壮志未酬的变法皇帝

　　“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光绪变法，有雄心而无善策，很多事情操之过急。倘若能缓缓推进，在时间上熬死慈禧，结局也许会不一样。然而，历史没在如果。

　　公元1898年，岁在戊戌。初夏的紫禁城，在丽日蓝天的映照下，分外金碧辉煌。年仅27岁的光绪皇帝受时势所感召，力排众议，锐志更张，毅然决然颁发《明定国是》诏，正式向中外宣布，变法维新，救亡图存，是为“戊戌变法”。然而，由初夏至仲秋的一百零三天，光绪帝的变法维新也如同时令的更替一样，终没有逃脱由艳阳天转为阴霾天的历史宿命，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发动政变，几乎将所有新政一概废除，光绪被幽禁于瀛台，饮恨泣血，赍(音机)志而殁。

　　亲政傀儡

　　1875年1月12日(甲戌年12月初五)，十九岁的同治皇帝因纵欲过度，浸染梅毒而死于养心殿。依据清廷的惯例，同治死后无子，应在其晚辈中遴选一人，为同治立嗣以接替皇位。这样，慈禧便会成为“虽尊而疏”的太皇太后，再也不能弄权擅政，干预朝事，这是她万万不愿发生的。于是，她一不做、二不休，索性“狂国法，犯舆论”，将醇亲王奕�的年仅四岁的儿子爱新觉罗・载�抱入宫中，入继大统，是为光绪皇帝。

　　载�是慈禧的亲侄，他的生母与慈禧是同胞骨肉。这样，慈禧又能以太后的身份，稳当当地坐在金銮殿的珠帘后面，牢靠靠地掌握着王朝的权柄。

　　小皇帝入宫的第二年，便由慈禧安排在毓庆宫读书，直至1897年。他的汉学老师是翁同稣与夏同善，尤其是翁同稣，任帝师的时间最长，与光绪朝夕相处，如影随形，对小皇帝的思想发展进程影响极大。除却《四书》《五经》等纲常名教外，翁同稣还针对小皇帝的好奇心和求知欲，有意安排有关中外史地和时论方面的课程。如：魏源《圣武记》《海国图志》，冯桂芬《校�庐抗议》等。课余之暇，他也没有忘记“启沃圣心”，给小皇帝阅读《时事新论》《普法战纪》以及《万国公报》等西学书报。

　　慈禧对小皇帝有着严格的规定和限制，而交给翁同稣等帝师的任务则是：“宜涵育德性，俾一言一动，胥出于正，以为典学之本。”她一再传谕翁同稣，要他格外侧重于孝的教育，想以孝道的思想，将小皇帝训化得服服帖帖。每天，小皇帝都要给慈禧请安，跪安之时，不命之起，不敢起身，稍不如意，便罚令长跪。年幼时，光绪多少得到过慈禧的呵护。可是，到年少时，她便对光绪洗垢求瘢，施以威严，使小皇帝从小便对她滋生畏惧之心。如梁启超《戊戌政变记》所说：

　　“西后待皇上无不疾声厉色，少年时每日呵斥之声不绝，稍不如意，常加鞭挞，或罚令长跪，故积威既久，皇上见西后如对狮虎，战战兢兢，因此胆为之破，至今每闻锣鼓之声，或闻吆喝之声，或闻雷辄变色云。”

　　1886年，光绪皇帝已经十五岁了，他的读书生活也已经整整十个春秋。慈禧在立载�为帝时，曾向中外宣谕：“一俟嗣皇帝典学有成，即行归政。”现在，兑现诺言的时候到了。这年7月上旬，慈禧颁布懿旨宣称，准备让光绪帝“亲政”。时隔不多日，她又颁发懿旨说，皇帝初亲大政，难以决策妥帖周全，加之朝廷大臣一再恳请挽留，所以，才“勉允所请，于皇帝亲政后，再行训政数年”。明明是野心勃勃，垂涎皇权，却偏偏要装出无可奈何，身不由己的样子，慈禧真会政治作秀，堪称大腕明星。

　　1889年3月4日，在太和殿举行光绪亲政大典，慈禧也搬进颐和园，似乎真的要颐养天年了。光绪总算缓了一口气，有了一定的议政和决策的空间。但是，正如英国作者濮兰德在《慈禧外纪》中所说，她在“表面上虽不预闻国政，实则未尝一日离去大权；身虽在颐和园，而精神实贯注于紫禁城也。”而更让光绪胆寒的是，慈禧通过其心腹、党羽，严密地监视他的一言一行，这些人视光绪为“虚器”。慈禧这样做的用意是不言而喻的，那就是提醒光绪，他们之间的角色并没有转换，光绪永远是傀儡，而她才是大清帝国的掌门人。

　　冷眼向洋

　　甲午战败后，1895年4月17日，李鸿章和日方全权代表伊藤博文草签丧权辱国的中日《马关条约》。当光绪看到写有割地、赔款内容的条约时，心中满怀羞辱之感，拒绝签署用宝(盖皇帝玉玺)。这时，清廷内部一派主张废约、迁都、再战；一派主张尽快用宝，批准条约。光绪也失去主见，只得向慈禧请示，狡猾的慈禧降心已定，坚决反对迁都、再战的动议，而将所谓“和战之局”的权力交于光绪。显然，她已将光绪逼入批约、投降的死胡同了。易顺鼎在《盾墨拾余》中，这样记述光绪批约时痛苦的情景：

　　“5月2日(四月初八)，‘四小枢’(指奕新、奕�、孙毓汶、徐用仪)之上(光绪帝)，合词请批准。上犹迟疑，问各国回电可稍候否?济宁(孙毓汶)坚以刀不可恃为词，恭邸(奕新)无语，乃议定。众枢在直立候，上绕殿急步约时许，乃顿足流涕，奋笔书之……初九日(5月3日)和约用宝。”

　　在走过一段恶梦般的经历后，光绪开始反思，为何堂堂华夏大国竟被一个“弹丸岛国”打得一败涂地，蒙受奇耻大辱?青春正富的光绪怎么也咽不下这口气。他急切要求“上下一心，图自强而弭祸患”，油然而生救亡图存、变法维新的责任心和意志力。恽毓鼎在《崇陵传信录》中说：“甲午辽东丧师，上(光绪帝)愤外难日迫，国势阽危，锐欲革新庶政致富强。”这期间，在华的外国人也评论说，甲午战败以后，光绪帝“对于他的国家之被击败于日本之手感到耻辱，亟于要采用一切维新的政策，以期这种耻辱不再发生”。

　　1898年2月，他通过翁同稣向张元济索取黄遵宪的《日本国志》，详加阅览。这是一部详细介绍日本明治维新前后政治、经济、军事及社会风俗等情况的书籍。光绪读完这部书后，深受启发，意犹未尽。又通过翁同稣，催索康有为新作《日本明治变政考》《俄罗斯大彼得变政记》，还有《泰西新史揽要》《列国变通兴盛记》等书。在这些书中，他特别看重《日本明治变政考》，效法日本进行革新图强的崭新思维，已如春潮翻卷而涌动于胸。

　　《马关条约》签订后，康有为、梁启超等策动会试的举子公车上书。后来，康有为等又多次上书，提出维新变法的迫切要求。可是，由于顽固派官僚的从中作梗，光绪一直没有看到这些文书。只是由于翁同�的居间传介，才引起光绪对康有为等及上书的重视。1895年7月，他终于看到康有为的《上清帝第四书》，深受启迪和鼓舞。1897年冬，正当德国侵占胶州湾时，康有为又进呈《上清帝第五书》。书中所言亡国之祸已迫在眼前。

　　光绪赞不绝口：“非忠肝义胆，不顾生死之人，安敢以此直言陈于朕前乎!”立即“命总署诸臣，自后康有为如有条陈，即日呈递，无许阻格”。光绪给自己打通了一条与维新派公开联系的通道，自然也就加速了变法维新运动的进程。

　　1898年4月，康有为等人在北京成立保国会，明确提出：“保国、保种、保教”的口号，意在推动变法维新运动，顽固派官僚纷纷跳

出来横加指责。处此紧急关头，光绪旗帜鲜明，针锋相对地指出：“会为保国，岂不甚善!”严厉驳斥顽固派的“弹劾”奏折，公开支持康有为和“保国会”。

　　是年春、夏之际，变法救亡已是“附之者日众”，形成席卷全国之势。光绪拿出从未有过的勇气，公开向慈禧摊牌要权，“太后若仍不给我事权，我愿退让此位，不甘作亡国之君”。慈禧控制清廷已三十多年，贪权如命，怎甘心放弃手中的权柄。然而，在权衡全国的形势时，她已经清楚地看到，救亡图存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况且，光绪的人气和声望，早已盖过了她。所以，在冷静之后，她不得不表示：“皇上欲办事，太后不阻也。”同时，私下里又对庆亲王奕勖说：“由他去办，俟办不出模样再说。”隐藏着一副秋后算账的嘴脸。

　　明定国是

　　1898年6月11日，年青的皇帝颁布《明定国是》诏，布告天下，实行变法图强。

　　从6月11日下《明定国是》诏，到9月21日慈禧重新“训政”，宣布变法维新为非法，其间的一百零三天，光绪颁布的各种诏令，计一百八十条左右，每天都有诏令颁发。9月12日的一天中，他竟颁发十一条维新谕旨，可见他“深观时变，力图自强”的急切心情。8月底以前的诏令中，大多涉及经济、军事和文教领域。在经济和军事方面，着重体现自强运动的深度。国家要大力促进农、工、商业，要成立农工商总局，各省设立分局；设立矿务铁路总局；制订奖励技术发明的章程；在北京和其他商业中心设立邮政局；按月上报预算，使政府财政合理化；训练现代化的陆、海军，组织保甲和团练等。

　　接着，光绪开始改革政府机构，中央政府的一些衙门和几个地方衙门被宣布废除。9月初，光绪又下令黜退礼部的两名尚书和四名侍郎。同时，将具有变法倾向的青年学者杨锐、林旭、刘光第和谭嗣同提升到军机处任章京，参预审议和革新政策。

　　在“考证政治得失”的情况下，光绪倡导各地设立商会、农会和蚕桑公院等群众性团体；鼓励“士民”上书言事；出版各种报刊，“胪陈利弊，开广见闻”，给人民以一定的结社和言论自由；整顿吏治，改革民政，采取与民休息的政策等等。

　　晚清以来，李鸿章、张之洞的洋务运动，也曾经标新立异，独步一时。然而，与变法派新运动相比，它所缺乏的正是广泛性和彻底性。而光绪的变法维新，不仅是制度性的调整，有的甚至是局部性的颠覆，如裁撤绿营兵，废弃驿站，尤其是取缔八旗人的寄生制度等，其凌厉之势，锋芒所指便是绵延二百多年的“祖制”，这更是洋务运动望尘莫及，不能同日而语的。

　　在推行新政的过程中，光绪提醒国人，要“讲求工艺，设厂制造，始足以保我利权”，以防止“利权外溢”。他一再申明，在发展商务开拓商埠时，要“详定节目，不准划作租界，以均利益，而保事权”。由此可见，他的变法维新的立足点和出发点，都是为了“以强中国”。

　　在变法维新的路途走向上，光绪不可能指出资本主义的路标，然而，却催生出积极的润滑剂，给挣扎中的中国资本主义以新的推动，以产生不可估量的社会变革的力量。这是幅空前壮观的近代化蓝图，因而获得举国士民的欣赏和欢迎。据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所存《戊戌变法档案史料》反映，当变法“诏书每下，薄海有识之士，皆感激零涕，私相劝奋”。应该说，变法维新有着一定的社会基础，象征着时代发展的大趋势。

　　变法夭折

　　早在变法之初，慈禧就给光绪定下基本原则，那就是不能违背所谓“祖制”。在她看来，封建的专制体统是祖宗所遗，其“尽善尽美”，是任何人不可染指和改动的。变法的初始阶段，还没有触及到体制的深层内容，动静也不是那么惊人，她也就没十分在意，整日还是听戏游园，优哉游哉。

　　到了9月，变法进入攻坚阶段，光绪罢免礼部六堂官，矛头所指居然是慈禧的班底，并且启用维新人士，鼓励臣民上书言事，这可是清廷开朝以来闻所未闻的事情，慈禧感到阵脚将乱，“家法”已受到挑战，她是再也坐不住了。

　　以礼部尚书怀塔布为中心的六堂官，对光绪的纳谏求言的主张，百般阻挠，从中设置重重障碍。礼部官员王照根据日本变法图强的经历，具折请光绪到日本等国游历，可谓开了“人所不敢开之口”。怀塔布等礼部六堂官将王照的具折死死扣压，不予代呈。光绪知道后，立即明确颁出上谕：“怀塔布等，均著交部议处。”随即又将怀塔布、许应骥等六堂官，“均著即行革职”。并再次肯定了“士民”上书言事的允诺。

　　光绪的手脚确实麻利，可是，却如虎口拔牙，触到慈禧为首的顽固派的要害处。9月6日，当光绪来颐和园向慈禧问安时，慈禧便一脸的不高兴，训责道：“九列重臣，非有大故，不可弃；今以远间亲、新间旧，徇一人(指康有为)而乱家法，祖宗其谓我何?”光绪当即回应道：“祖宗而在今日，其法必不若是；儿宁忍祖宗之法，不忍弃祖宗之民，失祖宗之地，为天下后世笑也。”

　　这时，怀塔布又通过其妻侍奉慈禧“宴游”之便，哭诉“尽除满人”等“乱家法”的事情，这种鼓噪恰迎合了慈禧的心理。慈禧立即召见怀塔布予以详询，表现出明显的倾向性态度。怀塔布有恃无恐，与内务府大臣立山及御史杨崇伊等勾结串联，并与手握兵权的慈禧的心腹荣禄密谋，预定10月底慈禧与光绪天津阅兵时，举行政变，废黜光绪。

　　形势已是剑拨弩张，一触即发，光绪也已预知到时局的严重性，急欲寻找握有兵权的大臣的支持。维新派首先想到正在天津小站训练“新建陆军”的袁世凯，让他于阅兵时举兵击杀荣禄，救光绪脱险。袁世凯表面喏喏连声，可是，背地里却向荣禄告密，出卖维新派。9月21日凌晨，慈禧由颐和园赶回紫禁城，怒气冲冲地直人光绪寝宫，拿走一切文件，将光绪幽禁于中南海瀛台。并假光绪的名义，发布吁请太后训政的诏书。慈禧又一次临朝训政。随即捕杀谭嗣同、林旭、杨锐、杨深秀、刘光第、康广仁等，通缉康有为、梁启超，罢免维新派官员陈宝箴、江标、黄遵宪等数十人。光绪所推新政，除京师大学堂外，全部废除。

　　赍(音机)志而殁

　　慈禧发动政变的当天，便连续对光绪进行训斥。她几乎咆哮着申斥光绪：“亡国败家”、“不足以承大业”、“变乱祖法”等。9月23日，在所谓“百官恭贺训政”的仪式之后，便借口光绪不敢认罪，而将光绪押解到瀛台的涵元殿，并下令撤除瀛台与岸上连接的唯一通道板桥，命李莲英选亲信太监二十人轮番监管。光绪被完全囚禁起来，成为一个不带枷锁的囚徒。

　　1900年1月24日，慈禧立端王载漪之子溥�为大阿哥(即皇储)，准备废黜光绪。消息传出后，舆论哗然，上海、湖北等地的绅商士庶发出电文，表示不满，甚至派出代表亲赴北京“拼命力争”。海外华侨也无比义愤，电达总理衙门，“谏阻此事”。与此同时，英、日、美等国驻华公使，出于维护其在华利益的需要，也相继出面干预，各国兵船由上海北驶，给慈禧施加压力。光绪的徒有其名的皇冠终算保了下来，可是，其孤寂难耐的

处境，并未因此而有丝毫的改变。

　　恰在此时，风靡华北的义和团运动，提出“扶清灭洋”的口号。6月17日，八国联军攻陷大沽炮台。义和团也在此时高举“灭洋”的旗帜，节节向京津推进。载漪竭力怂恿慈禧支持义和团与洋人对峙，以达到他在国家的变局之中，抢先让自己的儿子溥�继承皇位的卑劣的阴谋。他甚至伪造所谓“外交团照会”：“请太后归政，废大阿哥。”慈禧这才被惹火了，拍着案几吼道：“彼族竟敢干预我家事，此能忍，孰不能忍!外人无理至此，予誓必报之。”

　　在御前会议上，作为陪衬的光绪虽然已经失却话语权，但是，对于慈禧意气用事，将国家命运置为赌注和儿戏的做法，仍不畏强权，提出不同的意见。当他看到慈禧不计后果，为“快其私愤”，悍然宣战时，便以极其悲痛的心情对廷臣说：“可惜十八省数万万之生灵，将遭涂炭!”7月14日，西方列强攻陷天津，隔一个月，便攻入北京。慈禧完全成为一个输光了的赌徒，不得不准备卷铺盖走人，开始清帝国奠基以来从未有过的王朝流亡生涯。

　　临走前，慈禧竟然失人性，命其爪牙将已囚禁两年的珍妃投入宁寿宫外的井中。珍妃罹难时，年仅二十四岁。慈禧如此憎恨珍妃，说穿了，是因为珍妃对于光绪的变法，有着思想情感的共鸣。据珍妃的侄女唐海�回忆：“1898年，珍妃支持戊戌变法，她常通过我父亲把宫中一些密事告知维新党人。”光绪得此噩耗，泣不成声，悲愤至极。

　　1901年9月7日，奕勖、李鸿章受慈禧之命，与十一国列强签订出卖国家和民族权益的《辛丑条约》。在凄风苦雨的逃亡之旅中，光绪郁郁寡欢，每到一地，最爱在纸上画一乌龟，龟背上书写袁世凯的名字，然后，再将它贴在墙壁上，用弹弓射之；或干脆从墙壁上撕下，用剪刀绞碎，撒向空中。

　　再回到京城，光绪的处境虽然凄惘，然而，他并没就此颓废，而是抓紧时间读书学习，并挤出时间学习英文。光绪痴心不改，仍憧憬着重操朝政，继续维新变法的路径。这是他黯淡郁闷的心境中，唯一能唤起的希望的光泽。他曾对慈禧的贴身女官德龄说：

　　“我没有机会把我的意思宣布于外，或有所作为，所以外间都不大知道我，我不过是替人作样子的。以后再有外人问你，只告诉他我现在所处地位的实在情形。我有意振兴中国，但你知道我不能作主，不能如我的愿。”

　　1908年11月14日，光绪在凄凉而又多病的呻吟之中，走完自己短暂的三十七年的生命路途。一个有着宏大抱负的皇帝，竟如此悄无声息地赍志而殁，抱恨终天。

　　责任编辑：翁泽红