努尔哈赤15世孙的艺术人生:从小生活在社会底层

2011年06月26日 09:39

来源：环球人物 作者：金业勤 李妤航

核心提示：几十年前，在北京天桥活跃着一位人称“小老黑儿”的艺人，很多老北京人知道他的外号，却叫不出他的本名，更鲜有人知晓他是努尔哈赤的15世孙这一特殊的出身。这位老先生叫金业勤，他为中国拿回过国际杂技比赛金牌，他练就的高超车技曾是新中国的“名片”。

年轻时代的金业勤（来源：资料图）

本文摘自：《环球人物》2011年5月26日，口述：金业勤，作者：李妤航，原题：《努尔哈赤15世孙的天桥故事》

几十年前，在北京天桥活跃着一位人称“小老黑儿”的艺人，很多老北京人知道他的外号，却叫不出他的本名，更鲜有人知晓他是努尔哈赤的15世孙这一特殊的出身。这位老先生叫金业勤，他为中国拿回过国际杂技比赛金牌，他练就的高超车技曾是新中国的“名片”。2011年4月23日，金业勤又在“首图讲坛·乡土课堂”开起讲座，讲述自己的天桥故事。

4月25日，在北京饭店后面的红霞公寓中，记者找到了金业勤老先生的住所。金老先生戴着金边眼镜，举止斯文，谈吐文雅，身上已再难觅江湖艺人的影子。虽然已是86岁高龄，老人依旧身板挺直，精神矍铄，用身轻体健来形容一点不为过。在采访过程中，金老手舞足蹈地讲述着他的经历，尽兴之处还时不时地比划一下当年的“武艺”。在天桥卖艺的艺人如今大多踪迹杳然，金业勤老先生如同一个活的资料库，从他身上可以看出民间杂耍艺人在这大半个世纪间的变化。他见证了北京城里发生的巨变，见证了老天桥的往事，也见证了昔日皇族后裔的命运起伏——

出身贵族，家道中落

我是满族人，本姓爱新觉罗。按族谱排下来，我属于努尔哈赤第二子和硕礼亲王代善的后代，是努尔哈赤的15世孙。清朝统治被推翻后，满族人受歧视，我的祖辈索性按照“爱新”的谐音将姓改为“金”。虽然是清朝的贵族，但是皇帝都没了，加之我父亲年少时遭遇不幸，所以我从小就生活在社会的底层，可以说完全脱离了封建贵族的生活。

我的爷爷龄祺是奉国将军，曾任辽宁盖州的守卫，在盖州生有一子一女，即我的父亲和姑姑。后来奶奶死在盖州，爷爷又续了弦，同时因病辞去了官职，带着家眷回到了北京，住在西城一个很大的宅子里。爷爷卧病在床期间，家里的大小事都由后奶奶掌管，但后奶奶性情暴烈，对父亲和姑姑百般虐待。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我姑姑被美国兵强奸后吓傻了，十几岁的姑娘大小便失禁，而后奶奶却在她的身子下边铺上炉灰，天天让她躺在炉灰上，姑姑长了褥疮，苍蝇在她身上生了蛆，每天痛得直叫。父亲看不下去，上前照管，反倒挨继母一顿毒打。父亲实在不堪忍受折磨，逃离了这个家庭，成了流浪儿。靠给富人家遛马和给小贩看白薯锅挣点儿小钱。不久，爷爷去世，作为金家唯一的儿子，父亲却只从继母手中分到了一处小房子。他把房产卖掉，在复兴门内的嘉祥里置了一所小院，自己又学会了修自行车，靠修车攒车耍手艺，维持生活。

1925年，我在嘉祥里出生。母亲姓廖，祖籍福建，原来是王府的使唤丫头。母亲虽家境贫穷，但温柔善良，老实本分。她生了9个孩子，只活了5个。那年头，穷人家的妇女生孩子没钱去医院，一般是请接生婆到家里接生，成活率很低。我是长子，下边活下来的是4个妹妹。我父亲没念过书，但他即使日子拮据也勒紧裤腰带供我念书。我在1931年考上了师大二附小，一直上到高小毕业。这点文化底子，在日后让我受益很多。

小时候的一件事我至今记忆深刻。上小学时，学校要求我们必须穿统一的浅蓝色校服。当时我特别担心家里没钱买校服，回到家中就对父亲说：“爸，学校让穿统一的校服呢！”父亲只是应承了一句：“知道了。”过了两天，我看见父亲拎回一块跟校服同样颜色的布，还借来一件校服。他在炕上比划着让母亲给做。母亲当时非常为难，就说：“我就会做中式的，哪会做学生的洋装呀？”父亲拿着借来的校服看看说：“裤子的腰收着点儿，前边你给钉几个扣，上衣你别给他打算盘疙瘩，给他锁上扣眼儿，钉上扣，领子前边也一样。”看到母亲面露难色，父亲说：“无论如何也得做好，下礼拜给孩子穿上。”入夜，我们都睡了，母亲一个人还在灯下一针一针地缝着，整整花了两天的工夫。但做成的校服看上去还是像中式裤褂的样子。父亲抄起剪刀愣是从衣服的肩膀把袖子给剪了下来，让母亲重新缝制。这件母亲亲手缝制的校服看上去与真正的校服虽然不完全一样，但父母的这份恩情却在我心里存了80个年头。

父亲对我管教严格但很少打骂，都是言传身教。拿抽烟喝酒来说，老北京耍手艺的人大都有这两样嗜好，我父亲以前也抽烟喝酒，但有了我以后，他一咬牙入了“理门”。早年间，“理门”是北京民间反对抽烟喝酒的一种组织。他自己不动烟酒，自然也以此来规戒我。我至今滴酒不沾与父亲的教育大有关系。

侯宝林教我“抖包袱”

“七七事变”爆发后，我刚刚高小（相当于小学六年级）毕业，父亲把我和妹妹都送到了天津，跟着当时有名的魔术大师陈亚楠学艺。那会儿师父教给了我很多本事，像钻圈、翻跟头之类的，但我还是更喜欢车技，师父看了我的身手后也觉得还不错，于是开始在这方面给我开些“小灶”，技法也就渐渐练出来，可以登台表演了。

在当时的天津，没有专门表演杂技的舞台和场地，所有的艺人都在杂耍园子表演。像侯宝林、马三立，当年我们都在一个园子演出。侯宝林先生常常教我如何在台上抖包袱，“上台得会说话呀，要捧前边的节目演得好，要说怎么带着小妹妹规规矩矩地、至至诚诚地给各位表演一段骑自行车的技术”。他还教给我说：“像练车练得好的人家那叫车术，我小孩儿在车上给您练几手。我可练不好，我这就不能算车术了，那叫什么呢？我这不叫树（术）就叫劈柴棍儿吧！待会儿您瞧，我这劈柴棍儿给您练练，您只管放心，我这劈柴棍可不扎人！还得仗着您赏脸捧场呢！”这些话一说，观众都笑。

侯宝林老先生还非常讲艺德，他总说：“甭管观众多少，都得一样卖力气，尤其是观众少的时候，更得卖力气，这是咱们的本分！”

1942年，由于天津的日子很难维持下去，我和两个妹妹回到北京在天桥“撂地”，也就是圈一块地作为卖艺的场所。这期间，我们靠耍车技卖艺为生，因为风吹日晒皮肤黝黑，我得了个外号“小老黑儿”。

我们当年卖艺的地方，紧挨着老天桥电车站转盘，对面是小桃园戏栅子，后面是天乐戏院，跟摔跤的宝三、耍狗熊的狗熊程、举刀拉弓的张宝忠等人的场子挨得挺近。过去，艺人们之间很讲义气。当时物价飞涨，艺人要想多挣点儿“包银”，往往一天要赶好几场。路途远的话，难免要误场。一般戏园子都贴着告示：误一场罚三天的包银。但艺人们很少有挨罚的时候。为什么呢？这是因为艺人们相互给托着呢。比方说，我正在台上演着，有人过来递话，我之后的那个演员还没进场呢，让我多演一会儿。我慢着点演，就能把后面演员耽误的时间找补回来。艺人们当中谁家出了事，大伙儿往往凑钱相助。

在天桥卖艺的艺人大体上分“清”、“浑”两类。演车技、拿大顶、耍坛子、驯狗熊、举刀拉弓等等，演的是实打实的功夫，属于“清买卖”一类。另一类“浑买卖”，演什么“手指钻砖”、“银枪刺喉”、“刀枪不入”等所谓的“硬气功”，行话叫“大腥”，就是弄虚作假的意思。“大腥”表演的大多是有“托”或用变戏法的手法，让人信以为真。俗话说，“三清不如一腥”，“清买卖”演上三回还不如“浑买卖”出场一回挣的钱多。不过，正直的艺人从来是“艺不言腥”的。

现代“特异功能”在骗人手法上与旧社会江湖艺人差不多，只不过用了一些时髦的词汇包装一下，唬人而已。比如，“气功师”表演“击石如粉”。他当着观众的面把碗摔碎，拣起一块碗渣子放在手中，然后“发功”，两只手掌合在一起，用力搓动，碗渣被搓成粉末。这也是戏法，行话叫“倒托”，即掉包。当“气功师”在拣碗渣时，已快速地将它换成加工过的墨鱼骨，看似碗渣，实际一揉就碎。

新中国第一代杂技人

新中国成立之后，民间艺人的生活状况渐渐发生变化。1950年，我和从各大城市招集而来的艺人一起，参加了文化部选拔新中国杂技团演员的汇考。我们兄妹表演的《车技》和其他总共15个节目一起，顺利通过了考试。

选拔出来的艺人在中南海为毛主席、周总理等领导人演出。演出之前，我们对于当天演出的观众是谁毫不知情。演出开始的时候，我们这些在后台的演员掀开台帘往下一看，毛主席、周总理、朱老总都在台下坐着，边看还边鼓掌。说真的，当时我们这些演员甭提多激动了。

演出之后，周总理问我们：“你们的节目是什么剧种？”大家的回答千奇百怪：有的说叫玩把戏的，有的说叫技术魔术，还有的说叫杂耍，打把式卖艺的。周总理想了一下，说：“就叫杂技吧。”现在大家都知道杂技是什么，但其实真正意义上的杂技，是周总理亲自命名的。

1950年10月20日，中华杂技团（即后来的中国杂技团）宣告成立。这是新中国诞生后的第一个国家杂技团。我和妹妹金汝勤、金淑勤以及中华杂技团的全体演员从此告别了卖艺生涯，成了国家演员。

中华杂技团的第一个任务就是赴苏联参加十月革命33周年的庆典演出，这是新中国派出的第一个出访的文艺演出团。我们的表演受到热烈欢迎，苏联还给我们拍了个纪录片。大阅兵时，我们都坐在贵宾席上，游行人群路过时，冲我们高呼“乌拉中国，乌拉毛泽东”。

回国后，列车刚到沈阳，我们又马上换上军装去朝鲜，我们是第一批入朝的前线慰问团。这次演出是冒着生命危险进行的。当时条件特殊，演出必须在夜间进行，时常是在月光下，有时点着汽灯。只要一发现敌机，马上熄灭一切灯火。

有一回，杂技团正点着汽灯表演《耍盘子》时，突然听到鸣枪警报，大伙儿赶紧把灯熄灭，顿时伸手不见五指，每个人紧急疏散，各自找隐蔽处。20分钟后，警报解除了，连忙把灯点上。这时，大家才发现那个表演《耍盘子》的演员用竹竿挑着四个盘子还在不停地耍呢！而他已是满脸汗珠。原来，那时演出用的是瓷盘子，他两手舞着四个盘子自己拿不下来，若一停住盘子就会掉下来摔碎。演员们冒着生命危险也要保住道具，这个场面让在场的志愿军战士都非常感动。

在赴朝慰问演出时，我们遭遇过美军飞机多次轰炸，曾在天津和我一同登过台的好友、著名相声演员常宝堃就牺牲在我身边。

活到老，学到老，自律到老

后来，我还随中国杂技团出访过20多个国家，在国内到过30多座城市，最远到过西藏。在上个世纪50年代末我创造出了“五人造型”特技。1992年北京杂技家协会和中国杂技团的同事们为我举办了从艺55年庆祝会，同年获得了杂技界的最高荣誉“百戏奖”。

原本我只是天桥上一个被人看不起的杂耍艺人，满清皇室后裔那点虚名我也从没放在心上，新中国让我开始了真正的人生和艺术生涯。我一直记着几十年前有位长者教育我的那句话：“人之恶我者不可不知也，我之恶人者不可得而知也。”意思是人家讨厌我的地方，我不能不知道，自己要注意；我讨厌人家的地方尽量别表现出来，这是一种礼貌，免得人家难为情。现在我老了，更要注意修为。一个人真是应该活到老，学到老，自律到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