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雪风霜话秋白

　　盲动：与罗明那兹搭档 　　 　　斯大林1927年7月9日在致莫洛托夫信中写道：“现在到了着手在中共中央、中央各部、每个省的地方组织、地区组织各部、共青团、中央农民部、中央军事部、中央机关、中国总工会认真建立党务顾问制度的时候了。”“让所有党务顾问在工作中形成一个整体，受中央总顾问（他也是共产国际的代表）的指导。鉴于现时的中央软弱、混乱，政治上不定形和业务不精通，这些‘保姆’在现阶段还是需要的。”“党务顾问……是把现在的这个大杂烩固定成政党的钉子。”斯大林的信，把莫斯科与中共之间的关系说得太清楚了。 　　鲍罗廷、罗易等走了，罗明那兹、牛曼等来了。罗明那兹少不更事，盛气凌人，莫斯科派他来华任全权代表，与他“素以左倾著称”不无关系。 　　先是，瞿秋白随鲍罗廷到庐山，俩人分析中国革命失败的责任问题。早已知晓斯大林诿过于人意图的鲍罗廷，明知中共一切行动皆遵奉莫斯科旨意，但为维护莫斯科的威信，只能由中共中央即陈独秀承担责任。瞿秋白对此显然未表示异议。7月21日，瞿、鲍返回武汉。23日罗明那兹、牛曼到达汉口。当晚，罗找瞿秋白、张国焘等谈话，宣称中共中央违反共产国际指示，犯了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但当谈到南昌暴动时，罗却茫然无计，声称要请示莫斯科。26日，罗召集会议，决定南昌暴动和筹备中央紧急会议。南昌暴动是临时中央已决之事，鲍、瞿在庐山表示同意。中央紧急会议，罗安排瞿秋白、张太雷、李维汉和他一起着手筹备。《告全党党员书》，是罗在瞿秋白提供大量具体情况后，根据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最新指示草拟的。八七紧急会议在罗、瞿主持下召开，结束了右倾妥协退让政策，确定土地革命与武装斗争相结合的总方针，恢复行将溃散的党组织，挽救濒于崩坍的革命事业，具有历史性的转折意义。同时，过分强调中国革命形势的“不断高涨”，一味鼓吹“进攻”，普遍发动暴动，制造“烧、烧、烧”、“杀、杀、杀”的“红色恐怖”等冒险行动，进而在11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形成政治上的盲动错误和组织上的惩办错误。全国总暴动，至广州暴动达到高峰。广州暴动后，牛曼力主坚守广州，招致失败结局。瞿秋白等有所觉悟，停止了两湖年关暴动。1928年4月，中共中央根据共产国际第九次扩大会议决议，下令制止全国各地左倾盲动错误。 　　张秋实书中认为，瞿秋白的盲动之所以发生，其一是在革命急剧转折关头，需要判断形势，确定政策，任务异常艰巨。瞿秋白的书生型的领导素质，难以应对历史巨大变局。他的带有经院色彩的理论研究，以及他所缺乏的只有经常直接深入工农运动才能获得的实践经验，使得他在担负非常时期的党的最高领导人时显得力不从心。何况，对他发号施令的共产国际代表罗明那兹，又是一个少不更事的人。其二，当时弥漫于党内的复仇情绪，受莫斯科“左倾”路线影响的罗明那兹的冒险主张，都直接感染着瞿秋白。瞿秋白内心潜藏的向反动派讨还血债的斗争愿望，迎合了盲目冒险的罗明那兹。其三，瞿秋白的“直达社会主义”的“一次革命论”，与罗明那兹来源于莫斯科的“无间断革命论”，形成理论共鸣。曾经具有清醒头脑和独立思考能力的瞿秋白，这时似乎变成了罗明那兹的盲从者。他在《布尔什维克》发表的一系列文章，宣传罗的“无间断革命论”，认为“中国革命是由民权主义到社会主义的无间断革命”，“中国革命不能不同时推翻资产阶级”，“不能不超越资产阶级的民权主义的范围”，中国革命形势是“不断高涨”的，等等错误理论和策略。直到中共六大，瞿秋白仍然为罗明那兹的“无间断革命论”辩护。瞿秋白与罗明那兹，是下级对上级的关系。瞿秋白对这位来自莫斯科的代表，虽然失望和不满，却是服从的，从而折射出这一时期中共与共产国际之间的关系。瞿秋白的理论水平和认识能力，都没有达到能以抵制和纠正罗明那兹错误的程度。中共此时的整体理论水平和认识能力，都没有成熟到能够独立思考和自主地对待莫斯科的领导的程度，而只能听命于莫斯科。 　　当然，这一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包括其他地方在内的中共党人，已经开始在革命实践中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瞿秋白为首的中共中央，也为寻找革命新路开始最初的探索。例如，他强调土地革命与武装斗争相结合，强调以军队来发展土地革命。他从发动城市暴动的失误中，从理论上质疑“城市中心”观念，进而逐渐向建立“农民割据”转变。主张以暴动发展游击战争，组织农民革命军，防止暴动专意攻城而忽略了乡村土地革命工作的策略。1927年12月4日，中共中央给朱德并致军中全体同志的信中，要求他们设法与毛泽东在井冈山的部队取得联系，共同发动群众以武力创造割据的暴动局面，建立工农苏维埃政权，由于中央的这一指示，才有朱毛红军的井冈山会师和红四军的诞生。1928年2月18日，中共中央在给河南省委指示信中，要求在中心城市周围农村“切实造成各区农民割据的局面”，对中心城市作“威胁与包围”。中共中央在给井冈山前委的指示信中，也有同样的意见。显然，这一斗争策略包含着某种农村根据地包围中心城市的设想。它对于全国各地起义武装走上开展游击战争，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对于全党最终找到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具有不容忽视的贡献。 　　盲动政策刚刚结束，从莫斯科传来同意中共在苏联召开六大的决定。瞿秋白5月抵达莫斯科，参加大会筹备工作，并在会议中作长篇政治报告。他在会上倡导批评与自我批评风气，表现了党的领导人应有的民主精神。他在政治报告讨论后的结论中说：“对于中央，各地代表都加以攻击，大家相互之间也展开了攻击。这是新的现象，在党的生活中以前所没有的。”“得到过去的教训，指出中央的错误，此乃好的现象。”这里所说的“攻击”，就是指开展同志式的严肃的批评。 　　共产国际和联共（布）负责人布哈林在九个小时的报告中，十分难得的承认莫斯科在中国大革命期间帮助武装中国军阀，而没有帮助中共武装工农，结果，俄国无产阶级制造的子弹射击了中国工农的头颅。这个不无幽默的表示，足以证明斯大林扣在陈独秀头上的“右倾机会主义”，恰恰应该戴在他自己头上。 　　中共六大结果，莫斯科以提拔工人干部，改变党领导层小资产阶级成分为由，选择了工人出身、又在斯大林面前极尽讨巧之能事的向忠发为中共中央总书记。瞿秋白作为中央政治局委员，经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决定，留在莫斯科任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从此，瞿秋白与共产国际和联共（布）某些领导人的全面冲突开始了，他的悲剧噩运也由此铸就。 　　 　　莫斯科风霜雨雪中 　　 　　从1928年夏到1930年初秋，瞿秋白和妻杨之华、女独伊，一起在莫斯科生活两年。这看似悠闲宁静的异域生活，却涌动着滚滚波涛。20年代末30年代初，斯大林继反托季联盟又发动反布哈林集团的大清洗运动。瞿秋白身不由己地被卷入国际政治斗争的漩涡。 　　中共六大刚结束，瞿秋白紧接着出席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中共与会代表共32人，8人作了14次发言，瞿一人就发言5次。瞿当选为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主席团委员，并与布哈林、莫洛托夫等成为政治书记处成员。从中共领导层步入共产国际领导层，地位的变化并没有改变他固有的独立思考的性格。他对“第三时期”理论的质疑，正是这种性格的体现。 　　“第三时期”理论，是布哈林在共产国际六大政治报告中，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共产国际所处时代的世界革命形势的判断。认为第一时期（从大战到1923年），是资本主义经济发生危机，无产阶级直接起来发动革命时期；第二时期（1924到1927年），是资本主义经济相对稳定，无产阶级处于防御斗争时期；第三时期（1928年开始），资本主义总危机急剧尖锐化，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全线崩溃，世界革命将取得最后胜利。共产党人在整个战线上向右派进攻，要向“左”转。“第三时期”理论，并非布哈林的思想，而是斯大林及联共（布）中央的思想。此时，被斯大林誉为“我党最优秀的理论家”的布哈林，与斯大林在农业集体化和对富农政策上发生重大分歧和对立。布哈林为共产国际六大起草的《论国际形势与共产国际的任务》提纲，内中并无“第三时期”理论。他认为，目前还没有发生新的动摇资本主义稳定的事实。但他的提纲被联共（布）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否定，以塞进了“第三时期”理论的新提纲所代替。瞿秋白在共产国际六大第十二会议上，对这一理论提出异议，认为“现在总的形势的特点是资本主义稳定和帝国主义阵营内部矛盾日益增长”。而布哈林报告中对农业、对亿万农民现状影响方面的分析是“浮光掠影或不够清楚的”。“既然我们在提纲中得不到有关农业、殖民地和太平洋问题的明确答案，那么第三时期和第二时期就区别甚微了（有人插话：对！）。”对“第三时期”理论的质疑，种下了后来与米夫、王明一伙的争论。而由于围绕中国留苏学生的“江浙同乡会”事件的争论更具政治性和复杂性，导致瞿秋白和米夫、王明一伙关系的恶化。

　　中国留俄接受革命教育的学生，最早进入1921年正式成立的东方大学，后来旅欧部分中国学生转入东方大学中国班，并建立中共旅莫支部。1925年孙中山逝世后，苏联政府又设立中山大学，吸纳大批中国青年。学生人数增多，来自国共两党，甚至来自张作霖、冯玉祥等军阀派系的子弟，思想倾向各有差异，矛盾不可避免。随着苏联政治气候的变化，政治斗争起伏，再加上俄国人的介入，中国留苏学生之间矛盾日益尖锐复杂。先是，中山大学旅欧转俄学生与中国国内来苏学生之间，对于旅莫支部委员会人员安排的矛盾和分歧，逐渐演化为以国内来苏学生俞秀松、周达文、董亦湘与由欧转俄学生任卓宣等之间冲突的两派。继之，由“中大”联共（布）总支委员会（支部派）与教务处（教务派）干部之间的争斗，卷入学生干部之间的争斗。1927年，“中大”校长拉狄克因托派问题被免职。支部派与教务派的争斗，以及分别支持两派的学生之间的矛盾更加尖锐。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共政变后，中国学生思想更加混乱。意气纠葛、派别倾向与思想分歧搅在一起，迅速引发以支部派学生干部傅钟、李俊哲、张闻天、沈泽民为一方，教务派学生干部俞秀松、周达文、董亦湘等为一方互相攻击的派别斗争。接着，一批在不久前“失意的”学生干部，又结为“第三派”，先联支部派，后联教务派，左右开弓，斗得更厉。此时，王明陪同访华的“中大”副校长米夫返莫，立即加入“第三派”反对上届党总支部。联共区委宣布撤销总支书记等俄国人职务，傅钟、张闻天、沈泽民等人问题交下届总支处理。王明向米夫建议掌握“第三派”，联合支部派，打垮教务派。米夫否决处分张闻天、沈泽民，从此王明与张、沈等人结盟，共同对付俞、周、董等。米夫不久升任“中大”校长，又担任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王明作为米夫的翻译，在“中大”地位日益提升。 　　与此同时，东方大学的中国学生也发生类似矛盾的斗争。学生批评支部是“旅莫支部残余”，反对支部对学生乱扣政治帽子。“东大”当局庇护支部，压制学生。学生愤而到共产国际驻地游行请愿。“东大”当局认为学生聚众捣乱，准备开除部分学生。此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向忠发率中国工农代表团参加庆祝十月革命活动，事后留在赤色职工国际工作，并参予筹备中共六大。来苏之前，中央组织部长李维汉委托他对中国留俄学生进行考察。向在调查“中大”、“东大”以及各军校时，有人报告有一个“江浙同乡会”又名“储金互助会”的秘密组织。向对米夫透露此事，米夫应向请求，开始收集学生动态，密检学生通信，并通知克格勃侦察中国学生中的可疑分子。 　　其实，所谓“同乡会”或“储金会”，只是同学之间在经济生活方面餐饮小聚的友谊互助，或闲话谈天的感情联络，绝非派别团体的秘密活动。然而，米夫根据克格勃人员私拆学生通信中的只言片语，便在1928年2月公开宣布中国留学生中有一个秘密组织“江浙同乡会”，立案调查。动员学生互相检举，弄得人人自危，惶惶不可终日。王明推波助澜，到处找人动员揭发。他利用给向忠发做翻译机会，扮演参谋角色。同时，在墙报撰文诬称“江浙同乡会”是一个由党内一切反对中国革命、准备脱党另寻出路的人组成的反革命集团，与第三党保持秘密联系。米夫也在全校党员大会上，宣布“中大”是“同乡会”大本营，无疑是反党反革命的。向忠发也在“中大”全体学生大会上，声称已基本查清“同乡会”是反革命秘密小组织，上有中央下有支部，与蒋介石、第三党、联共反对派都有联系，他们的领袖够得上被枪毙。此事不容怀疑，谁怀疑就是反革命。此后，“同乡会”的黑名单上升到130人。4月到6月间，王明、向忠发连续写信给共产国际，要求加快处理“同乡会”，以组织和法律手段予以整肃。6月26日，正在中共六大开会期间，米夫突然宣布“江浙同乡会”已经解决，“中大”不是它的大本营，要求学生们停止揭发检举，改善相互关系。但是，向忠发刚当选中共总书记第三天，就召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开会，咬定“同乡会”的存在和查处决心。王明作系统发言，并在会后形成《对于江浙同乡会的意见》，成为新中央解决此事的依据。向忠发返国，“同乡会”问题摆在中共代表团面前。 　　联共（布）监察委员会主席雅罗斯拉夫斯基，依据被冤学生们上告材料，召集联席会议，成立调查委员会，周恩来参予其事。8月下旬，提出调查报告大纲，根本否定“江浙同乡会”存在及其反革命性质。认定“同乡会”只是各校中国学生试图组织物质上的互助团体，没有其他政治目的。张在书中列举大量事实指出，参加联席会议的周恩来，没有接受这个决议，坚持中共中央实际是向忠发的意见，但也感到前此定案的证据难以确立。因而作出妥协，放弃对众多学生的指控，只将“同乡会”分子锁定在蒋经国、卢贻松、孙冶方等12人，并把对“同乡会”的存在及其反党性质的怀疑，作为中国内部问题处理。显然，此举与维护新中央的威信有关。9月初，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同意中央监委意见，但未公开宣布为“同乡会”平反。王明、秦邦宪、李竹声、盛忠亮等继续为错案辩护，阻挠和围攻要求平反的学生。瞿秋白在处理“江浙同乡会”事件中，没有参予实际行动。但是，别有用心的人早已把他指为“同乡会”的“后台”。说他是“一个政治投机者”，“想组织自己的一派”，而“同乡会”的人则一定会同他发生关系。 　　这一时期，除“第三时期”理论外，瞿秋白与米夫在富农问题上也发生严重分歧。瞿秋白认为，中国土地革命中不但不能反对富农，有时还要联络富农。米夫最初与瞿观点相同，但当斯大林推行全面集体化，斥责布哈林保护富农，开展反右倾斗争时，米夫摇身一变严斥瞿秋白的“富农观点”。1929年下半年起，联共（布）在全国掀起“清党”运动。在此之前，一大批中国大革命时期的工人骨干来到中山大学学习。他们对“中大”的官僚主义管理以及由王明等人控制的“中大”党支部的不正之风表示不满，得到多数学生支持。王明等人把他们称为“工人反对派”，代表人物有李剑如、余笃三、吴福海等。工人出身的学生向中共代表团反映情况，得到瞿秋白支持，王明、米夫等更加忌恨瞿秋白和中共代表团。9月新学期开始，“中大”部署“清党”，人人过关，手段粗暴。王明一伙视为清除异己的良机，瞿秋白成为他们诬陷的主要目标。在米夫支持下，他们掌握了“中大”权力，使“中大”这个为中国革命培育人才的摇篮变成滋生教条宗派，进而夺取中共中央领导权的基地。王明虽然返回中国，但他的教条宗派已形成势力。在“清党”大会上，他们抛出事先收集和捏造的“幕后活动的材料”，把瞿秋白和托派连在一起，说他参加“中大”派别活动。“中大”“清党”委员会无权处置中共代表团成员，却对他们的亲人横加迫害。在“中大”特别班学习的杨之华，受到严厉审查。陆定一的夫人唐仪员，被开除团籍。瞿秋白胞弟景白，对“清党”的粗暴做法不满，在一次大会上将自己的党证退给联共区委以示抗议，当晚就神秘“失踪”。类似景白遭遇，至今生死不明的人，为数甚多。 　　瞿秋白在种种压力下，依然关注“中大”教育的改革，连续给中共中央和联共（布）中央写信，指出“中大”前任领导人米夫和王明教条宗派对“中大”的错误影响，要求对“中大”进行迅速的根本改造。瞿秋白的公正批评，无疑更使米夫一伙恼怒。瞿秋白又致信共产国际，要求查明“中大”“清党”中，王明一伙对中共代表及其成员邓中夏、余飞、陆定一和他本人的诬陷。而代表团另一成员张国焘却在此时倒向米夫、王明一边，反诬瞿秋白等站在右倾立场，支持与富农结盟，支持李剑如小集团反对支部局，等等。这使瞿秋白和中共代表团腹背受敌。1930年6月28日，米夫等在共产国际政治书记处宣布决议，“坚决谴责中共代表团成员在处理‘中大’内部派别斗争时的行为，并建议中共中央对其代表团成员进行必要的更新”。结果，瞿秋白、邓中夏、余飞被解除驻共产国际代表职务。

　　瞿秋白虽然屈辱地受制于米夫，却以其良好的人际关系和杰出的才华，继续博得共产国际不少同事的关切和同情。东方部长库西宁，就是其中一位。他在瞿秋白离苏前夕，对瞿表示：深信他是始终拥护共产国际的，回国后必然与莫斯科保持密切关系。正是由于这种同情和信任，当李立三冒险错误在中国泛滥时，瞿秋白和周恩来一起，被共产国际派回国内纠正李立三的错误。 　　 　　米夫、王明宗派的迫害 　　 　　发生在1930年上半年的李立三冒险行动，预计武汉、南京暴动胜利后，在武汉建立苏维埃中央政府，蒋介石将迁都北京；冀鲁豫暴动将推翻北京政权；东北和华南暴动，将引发帝国主义与苏联的战争，实现世界革命。李立三认为，苏联和共产国际要准备采取进攻路线，配合中国革命。当这套计划送达莫斯科时，瞿秋白说，李立三简直是疯了。 　　共产国际对立三路线是反对的，但就思想理论体系来说，两者大体一致，一脉相承。故而，共产国际制止立三路线的七月决议，在中国革命性质、夺取政权道路以及革命形势、党的任务等重大问题上，同李立三之间并无根本分歧。七月决议明确肯定中共中央是在国际路线之下工作的，但在策略上、组织上、工作上犯有部分错误；明确指出中国革命的高涨已是不争的事实；仍然强调右倾是主要危险。8月，共产国际又作决议，否定远东局代表状告中共中央是“路线”错误的意见，又一次指出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但有个别错误。七月决议和八月决议内容一致，成为处理李立三错误的指导方针。9月下旬，由瞿秋白、周恩来主持召开的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完全照此办理。李立三承认错误，停止了冒险行动。可是，两个月过去，共产国际突然来信，说立三错误不是策略上而是政治路线错误，指责按照七月决议纠正立三错误的三中全会犯了调和主义错误。11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表示完全接受国际新指示。 　　事情没有就此完结。瞿秋白因中山大学纠纷而遭诬陷打击之后，又被重新启用回国主事，说明瞿秋白此时还没有完全失去共产国际的信任，这使米夫、王明一伙更为忌恨。国际新指示，恰好给他们一个彻底扳倒瞿秋白的机会。新指示送达中共中央之前，王明已先从由苏返国的沈泽民、李竹声处获知指示内容。他迅速按照新指示修改正在赶写的《两条路线》小册子，并与秦邦宪联名向中央政治局写信，强调反对“右倾”和“调和主义”，改造各级领导机关，集中攻击三中全会和瞿秋白主持的中央政治局，要求改变中央领导。遭受立三压制的何孟雄等也哄闹改变中央领导层。12月初，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关于立三路线的讨论和“审判”，“被告”名为在场的李立三，矛头所向都是瞿秋白。原先在三中全会上已经认错的李立三，这时竟声称他在理论上是和“秋白主义”相同的，他的错误是在瞿的影响之下的。又说，秋白同志的确用了两面派的手段，把私人小团体的利益放到第一位。张国焘说，三中全会是秋白同志领导的，用了两面派的对待共产国际的态度。蔡和森说，真正的小团体的代表是秋白同志。黄平说，秋白和立三还没有脱离“左”倾托洛茨基的和右倾富农路线的错误，而且继续小团体的斗争。共产国际的某些负责人，也纷纷发言谴责瞿秋白是小团体的首领，破坏共产国际的信仰，等等。罪名之重，骇人听闻。在莫斯科话语霸权的压制下，真实、真诚被排除净尽，剩下的只有颠倒黑白的谎言了。已于11月间到达中国的米夫，以共产国际代表和远东局负责人名义，致信中共中央，斥责“中共领导”即瞿秋白对共产国际表现出不能容忍的不老实的态度。1931年1月30日，共产国际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建议远东局承担对中国共产党活动的实际领导工作，确立了米夫在中共党内的决定性发言权。于是米夫自己安排起草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决议，拟定与会人员名单，让莫斯科归来的中国学生代表与会并有表决权。1月7日，六届四中全会召开，米夫、王明点名攻击瞿秋白和三中全会，宣称必须彻底地改造党。这是由一个国际代表指挥几个极左分子，把瞿秋白逐出中共中央政治局，把连中央委员也不是的王明塞进政治局的一幕丑剧，从而成为使中国革命蒙受巨大损失的王明路线统治中共的开端。向忠发因与立三错误有关系，成了挂名总书记；周恩来因三中全会有份儿，戴“过”留用，更加谨慎，实权便落在王明及其同伙手中。四年后，瞿秋白就义前夕在《多余的话》中说：“我第二次回国是1930年8月中旬至1931年1月7日，我就离开了中央政治局领导机关。这期间只有半年不到的时间，可是这半年对于我几乎比五十年还长！人的精力已经像完全用尽了似的。” 　　人们过去以为，四中全会后，共产国际完全抛弃了瞿秋白。张在书中指出，从已解密的俄国有关档案来看，情况并非如此。共产国际为瞿秋白提供新岗位，但被瞿谢绝。1931年1月17日，四中全会后十天，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部提议在苏区建立中共中央局。2月10日，上海远东局委员、中共中央顾问组领导人盖利斯写信给苏联红军参谋部第四局局长别尔津说，委任的苏区中央局由九人组成，即项英、任弼时、瞿秋白、王稼祥、蔡和森、毛泽东、朱德、顾作霖和李文林。这个报告，最后得到批准。后来正式组成的中央局，除蔡、李外，还有瞿没有到任。米夫在2月下旬写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专门提到瞿秋白表示拒绝做政治性工作，而更乐意从事翻译或讲课，研究苏维埃运动的经验。瞿秋白显然愿意转向文化教育领域，避免与王明宗派打交道，离开党内残酷斗争的漩涡。瞿秋白长期患病，中共中央有意送他到苏联治疗。5月7日，共产国际批准中共中央的请求，同意瞿到苏治病。5月17日，鉴于驻国际代表黄平回国，共产国际又要求中共中央让瞿秋白作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前往莫斯科。当时在上海的米夫和新上台的王明，绝不会给瞿秋白东山再起的机会。于是，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最终由王明而非瞿秋白担任，瞿秋白同时失去赴苏治病的机会。此后三年，瞿秋白仅仅享受中共中央每月所付17元钱生活费（低于上海工人中等收入），主要依赖少许稿费和鲁迅的资助度日。虽有失望和痛苦，瞿秋白并不灰心。他醉心向往的文学园地，现在终于有充分时间和精力来耕耘了。从此，开始了他的文学活动黄金时期。 　　然而，王明一伙从未放松对瞿秋白的迫害。1933年夏秋之际，瞿秋白应邀在党刊《斗争》上发表的几篇文章，引来秦邦宪（博古）为首的“左”倾临时中央在全党发动对他的批判斗争。说他是“阶级敌人在党内的应声虫”，“继续他过去的腐朽的机会主义”。中共上海书记李竹声对着瞿秋白挥拳咆哮：“像你这样的人，只有一棍子敲出党外去！”批判的结果，是让他到形势日益恶化的中央苏区。而在红军长征前夕，“左”倾临时中央竟恶意地抛下身患重病的瞿秋白，让他听任命运摆布，实际上是听任蒋介石“围剿”大军的摆布。不久，瞿即被蒋军俘获。他在狱中，以非凡的勇气和深刻的思索，写下了引起后世揣测非议的名文《多余的话》；又以非凡的智慧和坚定的意志，击破了国民党的反复劝降，高唱《国际歌》走向刑场。王明集团借助蒋介石的屠刀，从肉体上消灭了他们不放心的“同志”。瞿秋白以他的遗文，留下了一个生命悲情、心灵真诚的人格形象，并启示后人打开心扉，继续他那心忧众生的沉重的思考。 　　瞿秋白死了，但未能盖棺定论。在他为之牺牲奋斗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17年即他死难的30年后，竟被加以“叛徒”的罪名，横遭掘墓鞭尸之辱。直到1980年，他的名誉才得以恢复。 　　历史的风霜雨雪，竟是如此残酷。然而，历史是不可人为的逆转的。这，又是历史的公正。 　　 　　题外的话 　　 　　末了，说几句题外话。张秋实《瞿秋白与共产国际》一书精华，仅举以上数端，已可见其不同凡响。张的书限于篇幅，有些事缺乏细节描述，简括有余，丰满不足；叙事偶有重复，有碍条理清晰。个别事如瞿秋白第一次旅俄中间不曾返国陪同达林南行，或参加西湖会议，多年前已有考证文字纠错，不能说是新发现。对李立三冒险错误的叙述，也有某些不够确切之处，等等。以上虽属小疵，无伤大雅，向读者说清楚还是必要的。我对张秋实书的评述，是否准确无误，也盼望作者、读者批评指教。（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