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国际局势特点及中国外部环境的新挑战

当前国际局势特点及中国外部环境的新挑战

当前国际局势具有国际秩序加速变革过程中鲜明的阶段性和过渡性特征。国际力量格局的多极化、均衡化势头不减，但总体上仍属于美国一超之下的三元（美国、欧盟、新兴大国）基本格局。国际体系的深度变革以及全球治理需求加大与国际治理机制供应不足之间的矛盾仍是当前国际关系的主要矛盾。在上述基本格局和主要矛盾的推动下，当前国际局势呈现特有的复杂、多变、胶着的态势，国际关系中的一系列矛盾凸显，反映了国际体系大变革时代的众多格局性和趋势性重要变化。中国外交因此而面临着空前机遇和空前挑战并存的局面，两者互动、转化的频率和可能性增强，从而对我们的战略规划、环境塑造以及机遇创造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一、影响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国际局势的三大变量

1.国际金融危机的深层次影响仍在持续，推动了国际经济格局和经济结构的加速调整，新一轮全球经济复苏态势和增长模式将成为影响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国际局势的关键因素。世界经济大体从2009年第三季度起结束衰退，并于2010年基本确立了全面的复苏态势；当前世界经济的复苏正从迅速反弹的阶段转向速度放缓的阶段，尽管世界经济在2011年“二次探底”的可能性不大，但新兴经济体已经面临经济过热的压力，需要尽快退出经济刺激政策。另外，在世界经济保持“双速”和“温和”的复苏态势下，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市场经济体继续引领全球经济复苏，预示着国际经济格局的三个深刻而复杂的变化：第一，国际经济力量对比继续呈现新兴市场经济体力量不断攀升的态势，从而助推了国际力量格局朝着多极化、均衡化的势头发展。第二，世界经济结构处于深刻的调整阶段，创新和产业转型仍处于孕育期。经历了近百年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以及二战后最严重的经济衰退后，经济复苏的产业基础尚未真正建立，由新产业周期本身带动的固定资产更新和投资尚未大规模启动，消费也尚未重新进入扩张期。总体上世界经济复苏的实体基础在短期内仍处于休养生息过程，且世界经济正在进入第六个康德拉基耶夫长周期的下降期，将经历10-15年左右的低速增长阶段。第三，世界经济短中期内面临三大风险并与世界经济长周期相互交织，增加了主要经济体之间的宏观经济政策协调难度。一是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以及欧盟财政政策的收缩，将加剧国际金融体系的脆弱性，而欧洲一旦出现更大规模的信心危机，势必对全球世界经济复苏产生“蝶振”效应。二是发达国家长期存在的大量产能利用不足和失业率居高不下，使其在继续实行财政刺激计划与担心公共债务难以为继之间进退两难。特别是美国严重的财政赤字与继续刺激经济计划的矛盾突出，已成为中期内世界经济面临的最严峻挑战。三是发达国家的低利率可能引发大量资本流入发展中国家，特别是美国重启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将改变国际资本的流动方向，推高新兴市场经济体货币的汇率，并加剧这些经济体的通胀压力，对经济增长和减贫造成严重负面后果。

2.大国关系加速调整，起伏前进，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影响全球治理发展和地区局势的另一个重要因素。第一，各主要力量加速各自对外战略调整，力争形成有利的战略环境。美国“奥巴马主义”的对外战略进入了战略重点转移和战略实施阶段，力争维护美国对国际事务的领导权和影响力。美国在中东和南亚以反恐为核心的战略处于收缩期；在欧洲以稳固北约、重启对俄

关系为中心的战略处于巩固期；美国恢复和加强其亚太影响的战略调整尤其引人注目，以应对中国崛起为中心的亚太战略正处于成型期。第二，日本政治在2010年孕育着新的动荡。民主党执政后推行的“亲美入亚”路线受到美国打压，菅直人团队对鸠山时期的外交政策作了大幅度调整，日本的外交格局再次出现“亲美疏中”的失衡状态。第三，俄罗斯积极调整对外政策，打造世界范围的“现代化联盟”，试图与欧洲国家建立“现代化伙伴关系”，与美国建立“创新合作战略伙伴关系”，与亚太和新兴市场国家建立“技术伙伴关系”。第四，德、法、英等欧洲大国在继续推进欧盟一体化进程中，也日益强化对外关系中的本国利益和本国立场，在对外关系中重视多元化，对欧盟一体化进程产生复杂影响。第五，巴西、印度、南非等国积极投入全球化进程，日益呈现出新兴大国从地区走向国际、实行多元化外交的新格局。特别是在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新兴大国不同程度地加快了通过机制化合作来共同应对外部压力、推进各自利益的步伐。“金砖国家”、12“基础四国”、“发展中五国”等合作机制成为当前全球多边舞台上的重要力量。

而大国关系合作与竞争的两重性同步上升的现象日益突出。一方面，包括金融危机、核不扩散、气候变化和能源安全等全球问题日益严峻，强化了主要大国之间相互依存的利益纽带，提高了大国合作应对的紧迫感。但另一方面，合作协调议题大多停留在口惠层面，实质性层面进展有限。与此同时，大国间围绕地区影响力、货币利益、贸易优势等重大问题展开的争夺日益明显，并有扩散到政治安全领域的趋势，相互视为威胁的可能性上升。

3.中国因素/中国问题日益成为影响当前国际关系、国际格局最活跃、最有影响力的变量之一。改革开放头三十年，中国大体解决了融入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的问题。随着中国发展速度和国际影响力的大幅提升，超出外界和中国自身的预期，中国与主要大国和周边地区之间重新定位和相互调试的矛盾又凸现出来，中国与国际社会其他成员之间围绕身份定位、利益结构、行为准则、责、权、利关系等都提前进入新一轮调整的敏感期和摩擦期。譬如当前亚太秩序正经历的二战后第三次重建就主要围绕着中国而展开，中国的战略和政策将成为影响该地区秩序建设的关键因素之一。

二、中国外交新形势下面临的三大新挑战

在今后的一个时期内，中国外交面临着空前机遇和空前挑战并存的局面，两者互动、转化的频率和可能性增强，从而对我们的战略规划、环境塑造以及机遇创造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换言之，中国外交正从以往以利用机遇为主向主动创造机遇为主转移，需要从“乘势”向“做势”转变。

第一，中国面临外部环境的挑战叠加、内外矛盾相互交织的复杂局面。一是传统问题和非传统问题的叠加，中国不但面临两岸统一、领土和海洋争夺等传统主权问题，同时还面临着非传统安全问题激增甚至向中国聚焦的压力。二是国内矛盾和国际矛盾的叠加，在面临国际压力的同时，国内矛盾多发而敏感，涉及各个领域，政治体制面临改革攻坚，经济结构需要调整转型，社会上的贫富差距日益拉大，军事上面临如何保卫和拓展国家利益的问题，文化上面临着如何确立核心价值观，等等。三是我周边环境的热点问题和我与大国战略关系矛盾的叠加，特别是美国从对我放软身段求合作向强化战略防范方向发展，战略重点东移；我周边重点次区域（东北亚、东南亚、

南亚、中亚）的许多国家面临国内政治、经济和社会体制转型以及新一轮力量组合，增加了地区的不确定性。

第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如何相互定位和相互调适的矛盾再度凸现。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开始从融入现存国际体系的适应、学习为主的阶段向改革、重塑、创制国际机制的混合阶段转变，而且随着中国影响力的持续上升，后者的比重将不断上升。这一过程容易在国际社会中被放大为所谓“全球问题中国化”的舆论效应，此外，它还容易加剧中国与全球和地区战略力量之间磨合调整的时间压力：原先可以更加从容调试的利益关系、相互认知被提前或被压缩，容易使关系调试因缺乏精细操作或误判而出现矛盾的累积、动荡。最后，随着中国实力的快速增长，继续坚持韬光养晦的难度也大大加大。

第三，进入新十年后，中国外交所面临的身份多重、参与主体多元、利益协调机制相对滞后的压力会持续上升。目前，中国对外战略的主动塑造意识仍然落后于我快速增长的国际影响的现实需要。一是中国面临的外交形势日趋复杂，越来越需要我增强制定全球战略的意识。二是中国内部存在一定程度的乐观主义、“示强”倾向，危机意识有所欠缺。三是中国外交仍处于被动应对居多，主动塑造不足。

三、如何适应外部环境新变化的几点思考

第一，把提升中国与世界关系重新调适和相互建构过程中的国际话语权能力建设置于突出地位。首先，在国内加强全球化、多极化背景下的中国“新兴发展中国家”定位、国家利益和国际责任问题的外交理论探讨，推动形成新时期我外交战略目标、理念传播、手段运用、机制建设等方面新的国内共识。其次，在国际层面上则要在维护中国“发展中国家”基本定位的前提下，主动把握“国际责任”的国际话语权。例如，在涉及中国根本利益的问题上应坚持原则，旗帜鲜明地捍卫主权、安全和发展权。在不涉中国直接利益的情况下，也不能置身事外，应积极提出有中国特色的解决方案，加大力度培育国内民间力量参与地区和全球问题的能力和机制建设，扩大中国的影响力，把解决国际冲突的能力作为培育强化大国意识的重要环节。

第二，多方位确立中国的大国外交战略。一是要从以往较单一的经济外交为主转向多元的政治、经济、安全、人文外交的同步努力，营造好中国与主要大国总体稳定、平衡及合作的关系。二是要通过在新一轮国际秩序重构中扩大中国与主要力量之间的利益交汇面，有效管控相互之间的利益分歧和矛盾，三是在周边地区安全架构重构过程中，加紧与美国探讨在亚太发展“包容性的安全框架”，努力破解今年以来“中美和亚太邻国”三边互动中与中国不利的地缘战略态势。

第三，升级地区战略，在新一轮亚太秩序的构建中发挥强有力的塑造和引导作用。例如，在安全领域，要坚持“以非传统促传统”的路径，加强和地区各国在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军事合作来促进和相关国家的国防和防卫合作，从而提高相互之间的战略互信水平。而在解决海洋、陆地等争端的时候，中国也要探索新的思路，有机结合中国长远利益和国际海洋权益的一般发展态势，把构建中国的海洋战略与中国的发展战略相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