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_文学场_看_发愤抒情_文学传统之形成

第２０卷第２期２００６年６月

北京教育学院学报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ＢＥＩＪＩＮＧＩＮＳＴＴＴＵＴＥＯＦ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Ｖｏｌ．２０Ｎｏ．２Ｊｕｎ．２００６

从看文学传统之形成＊“文学场”“发愤抒情”

吴

奇＊＊

４０００４７）

（重庆师范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重庆

摘要：布尔迪厄认为：知识分子是“统治阶级中被统治的一部分”，“文学场”在“权力场”中的这一位置决定了它具有其独特的运作逻辑。中国古代“发愤抒情”的文学传统肇端于屈原而形成于司马迁，其形成是“文学场”向“权力场”疏离的必然，这种疏离昭示了文学场“输者为赢”的运作逻辑。“楚辞”也被作为“发愤抒情”的范型而为后世接受。关键词：文学场；屈原；司马迁；发愤抒情；文学传统中图分类号：Ｉ０５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２２８Ｘ（２００６）０２－００２１－０４

惜诵以致愍兮，发愤以屈原《九章・惜诵》：“

［１］（Ｐ１２１）

当代学者多认为屈原所提出的“发抒情。”

逻辑

从场的角度思考就是从关系布尔迪厄说：“

［６］（Ｐ１４１）

的角度思考”人的本。按照马克思的说法，“

愤抒情”说乃是继承源远流长“诗言志”的《诗》学传统。如著名楚辞学者赵逵夫先生认为“他在‘诗

［２］

言志’的基础上，明确地提出了‘抒情’说”；顾［３］易生先生认为“他丰富了‘诗言志’的观念”（Ｐ２９９）

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

［７］（Ｐ５）

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那么，正如布尔

诗经》是重在言志的，《楚；张少康先生说：“《郭杰先生则更进一步认为“发愤抒情”是屈

迪厄所强调的那样，每一个社会行动者都无法摆脱“场”并必然要遵循“场”的逻辑。

布尔迪厄将文学作品与它们存在其中的社会世界概念化为“文学场”有着重要的意义。文学作品是对“文学场”的显示，“文学场”中的各种冲突和竞争力量在作品身上具象化。“文学场”的逻辑证明：作品的意义不可能仅由作者来决定，也不可能只是内在于作品之中。布氏明确指出：“艺术价值的生产者不是艺术家，而是作为信仰空间存在的生产场，信仰空间通过生产对艺术家创造能力的信仰，来生产作为偶像的

［８］（Ｐ２７６）艺术品的价值。”

辞》则是强调通过‘抒情’而达到‘言志’的目的。”

［４］（Ｐ９７）

原诗学的思想核心，并说其“直接继承了孔子所

［５］

的诗学理论观点。”凡此标举的‘（诗）可以怨’

种种，均将之归入《诗》的“言志”传统。

布尔迪厄认为：当我们在研究文学或艺术作品时，往往忽略对这些作品的创作者、其价值的创造者所处的“社会空间”进行思考，只是把这个“社会空间”理解为“社会环境”语境”或、“社会背景”等等来进行分析［６］（Ｐ７９）。这在布尔迪“

厄看来是远远不够的。我们从布尔迪厄的“文学场”理论来考察屈原的“发愤抒情”说可以发现，它与“诗言志”的文学传统并不具有明显的源流承继关系，而是在其特定的“文学场”中，作为一个独立的文学传统，对中国文学史产生着深远的影响。

场”既是“行动者争夺有价值的支配性资源“

［９］（Ｐ７３－

的场所”行动者争夺合法性的场所”，也是“。７４）

［６］（Ｐ８０）

所以，“文学场涉及权力，它也涉及资本”。

在社会世界中，掌握经济政治权力者与拥有丰富的精神成果和文化积累的知识分子都属于统治阶级，但在统治阶级内部，拥有更多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的权力支配阶层相对缺乏文化资本，而

一、布尔迪厄“文学场”理论的基本

＊收稿日期：２００６－０４－２０

吴奇（１９７８－＊＊作者简介：

），男，浙江建德人，重庆师范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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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教育学院学报

文学场中的知识分子秉承相当的文化资本却相对缺乏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布尔迪厄精辟地指出：“艺术家和作家，或更笼统地说，知识分子其

［６］（Ｐ８５）实是统治阶级中被统治的一部分。”

［１５］（Ｐ２）

各诸侯国的统治者虽然掌握政统（经济资本

和社会资本）但却缺乏道统（文化资本）。他们不对知识有垄断权，不是知识的占有者，弑君篡国或对外扩张需要找到合法理由，统治者迫切需要掌握文化资本的“士”为他们寻找政权的合法性，诸子蜂起，皆务为治的局面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出现的。

屈原曾是战国中后期楚国权力中心的政治家，“惜往日之曾信兮，受命诏以昭诗。奉先功以照下兮，明法度之嫌疑。国富强而法立兮，属贞臣

［１］（Ｐ１４９－而日娭。秘密事之载心兮，虽过失犹弗治。”１５０）

文学场在权力场中的这一尴尬位置决定着存在于其中的行动者即知识分子总是“采取模棱

［６］（Ｐ８６）两可的立场”，我们不难发现：文学场属于权

力场中被统治的部分这一位置使得文学场中的行动者（知识分子）在进行文化认同时，往往会受到这一处境的影响，而这种影响又往往会投射到文学生产实践中。布尔迪厄敏锐地看到：文学场的逻辑往往遵循着“输者为赢”的逻辑［８］（Ｐ９８），即：文学场越是坚持独立法则，越是倾向与将社会空间等级结构的原则颠倒或悬置起来，则产生于这一场域中的作品的价值往往也就越大。所谓“国家不幸诗家幸”，正是如此。

但是，君王的昏庸无道、佞臣的嫉妒倾轧使他

的“美政”理想和政治抱负付诸东流。人生道路的逆折使他猝不及防，“登高吾不说兮，入下吾不

［１］（Ｐ１４９）

能”，他的哀怨和愤懑不得不寻找宣泄的途

径，“惜诵以致愍兮，发愤以抒情。”应该说，屈原之“愤”并不能简单理解为与权力场决裂的“恨”，一方面，知识分子身份及其在文学场中的特殊位置使屈原的“批判”立场鲜明但又有适度的节制；另一方面，作为屈原个人的生命体验随着其生存境遇的变化而有着一个发展的过程。

屈原的作品表明，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尽管他对朝廷中群小结党、忠贤不用的现实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批判，但他并没有对君王彻底绝望。他“结

［１］（Ｐ１３７）微情以陈辞兮，矫以遗夫美人”离骚》上称，《“

二、“文学场”与“发愤抒情”文学传

统的形成

根据“文学场”的逻辑，由屈原的作品为代表的“楚辞”所开创的“发愤抒情”文学传统到汉代得以最终形成便极具范型意义。

在经过周公神道设教、制礼作乐的文化洗礼人”的位之后，先秦文学中的批判意识就突显出“

［１０］

置，所谓“惟天地万物父母，惟人万物之灵”（Ｐ１８０）

帝喾，下道齐桓，中述汤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广

［１４］（Ｐ２４８２）

崇，治乱之条贯，靡不毕见”其目的正是希望

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召公谏厉王：“

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矇诵，百工谏，庶人传语，近臣尽规，亲戚补察，瞽史教诲，耆

［１１］（Ｐ１１－

艾修之，而后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１２）

剖白自己的耿耿忠心并借历史兴亡的教训来规箴和劝谏君王。但是，“荃不察余之中情兮，反信谗而

［１］（Ｐ９）［１］（Ｐ１０）齌怒”初既与余成言兮，后悔遁而有他”、“，

春秋之前，人们就已经认识到：人已不需要借

灵修浩荡，不察民心。在遭谗放逐，游离权力中心多年以后，屈原彻底绝望，在生命尽头方喊出了

［１］（Ｐ１５０）卒没身而绝名兮，惜壅君之不昭”不毕辞而“、“［１］（Ｐ１５３）

的激愤之词。赴渊兮，惜壅君之不识”

天”或“神”的名义来监督统治者，而是直接立言“

以行使对君王规箴甚至批判的权力。春秋以来，礼崩乐坏，“大师挚适齐，亚饭干适楚，三饭缭适蔡，四饭缺适秦。鼓方叔入于河，播鼗武入于汉，

［１２］（Ｐ１２８７）

少师阳、击磬襄入于海。”孔子感叹“天子［１３］（Ｐ１３８９）失官，学在四夷”，曾经完全附属于权力场

我们考察屈原的人生轨迹可以很清楚地发现：屈原独特的结构性生存困境使他在文学场中离权力场越来越远，最终在权力场内部的位置竞争中完全败下阵来；但是在文学场内部，“输者为赢”的逻辑却使他在被后世的接受过程中不断受到尊崇。我们可以对比与之相去不远的宋玉，虽然

［１］（Ｐ１８３）

宋玉也曾喟叹“贫士失职而志不平”终，但其“［１４］（Ｐ２４９１）莫敢直谏”九，成为了统治阶级的忠实臣仆。《［１］（Ｐ１９２）辨》云：“窃慕诗人之遗风兮，愿托志乎素餐”，

的礼乐文化官员成了国家政治机器的抛洒物。王纲解纽、道统———即文化资本下移，产生了一批兼负社会良心和知识载体的一群人—尤其——士。

［１４］

是孔子，作《春秋》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Ｐ３２９７）

，展开批判和监督的权力。

战国时代，“道德大废，上下失序”捐礼让、“

而贵战争，弃仁义而用诈谲，苟以取强而已矣。”

他最终走上的是温柔敦厚的“诗教”之途。两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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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奇：从“文学场”看“发愤抒情”文学传统之形成

照，他们在文学场中的位置的差异、在后世知识分子心目中地位之不同，实为历史的必然。

如果说在屈原那里，“发愤抒情”只是他对自己创作实践的感性体验的话，那么到了汉代，汉人层出不穷的吊屈拟骚之作，使“发愤抒情”呈现出了千姿百态的文本镜像；同时，如刘安、司马迁、扬雄、班固、王逸等一大批楚辞专家纷纷评屈注骚，又使“发愤抒情”在更高的层次上走向了理论自觉。并且我们还注意到：汉代“楚辞”创作实践与批评实践，无不涵摄于其时特定的文学场之中。

汉初贾谊被贬赴湘，为赋吊屈，百载以下的邂逅并没有使贾谊深刻地理解屈原，“瞝九州而

［１４］（Ｐ２４９４）

贾谊对屈原独立相君兮，何必怀此都也？”

［１４］（Ｐ３３１９）

史记》要，其在权力场中的位置决定了他著《

［１７］（Ｐ２６９）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最“

初动机同样是为统治者的道统建设服务。徐复观先生就认为，司马迁之所谓“天”更多的是指大一统的专制皇帝，而他希望像古代史官那样对人间，特别是对古往今来的统治者作善恶审判以树立政治、社会、人生行为的义法。［１８］（Ｐ２０１）

然而，历史的必然性中总是充满了偶然性，曾经“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才力，务一心营职，以求

［１７］（Ｐ２６７）亲媚于主上”的司马迁横遭“李陵之祸”，使

他对权力场中自己的位置有了深刻的反思，并毅然地向权力场的核心疏离而向文学场的核心回归。这一与屈原的类似经历使他无法遏抑对屈原的多蹇命运的同情，章学诚曾言：“人知《离骚》为词赋之祖矣，司马迁读之而悲其志，是贤人之知贤人也。夫不具司马迁之志而欲知屈原之志，……

［１９］（Ｐ１５７）则几乎罔矣”司马迁与屈原的共鸣比起贾。

不迁、深固难徙的爱国精神颇有微词；而作于长沙的《鵩鸟赋》虽抒发自己怀才不遇的郁悒心绪，但多以老庄齐死生、等祸福的消极思想来自我排国风》好色而遣。刘安奉诏上《离骚传》，定下了“《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

［１４］（Ｐ２４８２）

矣”的基调，将“楚辞”的“发愤抒情”纳入

谊、刘安之辈，的确显得更深沉。

司马迁说：“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沈渊，未尝

［１４］（Ｐ２５０３）

这个“志”并非简单不垂涕，想见其为人。”

温柔敦厚”怨而不怒”的《诗》教轨道。尽管他“、“给了屈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的极高评价，但依经立义”必然使他不能对屈原正确地理解。“

从某种意义上说，司马迁的楚辞研究成果，是“发愤抒情”的文学传统得以最终形成的标志。

秦统一后，政统与道统为统治者垄断，“士”已经没有了知识的垄断权，“焚书坑儒”更是对

［１６］（Ｐ３１７）

秦士”毁灭性的打击，所以“政无膏润”，““

［１６］（Ｐ９６）

世不文”。秦末，政权的合法性遭到怀疑和

离骚》评论时指出：“屈的所谓“诗言志”，他在对《平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离骚者，犹离忧也。……屈平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信而见疑，忠而被谤，其君，谗人间之，可谓穷矣。

［１４］（Ｐ２４８２）

能无怨乎？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

司马迁对屈原在文学场中的位置有着非常正确的判断。他指出，屈原有感于君王昏庸、小人当道、疾贤妒能、忠臣遭放，心中一腔愤郁不平之气发而为《离骚》之作。这样的“志”与孔子崇尚的诗》之《关雎》所谓“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中和《

之美是完全不同的，亦与汉儒所建构的所谓“温柔敦厚”诗学观迥异。

他所揭示的《离骚》盖自怨生”这一点在其“史记太史公自序》中有了相当的理论进步：“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蔡，作《春秋》；孔子厄陈、；屈原放逐，著《离骚》国语》；左丘失明，厥有《；孙子膑脚，而论《兵法》吕览》；不韦迁蜀，世传《；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

［１４］（Ｐ３３００）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在权力场中，知

颠覆，陈涉起义，鲁诸儒持孔氏之礼器往归，孔子后裔孔甲还被立为博士，但其还未来得及考虑道统问题就失败了；最后的胜利者刘邦，在汉初虽用叔孙通、陆贾等儒生展开对道统的阐释工作，但平异姓藩王，抵御匈奴进犯，接二连三，迫在眉睫，对道统的阐释并不是其工作的重心；吕后专政，寡谈道统；文、景休生养息，不必深思道统；所以最终全面阐述政权合法性的“道统”问题就历史性地摆在汉武帝面前。元光元年“诏贤良”汉（《策贤良三制”汉书・董仲舒书・武帝纪》）、“（《传》元光五年“策贤良制”汉书公孙弘传》）、（《・），以汉武帝为核心的权力场展开了它的全面运作，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大一统”的专，正是他“制政治认为自己所找到的“道统”。

司马迁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人和参与者，“罔罗天下放失旧闻，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

识分子“受统治阶级所统治”的位置决定了他不可能永远“通统治者之道、达统治者之意”。在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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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迁看来，著述，正是知识分子“达己意、通己道”的途径。完成鸿篇巨制以成就名山事业、彪炳史册，亦是知识分子为实现自己的理想而坚持不懈奋斗的方式。“退而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所以隐忍苟活，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陋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

［１７］（Ｐ２６９）世也。史记》的创作几乎成为他宫刑之后”《

场疏离而回归于文学场。屈原所抒发的个体的深广忧愤，千载以下的文学家与之深深共鸣，这正是“发愤抒情”文学传统之形成最重要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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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一的精神支柱绝非偶然。

司马迁甚至还把“诗》三百篇”纳入由“楚辞”《肇端的“发愤”传统，在《诗》逐渐被纳入官方意识形态建构的历史过程中，按文学场的逻辑、策略与权力场展开坚决的斗争，正如前人所指出的那样，这表现了他极大的批判现实的精神。诚如布尔迪厄所言：“文化生产者拥有一种特殊的权力，拥有表现事物并使人相信这些表现的相应的象征性权

［６］（Ｐ８７）

力。”司马迁超拔于其同时代的知识分子行使

发了这一“特殊的权力”，绵延于后世两千多年的“愤抒情”的文学传统最终得以形成。

三、结语

孔子所说的“诗无邪”到汉儒那里成了“经夫

［１０］（Ｐ２７０）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发、“［１０］（Ｐ２７２）乎情，止乎礼义”诗言志”的文，中国古代“

学传统始终为其牢牢统摄，文学场完全倒向了权发愤抒情”文学传统力场；但是，肇端于屈原的“

却彰显着文学场独特的“输者为赢”的运作逻辑。我们认为：以屈原的作品为代表的“楚辞”被后世接受并成为“发愤抒情”的范型，正离不开其所在的特定文学场中各种力量错综纠结的复杂斗争，这种斗争的结果客观上昭示了知识分子向权力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ｔｈ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Ｌｉｔｅｒａｒｙ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ｄＬｙｒｉｃｓ”ｆｒｏｍｔｈｅ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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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景瑞）２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