”，而能远离官僚派系的争斗，这与他崇尚实用、钻研科技有着莫大的关系。科技离不开实证。能够想象，光启的时间是十分宝贵的，需要用来不断学习与实验，呼朋引类、论诗谈玄为他所不屑。光启格格不入于时代风尚。　　查阅文献，光启与同代的名士或“山人”罕有交往，在海量的文人笔记中也难觅光启的踪迹，从而他在历史长河中的地位似乎无足轻重起来。我们可以推测的是，他的被历史淡化，缘于他和他的朋友们甘愿放弃士林“话语权”。在中国，掌握话语权者书写历史。好比眼下我们回顾民国时的个人文化影响力，或以胡适为首揆，有关他的思想、学问、事业、人品、爱情、家庭乃至冶游、吃酒、打牌等等等等的研究文章岂是“汗牛充栋”所能形容？这类文章自有他的朋友、同事、学生乃至学生的学生的学生等拥有“话语权”的人士乐于炮制。于是，我们自然以为，民国文化第一人，非适之莫属矣！然曾几何时，我们不也以为，鲁迅才是民国时代最有文化影响力的人？光启则不然，他的“名气”远逊于他的同乡董其昌、陈继儒辈，却未见得对历史的贡献就比他们小。　　光启在《泰西水法序》中说：“泰西诸君子以茂德上才利宾于国。其始至也，人人共叹异之，及骤与之言、久与之处，无不意消而中悦服。其实心、实行、实学，诚信于士大夫也；其谈道也以践形尽性。”这段话说的是与西洋来华传教士交往的心得，恐怕也寓含着光启本人的交友准则。此外，光启的宗教观也与儒家大相径庭，与同僚难免兴趣扦格，所以，当时热衷党争的东林诸君，人品固然不乏磊落，某些人与光启的观点也不无一致，但光启认为：治理国家者“如舟行大水，左右之人各宜安坐以济，而无故自相倾侧，即一左一右，有往必复无安舟矣……”这样，除了“西士”，光启与同气相求，同走“白专道路”的李之藻等人成为挚友也就顺理成章的了。而他们，都不喜舞文弄墨、惺惺作态；也不愿占据着道德制高点对人指指点点。 　　光启为人低调，并不“善于处世”。他说，“仆之生平志在静退，独言兵一事去安就危，而且为越俎、为跃冶（按：“越俎”、“跃冶”云云，是阉党智铤攻击光启的话。见下文），不亦傎乎？惟是诸疏所言，实出一时效命之诚，不能自禁。且至于今无行吾言者，亦未有舍吾言而功见事立者。乃愈信此时此言之不可己也。”这是光启写给师友的一段肺腑之言。　　虽然，光启处世“志在静退”，但收录在光启手编的《徐氏庖言》中的文字，充溢着建言切中肯綮的激昂、献策不得果行的焦虑与诬陷难以洗白的愤懑——支撑这些文字的力量之源，恰恰是由“数学思维”带来的十足的逻辑自信。　　在《会议堪任辽东经略》中，光启认为，处理辽东的事务，责任理应由总督承担，另外简派官员前往“经略”是不合适的。因该地“总督固辽东事内之人也，地方、兵马、钱粮、器械料理筹划为日已久……若云人地未宜，则总督固制将之任，边疆所倚重者，不堪经略，岂堪为总督乎？”并建议总督一职应择可为经略之任者担任，最好从近地的巡抚中选取云云。这些看法的逻辑性无可辩驳，然而，光启显然不谙政治，更不了解皇帝老儿“往往不按常理出牌”的阴暗心理。只能徒唤奈何。　　光启虽是朝廷大臣，但并没有多少发言权，当辽警频传时，光启关于兵事的建言几乎都是“不果”、“不报”、“不果行”。原因之一大概就是查继佐在《徐光启传》中所记载的“时廷臣酷水火，光启中立、不逢党，故此置若忘之。”可见“话语权”的确需要朋党的“帮衬”！　　再看天启五年（1625），阉党智铤上疏攻击光启云：“以朝廷数万之金钱。供一己逍遥之儿戏。越俎代庖其罪小，而误国欺君其罪大。”面对诬人于死地之恶语，光启气愤难平，不得不予以辩驳。《徐氏庖言》证明了做实事的光启老是被动挨打，孤立无援之时还必须不厌其烦地进行申辩。笔者不禁扼腕长太息！　　光启为官不过二十余年，担任的官职多无行政实权，“及柄用，年已老”，临终前一年（1632）方以礼部尚书“入阁”，对朝政已经“不能有所建白”了。后人喜称光启为“宰相”，容易被人误解。　　默察“上海人”徐光启一生，岂“精明”所能解哉！　　就笔者而言，最终带来高山仰止之情的还是读了他亲手制订的《粪壅规则》（按即施肥方法）。　　徐光启在多年调查研究与亲自实验的基础上，根据各地田土的肥瘠差异，以严谨的科学态度详细列出了不同田地施以干粪、水粪和麻籸的不同斤两——“天津屯田兵云：用麻籸亩官斗五斗，若用干粪得二十石。若初年新开荒地不用粪，过二三年力渐薄，乃可用也。北京城外每亩用粪一车，该银九分；广东壅蚝灰壅稻，亩用银一分，约灰十余斤。京东人云：不论大田、稻田，每顷用粪七车，每车用银一钱一、二分。此大少亦不知者之言也。天津屯兵云：大地新开与开荒同，亦不下粪。浙人插秧时用猪毛（按：疑即猪鬃），每棵秧用十余根同插……”等等等等。此外光启还列举了各种制肥的方法以及多达八十余种可用作肥料的常见秽物。书中涉及的地方有冀晋鲁苏浙皖闽粤等地，大都为光启涉足该地时调查研究所得，足证光启从来心系农事。　　至此，笔者忽由徐光启太子太保、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的身份，联想到了——劳、动、模、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