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配合刑诉,铁三角--浅谈公检法之规

刑诉，铁三角——浅谈公检法之规范配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一百三十五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 应当分工负责, 互相配合, 互相制约, 以保证准确有效地执行法律。”

这一条文准确规定了在司法过程中“刑诉铁三角”——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各自的地位。看起来相互制约、配合并没有什么不妥，但我们却在现实中发现了问题。

让我们以案例说话：

2000年，杜培武系云南省昆明市公安局民警，其妻与云南省某县公安局副局长王某有染。一天，杜妻与王某在汽车中双双被枪杀。杜培武涉嫌故意杀人被捕。公安人员在对杜培武进行询问时采用了多种刑讯手段逼取其口供。杜培武忍受不住刑讯，被迫承认了所谓故意杀人的犯罪事实，一审法院判处杜培武死刑，二审法院改判杜培武死缓刑。真凶因另案案发，供认系杀害杜培武之妻和王某，案情大白于天下，杜培武冤案得以昭雪。

2002年，冀东监狱二支队政治处主任李久明，在婚外他与一位同事的妹妹关系暧昧。由于双方发生矛盾，请该同事夫妇调停。调解未成功。一段时间后，因该同事夫妇被一入室男子刺成重伤而被公安局列为犯罪嫌疑人。在公安局没有掌握李久明任何犯罪事实的情况下，强行搜查其办公室和家里并搜出钢珠枪一支，因此入狱，屈打成招。

李久明案与杜培武案有诸多相似之处。在庭审时，两人均提出办案人员有刑讯逼供行为。杜培武在庭审时出示刑讯证物———血衣，李久明所写的控告书多处提到讯问人员的多种刑讯行为。杜李二人所提出遭到刑讯逼供屈打成招的主张，法院培养采纳。

尽管杜李二人百般申辩，案件本身疑点丛生，但最后两人均被判处死缓。

这两件案例的分析已经很多了，所以我在此也不多加评论。但我们要注意的是，其中体现出的与我们前面所提到的宪法条例的之间关系。

从中我们不难看出，这两件案子将中国公检法三方面之间的“配合能力”发挥的淋漓尽致。他们相互帮助，相互协调。血衣可以不见，控告书可以不管，艰苦奋斗排除万难无所顾忌配合一致，以最终得出了嫌疑人有罪的结论。但是，这样的配合是什么?

这样的“配合”便等于说是让国家的司法机构、审查和暴力机构铸就了一条坚不可摧的“统一战

线”，这条统一战线几乎集和国家的人力、物力、财力，显得十分的强大。那么我们再来看一看这条统一战线的对立面，犯罪嫌疑人站在那边形单影只，面对着法律的审判战战兢兢、俯首任命。这是人们会欢呼——罪犯伏法、正义伸张，于是张灯结彩、扶手而庆。真好，皆大欢喜。因为国家为我们主持了公道。这看起来很好，但要是问题变化一下——这个案子是一个错案，嫌疑人是屈打成招的——那我们该如何处之? 第一篇、诉讼——手中的底牌

中国的司法制度大抵是从公堂开始的。从那一刻起，公堂便成为了人们对簿之地，到了那里不管你是对的还是错的，不管你是恶的还是善的，更不管你是斯文的还是外向的，所有人都撕破了脸，口舌相对，连讽带骂，直到弄个鱼死网破，水落石出。

在这一点上很多人会想起古罗马时期的审判热潮。古罗马人与其说是善于利用法律，不如说是热衷于打官司。他们特别的喜欢在法庭之上针锋相对，据理力争(当然，即使没有道理，他们也喜欢为了口舌之快求个胜负) 。于是四面八方的人都涌向罗马，有的人不为别的，就为了看一眼罗马的法庭。就像欣赏话剧一般，欣赏法庭之上唇枪舌剑的较量。

古罗马人是好诉的，他们喜欢这样你来我往的诉讼较量，但中国人与他们是不同的。众所周知，西方思想是一种外向的思想。他们不过不拒绝对外的张扬，而且还热衷于这种表露的形式，所以诉讼在西方得到了很好的发展。而中国则搞好相反，对于我们来说所具有的是一种内涵的性格。由于从小受到了“忍一

忍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思想的教育，我们遇到了问题一般喜欢先忍一忍，以静观其变，直到万不得已了才将实情大白于天下，做一个最后的了结。这一个了结，以必定是剧烈而彻底的了结。正如每一次的改朝换代一样，一场暴动，将一切重新开始。我历来反对革命。连命都要革了，那必然是一种巨大的破坏。即使获胜，所掌握的也必然是一个一片狼藉的现状。我喜欢更为温和一点地解决途径。而在我看来，法律就是一个比暴力好一些的方法，它用规定好的习惯规则来符合当事人对问题共同的评定取向。于是，当我们拒绝革命来改变一切的时候，我们步入诉诸法律。

所以，综上所知我们可以归纳出三点结论：

第一、 中华民族与西方民族相比不是一个好诉的民族。

第二、 诉讼是中国人解决问题的最后的也是最不愿使用的手段

第三、 即使中国人避免诉讼，但国人对诉讼的本身是有需求的。

诉讼，是中国人手中的一张底牌，决不轻易打出。但若不得以打出了呢?

第二篇、被告——法庭上的劣势群体

被告从一开始就处在不利的地位，特别在刑事案件上，被告被夹在了两个相互补充的劣势之中：其一是人们潜意识上的歧视，另一是与公权力的较量。

在国人的意识里，只要一个人上了法庭，他就是有问题的; 如果你自身没有问题，自然不会空穴来风。因而在中国做被告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在人们的观念中

从一开始他就被不自主地放在了劣势，自然便理所当然的受到了不少“微词”相对。而这，也直接影响到了审查部门的审讯之中。往往警察局注意到一个嫌疑人，他们不自觉的第一反应就是这件事与他有关。然后她会沿着自己这一条主管思路走下去，以得到他自己所预料的结论。往往不自觉地就会把案件引向嫌疑人就是有罪的这一方向——就是我们常说的“有罪推定”。

但是这还不是最糟糕的。在法律上其实约束了三道关卡以防止人的主观意识影响到客观案件，第一是警察局的办案程序，第二是检察院的省查监督制度，第三是法院的分析判决。在这三道关卡之中，各种客观证据回一次又一次地进行分析和确定，最后以客观的人证、物证裁定结果。三道段之间相互约束，相互制衡。每一道关卡的裁定都会被其他的两道关卡看着，以免出错。这就自然的形成了一种平衡的关系，以保障公平。

但当公检法站在了统一战线之上时，这一种平衡被完全的打破，转而变成了当事人和公权力的对决。以一人之力对抗国家之力，显然是螳臂挡车。

在此看来，这一“统一战线”的确立大概就不是什么好事情了。被告若真的是罪有应得那还好，但要着实是一个冤假错案，那必是免不了屈打成招的事。要更进一步的话，更有查案查死人的事情：2000年, 泽州县公安局刑警三中队抓捕盗窃摩托车犯罪嫌疑人吴飞龙、刘国军后为了了解“事实真相”不惜刑讯逼供，最后将吴飞龙殴打致死。

如此这般之事，呜呼哀哉，无法可想。

第三篇、刑讯逼供——中国之刑事传统

殊不知，我国古时大堂之上的仪仗排列。以包公为例：两排小吏(类比法警) 持棒(类比电棍) 而站，上面坐着包拯(类比法官) ，下面坐着公孙策(类比书记员) ，还有王朝马汉、张龙赵虎以及展昭等一干人等立于一旁(类比法警小队长) 。堂后摆着狗头铡、虎头铡、龙头铡，后面还供着尚方宝剑(意思是我还有更大的靠山) 。于是犯人一带上，全堂高喊“威武”，吓得罪人伏法，好不威风。

但细细想来，这一帮人在干嘛? 手持刀剑，身带电棒，摆明了暗地里就告诉你：你说不说? 不说可有你受的! 我们可都操着家伙在，你不要以为这只是一个摆设。从秦律到唐律，从宋律到清律，都分明写着大刑伺候，这还不让有罪者吓得屁滚尿流，让冤枉者吓得战战兢兢。而且老爷会说那些最人骨头里贱，不用

给点惩罚他就不知好歹，那个潘仁美不就使用了形都不肯招吗。在他们眼中，罪人上堂本就是来受罚的，有什么罚不得?

而且从抓人，到取证，甚至提起公诉和判决都采取一条龙服务的形式。意思就是，没什么，你告吧——你告上来我就给你做主。

好一个青天。

第四篇、最佳拍档——检察院与警察局的邂逅

凡是研究美国法的人，都会发现一些其中有趣的东西。

与中国不同，美国抓不犯人是需要法院批准的(而中国的决定权是检察院) ，他们在面对紧急情况时候允许自主拘捕，但必须在二十四小时内得到检察院的允许，否则立刻放人。法律是追求公平的，不论是原告还是被告，不管是个人还是国家，所以在我看来，这种制度就是对本就处于不利方的嫌疑人一种公平的法律待遇，这是很好的。

但在中国情况就有所不同，对于嫌疑人的起诉方和拘捕允许权都放在了一个部门的手里。也就是说，抓他的是你，提供材料说他有罪的也是你。就像上面所说的，检察院和警察局的制衡关系被这一权力打破了，于是，没有人来监督到底他是不是真的有罪，到头来所有说话的权利都在你的手上。这种制度下产生的案件所具备的真实性不由得让人堪忧。

同时，也就像上面所说，在中国的社会环境下，公诉方的潜意识中嫌疑犯就是有罪的(因为没有罪警察就不会怀疑上他) 。而他们就是带着这个思路去取证和审查的，中国自古有存在刑讯逼供的历史，这就难免让嫌疑人在审查过程之中有了皮肉之苦。枪杆子里面出政权，那么拳脚之下出“事实”便也不是不可能的。

总而言之，警察机关和检察院一搭档，那么便成为了一把利刃，嫌疑人在利刃之下无处可逃。

剑峰所指，所向披靡。

第五篇、无序配合——集权化的毒树

看来嫌疑人已处于极大的被动之中，要在官司之中沉冤待雪只能靠法院了。

于是，再加上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国社会出现了一个让人哭笑不得的局面：社会之中的“同志”之间为了工作生活中的“面子”问题，相互“撑台”。这里出现了三个关键词——“同志”、“面子”、“撑台”。从中我们可以分析出公检法之中有党员，所以他们有“同志”;他们都有自己的工作，做错了就得丢“面子”，于是都有所顾及，毕竟是经常在一起办案子的; 所以难免他们得相互“撑台”，相互弥补漏洞，为自己的“同志”挽回“面子”。

党和国重叠在了一起，人们的政治生活就愈发的丰富起来，有关审判的权利也逐渐得集中了起来。(在此省去10字) 公检法强强配合之下，嫌疑人最后的救命稻草也丢了，就只能眼巴巴的看着他们的判案技巧。如果幸运，他们判对了，我们皆大欢喜; 判错了，我们自认倒霉。再加上社会一些不良风气的干扰，和办案人员自身对案件的好恶和看法，被告命若琴弦，悬如一发。

这是一棵司法无序集权化的毒树，它们必将产生变异的果实。我

们无法判定他们所结出的下一颗果实是好的或是坏的，因为这一切都太具有不定性了。法律本是“对于审判结果的预见”，但现在却无能为力，要知道这样的毒树是与法律之本质是背道而驰的。

毒树不除，正义难在。

第六篇、仔细分权——为了司法的正义

但说回来，宪法规定的这一条例错了吗?

我认为它并没有错。在社会之中，若指单方面的讨论理论上的制衡，而不理会人情中的瓜葛，这是不现实的。他别对于宪法而言，作为一个纲领性法律，它必然要保证它的宏观性，已适用于人们生活中的众多环节。这样的制定，其本身既没有违反原则，也近乎人情，所以是可行的。但对于它所产生的弊端我们应该如何面对? 我们先把话说开来。

人们常说宪法是母法，而普通法是子法。宪法之于普通法就如同大树之于枝干。但我们知道保证一棵树的存活光靠主干是不行，枝叶为其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条件。相同，维持社会的运转光靠宪法是不可以，同时也要依靠普通法的保护和维持，以形成相互维持、相互扶助的关系。所以当我们所讨论的这个宪法条例出现问题的时候，我们并不是要马上把它改变或者废除，我们应该分析它的合理性和问题产生的原因。有人说“法律本就是一种改良的手段”，我是同意的，因为法律的产生和发展就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以量变逐渐变为质变。于是，我们就不如先想一想如何先改良一下。

方法很简单，法律既让有约束的作用，那我们不如就根据这个宪法条例，扩大其可行之处——是公检法可以在一定规范约束下积极配合; 同时约束其不可行之处——明确规定公检法哪些方面是不可以配合的。以此为凭，使这三个国家机构非“法”勿行。所谓“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才可“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宪法的大体上是不错的，指导思想也是正确的，而宪法本身就需要重视其稳定性，所以对其改动须谨慎，不可过多。当务之急，纲举目张，我们应以宪法为纲，加强其他法律的完备。法是“维护私权，限制公权”的，而事实上研究私权(民法) 的资源很多，但在公权(刑法、行政法) 方面我们确有众多缺失，不论在人力还是物力都是十分匮乏。在此值得警醒和重视。

为了司法的正义，我们要认真对待权力，在法律限制下合理分权，仔细协调各方面国家机构所具有的权力。只有这样，社会才能稳定，老百姓才有好日子过。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刑诉铁三角是我国社会安定的基石，务必加以约束和规范才能使其充分发挥自己的作用。不加以配合是不现实，也是不可能的。所以与其让他们胡乱的配合，不如给他们约束好路子，让他们来走。法律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一种行为规范的体现，当规范一个机构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的时候，这个机构，便也会逐渐有章法起来，成熟起来。

无论怎样，我们的目的很简单——让老百姓有好日子过，因为我们就是老百姓其中的一个。若是哪一天，当某人对簿公堂之时他的心中有了底。他不会因自己违法而渴望侥幸脱逃，也不会因自己无辜而担心受冤。在他知道，将会得到真正的判定之时，我们才算成功。这是社会的需求，更加是我们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